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海棠花正红，垂首思伟人，每当提起周恩来这个光荣、不朽的名字，人们无不充满温暖、敬意和自豪。他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人民幸福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广大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对周恩来最真挚的感情和无尽的怀念。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和上海新四军研究会联合举办“周恩来与新四军”学术研讨会，就是缅怀这位世界伟人，颂扬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伟大精神。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42个年头了，他身后没有子女，没有财产，甚至连骨灰都没有留存。可他留给我们的是，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人民心中的不朽丰碑，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催人奋进的人格力量。这面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旗帜，感召和激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砥砺前行。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铭记周恩来的卓著功勋，传承他的精神遗产，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从青少年时代就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13岁上学时，老师问同学们为何而读书，周恩来郑重地说要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认定“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投身革命后，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共产主义理想作为终身追求，誓言“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为了理想信念，他把生死置之度外。1928年5月周恩来化装成一个古董商和邓颖超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在由上海乘船去大连途中遭到日本特务跟踪并被带到警局盘查，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回答，摆脱纠缠，但特务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在跟踪查问，再次被周恩来甩脱。后来李立三知道周恩来夫妇两度遇险，惊出一身冷汗。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他临危不惧，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地保卫党中央机关，领导中央特科收集情报，惩处叛徒，保护党的大批领导骨干，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认为国共两党可能决裂，两次发急电要求周恩来撤离重庆。周恩来冷静沉着，与大家商量后决定，为了政治上的反攻，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他在致中共中央电报中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即使捕杀被扣，毫无所惧”，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
为了理想信念，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绝不动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处在血雨腥风之中，面对敌人的屠刀，周恩来毫无畏惧，领导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红军长征历经千难万险，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肝脓疡发作，连续高烧40度不退，6天没有吃东西，多次昏迷不醒，他硬是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终于到达了陕北。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为了理想信念，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事业和为人民谋幸福上。新中国建立后他担任总理26年，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党内到党外，从内政到外交，凡是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解决，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像春蚕一样将自己的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献给祖国和人民。直到弥留之际，他还在吟唱《国際歌》，“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铮铮誓言伴随他走向生命的终点。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今天，我们正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抚今追昔，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他那种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如磐石的坚定意志，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执着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像周恩来那样对理想的追求始终如一、永不懈怠，才能以实际行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努力奋进。
作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始终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他坚持团结统一。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对毛泽东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充分肯定，并加以推广，当红四军内部思想上对党与军队关系出现分歧、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时，他对到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说：把毛泽东请回来，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并在九月来信中详细阐释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支持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左”的临时中央的排斥，尽管大家推荐他当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他强调毛泽东的经验和长处，坚持重新任命毛泽东为总政委。
