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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走过一周年，关于自贸区资本账户开放与风险控制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问题的核心何在？如何有效如何进行风险管理？
对上海而言，这场试验无疑来得恰如其时。上海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致力于本地经济从加工制造业到高端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转型。一直致力于推动金融行业的发展，为上海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十年找到新的增长点。新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中国贸易政策进一步开放的试验场。根据相关人士的了解，自贸区可能涉及的贸易方面的改革政策，会涉及到整合各类海关监管特殊区和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功能创新和转型升级。
实现人民币的资本项下可兑换，无疑是下一阶段中国金融和经济体系综合改革里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任务。人民币的资本项下可兑换，会推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史无前例地接近和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推动，人民币的跨境结算与交易，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机制，和中国国内市场利率这一重要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决定机制，都将发生非常深层次的变革。因此，上海自贸区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突破，那么自贸区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可能会远远大于简单的贸易和海关税收政策的改革。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名为“自由贸易试验区”，但是方方面面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进一步金融改革，抱有更大的期望。一方面，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动可能会先行先试。另一方面，离岸市场金融和金融创新业务的推动和金融管制的放松，也成为广大市场参与者所热切瞩目的新的改革热点。人民币的资本项下可兑换，一直是中国今年金融体制改革里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很多国际人士都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全球性影响也日益增强，人民币进行进一步国际化的时机因此也已成熟。人民币自由兑换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金融风险的规避，也不失为推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非常充分的理由。
但是，过去几十年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在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资本项下兑换和资本流动可能造成的风险和影响，也清晰地呈现在中国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心中。这也可能是在深圳前海地区这样的改革试验区里，人民币也还没有达到自由兑换的改革阶段。我们必须看到，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可兑换诱人的前景背后，也隐藏着不少风险。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资本项下的本币自由兑换和资本流动，有可能会吸引关注短期投机收益的国际游资迅速进入和退出某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给该国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重大的冲击乃至灾难性的打击。因此，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必须遵循持续、坚定、稳健的步伐，来平衡开放的收益和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两者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国企业尤其是大量的出口型企业，必须做好应对浮动汇率和汇率风险的准备。而由汇率市场化所引发的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又会对很多习惯了管制和补贴利率的中国企业和中国银行提出新的挑战。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影子银行”和资金紧张的问题，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进一步金融改革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下一段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影响。
监管机构对境内外资金流动的主要控制手法是清算账户净额和余额规定的限制，并且要求金融机构对自由贸易账户自求平衡，这点会限制金融机构为跨境不正常资金流动提供便利的利益动力。另外，由于“自求平衡”的要求，在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之下，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需要比较平衡，才可以持续，如果在某一时刻，流入与流出的资金不平衡，由于供需关系，流入流出通道（各金融机构的分帐核算单元）就可能产生额外的通道费，给相关金融机构产生额外收益，就像QFII额度产生的借用费情况。此外，中国央行除了对一些限制参数的调整控制力之外，还准备了要求金融机构延长账户资金存放期、征收特别存款准备金、征收零息存款准备金和采取临时资本管制等备用措施，实际上拥有很大的控制力。分账核算单元是所有自贸区跨境流动资金的必经通道，人民银行实际紧紧控制住了该通道，可收可放，从资金流动的角度可以很好地控制住局面，在自贸区通过资本项下出现资金大进大出的风险不大。但是正因为风险控制的严格，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一些自发的创新以及市场有机发展的空间相应缩小。在风险管理上，不仅要管得住，而且还要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切实加强对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的监管。
随着以低廉劳动成本、简单加工制造、大规模投资拉动刺激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走到尽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改革，也就成了挥之不去的现阶段重要任务。上述风险和问题固然重要，但这不应成为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原因。成立上海自贸区，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恰恰是一种平衡改革红利和把握改革风险的重要的制度创新。
对上海而言，这场试验无疑来得恰如其时。上海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致力于本地经济从加工制造业到高端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转型。一直致力于推动金融行业的发展，为上海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十年找到新的增长点。新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中国贸易政策进一步开放的试验场。根据相关人士的了解，自贸区可能涉及的贸易方面的改革政策，会涉及到整合各类海关监管特殊区和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功能创新和转型升级。
实现人民币的资本项下可兑换，无疑是下一阶段中国金融和经济体系综合改革里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任务。人民币的资本项下可兑换，会推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史无前例地接近和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推动，人民币的跨境结算与交易，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机制，和中国国内市场利率这一重要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决定机制，都将发生非常深层次的变革。因此，上海自贸区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突破，那么自贸区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可能会远远大于简单的贸易和海关税收政策的改革。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名为“自由贸易试验区”，但是方方面面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进一步金融改革，抱有更大的期望。一方面，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动可能会先行先试。另一方面，离岸市场金融和金融创新业务的推动和金融管制的放松，也成为广大市场参与者所热切瞩目的新的改革热点。人民币的资本项下可兑换，一直是中国今年金融体制改革里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很多国际人士都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全球性影响也日益增强，人民币进行进一步国际化的时机因此也已成熟。人民币自由兑换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金融风险的规避，也不失为推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非常充分的理由。
但是，过去几十年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在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资本项下兑换和资本流动可能造成的风险和影响，也清晰地呈现在中国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心中。这也可能是在深圳前海地区这样的改革试验区里，人民币也还没有达到自由兑换的改革阶段。我们必须看到，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可兑换诱人的前景背后，也隐藏着不少风险。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资本项下的本币自由兑换和资本流动，有可能会吸引关注短期投机收益的国际游资迅速进入和退出某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给该国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重大的冲击乃至灾难性的打击。因此，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必须遵循持续、坚定、稳健的步伐，来平衡开放的收益和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两者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国企业尤其是大量的出口型企业，必须做好应对浮动汇率和汇率风险的准备。而由汇率市场化所引发的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又会对很多习惯了管制和补贴利率的中国企业和中国银行提出新的挑战。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影子银行”和资金紧张的问题，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进一步金融改革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下一段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影响。
监管机构对境内外资金流动的主要控制手法是清算账户净额和余额规定的限制，并且要求金融机构对自由贸易账户自求平衡，这点会限制金融机构为跨境不正常资金流动提供便利的利益动力。另外，由于“自求平衡”的要求，在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之下，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需要比较平衡，才可以持续，如果在某一时刻，流入与流出的资金不平衡，由于供需关系，流入流出通道（各金融机构的分帐核算单元）就可能产生额外的通道费，给相关金融机构产生额外收益，就像QFII额度产生的借用费情况。此外，中国央行除了对一些限制参数的调整控制力之外，还准备了要求金融机构延长账户资金存放期、征收特别存款准备金、征收零息存款准备金和采取临时资本管制等备用措施，实际上拥有很大的控制力。分账核算单元是所有自贸区跨境流动资金的必经通道，人民银行实际紧紧控制住了该通道，可收可放，从资金流动的角度可以很好地控制住局面，在自贸区通过资本项下出现资金大进大出的风险不大。但是正因为风险控制的严格，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一些自发的创新以及市场有机发展的空间相应缩小。在风险管理上，不仅要管得住，而且还要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切实加强对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的监管。
随着以低廉劳动成本、简单加工制造、大规模投资拉动刺激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走到尽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改革，也就成了挥之不去的现阶段重要任务。上述风险和问题固然重要，但这不应成为阻碍进一步改革的原因。成立上海自贸区，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恰恰是一种平衡改革红利和把握改革风险的重要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