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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 6年，本刊《经典写真》栏目全年刊登了原北山堂所藏，现部分捐予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书法作品，得到好评不断。我们陆续接到读者来电，征询书作的出处以及是否有相关出版物的发行。今年，我们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支持，将继续挑选北山堂收藏书法的精品推荐给广大同好，也希望读者通过本文了解北山堂的收藏历史，以及利氏父子与北山堂基金会的工作者、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及文物馆的研究者，对古物保藏与研究的拳拳之心。
香港自19世纪开埠以来不仅造就了经济腾飞，成就今日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亦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守护之地。尤其是1911年清廷覆灭及后来的抗战与内战，致使一大批逊清遗老、文人、商贾先后南下香港暂避时局，伴随而来的是传统中国文化于这个蕞尔小岛的发扬与传承。加之香港的自由开放，使之借此天时地利成为中国文物的散集之地。以中国书画为例，不少佳作名迹都曾经过香港，有的散流海外，有的回归国内，有的则珍藏香江，从中亦成就不少重要收藏家和团体。香港利氏北山堂，无疑是举足轻重者。
北山溯源
现今热闹繁荣的港岛铜锣湾，其西南部附近一带，旧称东角山，原属渣甸勿地臣洋行（后来的怡和洋行）。后因怡和洋行迁址中环，遂于1924年（甲子）春将该山及旧有物业转让予利希慎（1879—1928），东角山也因之改称“利园山”。利氏购八利园山后，本计划移山填海，发展业务，却临时搁置，改为发展集娱乐、饮食与消遣为一体的“利园”游乐场。同年八月，莫汉（字鹤鸣）向利希慎商借利园山上原怡和洋行副经理大楼的西式建筑作定期雅集之所，为期两年。莫氏同时借出个人所藏紫檀家具陈设。当时莫汉与蔡守（1879—1941）等人组成“愚公簃诗社”，后又与其他诗社合并，改称“北山诗社”。雅集之所亦命名为“北山堂”，又名“愚公簃”，并写信请云南书法名家赵藩（1851—1927）题匾。赵匾今尚存北山堂，可视为北山堂最早的书法藏品之一。时赵藩虽已年过古稀，但兴致正浓，挥笔题写，书法苍劲老辣，款识中道出来龙去脉：
香港渣甸山地幽而面豁，多数百年林木。岛市开后，西人建楼于山顶，亦闳敞。今甲子之春，新会希慎利君以番饼四百万圆购是山而有之，将夷为平地构屋居数百人家，而未忍古树之遽摧于斤斧也。则以二年为期，借与寓港同人为游乐地。鹤鸣莫君慨然出所藏紫檀几案数百事供楼之陈列。美哉！二君之用心，与人同乐，斯大同之先声也。书来乞题榜，余欣然命笔，且跋而归之。滇南石禅老人赵藩。
赵氏并没无交代“北山堂”之意，但从“愚公簃诗社”及“北山诗社”明显可知是出自《列子·汤问》“北山愚公移山”之典。个中之因，一来应该是这帮文人雅士明白利园山终有被夷平之日，如同愚公移山一样，但他们乐以“北山愚公”自居：二来也应与民初大批前清遗老和士子南来香港，坚守与传承传统文化的信念不无关系，就如同愚公移山的决心般。赵藩十分赞赏利、莫二人北山雅集之举，认为实可企达与众同乐之效，他虽远在滇南，依然可遥想雅集盛况，不禁向往。
