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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企业创新对公司的发展愈加重要。基于国内外部分学者关于公司治理和企业创新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主要通过产权安排、董事会治理和高管治理三方面来研究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一、引言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创新便成为了企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企业创新管理的提升与国家创新管理的提升息息相关。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日益加快和企业间竞争的日趋激烈，外部商业环境越来越复杂，创新成为企业获取竞争力、占领未来市场并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因而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
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主要围绕某个或多个治理因素。为了细化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其治理因素划分为以下几个研究主题：所有权结构、董事会职能以及高管治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二、产权安排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一）股权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公司治理的主要机制之一就是股权结构。传统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能力越强，有利于缓解创新投入引起的利益冲突。如秦兴俊和王柏杰（2018）通过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李琳和张敦力（2017）指出股权结构不仅规定了股东行使其权利的方式方法，而且会影响外部治理功能的发挥。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大股东出于风险规避和保护个人收益的的心理，将不愿意进行具有高风险、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而对经理人过度监督，减少创新投入（杨柳青等，2018;孙治一，2019）。
刘婧（2016）发现，拥有管理权的控股股东相比没有管理权的股东干预公司治理的能力增强，使得经理人决策效率下降，从而减缓了企业对于创新能力的驱动与提升。严若森等（2019）研究发现，家族股权涉入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相关。多数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与创新间存在积极关系，政府在发展创新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可利用重要基础设施促进创新发展（秦娴等，2020）。李春玲等（2021）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对国企的创新投入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且这种提升效应只存在于东部地区及竞争性行业的国企中。
（二）股权性质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国有企业的大股东为各级政府或政府委托的代理人，接受利益分配的主体是抽象的，容易产生“搭便车”效应而缺乏创新积极性，如杨雨晴等（2019）发现，相对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多个大股东并存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更强的抑制作用。此外，相比于国有股权性质，非国有股权性质将更有利于增加创新投入。（祖玉涛，2020;周凌燕和徐超，2020）
（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在成熟资本市场中，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齐结斌等（2014）认为，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具体门槛效应，当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时，机构投资者会对企业创新起到促进作用。Acharya（2017）认为外部股权融资促使企业管理者追求短期股票收益，从而控制企业创新。张强和王明涛（2019）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公司治理监督、容错和区域知识溢出促进企业创新。王晓艳和温东子（2020）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推动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来提升企业绩效。
三、董事会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一）董事会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董事会作为所有者（股东）的代表，具有决定经理人的聘任或者解聘以及经理人报酬事项的权力，所以董事会治理将直接影响到经理人的创新投入行为。下面将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两个方面来分析董事会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董事会规模过大或过小都可能对创新投入造成不利影响。刘建华等（2019）发现，董事会规模对创新投入和品牌价值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刘文虎等（2020）以科技型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董事会会议次数、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效率呈正相关。
金浩等（2016）认为，独立董事比例可以对企业多元化程度、国家化程度与企业创新投入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汤雪婷（2020）发现，独立董事的设立和增加，可以增强董事会的监督职能，有利于提升管理层的管理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二）经理人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现有文献关于经理人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主要分为两部分：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其中股权激励为长期激励薪酬激励为短期激励。目前学者们得出的普遍结论认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Bianchini and Krafft（2015）研究发现，企业加强经理人监督，会导致经理人决策的灵活性下降，进而不利于企业创新。杨慧军和杨建君（2015）认为，经理人激励在股权集中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具有中介效应;且短期薪酬激励不利于突变创新，而长期薪酬激励则有利于企业创新。对经理人进行股权激励，可以降低创新投入中的代理成本，所以，提升股权激励水平对创新投入有促进作用（王超发和孙静春，2020）。
四、高管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高管作为企业的主要决策者，对战略信息的认知和处理影响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及创新产出，学者主要从高管特质、激励及权利行为等方面考察了其对企业。
（一）高管特质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高管个人特征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如Galasso and Simcoe（2011）的研究认为CEO的过度自信会使得企业的研发投入得到提升，进而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得到促进。张信东和吴静（2016）、张正勇和胡言言（2021）研究发现，海归技术高管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正向作用在国企中更为显著。
（二）高管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高管作为股东财富的受托人，同时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定的激励机制有利于高管履行受托责任，特别是股权激励。Bianchiniet al.（2015）认为对高管的监督力度与企业创新呈负相关。李四海等（2015）指出在委托代理理论下，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高管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损害公司利益，而高管薪酬激勵的出现使得高管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许敏和朱伶俐（2017）以52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得出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陈习定等（2018）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效率。
（三）高管权利行为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高管复杂的权利行为也会对公司活动产生不懂影响。刘鑫（2020）选择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CEO外部聘用对企业创新呈显著的负向效应，前任CEO强制离职会强化这种负向效应。还有部分学者关注CEO的二元性，多数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长与CEO职务分离能够减少管理层和董事会间的紧张关系，促使企业采取具有长期潜力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决策，因此非二元性CEO比二元性CEO更有利于创新（秦娴等，2020）。
五、结论与展望
在过去20年，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创新领域研究不断拓展，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结合目前研究成果中的薄弱环节，未来需要重点专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结合中国公司治理的背景及市场环境，利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形成该领域研究的中国发展范式，加强与国际高产机构的联系与合作，最终构建出本土特色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框架;第二，进一步厘清公司治理主体对创新的影响路径，构建反映治理主体动态博弈和激励约束的公司治理质量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创新影响展开研究;第三，将创新领域前沿纳入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创新研究中，后续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