他忠诚拥戴核心。长征途中，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主张，使中央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为遵义会议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遵义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坚决支持者，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遵义会议后他是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一直拥护毛泽东领导，确保毛泽东在党内、军队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立下了不朽功勋。他维护党的核心，坚决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确立的方针原则和一系列决策指示。在新四军组建和发展过程中，周恩来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的独立自主原则，拒绝国民党派人到支队和团、营担任职，新四军编制上隶属国民党第三、第五战区，但实际上部队的指挥权始终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 他甘当得力助手。周恩来立党为公，淡泊名利，从不争权。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只能做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全民族抗战，抗战大后方的统战工作，日军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解放战争各阶段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卫国防的武装斗争中，周恩来既是主要领导者、决策者，也是具体落实的组织者、执行者，堪称是党中央、毛泽东领导军事工作、指导革命战争最得力的助手。
他坚守党性原则。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对破坏团结分裂党的行为决不容忍。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扫黄帝陵，钻进事先由国民党准备好的汽车里叛变投敌，辗转西安、武汉，周恩来连夜赶往旅社苦劝，痛斥“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你是错上加错，还有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呢？”批得张国焘满脸通红、无言以对。1964年周恩来率团访问苏联，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公然挑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把毛泽东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周恩来当即严词驳斥，表明立场，中共代表团在全场凝视中愤然退场以示抗议，表现了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原则问题绝不让步的精神。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政治优势和根本保证，需要我们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来执行，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才能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更加坚强有力。
周恩来善于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处变不惊地应对危局，又能周密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仅从三个重大历史事件中，就把他的高超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说：“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然而对事变后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蒋介石被扣后态度蛮横，东北军、西北军痛恨内战要诛杀蒋介石的不在少数，何应钦亲日派企图出兵讨伐，宋美龄对中共的主张不摸底，矛盾错综复杂。周恩来肩负党中央、毛泽东的重托，临危不惧，纵横捭阖，积极做工作促使张、杨拥护我党联蒋抗日主张，同时严厉驳斥宋美龄所谓“事变是中共背后策划”的无稽之谈，委婉劝说宋做蒋的工作联合抗日，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如果没有一身是胆的英雄气概和大智大勇，没有一颗为了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西安事变是不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
新四军战略方针的确立。新四军组建后，军部和部分部队驻扎在皖南，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围困的危险区域，如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确立正确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事关新四军的生死存亡。1939年春周恩来皖南之行的首要任务，就是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讨论并确定新四军发展方向。他在云岭听取新四军领导人汇报，找军部各部门座谈，更清楚地掌握了面临的态势，形成正确判断，提出著名的新四军发展方向“三原则”，与新四军领导共同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突破了国民党“划地为牢”的限制，保证了新四军的发展和不断取得的胜利。
皖南事变的机智应对。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途中遭国民党军重兵围歼，国民党反而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反共高潮推向顶点。皖南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何应钦，义愤填膺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得悉《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扣压后，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周旋，同时连夜赶印由他亲笔写下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和挽诗的报纸，次日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广泛发行，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宪兵队扣压，他又亲自前往交涉，在寒风中斗争两个多小时，夺回报纸当场散发给围观的群众。周恩来在应对皖南事变中政治智慧之高超，尤其是“题词”之绝妙，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欣慰之至”，“为之神往”，这是周恩来大智大勇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历史证明，周恩来在历史重大关头力挽狂澜，表现的是一代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新的挑战和风险，改革需要担当精神，人民期望担当精神，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勇于直面矛盾，敢于担当责任，拿出政治勇气，善于解决问题，挺身而出化解危机，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周恩来把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当天赶往灾区指挥救灾，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4月1日，他第三次来到邢台灾区，一天之内先后到五个县实地察看慰问。