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许多重大社会变迁现象一样，服务型政府建设所带来的政府转制也一定是多重社会行为主体连续博弈的过程。民众与政府，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治家与官僚，构成了博弈过程的参与者。在协调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时，制度发挥着关键作用。制度减少了不确定性，使世界变得更能预测。因此，促进变革的动力最好起源于制度的机制，而不是道德感召。
　　目前，我国推动服务型政府转变主要靠道德驱动，也就是说，一个政府提供服务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政府领导人的“良心”、“觉悟”和“道德操守”。政府换届，或者领导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而变更，都可能会影响服务型政府的转制工作。要消除由于政府领导人的变动而带来的政府转制工作可能的动力不足，就要设法将这种道德驱动转变为制度驱动，形成一整套促进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有效机制。
　　
　　如何实现中华元素的时尚表达
　　刘士林　张　雄
　　
　　关于当代文化生产的现状，使人很容易想到郑板桥的一句诗：“恰似暴富儿，颇为用钱苦”。在文化已成为重要经济活动的消费社会，原本沉重的文化遗产一夜之间成为最活跃的财富要素，如何使用这些资源与财富，也就成为人们新的大苦恼。究其根源，一是缺乏“读书破万卷”——既包括读传统中国典籍也包括读当今西方新著——的训练和历程，因而很难对过于丰富的文化资源及其战略机遇做出精准的判断和选择；二是缺乏应对现实的经验和准备，这突出表现在不清楚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经济的当代原理与规律。
　　中华元素时尚表达只有转换为与消费者偏好相一致的特殊性的、个性化的具象品，才能在市场上被重视；中华元素只有在民族性、地域性、大众性的演绎中，才有市场的生命力；中华元素不是一个简单的修复事件，只有从世界文化坐标中才能真正把握中华元素的价值内涵；中华元素不是一个僵硬的历史通道，而是作为当代中国人说故事的一个起点，作为当代中国人彰显生活世界感觉时空中的心理遗存物的工具手段，通过这一手段，去积极表达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实与未来的文化想象空间。
　　
　　体制改革的政治空间
　　任剑涛
　　
　　从单纯行政权范围的低效度改革，到政治体制宏观改革筹划基础上具有高效度的关联性政府体制改革，是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真正收到成效的关键转变。因此，有必要翻转原来从行政到政治的被动取向，转向从政治到行政的主动改革取向。前一种改革的被动，是因为它始终没有触及到中国改革的关键问题，那就是权力的合法来源问题。后一种改革的主动，是因为它足以为一切权力运用困难的解决提供最为可靠的基本制度保障。这是中国改革真正的深度问题，即所谓中国改革的深水区存在于制约改革前景的政治领域之中，而不存在于呈现间歇性繁荣的权力运用的领域之中。为此，我们必须改变沿循了近30年的所谓渐进改良的改革路线，勇敢地迈进到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区域。
　　
　　昆明：“外语新政”
　　
　　要求公务员掌握英语日常用语300句，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四国日常用语各100句，普通话需要三级甲等及以上才算考核合格。这是“政治明星”、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昆明新政”的又一项新举措。
　　反对：学五国语言不如先学好“为人民服务”五个汉字。当地在推出一项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能真正起到多少实际效果。
　　支持：昆明正在努力打造承接泰国等邻近国家产业资本转移的良好投资环境。为在信息化年代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要求官员多学一点外语在情在理。
　　点评：为公务员素质的提升做一些尝试和创新也未尝不可。
　　
　　中国社会科学面临“唯学科化困境”
　　邓正来
　　
　　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学生都在埋怨：我们在学校里从课本上背下来的东西考试可以得高分，但是到了外面却用不上?对于认识社会、解释社会和改造社会没有太大的帮助?事实上，包括我们这样一批致力于知识传播的人，当我们用自己学科化的知识去解释中国的时候，也会发现，整体性的中国被学科化的方式给肢解了。如果我们把中国比作一头大象，那么，经济学就好比只解释了这头大象的大腿，法学解释的是它的肚子，哲学解释的是它的脑袋。如此一来，每个人解释的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问题。在认识和思考实际问题时，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说这个问题的左边是法学的、右边是经济学的、顶上是哲学的。
　　
　　土地出让行为不能成为“橡皮筋”
　　张艳红
　　
　　开发商高价拍得土地之后，如果发现市场不如预期乐观，那么开发商是可以“违约”的，因为“违约”的成本相对而言比较低，无非是罚没保证金。还有的开发商则以更加高明的“方式”来“推翻拍卖结果”，即找出政府违约的理由，这样，开发商不但可以全身而退，连保证金都原数退还。也许香港的经验更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在香港，土地竞拍人在拍卖会结束必须立即支付银行本票(相当于现金)。如果不能立即支付银行本票，则该块土地拍卖失效，没收保证金的同时，竞拍人还要承担该地块重新拍卖后的差额，及相关经济和刑事责任。显然，与香港相比，目前相关部门对土地出让金的支付规定仍相当宽松，这也导致开发商在以少量资金获得高地价的地块后，推高了公司市值，获得更多融资，同时也推高了房价，最终将风险转嫁给银行。也许，从拍地的源头开始对开发商进行严格约束，远比在开发商拿地后再以清理闲置土地的名义进行所谓的“处罚”更为有效。
　　
　　治“网瘾”用暴力?
　　
　　14岁的少年陈亮被父母送到一个名为“中国反传统教育全才培训机构”参加训练。8天后，陈亮已经被“培训”得“胸腔骨折”“腹腔积水”“肾功能紊乱”，医生送来病危通知书。这段时间以来，媒体屡屡曝出一些民间培训机构的“暴力本色”。
　　观点一：我们正以“暴力”这种最失败的教育方式，向孩子们展示我们的无能。
　　观点二：不少家长，甚至连鼠标都没有摸过，网上究竟有些什么也茫然不知，就坚定地相信网络的妖魔化形象，进而与孩子失去基本沟通的可能。
　　点评：类似的警钟一次次敲响，可这警钟到底是为谁而鸣?为问题少年的父母，还是所谓的训练营，抑或是政府监管机构?这更值得我们深思。
　　
　　“温和腐败”：一个贪官的发明
　　
　　云南省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文山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索贿受贿400多万元、贪污50多万元，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赵仕永称，“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
　　观点一：在《天下无贼》里，老贼黎叔对着举斧抢劫的人说出了一句经典台词“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如今，自诩“温和腐败”的贪官赵仕永，脸上仿佛也晃动着黎叔式的不屑神情。
　　观点二：纸做画皮难持久，再温和的腐败也是腐败。作为腐败理论家兼实践家的赵仕永，或许真的忘记了一个常识；无论“暴力腐败”还是“温和腐败”，只有表现形式不同，并无水平高下之分，对待这种具有欺骗性的温和腐败，更要严惩不贷。
　　点评：贪官不仅善于“创造”腐败新纪录，“发明”腐败新样式，还善于“创新”腐败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