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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夏,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名义上前来以“祝寿”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赏赐使团各成员大量物品,但是拒绝了对方的通商请求。清廷自以为“天朝”统驭万国,抚育四夷,不必与“僻居荒远”的英吉利国互通有无。中方将乾隆回复英国国王的信件称作“敕书”,即皇帝颁给朝臣的诏书,可见当时还完全没有主权平等的观念。这种妄自尊大的心态在鸦片战争中受到严重打击,不过那套语言并未随着挨打的经历消失。《南京条约》于1842年夏在停泊于下关江面的英舰上签订,可是对中国人而言,条约是一份秘密文件。“中国近代史上的涉外条约签订后,国内的民众乃至绝大多数官员并不知晓具体内容。比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并未公布南京条约,一直到光绪元年,才通过不同渠道让国民知晓条约内容。”(详见李育民先生《论清政府信守条约的方针及其变化》,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笔者手头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上海“申报馆印”的《中东和约》,长17公分,宽11公分,系光绪元年孟冬的仿活字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为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和日本签署的修好条规(简称“中东和约”)以及两国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和日本当时的海关税则,《中英南京旧约》和《行船章程》作为附件出现在这本书中。《中东和约》书前有一篇序言,作者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报人蔡尔康。蔡尔康是江苏嘉定人,1868年的秀才,光緒头几年在《申报》馆工作,后进《字林沪报》《新闻报》任主笔。在同光年间,这位报人称得上是见多识广的了。序言的文字值得全部录下:
在昔成周之世,封建诸侯凡一千八百国。其誓词曰: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镂金枝,镌玉版,载诸盟府,昭示来兹。东迁而降,五霸迭兴,狎主齐盟,殆无虚日。读春秋一书,要约繁赜,可考而知也。厥后汉之匈奴,唐之吐蕃、回纥,宋之女真,明之也先,亦且岁时修好,遣使同盟。古所谓守在四彝者非欤?迨我圣朝,抚有函夏韦韛毳幕之邦,敂关麕至,称臣纳贡,亘古为昭。亦越 宣宗成皇帝,民胞物与,一视同仁,许海外诸国,言归于好。于是四洲之众,咸得入中国而通有无,互市之风盛矣,然尤虑其久而渝也。简命重臣,偕各国之轺车奉使者,重之以盟誓,申之以条例。其文寿诸梨枣,布诸寰区,并明定章程,阅十年而一易,使天下人士胥晓然于遐迩,一体中外,褆福之休,猗欤盛哉!顾其书学士大夫犹能道之,而试问懋迁有无化居之人与夫草野编氓或有不尽识者。尊闻阁主以为民情之隔阂,非所以昭同轨也,载书之阻阏非所以示信守也。于是有中英和约之刻并附之以通商税则,一时风行海内,几与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然人之见之者,犹嫌道光之南京旧约未获周知,不能识风会之递迁也。况自我 穆宗毅皇帝御宇之十年,复允日本国通商之请,其册书所载,与泰西诸国未免有不能一律求同者,如不重付麻沙,广为传布,将民之洞然于 皇仁之西被者,或忘 圣德之东渐乎?爰倩手民,详为校印其南京旧约,并附简末而行船章程亦附列焉。刻既竟,问序与余,余维我 朝柔远之谟,无微不至,而遐陬僻壤,或有因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疑忌之心有未除者。呜呼!日本虽小岛,其励精图治,崇尚西法,亦足以雄视东瀛。 圣天子大度包涵,原属无分畛域,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安敢不仰体 朝廷德泽之隆,而耦俱无猜也哉!诚使和约一书家喻户晓,则中东之好与日月常新焉可也。至于通商税则,其往日本海关者备录于后,若来中国海关者,则与泰西诸国罔有偏倚,不重录焉。至若行船章程,则尤今日之急需者也。盖自各口通商洋面往来双轮如织,偶一不慎,倾覆随之。况比年来各省制造局沪上招商局所制轮舶,无虑数十百艘,倘舟师等驾驭无方,设遇颠危,其何以济?而且中国商船质脆力弱,与轮船遇,如以石投卵,鲜不樯倾楫摧,趋避之术,又安可不讲乎?然则是书也,不特为通商之科律,抑且为航海之津梁。 已时
光绪纪元岁在乙亥冬十月楼馨仙史序于海上之铸铁龛
“楼馨仙史”无意识地暴露了很多“天朝上国”的幼稚想象,这种不自觉的华夏优越感甚至在今日还有所反映,比如2019年1月10日的《文汇报》第十版的《世界著名博物馆“镇馆之宝”是如何诞生的?》一文中有这么一句:“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在中国被称为‘画圣’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若在中国任何一家博物馆中都会成为镇馆之宝,可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以及英国人未必认同。”如果大英博物馆的专业人士读到这一高论,岂不大吃一惊。中国博物馆一般都致力于致敬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无搜罗世界各国文物的志向。