他看见一位老大娘正在窝棚里痛哭，立即走了进去，陪同的村干部告诉总理，“地震时，她儿子没了。”周恩来拉住老大娘的手轻轻抚摸着，含着泪水说：“大娘，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在巨鹿县，周恩来来到一个村边上的群众会场，察觉到群众的朝向正冲着风口，便扭头质疑身边的县委书记，批评道：“同志啊，这样虽然我讲话省力，可是这么多群众都要吃苦哟！”周恩来对着乡亲们说：“全体起立，原地向后转！”风沙扑打在周恩来的面颊和身上，可他全然不顾。周恩来到一家农户察看灾情，农妇倒了一碗水送给总理喝，随行医生想劝阻，被总理瞪了一眼。周恩来端起粗瓷大碗一边喝水，一边问寒问暖亲如家人。晚上他意味深长地说：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滚在一个炕上，群众身上有多少虱子我们身上就有多少，现在解放了，我当总理了，连群众给我的水都不敢喝了，那还叫什么人民公仆？我们还如何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把群眾观点、党的宗旨融入血肉，化为灵魂的肺腑之言。 一張催人泪下的老照片。1973年6月9日，周恩来重返延安，探访一位当年的街坊，走进老街坊的窑洞，眼前的贫困情景让他眉头紧锁。他请老街坊一家到自己住处吃饭，老街坊大口吃着小米饭，吃完了要了一碗白开水，将碗里的小米粒冲着喝了下去。默默注视着老街坊，端着碗的周恩来眼眶红了，泪珠从消瘦的面颊上滚落下来，滴在饭桌上，自责延安人民这样苦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这张由警卫员抓拍的照片既令人心酸，更让人看到了周恩来的公仆之心。延安人还记得，总理和延安地委的领导击了掌，终于实现了三年改变面貌、五年粮食翻番的心愿。
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1973年6月初的一天，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还一直在工作着，秘书提醒他还剩14分钟接见外宾，极度疲劳的周恩来提出洗把脸刮刮胡子提提神再去，秘书等了许久才打开洗手间门，看见憔悴消瘦的总理竟然在卫生间里倚着墙睡着了，手里的剃须刀正滴着沾有胡茬的肥皂沫。
一组不可思议的数据。在1974年1月至5月共计139天中，周恩来每天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即使在1975年3月至9月底的住院时间里，他仍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人4次。这就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的工作负荷！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品官德，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榜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为官者不是比嘴皮子，而是比你到底为老百姓做了多少，是不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要想干愿干积极干，还要能干会干善于干，真正用实际的成绩去获得群众的点赞，这才是一心为民的好公仆。
他正人先正己，要求别人的自己先做到。
发人深省的三次检讨。新中国成立后，有些部门不断要求修建楼堂馆所，他极力抵制说：“我在任上是不会修建政府大厦的。”他住所兼办公室的西花厅，多年失修，砖地潮湿，油漆剥落，光线昏暗。有时下大雨屋顶漏雨了，秘书赶快找盆子接雨水。有关部门几次要给周恩来修房，均遭到他的拒绝。1959年，工作人员趁他到外地视察工作，邓颖超也不在北京，把房屋维修了一下。周恩来回来一见，勃然大怒，回身便走，坚决不回西花厅，并在国务院会议上三次作检讨，把副总理、部长们请到西花厅，要他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
招惹是非的两筐蔬菜。1962年春天，周恩来到杭州开会。返回北京时，杭州交际处的同志把两筐蔬菜送上飞机，并再三解释这不是送给总理的，是带给中央首长吃的，不是白送，发票都开好了。卫士长只好付了钱，把菜带回北京转给供应处，供应处给每位领导家中分了一份，收了钱。周恩来得知后很生气，根本不听卫士长解释，说：“付钱也不行！我问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他和市民应当平等，不可特殊，这是多么高贵的官德！
铁面无私的“十条家规”。1956年，绍兴一个亲戚找他想在北京安排工作。周恩来教育他说“工作要到绍兴自己去找，北京不能安排。共产党干革命，不能搞裙带关系”，并给他买了回程车票和招待所的几天餐券，要他回乡好好参加劳动。为这件事，周恩来专门写了《告亲戚朋友书》，立下“十条家规”：一、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我。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费，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四、看电影（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五、不准请客送礼。六、不准动用公家车子。七、个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处处闪耀着我们党优良传统作风的灿烂光辉。
刻意扣下的最高指示。周恩来最忌讳封建社会的裙带关系与朋党政治，宁肯矫枉过正，也不留下口舌。他给自己定下一条铁律：只要他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进国务院。其实，邓颖超1925年入党，瑞金时期就是中央机要局长，论资格，任一个部长绰绰有余。民主人士张治中看不过，说：“你这个周公不‘周’啊。”党内老同志也来说情。周恩来说：“她当部长，我当总理。国事家事搅在一起不利事业”。1974年12月周总理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主席特意写了一个手令给周恩来：“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周恩来返京后没有提及此事，直到他去世后清理办公室才在发现了这个秘密。周恩来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他只求奉献、不思回报，毕生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今天，人民群众缅怀这位伟人，正是对党中央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呼应，热切期盼广大党员干部像周恩来那样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像周恩来那样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像周恩来那样爱党爱民，勤政敬业，廉洁奉公。
周恩来是维护党内外团结的典范。
他虚怀若谷，待人坦诚。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之间产生隔阂，主要原因是项英大权独揽，叶挺很难开展工作，以致两次出走，周恩来既做叶挺的工作，力劝他回新四军，甚至亲自陪同他从重庆回到皖南军部；同时又语重心长地教育批评项英，不能因为叶挺组织上不是党员就不信任他，他在党外比在党内起的作用更大。工人出身、老资格的项英，是很难听进别人批评意见的，但对周恩来光明磊落、与人为善的品格极为敬佩，听进了批评意见，在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两个人的关系得到改善。
