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基本国情。处理好民族问题，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社会繁荣和国家统一。早在80年前，一支衣衫褴褛的大军进桂北瑶寨、过湘西苗家、走川滇“彝海结盟”、入藏区“开仓放粮”，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之中，身体力行民族平等团结的主张，使长期饱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少数民族兄弟，第一次感受到民族平等的温暖。他们对红军的信任、支持和爱戴，成就了长征，也为我们党执政后的民族政策奠定了基础，注入了灵魂。
　　一
　　长征，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历史教科书。无论你从哪个维度论证和思考，总有一种感动让人刻骨铭心。
　　有人说，红军长征是退败、是逃离、是无奈之举。
　　或许，此话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解释。因为，在此之前，我也曾这样认识红军、理解长征。
　　2015年11月，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长征·踏歌寻根”报道组启程，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一路走来，一次次采访、一次次感动，我们才从中央红军分批撤离苏区，有序抢渡于都河那临危不乱的细节中、从血染湘江那义无返顾的执着中、从四渡赤水那灵活机动的战术中、从征服雪山草地那坚韧不拔的意志中、从落足陕北那高瞻远瞩的诀择中，深切地感受到有一种力量在燃烧，那就是“北上抗日”的信仰之光。
　　没有信仰，何来远方！
　　然而，在远方等待红军的，除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还要在超自然的极限条件下，忍饥挨饿地穿越无法回避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上，有90%的路程是行走在苗、瑶、侗、壮、水、彝、回、藏等兄弟民族的“地盘”上。他们对这群被国民党反动派“妖魔化”了的不速之客的态度，同样关系着长征的命运、红军的存亡。
　　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多将少数民族视为异类而不能平等相待，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却把少数民族看做自己手掌上的十个指头，无论大拇指，还是无名指，都是血脉相连、无法分离的一个整体。
　　因而，面对受到谣言鼓惑的少数民族同胞的误解、躲避、甚至打冷枪，红军将士从不曾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宁可自己挨饿，也不动用群众一粒粮食；宁可露宿街头，也不擅自进入百姓家门；宁可委屈队伍，也不破坏民族风俗习惯。如此体贴关爱百姓的军队，让世代生活闭塞而又饱受战乱之苦的少數民族同胞，打心眼儿里颠覆了“兵匪一家”的祖训，敞开家门迎亲人，军民胜似鱼水情。
　　1934年12月，红军过通道播阳时，吴文秀等5位侗族妇女义务为红军舂米5天5夜，不要一个铜板；瑶族妇女黄月英与丈夫，机智地从敌人的搜查下救出受伤的红军战士。
　　1935年8月，中央红军在抢渡乌江时，缺少船只。当地36名汉、彝、傣族船工连夜修建了6只木船，经过7天7夜，将几万将士渡过天堑，未伤一人一马……
　　你听，“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这首《十送红军》的歌声，伴随着红军跋涉的脚步，播撒在长征路上，回荡在大江南北，珍藏在各族人民心里。
　　二
　　80年过去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磨灭大凉山彝族人心中那个令他们扬眉吐气的故事。
　　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率部刚刚进入彝族区。突然间，山林中传来“呜嗬—呜嗬—呜嗬”的喊叫声。只见山路上成群结队的彝族群众，手持土枪、弓弩、长矛、棍棒，摇旗呐喊，挡住去路，有的竟然扒掉红军身上的衣服，抢夺武器。
　　原来，这里长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宣传和地方军阀的民族压迫与歧视，彝汉矛盾一触即发，处理不当，就会刀兵相见。刘伯承心里明白，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比打一场硬仗还要难。于是，他下令绝不向受苦受难的彝族同胞开枪。彝族首领小叶丹深受感动，提出要按照彝族习俗与红军歃血为盟，刘伯承欣然应允。
　　当天下午，在彝海边举行的结盟仪式上，小叶丹左手抓鸡，右手握刀，口里念道：“5月22日，刘司令、小叶丹结义为兄弟。”说完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盛有清水的碗里。刘伯承举碗发誓，两人一饮而尽，静静的山谷顿时一片欢腾。
　　这个充满江湖传奇的故事，不仅使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时间，而且使困境中的红军拥有了一支“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战斗力，成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生动实践。
　　有人说，共产党不兴搞“江湖”这一套。
　　非也。“江湖”原本就是现实的反映，离开现实的“江湖”还是“江湖”吗？
　　实际上，我们党尊重少数民族、主张民族平等，并非遇到矛盾的暂时妥协，也不是解决突发事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和高度自觉。