日本于1854年结束锁国政策,进步神速。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国家有蒸蒸日上之势。到了光绪元年,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邻,而蔡尔康的序言竟还一次次显露出居高临下的口吻,可见乾隆朝那套愚妄的话语过了大半个世纪还在支配着活人的头脑。
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究竟是谁,或许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中国要从“天朝上国”的梦中醒过来,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魏源的《海国图志》最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出版(后又有所增扩),使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各国概况有了粗略的印象,令人遗憾的是书中大量地图皆粗劣之作,缺少科学测绘的基本常识。作者在思想上还是极端排外的:“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海国图志》,陈华、常绍温、黄庆云、张廷茂、陈文源点校注释,岳麓书社1998年版,P838)魏源歧视沟通中外的传教士,甚至有问罪徐光启之意:
(汤)若望藉历法以藏身金门,而棋布邪教之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明纲之所以不纽者,由废祖宗之法,弛通海泄漏之律。徐光启以历法荐利玛窦等于朝,以数万里不朝贡之人,来而弗讥其所从来,去而弗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之,止不关防之,十三直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国人之政否?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习以为常,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百余年后将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同上, P827) 晚清译介事业发达,人文社科书籍的引进加速了中国的文化更新,魏源地下有知,势必要痛心疾首了。
郭嵩焘也是湘人,《海国图志》开了他的眼界。他的《书〈海国图志〉后》一文已认识到欧洲人海洋事业发达,得益于地理知识以及战略上的远谋:
及观泰西人论中国船步:辽河小孤山为最,镇海次之,福山又次之,以为水深无礁石,又四山环合,不受风涛之险。及论旅顺口:渤海数千里门户,中间通舟仅及数十里,两艘扼之,可以断其出入之路。泰西人构患天津,必先守旅顺口。此中国形势之显见者,泰西人知之,中国顾反不知,抑又何也?
郭嵩焘光绪五年回国后在长江坐江轮回湖南,长江航图购自英国。不过我想强调的是郭嵩焘有远胜魏源之处——他不是所謂“祖宗之法”的热诚卫士。
我们不妨看一看光绪元年的郭嵩焘(1818-1891)。郭嵩焘早年游学岳麓书院,曾为书院作传,与曾国藩交往颇多,1875年授福建按察使,未到任,在总理衙门上行走。1876年奉命赴英国对“马嘉理案”表示惋惜,并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次年辞归。向外派驻使节是主权平等观念在外交上的直接体现,故而郭嵩焘出国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性的。《使西纪程》就是他驻外期间的见闻录。
光绪二年二月的日记就批评京师士大夫意气用事,不愿“知洋情”:“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二月九日,慈禧首次召见郭嵩焘,又问及滇案,郭嵩焘的回答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据臣愚见,洋患已成,无从屏绝。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这说明他对英国重商主义的初衷是深刻了解的。这年夏天,赫德又劝中国政府尽快遣使赴英,七月十九日慈禧再度召见郭嵩焘,命出使英国:“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八月十九日,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云生)同诣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催逼甚紧,九月十五日,慈禧第三次召见,嘱咐“到英国一切当详悉考究”。
郭嵩焘到了伦敦之后,履行公职之余积极了解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各种科学发明兴趣浓厚,详细了解,尽力描述,精神上丝毫未曾流露出花甲之年的老态。他是“知已知彼”的实践者,日记中不屑于隐瞒观点,回避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他赴英途中路过新加坡时就遣人从岸上购得《泰晤士报》,在翻译帮助下认真了解报上内容。到英国之后,他对英国的舆情与新闻出版业尤其关注,并如此描述报业的社会影响:
