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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到今天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对“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认定，到“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的提出，发展理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与丰富的过程。这一过程再次表明：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自身的内在矛盾也是认识不断获得提高的重要动力。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实践标准；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8）17-0013-04
(一)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三十年前为扫除思想障碍、给改革举措提供合法性依据、争取改革的支持力量而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认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运动开始的，最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思想运动打破了思想禁锢，极大地解放了全民族的思想，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权威，从此使中国老百姓注重实际，讲究实效，为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大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端正了指导思想的基础上，首先对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和中国建国后的历史，有了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以往对马克思主义搞断章取义，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把它绝对化，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就视而不谈的实用主义态度，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把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对其中正确的东西用它指导我们的工作时也必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生吞活剥；对于其中过时了、乃至错误的东西，要敢于抛弃；同时要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来丰富、发展它。
对建国后的历史，有没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能否在科学地对待这段历史上在全党达成共识，直接关系到我们要不要改革、能不能改革、改什么、改革应当如何进行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为此，邓小平同志顺应民心，发动全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最终于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大家明确了，过去哪些做得是对的，仍必须坚持与发扬；哪些做错了，必须纠正；哪些该做没有做的，要赶紧做；哪些没有做好的，要进一步做好（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
在对待时代特征的看法上，列宁曾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69页）。因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167—168页）。后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根据列宁这些论述，一直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搞教条主义，受这些论断的影响，当时错误地认为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
既然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我们就必须随时作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保卫国家政权的准备。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把“美帝”和“苏修”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与他们对抗。他们经济比我们发达，科学技术水平比我们高，为了保证一旦侵略战争爆发我们能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得不把占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加强国防和实行全民皆兵。
既然认为世界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我们自然就必须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慷慨解囊，尽国际主义义务，支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以努力促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本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就很低，人民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把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国防和支援别的国家，这就势必严重影响本国投资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经济难以发展。
为了保证一旦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全国上下能一致对外，就需要不断“清理阶级队伍”，把“地、富、反、坏、右”乃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因此，搞“四清”，发动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不断，造成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加之人民因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普遍不满，由此又误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甚至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思想路线端正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认真总结世界历史，特别是两大阵营斗争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是基础”这一至理名言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靠搞单向度的军事、政治强国是不能长久的。同时他通过冷静观察，敏锐地发现了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的迹象，果断地抛弃了对时代特征的传统看法，实事求是地明确指出：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讲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就意味着大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既然如此，就可以建立国际新秩序、裁军、搞缓和。这样，把人力、财力节省下来发展国民经济。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如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改善关系，连续几次大规模地裁减军队，把军事工业中相当大一部分转为民用产品的生产，等等。发展，主要就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为实现战略中心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对待国内主要矛盾上，既然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主要任务自然就成了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于是，政治运动不断，广大干部和群众被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自然不可能有人真有积极性并能一心一意去抓生产、搞经济。因此使我国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机会，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变得更加落后，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决摒弃了原有的“左”的、脱离实际的看法，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再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再也没有必要、再也不能搞政治运动、瞎折腾了。而应把主要任务确定为专心致志搞经济建设，从而为确定新时期的党的基本路线、实现战略中心转移进一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党还及时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开展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大讨论，纠正了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的提高的极“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第227页）。
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看法上，早在1957年，在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之后，就认为我国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为此在政策上限制、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试图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搞人民公社，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组织上的雏形，推行了一条脱离生产力实际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的极“左”的路线，严重影响了劳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
要发展经济，但发现人们普遍缺乏积极性。原来由于过去误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成熟到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地步，因此制定了一系列“左”的脱离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为推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确立的体制。因此，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废除这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如人民公社等。首先就必须实事求是估价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按照对发展阶段的科学认识，建立、健全与其相适应的各种体制，如农村的联产计酬、承包等等，以保证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为此，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现实，认识到，过去认为我国社会主义仿佛已经发展到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地步，这是毫无根据的“左”的看法。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甚至现在还是处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邓小平曾多次讲到：“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探索之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第227页）。什么是社会主义，要等我们再搞几十年，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等等。并在党的十三大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了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的路线。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大胆地拨乱反正，果断地抛弃了以往一切阻碍经济发展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国内，在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同时一改过去中央统得过死的情况，为了搞活，对地方，对工、矿、企业、一切生产单位，放权让利；对劳动者个人，为了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通过调整、增加工资，恢复奖金制度，贯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容许个体经济有一定发展等，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
