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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中国外交经历了具有深刻意义的伟大变革，开创了生机勃勃、波澜壮阔的新局面。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的光辉指南
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制定的。这包括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三个世界的思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和永不称霸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政策。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美苏两“超”争霸态势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我国则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这种情况要求外交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进行重大的调整和变革。邓小平洞察国际风云变幻，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既继承又创新，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外交路线和政策方针。主要体现在：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冷静判断和重大调整；重新认识和界定所处的时代；发展和充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丰富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伟大战略方针；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内容丰富，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有鲜明的前瞻性，是我国外交30年变革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今后继续开拓创新的长远指导。
中国外交在政策和实践上继续发展和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化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广化和深化，国与国之间利益逐步关联，相互依存性和互动性加强，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美国出于维护世界霸权的战略目的，大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此同时，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抓住时机迅速发展起来，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大。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综合国力明显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中国因素成为世界各国都需要认真考虑和对待的重要问题。
与不断演变的国际形势相适应，中国外交在政策和实践上继续发展和变革，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倡议，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赢得普遍赞誉。主要体现在：
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倡导并落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推动建立国与国之间新型的战略关系；形成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新方针；不断拓展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新思路；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协商与合作；在国际范围内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积极开展人文外交。
中国外交伟大变革的鲜明特点
30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科学把握世界变化趋势和特点，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方向，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正确掌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引导中国外交不断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实施了外交全面改革的伟大工程。这一历程大体上可划分为调整变革、开拓创新、发展成熟三个承前启后、互相联系的阶段。综观中国外交的伟大变革，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首先，外交总体战略目标发生质的变化，从“革命和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范围内的主题任务，中国也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长期良好的和平环境自然变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对与新时期新任务不适应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也必然进行相应的改变和调整。
第二，外交策略和方式由斗争为主转为强调谋求合作与协商。国际上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国家之间的矛盾、纠纷和分歧，不可能单纯靠对抗和斗争来解决，需要寻求新思路和新方式。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形成完整的政策方针。这就是有关方面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磋商，本着互相理解、合理互让的精神，寻求各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一时达不成协议，可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为最终解决创造条件。中国遵循这一精神，妥善处理了同许多国家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包括敏感的领土纠纷，包括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香港、澳门回归问题，也妥善解决了与他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对国际上发生的争端，中国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同时总是积极劝和促谈，推动有关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主张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第三，果断调整“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大力开展全方位外交。中国改变长期奉行的“以政治划线”的外交思维，在处理国家关系中淡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与一切国家都交朋友，搞合作，努力寻求双方利益的最佳汇合点，谋求双方关系积极、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外交视野和范畴进一步扩大，已把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四大方面的外交，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外交，把国家高层领导、政府各部门、民间团体、公众等不同层次的外交，成功地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战略，形成中国对外工作的总体布局。
第四，外交态势由总体的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参与。出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外交在相当长时期内基本采取守势，在不直接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一些国际事务中，大都是低姿态应对，尽量回避介入其中。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利益的不断外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国对世界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国内发展的需求，国际社会的期望，促使中国外交日益积极和主动，更加自觉地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的建设性作用，在促进地区安全和发展中的积极行动，在解决全球热点问题以及普遍关注的各种问题上的巨大努力，都充分展示出负责任大国的风貌。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更加操作自若，具有更大的主动性。
第五，由感性外交向理性外交提升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30年间中国外交在深度和广度上经历了逐步现代化的过程，在理念、机制和运作各方面都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结合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特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并吸纳中华民族的优秀哲理，不断把实践的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完整的中国特色外交体系正逐渐形成。这不仅会指导中国外交步入理性轨道，而且对国际社会全面深刻理解中国外交也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外交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继承和发扬过去30年的丰硕成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在今后一定能创造新的、更伟大的辉煌。（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的光辉指南
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制定的。这包括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三个世界的思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和永不称霸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政策。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美苏两“超”争霸态势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我国则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这种情况要求外交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进行重大的调整和变革。邓小平洞察国际风云变幻，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既继承又创新，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外交路线和政策方针。主要体现在：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冷静判断和重大调整；重新认识和界定所处的时代；发展和充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丰富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伟大战略方针；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内容丰富，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有鲜明的前瞻性，是我国外交30年变革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今后继续开拓创新的长远指导。
中国外交在政策和实践上继续发展和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化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广化和深化，国与国之间利益逐步关联，相互依存性和互动性加强，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美国出于维护世界霸权的战略目的，大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此同时，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抓住时机迅速发展起来，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大。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综合国力明显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中国因素成为世界各国都需要认真考虑和对待的重要问题。
与不断演变的国际形势相适应，中国外交在政策和实践上继续发展和变革，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倡议，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赢得普遍赞誉。主要体现在：
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倡导并落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推动建立国与国之间新型的战略关系；形成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新方针；不断拓展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新思路；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协商与合作；在国际范围内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积极开展人文外交。
中国外交伟大变革的鲜明特点
30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科学把握世界变化趋势和特点，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方向，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正确掌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引导中国外交不断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实施了外交全面改革的伟大工程。这一历程大体上可划分为调整变革、开拓创新、发展成熟三个承前启后、互相联系的阶段。综观中国外交的伟大变革，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首先，外交总体战略目标发生质的变化，从“革命和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范围内的主题任务，中国也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长期良好的和平环境自然变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对与新时期新任务不适应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也必然进行相应的改变和调整。
第二，外交策略和方式由斗争为主转为强调谋求合作与协商。国际上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国家之间的矛盾、纠纷和分歧，不可能单纯靠对抗和斗争来解决，需要寻求新思路和新方式。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形成完整的政策方针。这就是有关方面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磋商，本着互相理解、合理互让的精神，寻求各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一时达不成协议，可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为最终解决创造条件。中国遵循这一精神，妥善处理了同许多国家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包括敏感的领土纠纷，包括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香港、澳门回归问题，也妥善解决了与他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对国际上发生的争端，中国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同时总是积极劝和促谈，推动有关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主张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第三，果断调整“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大力开展全方位外交。中国改变长期奉行的“以政治划线”的外交思维，在处理国家关系中淡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与一切国家都交朋友，搞合作，努力寻求双方利益的最佳汇合点，谋求双方关系积极、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外交视野和范畴进一步扩大，已把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四大方面的外交，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外交，把国家高层领导、政府各部门、民间团体、公众等不同层次的外交，成功地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战略，形成中国对外工作的总体布局。
第四，外交态势由总体的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参与。出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外交在相当长时期内基本采取守势，在不直接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一些国际事务中，大都是低姿态应对，尽量回避介入其中。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利益的不断外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国对世界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国内发展的需求，国际社会的期望，促使中国外交日益积极和主动，更加自觉地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的建设性作用，在促进地区安全和发展中的积极行动，在解决全球热点问题以及普遍关注的各种问题上的巨大努力，都充分展示出负责任大国的风貌。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更加操作自若，具有更大的主动性。
第五，由感性外交向理性外交提升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30年间中国外交在深度和广度上经历了逐步现代化的过程，在理念、机制和运作各方面都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结合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特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并吸纳中华民族的优秀哲理，不断把实践的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完整的中国特色外交体系正逐渐形成。这不仅会指导中国外交步入理性轨道，而且对国际社会全面深刻理解中国外交也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外交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继承和发扬过去30年的丰硕成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在今后一定能创造新的、更伟大的辉煌。（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