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
英国言论自由的传统造就了大批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使之成为整个社会一笔巨大的无形财富。没有宽松的审查制度,社会主义思潮和公开挑战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无从产生,英国社会自我改良和更新的能力也大受限制。不能忘记,郭嵩焘使英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也生活在伦敦。翻开《伦敦与巴黎日记》,值得引用的段落实在太多。我深以为郭嵩焘睁眼看世界的恳切之心远超魏源那一辈士人,他当年留下来的文字至今读来仍有强劲的生命力,有时甚至让人不安。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
在昔成周之世,封建诸侯凡一千八百国。其誓词曰: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镂金枝,镌玉版,载诸盟府,昭示来兹。东迁而降,五霸迭兴,狎主齐盟,殆无虚日。读春秋一书,要约繁赜,可考而知也。厥后汉之匈奴,唐之吐蕃、回纥,宋之女真,明之也先,亦且岁时修好,遣使同盟。古所谓守在四彝者非欤?迨我圣朝,抚有函夏韦韛毳幕之邦,敂关麕至,称臣纳贡,亘古为昭。亦越 宣宗成皇帝,民胞物与,一视同仁,许海外诸国,言归于好。于是四洲之众,咸得入中国而通有无,互市之风盛矣,然尤虑其久而渝也。简命重臣,偕各国之轺车奉使者,重之以盟誓,申之以条例。其文寿诸梨枣,布诸寰区,并明定章程,阅十年而一易,使天下人士胥晓然于遐迩,一体中外,褆福之休,猗欤盛哉!顾其书学士大夫犹能道之,而试问懋迁有无化居之人与夫草野编氓或有不尽识者。尊闻阁主以为民情之隔阂,非所以昭同轨也,载书之阻阏非所以示信守也。于是有中英和约之刻并附之以通商税则,一时风行海内,几与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然人之见之者,犹嫌道光之南京旧约未获周知,不能识风会之递迁也。况自我 穆宗毅皇帝御宇之十年,复允日本国通商之请,其册书所载,与泰西诸国未免有不能一律求同者,如不重付麻沙,广为传布,将民之洞然于 皇仁之西被者,或忘 圣德之东渐乎?爰倩手民,详为校印其南京旧约,并附简末而行船章程亦附列焉。刻既竟,问序与余,余维我 朝柔远之谟,无微不至,而遐陬僻壤,或有因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疑忌之心有未除者。呜呼!日本虽小岛,其励精图治,崇尚西法,亦足以雄视东瀛。 圣天子大度包涵,原属无分畛域,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安敢不仰体 朝廷德泽之隆,而耦俱无猜也哉!诚使和约一书家喻户晓,则中东之好与日月常新焉可也。至于通商税则,其往日本海关者备录于后,若来中国海关者,则与泰西诸国罔有偏倚,不重录焉。至若行船章程,则尤今日之急需者也。盖自各口通商洋面往来双轮如织,偶一不慎,倾覆随之。况比年来各省制造局沪上招商局所制轮舶,无虑数十百艘,倘舟师等驾驭无方,设遇颠危,其何以济?而且中国商船质脆力弱,与轮船遇,如以石投卵,鲜不樯倾楫摧,趋避之术,又安可不讲乎?然则是书也,不特为通商之科律,抑且为航海之津梁。 已时
光绪纪元岁在乙亥冬十月楼馨仙史序于海上之铸铁龛
“楼馨仙史”无意识地暴露了很多“天朝上国”的幼稚想象,这种不自觉的华夏优越感甚至在今日还有所反映,比如2019年1月10日的《文汇报》第十版的《世界著名博物馆“镇馆之宝”是如何诞生的?》一文中有这么一句:“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在中国被称为‘画圣’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若在中国任何一家博物馆中都会成为镇馆之宝,可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以及英国人未必认同。”如果大英博物馆的专业人士读到这一高论,岂不大吃一惊。中国博物馆一般都致力于致敬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无搜罗世界各国文物的志向。
日本于1854年结束锁国政策,进步神速。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国家有蒸蒸日上之势。到了光绪元年,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邻,而蔡尔康的序言竟还一次次显露出居高临下的口吻,可见乾隆朝那套愚妄的话语过了大半个世纪还在支配着活人的头脑。