既然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需不需要学习、借鉴？外国资本能不能用？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必须改变过去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对外开放。于是，重新恢复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特区试点开始了。正是由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行了改革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局面。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实事求是地研究，发现市场本身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通过将它与计划经济比较，发现它作为一种调配资源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利用价值。于是提出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把它作为加速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制度依托。从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引起了所有制关系本身的深刻变化，使中国改革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看到自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邓小平又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科学地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方针战略，为我国能持久地快速发展奠定了路线、政策基础。
应当说，中国能有今天，主要是由于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的一整套路线、方针也基本上是由他奠定的。
（二）
不用说，任何人只能做到历史容许他做到的。邓小平同志也不例外。这是不能苛求于前贤的。讨论认识标准时，由于中国长期中断了哲学研究，也由于广大哲学工作者刚从高压政治状态下走出来，还心有余悸。当时还不可能一下子把认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展开，讲得那么准确。还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理论命题如果不周延，它在帮助我们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还可能使我们在实践中发生什么偏差。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讲实践是认识的标准时，“实践”一词是在其结果——即“事实”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作为过程的实践本身只是检验真理的途径与手段。在他们看来，结果与过程本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列宁在反驳切尔诺夫对恩格斯的反驳时曾明确指出，“这个反驳是不正确的：（一）它描述的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本身”（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4—285页）。而且列宁是明确反对把作为过程的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他曾指出：“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十八卷，人员出版社1988年版，第358页）。在另一处他还更为明确地说道：“只能是在实践上证明‘不可能’。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六十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诚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基础性范畴。但是，它再重要、再基础，毕竟还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有机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它从有机整体中裂割开来、孤立起来，它就不仅不能说明整体，连自身也说明不了。所以，列宁在讲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时，总是讲这个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反对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有绝对性的一面绝对化。因此，列宁在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从来都是很辩证的，他除了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外，还再三强调，在一定条件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由于命题本身不是十分科学，加之我们的干部队伍理论素质普遍不高，后来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在一个时期内，确实出现了不重视基本理论研究和指导的感性化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倾向，其在发展中的危害不容忽视。
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面临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严峻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即不管用什么途径和方法，只要能把经济发展起来就行。加之后来在进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讨论时，又出现了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即鉴于毛泽东时代片面强调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一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讲经济对政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看不到、也根本不讲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特别是一定条件下还具有决定性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在实践过程中必然出现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全局的问题，必然导致大量新的矛盾的产生与积累。如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区域与区域，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
（三）
上述问题是后来分别由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及时总结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加以解决，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一步得到推进的。
2001年8月7日，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部分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在这次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要。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2002年4月18日，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同年七月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再三强调要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积极创造支持科学探索、鼓励学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还先后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五点希望；对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提出了五点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一如既往地大力强调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的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安排的内容就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会上请两位专家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体会。他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接着，先是教育部根据党中央的精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的文件，2004年初，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又制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纲领性文件。
2005年3月7日上午，胡锦涛参加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界联组讨论时，又一次强调指出，“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如此集中地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意义，并就此专门发一份中央文件，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各个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事。不仅是思想重视，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马克思主义定为一级学科，在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经济上对哲学社会科学扶植的力度也空前加大；更重要的是，各级党和政府都在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努力营造良好的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接受国际主流社会的新看法，进一步明确提出：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这就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一对时代特征的看法。党中央指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知识创新上的竞赛。这不仅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科学地确立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通过及时总结国际、国内发展的经验教训，又提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胡锦涛同志还专门就此作了系统的阐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无疑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一种最好的继续与发展。它是促使我国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最可靠的根本保证，不仅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无比深远的理论意义。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于朝霞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实践标准；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8）17-0013-04