　　早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是革命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7月，红二军团在川东南、黔东北的苗族、汉族混合聚居区建立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提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武装、发展民族语言文化、消除民族隔阂等一系列主张。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进入湘桂毗邻的侗、瑶、苗少数民族地区时，毛泽东曾告诫红军，要特别认真地贯彻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做好拥军爱民工作。29日，通过对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综合考察，红军总政治部在灌阳县文市镇玉溪村发布了我党民族政策的重要蓝本——《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首次制定了具体的民族政策，号召全军“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民族工作”。
　　1935年，红军把做好民族工作视为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进一步强调“我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作战，都密切关系着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着重大意义。”
　　在通道，朱德总司令站在牙屯堡的一块茶油山地里，谆谆告诫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少数民族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团结他们，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在龙胜，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深夜指挥红军救火保侗寨的身影，戳穿了国民党派遣特务纵火烧粮、嫁祸红军，借以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阴谋。如今，那座修建于清代嘉庆年间、象征侗寨的古老建筑——“杨氏鼓楼”，依然矗立在平等乡龙坪侗寨的街头，所不同的是，当地群众把它改名为“红军楼”。
　　这一改，换掉的是名称，留下的是民心。
　　长征途中，像这样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党的领袖和将军身上，也体现在每一名普通红军战士的行动中。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进入甘南，红军某连住在迭部县腊子口乡位居半山腰的藏族村寨——朱立村。一天傍晚，连部十七八岁的通讯员，借了房东藏族老阿妈的瓷罐，去山溪边提水。回来的路上，一不小心把瓷罐摔碎了。
　　第二天早晨，队伍出发前检查群众纪律时，指导员发现了打碎瓷罐的事。于是将全连列队集合，当众询问这是谁干的？小通讯员站出来承认了。可他除了一支驳壳枪和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外，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赔偿。指导员命令他脱下那件红毛衣，留给藏族老阿妈。旁边一位老战士解释说：“指导员，这件红毛衣是通讯员过草地时，母亲留给他的遗物。他们一家人在江西参加红军时，奶奶用爷爷亲手捻的羊毛线织成毛衣，穿在他父亲的身上。不料，父亲在四渡赤水战斗中牺牲了。临终前把这件红毛衣递给妻子，让她转交给唯一的儿子……”听到这里，在场的人禁不住涌出一串串泪水。
　　指导员掏出一块银元，塞入藏族老阿妈手里，带着队伍出发了，翻山越岭直奔哈达铺而去。
　　三
　　军爱民，民拥军。
　　对于当年久居山林、生活闭塞的少数民族群众而言，或许并不晓得党的民族政策的内涵，但他们通过一件毛衣、一块银元，感受到了被尊重、被平等的温暖与尊严，憨憨的笑脸上流露出对红军的好感。正是有了他们发自肺腑的信任和支持，红军才得以翻越鸟飞不过的皑皑雪山，走出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
　　用“九死一生”来形容红军长征中遇到的困难，丝毫也不夸张。且不说摆脱数倍于我的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应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极限挑战和经受党内斗争的严峻考验，单说缺衣少粮这一条，就让许许多多红军战士倒在了长征路上。
　　当时，粮食问题是长征中的头等大事。
　　1935年9月，历经千辛万苦走出草地的中央红军离开四川巴西时，因为军情紧急，未能筹到给养，战士们只捋了一些刚刚成熟的青稞穗子充饥。进入甘南迭部后，由于国民党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在藏区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再加上造谣污蔑和欺骗宣传，红军所到村寨，群众逃避一空，粮食、牛羊和物品转移殆尽，饥饿时时威胁着红军的生命。16日清晨，沿白龙江东进的红军，在然尕沟附近的崔古仓村，发现了一处贮有20多万斤粮食的粮仓，使困境中的红军缓解了燃眉之急。
　　其实，这并非天无绝人之路的巧合，而是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的人为之作。
　　原来，崔古仓是卓尼藏区19代世袭土司杨吉庆的三大粮仓之一。在红军尚未入境之前，杨土司就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让他动用两万藏兵，在草地边缘、岷山脚下全歼红军。不料深明大义的杨吉庆，早已痛恨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和民族之间的仇杀，同情红军北上抗日，拥护共产党“民族平等、番人治番”的主张。于是，他密令仓官杨景华召集迭部头人，传达土司手谕：“不要把枪口对准红军，让其顺利过境。”并暗中指使仓官打开粮仓铁锁、拉开粮仓门板，以引起红军注意，还嘱咐仓官以躲避红军为名，跑进山林回避，只留下妻子照看仓库。
　　当时掌管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大印的林伯渠，除了让红军将所拿粮食和所属部队番号一一记在粮仓的门板上，留下苏区货币外，还写了一张借据交由仓官妻子留存。
　　崔古仓济粮，鼓舞着填饱肚子的红军将士一举突破天险腊子口，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杨吉庆也因此激怒了国民党政府，密令军阀鲁大昌策划了震惊全国的“博裕事变”，土司一家七口惨遭杀害。
