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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社会,不孝的现象频频出现,这就引发人们对传统孝文化的重新思考。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国藩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所倡导的“孝为家和之方”“睦邻为和家之辅”“先于孝而后于忠”等思想对当代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曾国藩;孝亲;睦邻;先孝后忠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9-0185-02
百善孝为先,尤其在养老机制尚未健全、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的当今社会,弘扬孝道就显得更加重要。作为著名的儒学家,曾国藩无论是对孝道理论的阐述还是对孝道的践行,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孝为家和之方
曾国藩十分重视孝道文化,在他看来,孝比读书求取功名更重要。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1]115曾国藩重视“孝”,但并不意味着他用孝来否定读书求取功名,只是主张在两者发生冲突时,要以“孝”为先。他同时指出,读书获取功名应当有益于孝。孝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的重要法则,是家庭和睦祥瑞的重要因素,曾国藩用因果报应来论述孝的重要性。“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2]574因果报应未必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应验,但在孝这一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那就是:尽孝道会获得吉庆,否则就会招致祸殃。正是由于曾氏家族恪守孝道,才使得其兄弟子侄在长期的宦海沉浮之中互相照应、荣辱与共,保证了其家族的长远发展。因此,作为曾国藩家族的三项家教法宝(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1]302)之一,孝致祥被曾国藩放在了首要地位。
孝,在常人看来,不外乎从物质上奉养父母,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关心他们,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做到“事亲以得欢心为本”[1]302。对于父母来说,满足其精神上的需要往往比满足其物质上的需要更重要。同时,曾国藩的孝道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孝道的践行上。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不能长期守在长辈身边,但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他们。对于长辈的挂念还体现在,曾国藩频繁地写信,向长辈汇报自己当前的状况,以免他们担心,并且在书信中,他总是以“孙男”或“侄”“跪禀”“祖父母”或“父母亲”或“叔父母”“膝下”或“万福金安”开头,以“**谨呈”或“**谨禀”等敬语结尾,其孝心可见一斑。
曾国藩不但自己践行孝道,而且还经常教导兄弟、子女要恪守孝道。“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1]279这是因为,兄弟和睦关系到家族的兴衰,“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1]332。因此,坚持“以和睦兄弟为第一”[1]332的原则,身为长兄,他主动担负起教育兄弟的重任。曾国藩对于兄弟之爱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兄友弟恭”“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的层面,而是经常教导兄弟,“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之大不孝矣。”[3]229对于兄弟,曾国藩教导他们要勤劳、俭朴,因为他懂得姑息之爱,久而久之,就会让兄弟变得懒惰,助长骄傲狂妄之气,实际上也就是不孝。因此,兄弟之爱更重要的应体现为德业相勉、过失相劝,爱护兄弟,但不能包庇姑息他们的错误。曾国藩进一步指出,在家族当中,孝道应当推而广之,由对祖父母的爱推至爱叔父、由对父母的爱延伸至爱兄弟的妻妾儿女,进而扩展至爱国家和人民,由孝亲上升至仁民。
二、睦邻为和家之辅
在曾国藩看来,孝不仅体现在家庭成员内部,还体现在邻里关系上。“千金买屋,万金买邻”,良好的邻里关系对个人和家族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处理好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将祖父星冈公“人待人无价之宝”[1]360视为处理邻里关系的重要原则。曾国藩认为,对于邻里,不可怠慢,更不可贪占人家便宜、轻取人家财物,相反,应当尽可能做一些有益于邻里的事情。比如,曾国藩曾经在家信中写到:“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农”[3]300。很多时候,家族中有在朝廷做官的往往在乡间无恶不作、欺压邻里,让贤明的人感到心寒,让品行不好的人肆无忌惮。曾国藩主张,在处理邻里关系时,要坚持“以和为贵”的原则,即使不得已,与邻里发生冲突,也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薄责邻里。曾经就有与李次青发生的矛盾,曾国藩在家信中写道:“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3]234正是由于曾国藩这种亲近、宽待邻里的态度,使得他赢得了邻里的尊重,在邻里之间树立了威信,这在邻里关系淡薄的当代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代社会,尤其在城市里,人们连住对门的都不认识,很多家庭被分隔在一个个有限的空间内,进门后立即锁门,大家过起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甚至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有了一种新型的邻里关系,即网上邻居。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远处的亲戚关系再好,遇有急难时,也比不上近旁的邻居那样能够及时帮助。据载,清代官员张英的老家人因宅基地问题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家人让张英想办法整治邻居,为家族挣回面子。张英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信深有感触,主动让出三尺宅基地。邻居见后也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地三尺,结果成了六尺之巷。很多时候,良好的邻里关系比远道的亲戚关系更能让人们受益。
三、先于孝而后于忠
曾国藩对国家可谓尽职尽责、尽心尽力,把国家之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他曾经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写道:“凡办大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真正做到了如赠沅弟的信中所说的“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曾国藩在咸丰元年三月十四日的奏稿中指出,报国就应当像李纲那样,做到“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祸难,屡濒九死,而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夺者”。在曾国藩看来,“忠”不能只有“忠君之心”,更重要的是“切实做去”,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十六日的家信中写道:“惟当同心努力,仍旧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他又在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十三日写到:“吾兄弟报国之道,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从此三句切实做去。”