事实上，北山诗社初时每周雅集一次，由莫汉、利希慎、邹静存等人命题，并在报刊征稿，皆反映踊跃。与会者除了诗文唱和，也赏景赋句，即席挥亳，延续传统文人的风雅。例如1924年10月，北山堂从利氏大宅搬来盆菊，一连几日举行赏菊大会，咏唱之作逾一百八十首。邓尔雅（1884—1954）当时亦与会，并应景即席脱化南宋杨万里（1127—1206）诗句成篆书七言联“已晚相逢半山碧，就中更有一支黄”，并云：“甲子十月廿七日，集杨万里菊花诗句。邓尔雅书于北山堂菊花会。”此联仍存北山堂，是难得的书法佳品，同时见证了北山雅集的盛况。惜好景不长，一年后，因省港大罢工，北山诗社社员开始流散，诗社结束。北山堂又转为广东南社分会和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雅集之地，至1930年代初，可谓见证了20世纪初香港诗书画团体雅集的历史。然而，北山堂成为举世知名的中国文物收藏地，实要等到利希慎四子利荣森博士（1915—2007）继承堂名之后。
惠泽流长
利荣森博士是利希慎四子，早年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师长辈若非前清遗老，就是南来文人。成长于这种环境，利公对传统中国文化艺术自幼熏陶，早有雅好，自不待言。他更不像其他兄弟姐妹留学海外，中学时期不仅就读中文学校（金文泰中学前身香港官立汉文中学），之后更赴北京大学前身之燕京大学求学，后因战事借读成都国立四川大学。毕业后被中国银行派驻伦敦至1947年返港，开始参与家族事业及其他香港企业，亦热心文化公益事业。北山堂在他手上也从早年文人仰慕的雅集之所，转为闻名遐迩的中国文物藏地。然而，利公究竟何年开始收藏中国文物，已不得知晓，应不会晚于1957年，该年他已加入伦敦东方陶瓷学会。事实上，他于北京求学期间，已结识王世襄（1914—2009），胡惠春（1911—1995）等同窗校友，他们都是后来的文物鉴赏大家。加上京城古玩店林立，相信利公当时已留心中国文物，开始收藏。1963年他参与创立香港“敏求精舍”，并多年担任义务秘书和主席，成为香港至今历史最悠久，且最具分量的文物收藏家团体。利公亦持续支持中国及欧美等博物馆、大学和众多机构，不遗余力。然若论对文化教育事业之推动和贡献，则不得不提香港中文大学及其文物馆。
香港中文大学（简称“中大”）成立于1963年，时利公已出任临时校董、校董，大力支持中大发展。中大以融合古今、沟通中西为宗旨，中国研究自然是重点发展之一。因此于1967年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并于1971年创建文物馆。利公不单是重要创建人和长期资助者，自文物馆创馆至2004年一直担任文物馆管理委员会主席，后因健康辞任，仍留任委员至逝世。数十年间，不仅指导和资助文物馆的发展、展览、研究、扩建诸多项目，更捐赠或購赠大量中国文物予文物馆作永久典藏，皆以“北山堂”名之。事实上，文物馆的创立除了展示，保存和研究中国艺术文物，也是为了配合大学的教学。因此，创馆馆长屈志仁教授制定了几项典藏方向，包括收藏可供研究及教学用途的藏品：藏品有一般性，每样艺术都有样本：收藏其他大馆未必注意或者没有重视的艺术品。筚路蓝缕，至今文物馆藏品已超过15000多项，其中北山堂独力捐赠者达5800多项。另与萱晖堂合赠《盛宣怀函电信札》77册共18178页，与敏求精舍合赠元至清玉花463项。就书法而言，捐赠计有254项，多是20世纪90年代捐赠，另有200多项寄存文物馆。假若连拓本、书画上的题跋等也计算在内，则北山堂的书法收藏远超上述数量。 利公搜藏文物，除了拍卖会，若遇契合机缘，也会向其他藏家购藏。