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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刘顺同志在山西省雁北地区公安局工作。他身高马大，不多讲话，除埋头工作外，不见与局外人有什么交往。我和他虽然同在一个机关大院工作，抬头不见低头见，却从来没有打过招呼，全然没想到在１９７６年的春天，我与他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相遇，看到他的思想航程拐过一个不小的弯子。
一提到１９７６年的春天，就让我不寒而栗。周恩来总理的去世，如同支撑新中国的三根擎天大柱突然断裂了一根，举国沉浸在悲痛之中。可就在此时，把持国家舆论工具的一小撮丑类，与全国人民唱反调，拒不刊登人民群众痛悼周总理的诗文，却一个劲儿地播发“批孔”、“批周公”的文章。他们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四五”运动。
“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矛头直指“四人帮”。
此时，我正在《雁北报》担任副总编，面对这种恶势，一怒之下与总编辑贾春太同志“密谋策划”，擅自发表了自己撰写的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永恒的怀念》（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４日）。
此举引起当地和周边地区不小的震动，许多人对报社和我本人的命运表示担忧。
我因思想负担过重，加上“批邓”的思想折磨，病倒在家中，等待着“无产阶级来专政”。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地委宣传部长杨尚枫同志全然不管我有病在身，点名要我当他的顾问，到雁北地区１３个县去挑选戏剧节目，为参加全省文艺调演做准备。这个美差使我完全躲开了“批邓”的文字奴役，忘记了自己是个病号，也忘记了自己还是个“现反”嫌疑分子。当看完１３场新编剧目，回到大同市尚未换洗衬衣便接到通知，让我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在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地委书记王进同志作了追查反动诗词、反动谣言的动员报告，地区公安局局长余青同志以“追谣”领导组成员的身份讲话，讲话中点了雁北报社的名。他说全国形势严峻，地委大院也不太平。在公布分组讨论名单时，把我分到公安局的小会议室。余局长见我一落座，便吊起嗓门说：“我与雁北报社的同志无恩无怨，点你们的名是地委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的，你们报社的小道消息在地委大院是出了名的。听说你几个月不上班了，现在该回报社抓一抓反动谣言了。”余局长讲完话立即退场，可紧张的气氛没有丝毫减缓。因为跟随他一同进入小会议室的一位公安干部十分引人注目。他身穿蓝色警服，身高近１．８米，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他的形象极具威慑力。这位公安大汉就是刘顺。
问题的严重性对别人而言也许只是一般的猜测，对我却是直逼城下。
这是因为：
一、周总理逝世不久，我发表过悼念总理的文章，这与当时“两报一刊”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二、 清明节前几天，我正在北京活动，去过中联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 崇文医院和北京图书馆，与我的老朋友、老战友、老首长谈论过“批邓”，谈论过“蓝萍”，谈论过“伍豪事件”，甚至对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做过种种猜测。我对当时暗中流传的一些诗词、传闻，也津津乐道。
三、 编辑部有好几位家在北京的青年，号称“消息灵通人士”，其中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家住北京，丈夫长期在国外使馆工作，她经常往返于大同、北京两地，成为知名的“马路新闻”传播者。我对他们的行为从未制止过，甚至还想从他们的“马路新闻”中获取某些有价值的讯息。
以上背景显示，报社是这次追查的重点，而我是重中之重。听说，杭州、南京等地已有传谣者被逮捕，说不定在京的某位与我“夜话”过的同志已经被捕，与我有牵连的材料已送到余局长手中。想到这里，再看看会议室的其他同志，个个面色阴沉、发言吞吞吐吐。磨蹭之间，午饭时间已到，刘顺同志宣布参会人员一律去地委招待所就餐，午后继续开会。