他胸怀博大，相忍为党。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我们党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干预下，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党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身处中央领导层的周恩来屡次遭受不白之冤和莫须有的“罪名”，其痛苦压抑的心情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或明哲保身，而是为党的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向党要职要权，为了团结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重病中的周恩来主动让出红军总政委职务，打消了张国焘想当中革军委主席的企图，避免了红军的分裂。周恩来晚年生病期间，屡遭“四人帮”非难，多次受到不公正批判，受到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委屈和痛苦，但他仍照常拼命工作。 他关心别人，体贴入微。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只要休息了，周恩来无紧急情况就不打扰，爱护照顾主席无微不至。重庆谈判时，他住在毛泽东隔壁，经常彻夜不眠，亲自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国民党要员设宴招待，看似热情，实际上居心叵测，他一杯一杯地替毛泽东喝了无数杯酒。陈毅有早睡的习惯，周恩来常常交代秘书们早安排审阅的文件，以免耽误他休息。老帅们都把他当成可敬可爱可亲的兄长、朋友甚至老师。即使对普通百姓，他也都关心倍至，和蔼可亲。1958年7月，周恩来到新会县一个工厂考察，工人身边都有个大火炉，烤的非常热，总理随手拿起一把扇子，站在一个青年工人身旁，一边和他交谈看他工作，一边亲切地、体贴入微地给他扇扇子。一个记者抓拍到了这感人的一幕，后来这张照片展出时，许多人久久驻足，为之流泪。
他广交朋友，肝胆相照。周恩来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像一块无形的“磁石”，广泛联系吸引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的朋友有国民党上层人士、非党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张冲曾在30年代炮制了一个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在上海多家报纸登载，妄图用离间计陷害周恩来。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与张冲成为国共谈判的对手，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为共赴国难，摒弃前嫌，求同存异，为国共二次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41年8月，张冲在重庆逝世，周恩来参加追悼会，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这在国民党上层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说：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受的侮辱”。国民党的李宗仁说：“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其理。”于右任说：“周恩来的人格真的伟大。”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时时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直到临终还嘱托罗青长不要忘记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周恩来一生顾全大局，珍视团结，堪称模范。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體的外交战略中，更需要我们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拥戴核心，凝心聚力，广交朋友，团结奋进。
最后，我想借用乔良《这个人》的诗意表达我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仰：他是一位伟人，一生只献身一个信仰，他圣洁，他崇高，他完美。这个人来了，“他所到之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向日葵，随着他的光线转动”，他走了，整个世界都在沉默！
（责任编辑 李赞庭）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42个年头了，他身后没有子女，没有财产，甚至连骨灰都没有留存。可他留给我们的是，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人民心中的不朽丰碑，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催人奋进的人格力量。这面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旗帜，感召和激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砥砺前行。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铭记周恩来的卓著功勋，传承他的精神遗产，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周恩来从青少年时代就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13岁上学时，老师问同学们为何而读书，周恩来郑重地说要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认定“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投身革命后，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共产主义理想作为终身追求，誓言“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为了理想信念，他把生死置之度外。1928年5月周恩来化装成一个古董商和邓颖超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在由上海乘船去大连途中遭到日本特务跟踪并被带到警局盘查，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回答，摆脱纠缠，但特务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在跟踪查问，再次被周恩来甩脱。后来李立三知道周恩来夫妇两度遇险，惊出一身冷汗。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他临危不惧，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地保卫党中央机关，领导中央特科收集情报，惩处叛徒，保护党的大批领导骨干，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认为国共两党可能决裂，两次发急电要求周恩来撤离重庆。周恩来冷静沉着，与大家商量后决定，为了政治上的反攻，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他在致中共中央电报中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即使捕杀被扣，毫无所惧”，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