据说，他从不与友好藏家在拍卖会上高价竞投，或竞逐时流收藏时尚艺术品。而是以个人的深厚学养和远见，购藏有价值却暂未受重视者。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书法碑帖相比墨迹尚未普遍受到藏家垂青，但利公已慧眼独具，看到其价值，早着先机。如东汉《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与北京故宫“四明本”“华阴本”和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长垣本”同列传世四大重要版本，以宇损较少见长，原是广东李文田（1834—1895）泰华楼旧藏，递传三代至其孙李棪（1906—1996）。李棪是古文字学家，于中大中文系执教多年，与中大关系密切。因缘际会，利公后来得以向李棪商购该本东汉《西岳华山庙碑》（宋拓，墨拓纸本，册页，拓本13开，题签题跋等9开半，双钩补摹4开，墨纸各约25×17.6厘米）并捐赠文物馆，成为文物馆第一件碑帖藏品，奠定往后碑帖收藏的基础。又如1973年岁次癸丑，文物馆特别举办兰亭展览，向藏家商借藏品，成为学界最早的兰亭展览之一。当时有藏家借出南宋宰相游似（？—1252）旧藏“游相兰亭”十种，包括重要的“领字从山本”（宋拓，墨拓纸本，册页，拓本3开半，题跋半开，墨纸各约26.2×12.5厘米），“中山王氏家藏本”等。这批拓本对研究兰亭版本的翻刻递传与兰亭风尚有重要价值，加之当时文物馆的碑帖收藏尚在起步，利公于是与藏家商讨，购赠文物馆，使文物馆成为当今世界博物馆典藏“游相兰亭”最多的博物馆。上述两件拓本也刚八选国务院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可证其价值。以上两例既可一窥北山堂藏品的部分来源，更可见利公的风度与眼光。书法举隅
北山堂的书法收藏数量可观，几乎涵盖各朝，颇具体系，又以明清居多。2014年文物馆曾举办“北山汲古——中国书法”展览并出版同名图录，正式拉开北山堂藏品研究与展览系列的序幕。该展览展出书迹一百件，从唐至清，包罗写经、尺牍、对联、文稿，诗文、借券、血书，作者从帝王贵胄，名臣忠贤，到经生文人，琳琅满目，足以窥见中国书法史之轮廓和北山堂书法之重要，兹举数例以窥管豹。
宋宁宗赵扩（1194—1234）是南宋第四代皇帝，其《楷书为坤宁生辰书诗》
（水墨绫本，册页，19.6×20.7厘米）录七绝一首，据“丙子”钤印可知写于嘉定九年（1216），是赐贺杨皇后生辰。杨皇后书法学宁宗，近乎乱真，一直困扰学界研究和分辨两人书迹。该件书法捺笔方折，结体稍显不稳妥，虽不能媲美宋高宗书艺，却是罕见的宋宁宗传世墨迹，为鉴定宁宗书法提供重要依据，也见南宋宫廷书风，价值非凡。其所用绫本更是皇室用绫，弥足珍贵。香港曾是南宋朝廷最后的短暂退守之地，而收藏宋代帝王书法本就极不容易，能有一件藏于香港实属难得，别具意义。
元代倪瓒（1301—1374）《行书诗扎》（水墨纸本，第二开30.2×45.4厘米）共八纸，其中第二，三，六，七为真迹，或自述困窘，或感忧时局，或思念友人，是研究倪瓒生平与书法及其真伪和影响的重要参照。另一件值得一提的元人书迹是沈右（约1320-约1360）《楷书送医师沈伯新序》（水墨纸本，手卷，本幅28.5×87.2厘米）。该卷是沈右为感谢沈伯新治愈祖母而撰文记述，并请一众友朋题跋以作酬谢之礼，尽显儒家奉行孝道的传统美德。全篇楷法精熟，风格秀丽，既有唐代欧褚之法，亦见同代赵孟頫（1254-1322）影响。卷后有元至清众多题跋，名家林立，包括元代顾瑛（1310-1369）、周伯琦（1298-1369）、陈基（1314-1370）、郑元祜（1 292-1364），明代吴宽（1435-1504）、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清代沈德潜（1673-1769），桂馥（1736-1805）等，更有西夏人昂吉，流传有序，皆是难得墨宝。