(一)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三十年前为扫除思想障碍、给改革举措提供合法性依据、争取改革的支持力量而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认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运动开始的，最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思想运动打破了思想禁锢，极大地解放了全民族的思想，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权威，从此使中国老百姓注重实际，讲究实效，为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大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端正了指导思想的基础上，首先对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和中国建国后的历史，有了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以往对马克思主义搞断章取义，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把它绝对化，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就视而不谈的实用主义态度，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把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对其中正确的东西用它指导我们的工作时也必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生吞活剥；对于其中过时了、乃至错误的东西，要敢于抛弃；同时要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来丰富、发展它。
对建国后的历史，有没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能否在科学地对待这段历史上在全党达成共识，直接关系到我们要不要改革、能不能改革、改什么、改革应当如何进行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为此，邓小平同志顺应民心，发动全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最终于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大家明确了，过去哪些做得是对的，仍必须坚持与发扬；哪些做错了，必须纠正；哪些该做没有做的，要赶紧做；哪些没有做好的，要进一步做好（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
在对待时代特征的看法上，列宁曾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69页）。因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167—168页）。后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根据列宁这些论述，一直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搞教条主义，受这些论断的影响，当时错误地认为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
既然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我们就必须随时作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保卫国家政权的准备。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把“美帝”和“苏修”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与他们对抗。他们经济比我们发达，科学技术水平比我们高，为了保证一旦侵略战争爆发我们能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得不把占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加强国防和实行全民皆兵。
既然认为世界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我们自然就必须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慷慨解囊，尽国际主义义务，支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以努力促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本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就很低，人民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把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国防和支援别的国家，这就势必严重影响本国投资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经济难以发展。
为了保证一旦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全国上下能一致对外，就需要不断“清理阶级队伍”，把“地、富、反、坏、右”乃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因此，搞“四清”，发动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不断，造成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加之人民因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普遍不满，由此又误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甚至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思想路线端正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认真总结世界历史，特别是两大阵营斗争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是基础”这一至理名言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靠搞单向度的军事、政治强国是不能长久的。同时他通过冷静观察，敏锐地发现了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的迹象，果断地抛弃了对时代特征的传统看法，实事求是地明确指出：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讲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就意味着大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既然如此，就可以建立国际新秩序、裁军、搞缓和。这样，把人力、财力节省下来发展国民经济。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如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改善关系，连续几次大规模地裁减军队，把军事工业中相当大一部分转为民用产品的生产，等等。发展，主要就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为实现战略中心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对待国内主要矛盾上，既然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主要任务自然就成了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于是，政治运动不断，广大干部和群众被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自然不可能有人真有积极性并能一心一意去抓生产、搞经济。因此使我国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机会，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变得更加落后，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决摒弃了原有的“左”的、脱离实际的看法，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再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再也没有必要、再也不能搞政治运动、瞎折腾了。而应把主要任务确定为专心致志搞经济建设，从而为确定新时期的党的基本路线、实现战略中心转移进一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党还及时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开展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大讨论，纠正了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的提高的极“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第227页）。
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看法上，早在1957年，在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之后，就认为我国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为此在政策上限制、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试图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搞人民公社，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组织上的雏形，推行了一条脱离生产力实际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的极“左”的路线，严重影响了劳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
要发展经济，但发现人们普遍缺乏积极性。原来由于过去误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成熟到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地步，因此制定了一系列“左”的脱离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为推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确立的体制。因此，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废除这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如人民公社等。首先就必须实事求是估价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按照对发展阶段的科学认识，建立、健全与其相适应的各种体制，如农村的联产计酬、承包等等，以保证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为此，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现实，认识到，过去认为我国社会主义仿佛已经发展到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地步，这是毫无根据的“左”的看法。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甚至现在还是处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邓小平曾多次讲到：“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探索之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第227页）。什么是社会主义，要等我们再搞几十年，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等等。并在党的十三大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了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的路线。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大胆地拨乱反正，果断地抛弃了以往一切阻碍经济发展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国内，在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同时一改过去中央统得过死的情况，为了搞活，对地方，对工、矿、企业、一切生产单位，放权让利；对劳动者个人，为了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通过调整、增加工资，恢复奖金制度，贯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容许个体经济有一定发展等，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
