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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坛从来都不缺少“冤死者”，我指的是生前取得了莫大的成就，死后却始终享受着寂寞，像图书馆里被封存的文献一样，碰一碰就掉了页子，让人沾包。正如那个天才的李健吾，一个在小说、戏剧、散文、文学评论、法国文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不朽功绩之人，直到公元1996年才有一位原来写小说后转到文学史研究的同乡为其写了一部近40万字《李健吾传》。不过比起冯沅君，李健吾还是幸运的，在比李健吾多寂寞了十年之后，她的第一本传记才同新版的《李健吾传》一起摆在中国的书店里，是与其夫陆侃如先生的合传，名字就叫《陆侃如和冯沅君》，2006年5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冯沅君原名冯恭兰后改为冯淑兰，生于1900年9月4日(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说冯沅君出生于1902年是错误的，司马长风的书大体是很好的，只是在介绍作家的生卒年时错误甚多，竟将徐志摩出生年写为1895年)。其父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二哥便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冯友兰，三哥冯景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的硕士，中国近代矿床学的奠基人。这样的家世加之过人的天赋，刚刚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学校的冯沅君已经显示出了高于一般人的文学功底，难怪与她同样才华横溢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作家的苏雪林也不得不承认“比不上那个家学渊源，胸罗万卷的冯沅君”。1922年，冯沅君考入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研究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冯沅君一不小心又成为了一名作家，一时间她署名“淦女士”的小说占据了《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的重要位置。其中最能代表她本人的性格与创作水准的是她写于1923年3月15日的短篇小说《旅行》。语言之大气，思想之深邃，洞察之敏锐使你绝想不到她是一位裹过脚的女性。1929年初，冯沅君与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学者陆侃如结婚，1932年6月二人考取了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班，临行前胡适在自家设宴为二人送行，三年后冯沅君顺利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女性。此后她与丈夫陆侃如一起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授等职，1974年6月17日逝世于济南。
作为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的传记，通常情况下我是毫不犹豫就会买下来了，这次遇到冯沅君这样的才女更是不能例外，谁知买回家里一看便知钱花得冤枉了。不夸张的讲，这是一本考证极不详实，错误随处可见，论述简单，引文甚多已喧宾夺主的作品。纵然著作在《后记》中写道：“书中我大量地引用了陆侃如和冯沅君的原著原文，就是想让现在的人了解那个时代人的原始思想状况，以便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做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判断”。然而这些引文未免太让读者感到著作文字的苍白，相信换是谁也决不会为了读冯、陆二人的文章而买这本书的。一本不到20万字的书，引文占了一半左右，而错误占了另一半。在《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第27至28页间，作者写到：“胡适当时在北京大学，不可能身兼二职，他推荐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到研究院任导师。曹云祥请来了赵元任和李济。梁启超又引进了陈寅恪”。关于这段历史，很多书籍均有记载，随便查手边的《胡适周围》(沈卫威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版)第38页，照抄如下：“胡适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查《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1版)188页，吴宓在日记中也写道：“1926年，由宓荐(指陈寅恪，笔者按)，清华聘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400圆，乃回国”。事实上梁启超与陈寅恪上任一事并无关系。而就在下一页，作者还错误地将两张插图注错，将赵元任说成了李济，陈寅恪说成了赵元任；再下一页又将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名字写反了。看来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人与事缺乏必要的了解。
在《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中，关于文人的生平时间错误甚多，近乎到了混乱的程度。书后的《陆侃如、冯沅君年表》上写得清楚，“1903年11月26日，陆侃如先生生于江苏海门县三阳(镇)普新村”，而书中19页却赫然印着“冯沅君的丈夫陆侃如(1900-1978)先生”。笔者更希望这是一次笔误，但在中38页至50页之间的约十处与陆侃如年龄有关的记载却均出现了这种“笔误”。在一本书中，记录传主的年龄时出现十次以上的错误，这是笔者此前所不曾遇见的。书中，年份记错了的不指陆侃如一人，苏雪林是1918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学校旁听的，书中83页将这个日子延后了近一年；同书92页，“1992年，95岁高龄的苏雪林致信住在上海的著名编辑家赵清阁”，生于1899年的苏雪林1992年时怎么会是95岁?此外，《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中的主观臆断过多，冯沅君1922年夏已在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学校毕业，而许广平则是在1923年进入该校，二人不可能成为同学；在有胡适、赵景深等人参加的婚礼上，本与主人不相熟的鲁迅会参加二人的婚礼吗?或许这些只是作者的一相情愿而已。