明代王宠（1494-1533）《行书借券》（水墨纸本，手卷，本幅24.3×21.5厘米）是嘉靖七年（1528）王宠请文彭（1498-1573）作中人，向袁褒借银五十两之借券，王氏时35岁。或有认为是游戏之作，却重现明代吴中才子间的生活交往。该件书写轻松流畅，多不经意，尽显二王一脉渊源，又因书以人重而为历代藏家珍视，题跋累累。晚明周茂兰（1605-1686）为父伸冤刺血上书崇祯皇帝的《血疏贴黄稿》更是难得一见，不单留下晚明阉党为患的史证，亦使后人得见明廷奏疏庐山真貌。该疏尺寸不大，却引得后人一跋再跋，整整两卷，皆因古人所重者非是周茂兰书法的优劣，而是背后周氏父子至忠至孝的完美典范。
若论对明末以后书法临摹创作观念影响巨大者，非董其昌（1555-1636）莫属。董氏虽常批评《淳化阁帖》有失真及令人怀疑处，但他依然临习不辍，如北京故宫就藏有他十卷《临淳化阁帖》，足见他对阁帖的重视。北山堂《行草临王羲之帖卷》是董氏临写《淳化阁帖》第六卷，虽不能视为董氏最自由挥洒之作，仍可见他临摹的态度与主张。将之与原帖比较，并非十分相似，甚至有漏字。原因在于他的观念中，临摹非是在做复制品，而是旨在学习古人笔法，并参八个人面貌的创作，以突显与古人的对话和联系，重在似与不似间。正如他所言是“随意临仿，在有意无意之间”。这种观念从明末到清代，影响深远，许多书法家都以临摹为创作。至于张瑞图（1570-1641）《草书汉京篇卷》写于1622年，时53岁，前一年刚经历万历、泰昌和天启三代改朝，难免是忧心时局的流露。虽未算是最豪放之作，一樣是他最为人熟悉的典型面貌。他简化用笔、化圆为方、使转方折，一般皆以晚明浪漫书风论之，将之与整个时代对应。然有学者已经指出这或许与其书法应酬频繁，并以之接济家中经济有关。为应付大量索书应酬不得不简化用笔，加快书写，而形成此貌。有趣的是，张瑞图精于晋人小楷，得董其昌赏识，但他所自我喜欢与肯定的传统小楷却比不上不为意的应酬书风，成为他以至整个晚明最具代表性的书风之一。
北山堂书法收藏的另一特点是对广东书法的重视，背后实有保存桑梓文化之理念。举凡陈献章（1428-1500），邝露（1604-1650），张穆（1607-1686），陈恭尹（1631-1700）、梁佩兰（1636-1705）等乡贤书迹，皆有庋藏。如陈献章《楷书奠表兄何处素文稿》为68岁祭奠表兄之稿，文情哀痛，楷法端正，有别于常见的茅龙体行草。陈恭尹《隶书凤山骊歌七绝》诗赠顺德知县徐勍，书法融《曹全碑》和《夏承碑》于一炉，秀丽跌宕，代表清初隶书回归古代传统风气下，广东书法家的成就。
上列数例，难免挂一漏万，但已可供检视中国书法史的流变。
小结
北山堂从最初香港文人雅集之所，变为中国文物的重要藏地，再成为今天资助与推广中国艺术文化的基金会，其身上代表着利氏三代人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也见证香港中国文物收藏的变迁。就书法而言，北山堂的丰富收藏建基于利荣森博士的兴趣和眼光，也得益于香港文物汇集的环境。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利公在文物馆与不同学者的建议下，从拍卖会中购得价廉物美的书画和碑帖，但这等机会今已难再重复。利公化私为公，其胸襟固然值得敬仰，而其背后嘉惠后人，保存、研究和推动中国艺术的远见和魄力，更值得敬佩。