既然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需不需要学习、借鉴？外国资本能不能用？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必须改变过去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对外开放。于是，重新恢复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特区试点开始了。正是由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行了改革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局面。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实事求是地研究，发现市场本身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通过将它与计划经济比较，发现它作为一种调配资源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利用价值。于是提出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把它作为加速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制度依托。从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引起了所有制关系本身的深刻变化，使中国改革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看到自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邓小平又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科学地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方针战略，为我国能持久地快速发展奠定了路线、政策基础。
应当说，中国能有今天，主要是由于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的一整套路线、方针也基本上是由他奠定的。
（二）
不用说，任何人只能做到历史容许他做到的。邓小平同志也不例外。这是不能苛求于前贤的。讨论认识标准时，由于中国长期中断了哲学研究，也由于广大哲学工作者刚从高压政治状态下走出来，还心有余悸。当时还不可能一下子把认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展开，讲得那么准确。还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理论命题如果不周延，它在帮助我们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还可能使我们在实践中发生什么偏差。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讲实践是认识的标准时，“实践”一词是在其结果——即“事实”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作为过程的实践本身只是检验真理的途径与手段。在他们看来，结果与过程本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列宁在反驳切尔诺夫对恩格斯的反驳时曾明确指出，“这个反驳是不正确的：（一）它描述的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本身”（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4—285页）。而且列宁是明确反对把作为过程的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他曾指出：“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十八卷，人员出版社1988年版，第358页）。在另一处他还更为明确地说道：“只能是在实践上证明‘不可能’。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六十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诚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基础性范畴。但是，它再重要、再基础，毕竟还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有机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它从有机整体中裂割开来、孤立起来，它就不仅不能说明整体，连自身也说明不了。所以，列宁在讲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时，总是讲这个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反对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有绝对性的一面绝对化。因此，列宁在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从来都是很辩证的，他除了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外，还再三强调，在一定条件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由于命题本身不是十分科学，加之我们的干部队伍理论素质普遍不高，后来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在一个时期内，确实出现了不重视基本理论研究和指导的感性化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倾向，其在发展中的危害不容忽视。
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面临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严峻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即不管用什么途径和方法，只要能把经济发展起来就行。加之后来在进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讨论时，又出现了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即鉴于毛泽东时代片面强调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一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讲经济对政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看不到、也根本不讲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特别是一定条件下还具有决定性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在实践过程中必然出现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全局的问题，必然导致大量新的矛盾的产生与积累。如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区域与区域，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
（三）
上述问题是后来分别由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及时总结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加以解决，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一步得到推进的。
2001年8月7日，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部分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在这次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要。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2002年4月18日，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同年七月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再三强调要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积极创造支持科学探索、鼓励学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还先后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五点希望；对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提出了五点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一如既往地大力强调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的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安排的内容就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会上请两位专家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体会。他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接着，先是教育部根据党中央的精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的文件，2004年初，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又制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纲领性文件。
2005年3月7日上午，胡锦涛参加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界联组讨论时，又一次强调指出，“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如此集中地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意义，并就此专门发一份中央文件，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各个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事。不仅是思想重视，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马克思主义定为一级学科，在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经济上对哲学社会科学扶植的力度也空前加大；更重要的是，各级党和政府都在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努力营造良好的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接受国际主流社会的新看法，进一步明确提出：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这就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一对时代特征的看法。党中央指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知识创新上的竞赛。这不仅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科学地确立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通过及时总结国际、国内发展的经验教训，又提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胡锦涛同志还专门就此作了系统的阐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无疑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一种最好的继续与发展。它是促使我国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最可靠的根本保证，不仅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无比深远的理论意义。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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