无论从情节的叙述还是对史料的考证，《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都难说是一本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上乘之作。然而，这本书确实做到了抛砖引玉之事，它告诉了后人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上还有过冯沅君和陆侃如这样的人，若是今后再有人为此二人做传也不必尴尬地说“没有看到一部较为完整的反映两位先生或学术或生平的书”了。
冯沅君原名冯恭兰后改为冯淑兰，生于1900年9月4日(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说冯沅君出生于1902年是错误的，司马长风的书大体是很好的，只是在介绍作家的生卒年时错误甚多，竟将徐志摩出生年写为1895年)。其父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二哥便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冯友兰，三哥冯景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的硕士，中国近代矿床学的奠基人。这样的家世加之过人的天赋，刚刚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学校的冯沅君已经显示出了高于一般人的文学功底，难怪与她同样才华横溢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作家的苏雪林也不得不承认“比不上那个家学渊源，胸罗万卷的冯沅君”。1922年，冯沅君考入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研究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冯沅君一不小心又成为了一名作家，一时间她署名“淦女士”的小说占据了《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的重要位置。其中最能代表她本人的性格与创作水准的是她写于1923年3月15日的短篇小说《旅行》。语言之大气，思想之深邃，洞察之敏锐使你绝想不到她是一位裹过脚的女性。1929年初，冯沅君与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学者陆侃如结婚，1932年6月二人考取了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班，临行前胡适在自家设宴为二人送行，三年后冯沅君顺利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女性。此后她与丈夫陆侃如一起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授等职，1974年6月17日逝世于济南。
作为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的传记，通常情况下我是毫不犹豫就会买下来了，这次遇到冯沅君这样的才女更是不能例外，谁知买回家里一看便知钱花得冤枉了。不夸张的讲，这是一本考证极不详实，错误随处可见，论述简单，引文甚多已喧宾夺主的作品。纵然著作在《后记》中写道：“书中我大量地引用了陆侃如和冯沅君的原著原文，就是想让现在的人了解那个时代人的原始思想状况，以便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做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判断”。然而这些引文未免太让读者感到著作文字的苍白，相信换是谁也决不会为了读冯、陆二人的文章而买这本书的。一本不到20万字的书，引文占了一半左右，而错误占了另一半。在《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第27至28页间，作者写到：“胡适当时在北京大学，不可能身兼二职，他推荐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到研究院任导师。曹云祥请来了赵元任和李济。梁启超又引进了陈寅恪”。关于这段历史，很多书籍均有记载，随便查手边的《胡适周围》(沈卫威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版)第38页，照抄如下：“胡适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查《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1版)188页，吴宓在日记中也写道：“1926年，由宓荐(指陈寅恪，笔者按)，清华聘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400圆，乃回国”。事实上梁启超与陈寅恪上任一事并无关系。而就在下一页，作者还错误地将两张插图注错，将赵元任说成了李济，陈寅恪说成了赵元任；再下一页又将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名字写反了。看来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人与事缺乏必要的了解。
在《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中，关于文人的生平时间错误甚多，近乎到了混乱的程度。书后的《陆侃如、冯沅君年表》上写得清楚，“1903年11月26日，陆侃如先生生于江苏海门县三阳(镇)普新村”，而书中19页却赫然印着“冯沅君的丈夫陆侃如(1900-1978)先生”。笔者更希望这是一次笔误，但在中38页至50页之间的约十处与陆侃如年龄有关的记载却均出现了这种“笔误”。在一本书中，记录传主的年龄时出现十次以上的错误，这是笔者此前所不曾遇见的。书中，年份记错了的不指陆侃如一人，苏雪林是1918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学校旁听的，书中83页将这个日子延后了近一年；同书92页，“1992年，95岁高龄的苏雪林致信住在上海的著名编辑家赵清阁”，生于1899年的苏雪林1992年时怎么会是95岁?此外，《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中的主观臆断过多，冯沅君1922年夏已在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学校毕业，而许广平则是在1923年进入该校，二人不可能成为同学；在有胡适、赵景深等人参加的婚礼上，本与主人不相熟的鲁迅会参加二人的婚礼吗?或许这些只是作者的一相情愿而已。
无论从情节的叙述还是对史料的考证，《陆侃如和冯沅君》一书都难说是一本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上乘之作。然而，这本书确实做到了抛砖引玉之事，它告诉了后人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上还有过冯沅君和陆侃如这样的人，若是今后再有人为此二人做传也不必尴尬地说“没有看到一部较为完整的反映两位先生或学术或生平的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