本文得林业强教授允许引用其有关北山堂历史之文章资料，并赐教，谨此致谢！有关北山堂历史、收藏及书法，参考林业强主编《北山汲古——利氏北山堂捐赠中国文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9），莫家良主编《北山汲古——中国书法》（香港：香港中文学文物馆，艺术系，2014）。
香港自19世纪开埠以来不仅造就了经济腾飞，成就今日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亦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守护之地。尤其是1911年清廷覆灭及后来的抗战与内战，致使一大批逊清遗老、文人、商贾先后南下香港暂避时局，伴随而来的是传统中国文化于这个蕞尔小岛的发扬与传承。加之香港的自由开放，使之借此天时地利成为中国文物的散集之地。以中国书画为例，不少佳作名迹都曾经过香港，有的散流海外，有的回归国内，有的则珍藏香江，从中亦成就不少重要收藏家和团体。香港利氏北山堂，无疑是举足轻重者。
北山溯源
现今热闹繁荣的港岛铜锣湾，其西南部附近一带，旧称东角山，原属渣甸勿地臣洋行（后来的怡和洋行）。后因怡和洋行迁址中环，遂于1924年（甲子）春将该山及旧有物业转让予利希慎（1879—1928），东角山也因之改称“利园山”。利氏购八利园山后，本计划移山填海，发展业务，却临时搁置，改为发展集娱乐、饮食与消遣为一体的“利园”游乐场。同年八月，莫汉（字鹤鸣）向利希慎商借利园山上原怡和洋行副经理大楼的西式建筑作定期雅集之所，为期两年。莫氏同时借出个人所藏紫檀家具陈设。当时莫汉与蔡守（1879—1941）等人组成“愚公簃诗社”，后又与其他诗社合并，改称“北山诗社”。雅集之所亦命名为“北山堂”，又名“愚公簃”，并写信请云南书法名家赵藩（1851—1927）题匾。赵匾今尚存北山堂，可视为北山堂最早的书法藏品之一。时赵藩虽已年过古稀，但兴致正浓，挥笔题写，书法苍劲老辣，款识中道出来龙去脉：
香港渣甸山地幽而面豁，多数百年林木。岛市开后，西人建楼于山顶，亦闳敞。今甲子之春，新会希慎利君以番饼四百万圆购是山而有之，将夷为平地构屋居数百人家，而未忍古树之遽摧于斤斧也。则以二年为期，借与寓港同人为游乐地。鹤鸣莫君慨然出所藏紫檀几案数百事供楼之陈列。美哉！二君之用心，与人同乐，斯大同之先声也。书来乞题榜，余欣然命笔，且跋而归之。滇南石禅老人赵藩。
赵氏并没无交代“北山堂”之意，但从“愚公簃诗社”及“北山诗社”明显可知是出自《列子·汤问》“北山愚公移山”之典。个中之因，一来应该是这帮文人雅士明白利园山终有被夷平之日，如同愚公移山一样，但他们乐以“北山愚公”自居：二来也应与民初大批前清遗老和士子南来香港，坚守与传承传统文化的信念不无关系，就如同愚公移山的决心般。赵藩十分赞赏利、莫二人北山雅集之举，认为实可企达与众同乐之效，他虽远在滇南，依然可遥想雅集盛况，不禁向往。
事实上，北山诗社初时每周雅集一次，由莫汉、利希慎、邹静存等人命题，并在报刊征稿，皆反映踊跃。与会者除了诗文唱和，也赏景赋句，即席挥亳，延续传统文人的风雅。例如1924年10月，北山堂从利氏大宅搬来盆菊，一连几日举行赏菊大会，咏唱之作逾一百八十首。邓尔雅（1884—1954）当时亦与会，并应景即席脱化南宋杨万里（1127—1206）诗句成篆书七言联“已晚相逢半山碧，就中更有一支黄”，并云：“甲子十月廿七日，集杨万里菊花诗句。邓尔雅书于北山堂菊花会。”此联仍存北山堂，是难得的书法佳品，同时见证了北山雅集的盛况。惜好景不长，一年后，因省港大罢工，北山诗社社员开始流散，诗社结束。北山堂又转为广东南社分会和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雅集之地，至1930年代初，可谓见证了20世纪初香港诗书画团体雅集的历史。然而，北山堂成为举世知名的中国文物收藏地，实要等到利希慎四子利荣森博士（1915—2007）继承堂名之后。