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究竟是谁,或许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中国要从“天朝上国”的梦中醒过来,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魏源的《海国图志》最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出版(后又有所增扩),使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各国概况有了粗略的印象,令人遗憾的是书中大量地图皆粗劣之作,缺少科学测绘的基本常识。作者在思想上还是极端排外的:“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海国图志》,陈华、常绍温、黄庆云、张廷茂、陈文源点校注释,岳麓书社1998年版,P838)魏源歧视沟通中外的传教士,甚至有问罪徐光启之意:
(汤)若望藉历法以藏身金门,而棋布邪教之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明纲之所以不纽者,由废祖宗之法,弛通海泄漏之律。徐光启以历法荐利玛窦等于朝,以数万里不朝贡之人,来而弗讥其所从来,去而弗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之,止不关防之,十三直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国人之政否?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习以为常,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百余年后将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同上, P827) 晚清译介事业发达,人文社科书籍的引进加速了中国的文化更新,魏源地下有知,势必要痛心疾首了。
郭嵩焘也是湘人,《海国图志》开了他的眼界。他的《书〈海国图志〉后》一文已认识到欧洲人海洋事业发达,得益于地理知识以及战略上的远谋:
及观泰西人论中国船步:辽河小孤山为最,镇海次之,福山又次之,以为水深无礁石,又四山环合,不受风涛之险。及论旅顺口:渤海数千里门户,中间通舟仅及数十里,两艘扼之,可以断其出入之路。泰西人构患天津,必先守旅顺口。此中国形势之显见者,泰西人知之,中国顾反不知,抑又何也?
郭嵩焘光绪五年回国后在长江坐江轮回湖南,长江航图购自英国。不过我想强调的是郭嵩焘有远胜魏源之处——他不是所謂“祖宗之法”的热诚卫士。
我们不妨看一看光绪元年的郭嵩焘(1818-1891)。郭嵩焘早年游学岳麓书院,曾为书院作传,与曾国藩交往颇多,1875年授福建按察使,未到任,在总理衙门上行走。1876年奉命赴英国对“马嘉理案”表示惋惜,并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次年辞归。向外派驻使节是主权平等观念在外交上的直接体现,故而郭嵩焘出国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性的。《使西纪程》就是他驻外期间的见闻录。
光绪二年二月的日记就批评京师士大夫意气用事,不愿“知洋情”:“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二月九日,慈禧首次召见郭嵩焘,又问及滇案,郭嵩焘的回答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据臣愚见,洋患已成,无从屏绝。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这说明他对英国重商主义的初衷是深刻了解的。这年夏天,赫德又劝中国政府尽快遣使赴英,七月十九日慈禧再度召见郭嵩焘,命出使英国:“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八月十九日,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云生)同诣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催逼甚紧,九月十五日,慈禧第三次召见,嘱咐“到英国一切当详悉考究”。
郭嵩焘到了伦敦之后,履行公职之余积极了解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各种科学发明兴趣浓厚,详细了解,尽力描述,精神上丝毫未曾流露出花甲之年的老态。他是“知已知彼”的实践者,日记中不屑于隐瞒观点,回避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他赴英途中路过新加坡时就遣人从岸上购得《泰晤士报》,在翻译帮助下认真了解报上内容。到英国之后,他对英国的舆情与新闻出版业尤其关注,并如此描述报业的社会影响:
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
英国言论自由的传统造就了大批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使之成为整个社会一笔巨大的无形财富。没有宽松的审查制度,社会主义思潮和公开挑战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无从产生,英国社会自我改良和更新的能力也大受限制。不能忘记,郭嵩焘使英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也生活在伦敦。翻开《伦敦与巴黎日记》,值得引用的段落实在太多。我深以为郭嵩焘睁眼看世界的恳切之心远超魏源那一辈士人,他当年留下来的文字至今读来仍有强劲的生命力,有时甚至让人不安。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