为了理想信念，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绝不动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处在血雨腥风之中，面对敌人的屠刀，周恩来毫无畏惧，领导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红军长征历经千难万险，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肝脓疡发作，连续高烧40度不退，6天没有吃东西，多次昏迷不醒，他硬是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终于到达了陕北。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为了理想信念，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事业和为人民谋幸福上。新中国建立后他担任总理26年，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党内到党外，从内政到外交，凡是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解决，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像春蚕一样将自己的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献给祖国和人民。直到弥留之际，他还在吟唱《国際歌》，“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铮铮誓言伴随他走向生命的终点。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今天，我们正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抚今追昔，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他那种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如磐石的坚定意志，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执着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像周恩来那样对理想的追求始终如一、永不懈怠，才能以实际行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努力奋进。
一心向党的绝对忠诚
作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始终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他坚持团结统一。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对毛泽东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充分肯定，并加以推广，当红四军内部思想上对党与军队关系出现分歧、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时，他对到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说：把毛泽东请回来，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并在九月来信中详细阐释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支持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左”的临时中央的排斥，尽管大家推荐他当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他强调毛泽东的经验和长处，坚持重新任命毛泽东为总政委。
他忠诚拥戴核心。长征途中，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主张，使中央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为遵义会议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遵义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坚决支持者，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遵义会议后他是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一直拥护毛泽东领导，确保毛泽东在党内、军队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立下了不朽功勋。他维护党的核心，坚决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确立的方针原则和一系列决策指示。在新四军组建和发展过程中，周恩来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的独立自主原则，拒绝国民党派人到支队和团、营担任职，新四军编制上隶属国民党第三、第五战区，但实际上部队的指挥权始终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 他甘当得力助手。周恩来立党为公，淡泊名利，从不争权。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只能做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全民族抗战，抗战大后方的统战工作，日军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解放战争各阶段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卫国防的武装斗争中，周恩来既是主要领导者、决策者，也是具体落实的组织者、执行者，堪称是党中央、毛泽东领导军事工作、指导革命战争最得力的助手。
他坚守党性原则。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对破坏团结分裂党的行为决不容忍。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扫黄帝陵，钻进事先由国民党准备好的汽车里叛变投敌，辗转西安、武汉，周恩来连夜赶往旅社苦劝，痛斥“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你是错上加错，还有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呢？”批得张国焘满脸通红、无言以对。1964年周恩来率团访问苏联，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公然挑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把毛泽东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周恩来当即严词驳斥，表明立场，中共代表团在全场凝视中愤然退场以示抗议，表现了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原则问题绝不让步的精神。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政治优势和根本保证，需要我们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来执行，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才能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更加坚强有力。
力挽狂澜的使命担当
周恩来善于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处变不惊地应对危局，又能周密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仅从三个重大历史事件中，就把他的高超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说：“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然而对事变后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蒋介石被扣后态度蛮横，东北军、西北军痛恨内战要诛杀蒋介石的不在少数，何应钦亲日派企图出兵讨伐，宋美龄对中共的主张不摸底，矛盾错综复杂。周恩来肩负党中央、毛泽东的重托，临危不惧，纵横捭阖，积极做工作促使张、杨拥护我党联蒋抗日主张，同时严厉驳斥宋美龄所谓“事变是中共背后策划”的无稽之谈，委婉劝说宋做蒋的工作联合抗日，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如果没有一身是胆的英雄气概和大智大勇，没有一颗为了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西安事变是不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