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有忠国之心,更重要的是有报国之行。 《孝经·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君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由此可见,孝可移作忠。孝亲之所以可以升上到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层面,原因就在于,忠、孝二者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礼记·祭统》)。尽管忠、孝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矛盾的时候。当忠孝产生矛盾时,曾国藩主张,“先于孝而后于忠”,也就是说,要“先孝后忠”。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在赴任途中,得知母亲去世,“大恸,改服奔丧”“抵家哭殡”。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他在外地收到父丧讣闻,“大恸,仆地欲绝”,特意要求“在籍守制,稍尽人子之心”。作为儿子,曾国藩对父母尽孝;作为官员,他对国家尽忠。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曾国藩选择先孝而后忠。可见,他的忠孝观。
值得一提的是,孝敬父母、尊重上级,并不等于盲目顺从。当父母、上级有错时,我们应当及时谏诤。这里,曾国藩树立了榜样。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曾国藩直言“敬慎”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主张“崇实而黜浮”“广大”而“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指出“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曾国藩规劝咸丰帝不得琐碎、浮华和骄矜,不然等到流弊出现再挽回就困难了。咸丰帝看到奏折后是非常愤怒的,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退缩,依然谏人之不敢谏。正如《孝经·谏诤章》所载:正因为天子、诸侯、大夫有争臣,士有诤友,父有诤子,才使得处于上位的人免于不义。因此,当父母、上级有错误时,做子女、下属的应当及时进行劝谏。但需要注意的是,劝谏要注意方式、讲究方法,盲目地劝谏有时并不一定能收到积极的效果。在这里,曾国藩对自己的劝谏方式进行了反思。他说:“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然此后摺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摺,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摺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也。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1]137
当今社会,代际关系不和谐、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突出,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这些都严重冲击了传统孝文化。当亲情以金钱来衡量、对亲不敬、兄弟不和、邻里关系紧张等社会问题凸显时,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之孝文化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作为著名的儒学家,曾国藩所倡导的孝为家和之方、睦邻为和家之辅、先孝后忠等思想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家庭伦理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邻里和睦,并由此推至爱其他人,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2]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3]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北京:线装书局,2008.
关键词:曾国藩;孝亲;睦邻;先孝后忠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9-0185-02
百善孝为先,尤其在养老机制尚未健全、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的当今社会,弘扬孝道就显得更加重要。作为著名的儒学家,曾国藩无论是对孝道理论的阐述还是对孝道的践行,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孝为家和之方
曾国藩十分重视孝道文化,在他看来,孝比读书求取功名更重要。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1]115曾国藩重视“孝”,但并不意味着他用孝来否定读书求取功名,只是主张在两者发生冲突时,要以“孝”为先。他同时指出,读书获取功名应当有益于孝。孝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的重要法则,是家庭和睦祥瑞的重要因素,曾国藩用因果报应来论述孝的重要性。“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2]574因果报应未必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应验,但在孝这一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那就是:尽孝道会获得吉庆,否则就会招致祸殃。正是由于曾氏家族恪守孝道,才使得其兄弟子侄在长期的宦海沉浮之中互相照应、荣辱与共,保证了其家族的长远发展。因此,作为曾国藩家族的三项家教法宝(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1]302)之一,孝致祥被曾国藩放在了首要地位。
孝,在常人看来,不外乎从物质上奉养父母,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关心他们,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做到“事亲以得欢心为本”[1]302。对于父母来说,满足其精神上的需要往往比满足其物质上的需要更重要。同时,曾国藩的孝道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孝道的践行上。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不能长期守在长辈身边,但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他们。对于长辈的挂念还体现在,曾国藩频繁地写信,向长辈汇报自己当前的状况,以免他们担心,并且在书信中,他总是以“孙男”或“侄”“跪禀”“祖父母”或“父母亲”或“叔父母”“膝下”或“万福金安”开头,以“**谨呈”或“**谨禀”等敬语结尾,其孝心可见一斑。
曾国藩不但自己践行孝道,而且还经常教导兄弟、子女要恪守孝道。“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1]279这是因为,兄弟和睦关系到家族的兴衰,“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1]332。因此,坚持“以和睦兄弟为第一”[1]332的原则,身为长兄,他主动担负起教育兄弟的重任。曾国藩对于兄弟之爱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兄友弟恭”“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的层面,而是经常教导兄弟,“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之大不孝矣。”[3]229对于兄弟,曾国藩教导他们要勤劳、俭朴,因为他懂得姑息之爱,久而久之,就会让兄弟变得懒惰,助长骄傲狂妄之气,实际上也就是不孝。因此,兄弟之爱更重要的应体现为德业相勉、过失相劝,爱护兄弟,但不能包庇姑息他们的错误。曾国藩进一步指出,在家族当中,孝道应当推而广之,由对祖父母的爱推至爱叔父、由对父母的爱延伸至爱兄弟的妻妾儿女,进而扩展至爱国家和人民,由孝亲上升至仁民。