　　这一天是1937年8月25日。
　　能把自己的命運同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何止一个杨吉庆！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辗转征战期间，受尽苦难的各族群众，把个人安危抛到脑后，给红军烧水、煮饭、救治伤员，一桩桩，一件件，感动无处不在。
　　1934年，16岁的江西青年刘华连参加革命，便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经历湘江战役后，他在追赶队伍途经华江时受重伤，得到当地瑶民的及时救助，从此落户华江。直到2012年12月4日，晚年生活幸福平和的刘华连去世，享年94岁。
　　同刘华连命运截然相反的，是另一名16岁的江西籍小红军。在过老山界时，他与大部队走散，被当地土豪抓住，要他高喊“打倒红军，投降白军”的口号就能活命。他至死不从，被活埋了。解放后，瑶族群众把他的坟冢从荒山里迁出，在大路旁的竹林里修砌了墓地，尽管人们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每年清明节，前来扫墓悼念者络绎不绝。
　　在当地瑶族人民心里，这座无名烈士墓就是红军的化身，长久地滋养着脚下这片热土。
　　四
　　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三句话，我们采访组的成员虽然早已能倒背如流，但真正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是在广西华江瑶族乡的千家寺村。
　　这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寨，有一座占地130多平方米的古老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87年经过一场火灾后，涂抹在墙壁上的纸筋灰一块块地脱落下来。人们惊讶地发现，墙上竟然露出一幅幅墨写的标语：“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当红军有田分”“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白军是豪绅地主的军队”等。
　　原来，这是当年驻扎在这里的红军，为唤起各族劳苦大众觉悟而写下的标语、口号。如今虽已模糊不清，却见证了红军走到哪里，革命的火种就播洒到哪里，党的民族政策就宣传到哪里。
　　1935年8月15日至18日，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经过六盘山地区，制定《回民地区守则》，颁布《三大禁令四项注意》，谱写了一曲“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乐章。 　　1935年10月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在六盘山区历时五天四夜，毛泽东走访清真寺、夜宿单家集，登上六盘山吟出气吞山河的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
　　1936年5月至10月，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彭德怀指挥部队西征宁夏，壮大了革命队伍，组建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不仅如此，红军在长征途中还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回民区域政治工作》等一系列决议、指示、口号，如同一粒粒火种，点燃了各族人民心中渴望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自信：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只有參加红军，才能彻底解放自己。
　　于是，各族青年踊跃参军，红军队伍不断壮大。长征经过贵州、云南时，有五、六千苗回彝瑶等民族的青年加入红军行列；在四川彝族地区，仅越西一地就有七、八百人报名参军；在甘南藏区，二百多名藏族青年成为红军中的一员……
　　正是有了各族人民的坚强后盾，这支围不住、剿不灭的队伍，才能在一次次接近“石达开式的覆灭”中起死回生；才能在前赴后继的跋涉中出现“回民连”“彝族连”“苗族排”等战斗集体。在天险腊子口久攻不下的关键时刻，正是一名苗族小战士攀上悬崖绝壁，才有了“天降神兵”的佳话。
　　采访中，我和我年轻的同事们在各大纪念馆、在红军烈士墓、在革命遗址前，不止一次眼含热泪，向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挖掘、整理、讲解长征故事的人们，深深地鞠一躬，感谢他们为传承红色基因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因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守望历史的星空。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踏歌寻根”，一路风尘，耳闻目睹，深切感受到红军曾经走过的民族地区，人们当年的渴望，如今已变成现实：一座座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一幢幢居民楼透出温馨的灯光，一个个民族新村充满生机，一条条大路通向远方……
　　今天的我们，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去“踏歌寻根”，不是向往战争，不是想过啃树皮、吃野菜的日子，更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为了弄清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面向未来。
　　今天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比80年前踏上二万五千里漫漫征程的工农红军，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这一代人同样也是探路者。
　　因为，长征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