新四军战略方针的确立。新四军组建后，军部和部分部队驻扎在皖南，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围困的危险区域，如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确立正确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事关新四军的生死存亡。1939年春周恩来皖南之行的首要任务，就是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讨论并确定新四军发展方向。他在云岭听取新四军领导人汇报，找军部各部门座谈，更清楚地掌握了面临的态势，形成正确判断，提出著名的新四军发展方向“三原则”，与新四军领导共同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突破了国民党“划地为牢”的限制，保证了新四军的发展和不断取得的胜利。
皖南事变的机智应对。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途中遭国民党军重兵围歼，国民党反而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反共高潮推向顶点。皖南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何应钦，义愤填膺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得悉《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扣压后，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周旋，同时连夜赶印由他亲笔写下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和挽诗的报纸，次日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广泛发行，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宪兵队扣压，他又亲自前往交涉，在寒风中斗争两个多小时，夺回报纸当场散发给围观的群众。周恩来在应对皖南事变中政治智慧之高超，尤其是“题词”之绝妙，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欣慰之至”，“为之神往”，这是周恩来大智大勇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历史证明，周恩来在历史重大关头力挽狂澜，表现的是一代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新的挑战和风险，改革需要担当精神，人民期望担当精神，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勇于直面矛盾，敢于担当责任，拿出政治勇气，善于解决问题，挺身而出化解危机，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鞠躬尽瘁的公仆风范
周恩来把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当天赶往灾区指挥救灾，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4月1日，他第三次来到邢台灾区，一天之内先后到五个县实地察看慰问。他看见一位老大娘正在窝棚里痛哭，立即走了进去，陪同的村干部告诉总理，“地震时，她儿子没了。”周恩来拉住老大娘的手轻轻抚摸着，含着泪水说：“大娘，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在巨鹿县，周恩来来到一个村边上的群众会场，察觉到群众的朝向正冲着风口，便扭头质疑身边的县委书记，批评道：“同志啊，这样虽然我讲话省力，可是这么多群众都要吃苦哟！”周恩来对着乡亲们说：“全体起立，原地向后转！”风沙扑打在周恩来的面颊和身上，可他全然不顾。周恩来到一家农户察看灾情，农妇倒了一碗水送给总理喝，随行医生想劝阻，被总理瞪了一眼。周恩来端起粗瓷大碗一边喝水，一边问寒问暖亲如家人。晚上他意味深长地说：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滚在一个炕上，群众身上有多少虱子我们身上就有多少，现在解放了，我当总理了，连群众给我的水都不敢喝了，那还叫什么人民公仆？我们还如何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把群眾观点、党的宗旨融入血肉，化为灵魂的肺腑之言。 一張催人泪下的老照片。1973年6月9日，周恩来重返延安，探访一位当年的街坊，走进老街坊的窑洞，眼前的贫困情景让他眉头紧锁。他请老街坊一家到自己住处吃饭，老街坊大口吃着小米饭，吃完了要了一碗白开水，将碗里的小米粒冲着喝了下去。默默注视着老街坊，端着碗的周恩来眼眶红了，泪珠从消瘦的面颊上滚落下来，滴在饭桌上，自责延安人民这样苦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这张由警卫员抓拍的照片既令人心酸，更让人看到了周恩来的公仆之心。延安人还记得，总理和延安地委的领导击了掌，终于实现了三年改变面貌、五年粮食翻番的心愿。
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1973年6月初的一天，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还一直在工作着，秘书提醒他还剩14分钟接见外宾，极度疲劳的周恩来提出洗把脸刮刮胡子提提神再去，秘书等了许久才打开洗手间门，看见憔悴消瘦的总理竟然在卫生间里倚着墙睡着了，手里的剃须刀正滴着沾有胡茬的肥皂沫。
一组不可思议的数据。在1974年1月至5月共计139天中，周恩来每天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即使在1975年3月至9月底的住院时间里，他仍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人4次。这就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的工作负荷！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品官德，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榜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为官者不是比嘴皮子，而是比你到底为老百姓做了多少，是不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要想干愿干积极干，还要能干会干善于干，真正用实际的成绩去获得群众的点赞，这才是一心为民的好公仆。
廉洁奉公的政治操守
他正人先正己，要求别人的自己先做到。
发人深省的三次检讨。新中国成立后，有些部门不断要求修建楼堂馆所，他极力抵制说：“我在任上是不会修建政府大厦的。”他住所兼办公室的西花厅，多年失修，砖地潮湿，油漆剥落，光线昏暗。有时下大雨屋顶漏雨了，秘书赶快找盆子接雨水。有关部门几次要给周恩来修房，均遭到他的拒绝。1959年，工作人员趁他到外地视察工作，邓颖超也不在北京，把房屋维修了一下。周恩来回来一见，勃然大怒，回身便走，坚决不回西花厅，并在国务院会议上三次作检讨，把副总理、部长们请到西花厅，要他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
招惹是非的两筐蔬菜。1962年春天，周恩来到杭州开会。返回北京时，杭州交际处的同志把两筐蔬菜送上飞机，并再三解释这不是送给总理的，是带给中央首长吃的，不是白送，发票都开好了。卫士长只好付了钱，把菜带回北京转给供应处，供应处给每位领导家中分了一份，收了钱。周恩来得知后很生气，根本不听卫士长解释，说：“付钱也不行！我问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他和市民应当平等，不可特殊，这是多么高贵的官德！