二、睦邻为和家之辅
在曾国藩看来,孝不仅体现在家庭成员内部,还体现在邻里关系上。“千金买屋,万金买邻”,良好的邻里关系对个人和家族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处理好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将祖父星冈公“人待人无价之宝”[1]360视为处理邻里关系的重要原则。曾国藩认为,对于邻里,不可怠慢,更不可贪占人家便宜、轻取人家财物,相反,应当尽可能做一些有益于邻里的事情。比如,曾国藩曾经在家信中写到:“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农”[3]300。很多时候,家族中有在朝廷做官的往往在乡间无恶不作、欺压邻里,让贤明的人感到心寒,让品行不好的人肆无忌惮。曾国藩主张,在处理邻里关系时,要坚持“以和为贵”的原则,即使不得已,与邻里发生冲突,也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薄责邻里。曾经就有与李次青发生的矛盾,曾国藩在家信中写道:“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3]234正是由于曾国藩这种亲近、宽待邻里的态度,使得他赢得了邻里的尊重,在邻里之间树立了威信,这在邻里关系淡薄的当代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代社会,尤其在城市里,人们连住对门的都不认识,很多家庭被分隔在一个个有限的空间内,进门后立即锁门,大家过起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甚至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有了一种新型的邻里关系,即网上邻居。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远处的亲戚关系再好,遇有急难时,也比不上近旁的邻居那样能够及时帮助。据载,清代官员张英的老家人因宅基地问题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家人让张英想办法整治邻居,为家族挣回面子。张英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信深有感触,主动让出三尺宅基地。邻居见后也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地三尺,结果成了六尺之巷。很多时候,良好的邻里关系比远道的亲戚关系更能让人们受益。
三、先于孝而后于忠
曾国藩对国家可谓尽职尽责、尽心尽力,把国家之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他曾经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写道:“凡办大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真正做到了如赠沅弟的信中所说的“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曾国藩在咸丰元年三月十四日的奏稿中指出,报国就应当像李纲那样,做到“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祸难,屡濒九死,而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夺者”。在曾国藩看来,“忠”不能只有“忠君之心”,更重要的是“切实做去”,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十六日的家信中写道:“惟当同心努力,仍旧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他又在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十三日写到:“吾兄弟报国之道,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从此三句切实做去。”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有忠国之心,更重要的是有报国之行。 《孝经·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君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由此可见,孝可移作忠。孝亲之所以可以升上到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层面,原因就在于,忠、孝二者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礼记·祭统》)。尽管忠、孝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矛盾的时候。当忠孝产生矛盾时,曾国藩主张,“先于孝而后于忠”,也就是说,要“先孝后忠”。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在赴任途中,得知母亲去世,“大恸,改服奔丧”“抵家哭殡”。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他在外地收到父丧讣闻,“大恸,仆地欲绝”,特意要求“在籍守制,稍尽人子之心”。作为儿子,曾国藩对父母尽孝;作为官员,他对国家尽忠。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曾国藩选择先孝而后忠。可见,他的忠孝观。
值得一提的是,孝敬父母、尊重上级,并不等于盲目顺从。当父母、上级有错时,我们应当及时谏诤。这里,曾国藩树立了榜样。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曾国藩直言“敬慎”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主张“崇实而黜浮”“广大”而“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指出“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曾国藩规劝咸丰帝不得琐碎、浮华和骄矜,不然等到流弊出现再挽回就困难了。咸丰帝看到奏折后是非常愤怒的,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退缩,依然谏人之不敢谏。正如《孝经·谏诤章》所载:正因为天子、诸侯、大夫有争臣,士有诤友,父有诤子,才使得处于上位的人免于不义。因此,当父母、上级有错误时,做子女、下属的应当及时进行劝谏。但需要注意的是,劝谏要注意方式、讲究方法,盲目地劝谏有时并不一定能收到积极的效果。在这里,曾国藩对自己的劝谏方式进行了反思。他说:“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然此后摺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摺,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摺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也。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1]137
当今社会,代际关系不和谐、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突出,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这些都严重冲击了传统孝文化。当亲情以金钱来衡量、对亲不敬、兄弟不和、邻里关系紧张等社会问题凸显时,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之孝文化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作为著名的儒学家,曾国藩所倡导的孝为家和之方、睦邻为和家之辅、先孝后忠等思想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家庭伦理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邻里和睦,并由此推至爱其他人,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2]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3]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北京:线装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