一、引言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创新便成为了企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企业创新管理的提升与国家创新管理的提升息息相关。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日益加快和企业间竞争的日趋激烈，外部商业环境越来越复杂，创新成为企业获取竞争力、占领未来市场并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因而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
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主要围绕某个或多个治理因素。为了细化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其治理因素划分为以下几个研究主题：所有权结构、董事会职能以及高管治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二、产权安排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一）股权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公司治理的主要机制之一就是股权结构。传统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能力越强，有利于缓解创新投入引起的利益冲突。如秦兴俊和王柏杰（2018）通过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李琳和张敦力（2017）指出股权结构不仅规定了股东行使其权利的方式方法，而且会影响外部治理功能的发挥。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大股东出于风险规避和保护个人收益的的心理，将不愿意进行具有高风险、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而对经理人过度监督，减少创新投入（杨柳青等，2018;孙治一，2019）。
刘婧（2016）发现，拥有管理权的控股股东相比没有管理权的股东干预公司治理的能力增强，使得经理人决策效率下降，从而减缓了企业对于创新能力的驱动与提升。严若森等（2019）研究发现，家族股权涉入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相关。多数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与创新间存在积极关系，政府在发展创新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可利用重要基础设施促进创新发展（秦娴等，2020）。李春玲等（2021）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对国企的创新投入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且这种提升效应只存在于东部地区及竞争性行业的国企中。
（二）股权性质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国有企业的大股东为各级政府或政府委托的代理人，接受利益分配的主体是抽象的，容易产生“搭便车”效应而缺乏创新积极性，如杨雨晴等（2019）发现，相对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多个大股东并存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更强的抑制作用。此外，相比于国有股权性质，非国有股权性质将更有利于增加创新投入。（祖玉涛，2020;周凌燕和徐超，2020）
（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在成熟资本市场中，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齐结斌等（2014）认为，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具体门槛效应，当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时，机构投资者会对企业创新起到促进作用。Acharya（2017）认为外部股权融资促使企业管理者追求短期股票收益，从而控制企业创新。张强和王明涛（2019）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公司治理监督、容错和区域知识溢出促进企业创新。王晓艳和温东子（2020）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推动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来提升企业绩效。
三、董事会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一）董事会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董事会作为所有者（股东）的代表，具有决定经理人的聘任或者解聘以及经理人报酬事项的权力，所以董事会治理将直接影响到经理人的创新投入行为。下面将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两个方面来分析董事会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董事会规模过大或过小都可能对创新投入造成不利影响。刘建华等（2019）发现，董事会规模对创新投入和品牌价值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刘文虎等（2020）以科技型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董事会会议次数、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效率呈正相关。
金浩等（2016）认为，独立董事比例可以对企业多元化程度、国家化程度与企业创新投入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汤雪婷（2020）发现，独立董事的设立和增加，可以增强董事会的监督职能，有利于提升管理层的管理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二）经理人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现有文献关于经理人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主要分为两部分：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其中股权激励为长期激励薪酬激励为短期激励。目前学者们得出的普遍结论认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Bianchini and Krafft（2015）研究发现，企业加强经理人监督，会导致经理人决策的灵活性下降，进而不利于企业创新。杨慧军和杨建君（2015）认为，经理人激励在股权集中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具有中介效应;且短期薪酬激励不利于突变创新，而长期薪酬激励则有利于企业创新。对经理人进行股权激励，可以降低创新投入中的代理成本，所以，提升股权激励水平对创新投入有促进作用（王超发和孙静春，2020）。
四、高管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高管作为企业的主要决策者，对战略信息的认知和处理影响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及创新产出，学者主要从高管特质、激励及权利行为等方面考察了其对企业。
（一）高管特质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高管个人特征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如Galasso and Simcoe（2011）的研究认为CEO的过度自信会使得企业的研发投入得到提升，进而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得到促进。张信东和吴静（2016）、张正勇和胡言言（2021）研究发现，海归技术高管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正向作用在国企中更为显著。
（二）高管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高管作为股东财富的受托人，同时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定的激励机制有利于高管履行受托责任，特别是股权激励。Bianchiniet al.（2015）认为对高管的监督力度与企业创新呈负相关。李四海等（2015）指出在委托代理理论下，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高管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损害公司利益，而高管薪酬激勵的出现使得高管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许敏和朱伶俐（2017）以52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得出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陈习定等（2018）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效率。
（三）高管权利行为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高管复杂的权利行为也会对公司活动产生不懂影响。刘鑫（2020）选择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CEO外部聘用对企业创新呈显著的负向效应，前任CEO强制离职会强化这种负向效应。还有部分学者关注CEO的二元性，多数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长与CEO职务分离能够减少管理层和董事会间的紧张关系，促使企业采取具有长期潜力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决策，因此非二元性CEO比二元性CEO更有利于创新（秦娴等，2020）。
五、结论与展望
在过去20年，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创新领域研究不断拓展，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结合目前研究成果中的薄弱环节，未来需要重点专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结合中国公司治理的背景及市场环境，利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形成该领域研究的中国发展范式，加强与国际高产机构的联系与合作，最终构建出本土特色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框架;第二，进一步厘清公司治理主体对创新的影响路径，构建反映治理主体动态博弈和激励约束的公司治理质量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创新影响展开研究;第三，将创新领域前沿纳入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创新研究中，后续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