铁面无私的“十条家规”。1956年，绍兴一个亲戚找他想在北京安排工作。周恩来教育他说“工作要到绍兴自己去找，北京不能安排。共产党干革命，不能搞裙带关系”，并给他买了回程车票和招待所的几天餐券，要他回乡好好参加劳动。为这件事，周恩来专门写了《告亲戚朋友书》，立下“十条家规”：一、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我。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费，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四、看电影（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五、不准请客送礼。六、不准动用公家车子。七、个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处处闪耀着我们党优良传统作风的灿烂光辉。
刻意扣下的最高指示。周恩来最忌讳封建社会的裙带关系与朋党政治，宁肯矫枉过正，也不留下口舌。他给自己定下一条铁律：只要他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进国务院。其实，邓颖超1925年入党，瑞金时期就是中央机要局长，论资格，任一个部长绰绰有余。民主人士张治中看不过，说：“你这个周公不‘周’啊。”党内老同志也来说情。周恩来说：“她当部长，我当总理。国事家事搅在一起不利事业”。1974年12月周总理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主席特意写了一个手令给周恩来：“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周恩来返京后没有提及此事，直到他去世后清理办公室才在发现了这个秘密。周恩来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他只求奉献、不思回报，毕生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今天，人民群众缅怀这位伟人，正是对党中央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呼应，热切期盼广大党员干部像周恩来那样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像周恩来那样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像周恩来那样爱党爱民，勤政敬业，廉洁奉公。
顾全大局的博大胸怀
周恩来是维护党内外团结的典范。
他虚怀若谷，待人坦诚。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之间产生隔阂，主要原因是项英大权独揽，叶挺很难开展工作，以致两次出走，周恩来既做叶挺的工作，力劝他回新四军，甚至亲自陪同他从重庆回到皖南军部；同时又语重心长地教育批评项英，不能因为叶挺组织上不是党员就不信任他，他在党外比在党内起的作用更大。工人出身、老资格的项英，是很难听进别人批评意见的，但对周恩来光明磊落、与人为善的品格极为敬佩，听进了批评意见，在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两个人的关系得到改善。
他胸怀博大，相忍为党。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我们党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干预下，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党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身处中央领导层的周恩来屡次遭受不白之冤和莫须有的“罪名”，其痛苦压抑的心情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或明哲保身，而是为党的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向党要职要权，为了团结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重病中的周恩来主动让出红军总政委职务，打消了张国焘想当中革军委主席的企图，避免了红军的分裂。周恩来晚年生病期间，屡遭“四人帮”非难，多次受到不公正批判，受到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委屈和痛苦，但他仍照常拼命工作。 他关心别人，体贴入微。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只要休息了，周恩来无紧急情况就不打扰，爱护照顾主席无微不至。重庆谈判时，他住在毛泽东隔壁，经常彻夜不眠，亲自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国民党要员设宴招待，看似热情，实际上居心叵测，他一杯一杯地替毛泽东喝了无数杯酒。陈毅有早睡的习惯，周恩来常常交代秘书们早安排审阅的文件，以免耽误他休息。老帅们都把他当成可敬可爱可亲的兄长、朋友甚至老师。即使对普通百姓，他也都关心倍至，和蔼可亲。1958年7月，周恩来到新会县一个工厂考察，工人身边都有个大火炉，烤的非常热，总理随手拿起一把扇子，站在一个青年工人身旁，一边和他交谈看他工作，一边亲切地、体贴入微地给他扇扇子。一个记者抓拍到了这感人的一幕，后来这张照片展出时，许多人久久驻足，为之流泪。
他广交朋友，肝胆相照。周恩来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像一块无形的“磁石”，广泛联系吸引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的朋友有国民党上层人士、非党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张冲曾在30年代炮制了一个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在上海多家报纸登载，妄图用离间计陷害周恩来。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与张冲成为国共谈判的对手，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为共赴国难，摒弃前嫌，求同存异，为国共二次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41年8月，张冲在重庆逝世，周恩来参加追悼会，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这在国民党上层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说：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受的侮辱”。国民党的李宗仁说：“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其理。”于右任说：“周恩来的人格真的伟大。”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时时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直到临终还嘱托罗青长不要忘记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周恩来一生顾全大局，珍视团结，堪称模范。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體的外交战略中，更需要我们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拥戴核心，凝心聚力，广交朋友，团结奋进。
最后，我想借用乔良《这个人》的诗意表达我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仰：他是一位伟人，一生只献身一个信仰，他圣洁，他崇高，他完美。这个人来了，“他所到之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向日葵，随着他的光线转动”，他走了，整个世界都在沉默！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