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于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三件事：一是他为范仲淹“越职言事”案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不能伸张正义反而投靠权贵的司谏高纳，这是见证他的凌然正气的;二是至今仍在便民利民的泉州洛阳桥，这是他任地方官时造福一方流传千年的颇具象征意义的政绩;三是以“苏黄米蔡”合称“宋四大家”的他的书法——“苏黄米蔡”之“蔡”是蔡襄还是蔡京虽有不同看法，但史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却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这是体现他的艺术造诣的。近读《宋史·蔡襄传》，读到他上疏宋仁宗时为“忠诚刚正”之谏官作充满睿智与正气的“好名”“好进”“彰君过”之辩，同样堪为其人生之一大亮色。
　　 事情发生在庆历三年，即范仲淹“越职言事”受贬七年之后，“仁宗更用辅相”，罢吕夷简而起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亲擢（余）靖、（欧阳）修及王素为谏官”，“一日并命，朝野相庆”。此前作《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又以诗贺”，余靖、欧阳修及王素“三人列荐”蔡襄，“帝亦命（蔡）襄知谏院”。这是“言路开”的一个良好开端，蔡襄为此而喜，却又深知“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恐“邪人”进馋，虑“正人难久立”，为“毋使”仁宗“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遂上疏仁宗，作此三辩：
　　 一为“好名”之辩。“好名”自有“沽名钓誉”之意，或曰“好出风头”。易出此言者其实明白，在正派人心中，“正直”与“屈节”相对而扬名。犯颜直谏所“犯”之“颜”即为“龙颜”。一旦“龙颜”大怒，是要掉脑袋的。故歌功颂德者多而犯颜直谏者少，唯唯诺诺者众而批逆龙麟者寡，为公道正义而甘愿以命换“名”者能有几人？所以蔡襄以为，真正“好名”即“沽名钓誉”之徒，触犯龙颜的事，批逆龙麟的事，是绝对不会去碰的。这种人“事难言则喑而不言”，“择其无所忤者”言之，而且时时观颜察色，一旦“龙颜”不悦，就做缩头乌龟，“退而曰吾尝论某事矣”，实在乖巧得很。只有“忠诚刚正”之士，才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论事唯恐不至”，绝不会瞻前顾后，为“避好名之嫌无所陈”。
　　 二为“好进”之辩。“好进”犹谓“贪进”，自有“向上爬”之意。易出此言者当然知道，好顺适之快乃人性之弱点，所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处于上位者尤其容易犯有此病。蔡襄没有再说在范仲淹“越职言事”案中他们这些人所遭受的冤屈，但论“前世”之事，所谓“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此类“忠诚刚正”之士又“何好进之有”？他表达了自己与“一日并命”的三位谏官之心志：“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勿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不管是否再有升迁，都准备一如既往地恪尽职守。在他看来，真正“好进”之徒，总是“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蹑资累级，以挹显仕”，常为自己的明哲保身所尝到的甜头偷着乐呢，哪会去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三为“彰君过”之辩。“彰”即彰扬，“过”即过失。如果说，“好名”“好进”只是“动机”，那么“彰君过”就是罪孽了。在帝王至高无上的时代，君臣大礼压倒一切。“彰君过”可谓无“人臣之礼”而有“不臣之心”了。与此相类的另一种说法，叫作“讪上卖直”，即以“讪谤”皇上来贩卖自己的正直之名。不妨作个浅显易懂的假设：假如哪位君主题辞之时写了错字或别字，有人不管他高兴不高兴，当场给他指出来让他改了，有人出于种种原因没给他指出来，任其将错就错，刻成石碑永远地树立在那儿并代代相传，这两种人相比，是哪一种人在“彰君过”呢？何况，“过失，人之情，莫不有焉。过而改之，是为不过”（《孔子家语·执辔》）。蔡襄就是这样辩说的，在他看来，谏臣之为谏臣，就是谏君之“过”的，“人主听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之能彰”？倒是那些乖巧者，往往患得患失，“君有过失，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愈不可掩”，这才叫“彰君过”呢！
　　 所谓“好名”“好进”“彰君过”之是非曲折，蔡襄说得很透彻了，无须我再去饶舌。蔡襄日后与余靖、王素被世人并称“昭陵贤御史”，应是他践行自己的“三辩”理念之结果，可见其言出行随，言行如一。我想说的只是，事隔千年之后，此类是非曲折仍极易为一些人所混淆以至于颠倒的，蔡襄之辩有其现实意义，值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