惠泽流长
利荣森博士是利希慎四子，早年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师长辈若非前清遗老，就是南来文人。成长于这种环境，利公对传统中国文化艺术自幼熏陶，早有雅好，自不待言。他更不像其他兄弟姐妹留学海外，中学时期不仅就读中文学校（金文泰中学前身香港官立汉文中学），之后更赴北京大学前身之燕京大学求学，后因战事借读成都国立四川大学。毕业后被中国银行派驻伦敦至1947年返港，开始参与家族事业及其他香港企业，亦热心文化公益事业。北山堂在他手上也从早年文人仰慕的雅集之所，转为闻名遐迩的中国文物藏地。然而，利公究竟何年开始收藏中国文物，已不得知晓，应不会晚于1957年，该年他已加入伦敦东方陶瓷学会。事实上，他于北京求学期间，已结识王世襄（1914—2009），胡惠春（1911—1995）等同窗校友，他们都是后来的文物鉴赏大家。加上京城古玩店林立，相信利公当时已留心中国文物，开始收藏。1963年他参与创立香港“敏求精舍”，并多年担任义务秘书和主席，成为香港至今历史最悠久，且最具分量的文物收藏家团体。利公亦持续支持中国及欧美等博物馆、大学和众多机构，不遗余力。然若论对文化教育事业之推动和贡献，则不得不提香港中文大学及其文物馆。
香港中文大学（简称“中大”）成立于1963年，时利公已出任临时校董、校董，大力支持中大发展。中大以融合古今、沟通中西为宗旨，中国研究自然是重点发展之一。因此于1967年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并于1971年创建文物馆。利公不单是重要创建人和长期资助者，自文物馆创馆至2004年一直担任文物馆管理委员会主席，后因健康辞任，仍留任委员至逝世。数十年间，不仅指导和资助文物馆的发展、展览、研究、扩建诸多项目，更捐赠或購赠大量中国文物予文物馆作永久典藏，皆以“北山堂”名之。事实上，文物馆的创立除了展示，保存和研究中国艺术文物，也是为了配合大学的教学。因此，创馆馆长屈志仁教授制定了几项典藏方向，包括收藏可供研究及教学用途的藏品：藏品有一般性，每样艺术都有样本：收藏其他大馆未必注意或者没有重视的艺术品。筚路蓝缕，至今文物馆藏品已超过15000多项，其中北山堂独力捐赠者达5800多项。另与萱晖堂合赠《盛宣怀函电信札》77册共18178页，与敏求精舍合赠元至清玉花463项。就书法而言，捐赠计有254项，多是20世纪90年代捐赠，另有200多项寄存文物馆。假若连拓本、书画上的题跋等也计算在内，则北山堂的书法收藏远超上述数量。 利公搜藏文物，除了拍卖会，若遇契合机缘，也会向其他藏家购藏。据说，他从不与友好藏家在拍卖会上高价竞投，或竞逐时流收藏时尚艺术品。而是以个人的深厚学养和远见，购藏有价值却暂未受重视者。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书法碑帖相比墨迹尚未普遍受到藏家垂青，但利公已慧眼独具，看到其价值，早着先机。如东汉《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与北京故宫“四明本”“华阴本”和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长垣本”同列传世四大重要版本，以宇损较少见长，原是广东李文田（1834—1895）泰华楼旧藏，递传三代至其孙李棪（1906—1996）。李棪是古文字学家，于中大中文系执教多年，与中大关系密切。因缘际会，利公后来得以向李棪商购该本东汉《西岳华山庙碑》（宋拓，墨拓纸本，册页，拓本13开，题签题跋等9开半，双钩补摹4开，墨纸各约25×17.6厘米）并捐赠文物馆，成为文物馆第一件碑帖藏品，奠定往后碑帖收藏的基础。又如1973年岁次癸丑，文物馆特别举办兰亭展览，向藏家商借藏品，成为学界最早的兰亭展览之一。当时有藏家借出南宋宰相游似（？—1252）旧藏“游相兰亭”十种，包括重要的“领字从山本”（宋拓，墨拓纸本，册页，拓本3开半，题跋半开，墨纸各约26.2×12.5厘米），“中山王氏家藏本”等。这批拓本对研究兰亭版本的翻刻递传与兰亭风尚有重要价值，加之当时文物馆的碑帖收藏尚在起步，利公于是与藏家商讨，购赠文物馆，使文物馆成为当今世界博物馆典藏“游相兰亭”最多的博物馆。上述两件拓本也刚八选国务院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可证其价值。以上两例既可一窥北山堂藏品的部分来源，更可见利公的风度与眼光。书法举隅
北山堂的书法收藏数量可观，几乎涵盖各朝，颇具体系，又以明清居多。2014年文物馆曾举办“北山汲古——中国书法”展览并出版同名图录，正式拉开北山堂藏品研究与展览系列的序幕。该展览展出书迹一百件，从唐至清，包罗写经、尺牍、对联、文稿，诗文、借券、血书，作者从帝王贵胄，名臣忠贤，到经生文人，琳琅满目，足以窥见中国书法史之轮廓和北山堂书法之重要，兹举数例以窥管豹。
宋宁宗赵扩（1194—1234）是南宋第四代皇帝，其《楷书为坤宁生辰书诗》
（水墨绫本，册页，19.6×20.7厘米）录七绝一首，据“丙子”钤印可知写于嘉定九年（1216），是赐贺杨皇后生辰。杨皇后书法学宁宗，近乎乱真，一直困扰学界研究和分辨两人书迹。该件书法捺笔方折，结体稍显不稳妥，虽不能媲美宋高宗书艺，却是罕见的宋宁宗传世墨迹，为鉴定宁宗书法提供重要依据，也见南宋宫廷书风，价值非凡。其所用绫本更是皇室用绫，弥足珍贵。香港曾是南宋朝廷最后的短暂退守之地，而收藏宋代帝王书法本就极不容易，能有一件藏于香港实属难得，别具意义。
元代倪瓒（1301—1374）《行书诗扎》（水墨纸本，第二开30.2×45.4厘米）共八纸，其中第二，三，六，七为真迹，或自述困窘，或感忧时局，或思念友人，是研究倪瓒生平与书法及其真伪和影响的重要参照。另一件值得一提的元人书迹是沈右（约1320-约1360）《楷书送医师沈伯新序》（水墨纸本，手卷，本幅28.5×87.2厘米）。该卷是沈右为感谢沈伯新治愈祖母而撰文记述，并请一众友朋题跋以作酬谢之礼，尽显儒家奉行孝道的传统美德。全篇楷法精熟，风格秀丽，既有唐代欧褚之法，亦见同代赵孟頫（1254-1322）影响。卷后有元至清众多题跋，名家林立，包括元代顾瑛（1310-1369）、周伯琦（1298-1369）、陈基（1314-1370）、郑元祜（1 292-1364），明代吴宽（1435-1504）、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清代沈德潜（1673-1769），桂馥（1736-1805）等，更有西夏人昂吉，流传有序，皆是难得墨宝。
明代王宠（1494-1533）《行书借券》（水墨纸本，手卷，本幅24.3×21.5厘米）是嘉靖七年（1528）王宠请文彭（1498-1573）作中人，向袁褒借银五十两之借券，王氏时35岁。或有认为是游戏之作，却重现明代吴中才子间的生活交往。该件书写轻松流畅，多不经意，尽显二王一脉渊源，又因书以人重而为历代藏家珍视，题跋累累。晚明周茂兰（1605-1686）为父伸冤刺血上书崇祯皇帝的《血疏贴黄稿》更是难得一见，不单留下晚明阉党为患的史证，亦使后人得见明廷奏疏庐山真貌。该疏尺寸不大，却引得后人一跋再跋，整整两卷，皆因古人所重者非是周茂兰书法的优劣，而是背后周氏父子至忠至孝的完美典范。
若论对明末以后书法临摹创作观念影响巨大者，非董其昌（1555-1636）莫属。董氏虽常批评《淳化阁帖》有失真及令人怀疑处，但他依然临习不辍，如北京故宫就藏有他十卷《临淳化阁帖》，足见他对阁帖的重视。北山堂《行草临王羲之帖卷》是董氏临写《淳化阁帖》第六卷，虽不能视为董氏最自由挥洒之作，仍可见他临摹的态度与主张。将之与原帖比较，并非十分相似，甚至有漏字。原因在于他的观念中，临摹非是在做复制品，而是旨在学习古人笔法，并参八个人面貌的创作，以突显与古人的对话和联系，重在似与不似间。正如他所言是“随意临仿，在有意无意之间”。这种观念从明末到清代，影响深远，许多书法家都以临摹为创作。至于张瑞图（1570-1641）《草书汉京篇卷》写于1622年，时53岁，前一年刚经历万历、泰昌和天启三代改朝，难免是忧心时局的流露。虽未算是最豪放之作，一樣是他最为人熟悉的典型面貌。他简化用笔、化圆为方、使转方折，一般皆以晚明浪漫书风论之，将之与整个时代对应。然有学者已经指出这或许与其书法应酬频繁，并以之接济家中经济有关。为应付大量索书应酬不得不简化用笔，加快书写，而形成此貌。有趣的是，张瑞图精于晋人小楷，得董其昌赏识，但他所自我喜欢与肯定的传统小楷却比不上不为意的应酬书风，成为他以至整个晚明最具代表性的书风之一。
北山堂书法收藏的另一特点是对广东书法的重视，背后实有保存桑梓文化之理念。举凡陈献章（1428-1500），邝露（1604-1650），张穆（1607-1686），陈恭尹（1631-1700）、梁佩兰（1636-1705）等乡贤书迹，皆有庋藏。如陈献章《楷书奠表兄何处素文稿》为68岁祭奠表兄之稿，文情哀痛，楷法端正，有别于常见的茅龙体行草。陈恭尹《隶书凤山骊歌七绝》诗赠顺德知县徐勍，书法融《曹全碑》和《夏承碑》于一炉，秀丽跌宕，代表清初隶书回归古代传统风气下，广东书法家的成就。
上列数例，难免挂一漏万，但已可供检视中国书法史的流变。
小结
北山堂从最初香港文人雅集之所，变为中国文物的重要藏地，再成为今天资助与推广中国艺术文化的基金会，其身上代表着利氏三代人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也见证香港中国文物收藏的变迁。就书法而言，北山堂的丰富收藏建基于利荣森博士的兴趣和眼光，也得益于香港文物汇集的环境。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利公在文物馆与不同学者的建议下，从拍卖会中购得价廉物美的书画和碑帖，但这等机会今已难再重复。利公化私为公，其胸襟固然值得敬仰，而其背后嘉惠后人，保存、研究和推动中国艺术的远见和魄力，更值得敬佩。
本文得林业强教授允许引用其有关北山堂历史之文章资料，并赐教，谨此致谢！有关北山堂历史、收藏及书法，参考林业强主编《北山汲古——利氏北山堂捐赠中国文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9），莫家良主编《北山汲古——中国书法》（香港：香港中文学文物馆，艺术系，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