公安局小会议室离地委招待所不到两华里，可我忧心忡忡，步履缓慢，拉在最后。扭回头一望，刘顺跟在身后。我心想，完了。不由自主地给了刘顺一个无可奈何的冷笑。刘顺见我表情异常，紧走两步追上来与我并排行走，边走边说：“生明同志，你听说过梅花党吗？”我弄不明他说什么，是何意图，机械地回答说：“不知道。”心想，他是在隐蔽自己，分散我的注意力，无话可说，瞎编出个梅花党与我搪塞。完全没想到他接着话茬又说：“这是你们报社印刷厂工人传抄出来的一个小册子，传到大同县被查获的。”话到此时，我一下就打消了对他的提防和敌意，问他：“据你所知，我们报社还有什么问题？”他说：“别的无关紧要，听说江青在大寨有个讲话，是在你的主持下有人在会议上给全社人员宣读的，是这样吗？”我说：“是。”我悄声又问：“就这些？”他回答：“就这些！”
……
天哪，余局长就拿这点“鸡毛”当令箭，打我的闷棍。姓刘的警察不仅没有在我身上寻找立功受奖的资本，反而对我这个“现反”嫌疑人亮明了底牌。我感谢上苍！感谢刘顺！
吃午饭时我又暗想：这个姓刘的警察用这种方式解救我，不可能得到我的任何回报，却承担着很大很大的风险。单以组织纪律论，他就可能受到最严厉的制裁，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他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我一下子变得身轻意发，决定给余局长及其上司们一个有分寸的反击。
下午开会，见余局长又来坐镇，我第一个发言，不是交代自己有什么问题，而是请他再讲一次毛主席已经发表的诗词和尚未发表的诗词有何实质性的区别。余极不耐烦地回答说：“凡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未发表过的所谓毛主席诗词和言论，都是谣言惑众，要一律追查。”我为了让全体参会同志听清这场论战，讲话时尽力压平语气，放慢节奏，一字一句地说：“余局长，我首先声明，我不同意你的这一政策性解释，因为你的解释不科学，没有理论和政策依据，经不起认真推敲。比如，据我个人记忆，毛主席的《三打白骨精》正式发表一年前就抄在我的笔记本上了，你总不能把抄在我笔记本上的毛主席诗词叫做谣言吧，再比方……”我一连用３个事例批驳了余局长的发言。余恼羞成怒，但无以对答，只说：“这一解释不是我个人发明创造的，是我在省城开会听报告时记录下来的，不信你去查笔记。”说罢就离开会场。
……
第二天一大早，我迈着轻松的步伐提前上班，向贾总编汇报了昨日在公安局开会的经过。贾总编为我幸遇刘顺表示祝贺，同时担心编辑部的几个年轻人不好过关，让我想方设法保护大家避过风险。
上班铃声一响，我第一个进入会议室。与大家分别只有一个多月，却因“黑地黄昏两家怕”，彼此之间显得很陌生。
我佯装公事公办，严肃认真，如实传达了地委紧急会议关于 “追谣”的内容和精神，让大家认真追查每一谣言的来龙去脉。说罢，拿起笔记本，做出认真记录的姿态。
只见这伙往日“唧唧喳喳的小鸟”霎时间变得呆头呆脑。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只有如实交代，自动“顺藤摸瓜”。有些“谣言”十分离奇，再追下去会追出大祸。但我不能公然制止。我只低头思考：如何收场 。
两个小时过后，我宣布会议到此结束。并做简短的总结发言说：“今天大家提出的问题很多，但大都属于道听途说，没有时间地点，缺乏证人证言，我无法向上汇报，否则就是我传谣了。能向上级汇报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老九不能走’，这本来是毛主席针对某些支左军人错误排斥知识分子干部讲的，可是至今尚未看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二是‘棍棒不能代替政策’，我们听说是毛主席批评某些人违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胡说八道所言，可是至今未见‘两报一刊’刊登，至于是不是谣言，我们没有能力去分辨。从今以后多听少说，不要给自己惹祸。”讲到此时，我有意停顿数秒钟，然后加重语气问大家：“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说：“听清啦！” 有位姓焦的北京知青，在走出会议室时还高声补充了一句：“老王的讲话，我们大大的明白！”
可是他们至今都不明白，有能力保护他们过关的人并不是我，而是经历过了风吹雨打，学会了独立思考，又勇于用“实事求是”精神指导自己行为的老公安——刘顺同志！
后续：
拙稿打印出来后，我又看了一遍，觉得言犹未尽，想补充几句。
一是余局长在我的印象中是个资深老公安，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立有汗马功劳，我很敬重他的资历。“追谣”过后不久，他打电话让我去公安局一趟，又让我一惊。去后却无事，被他请进办公室，拿出牡丹牌香烟招待了一番。他没有说明叫我来的意图，只说多日不见，随便坐坐。我和他心照不宣，握手言欢。在此，遥祝老余健康长寿。
二是想补充说明我和刘顺同志的关系。如我的拙文所说，“追谣”之前我们互不相识。“追谣”后偶尔与他在路上相遇，也是打个招呼，或寒暄几句，从不提“追谣”的往事，我也从未对刘顺同志说过感谢的话。但私下里我对他十分感激，并关心他的前途。令人欣慰的是，我离开雁北几年后，听说他当上了雁北地区公安局长，这是全区人民的幸事。在此，祝刘顺同志晚年幸福。
一提到１９７６年的春天，就让我不寒而栗。周恩来总理的去世，如同支撑新中国的三根擎天大柱突然断裂了一根，举国沉浸在悲痛之中。可就在此时，把持国家舆论工具的一小撮丑类，与全国人民唱反调，拒不刊登人民群众痛悼周总理的诗文，却一个劲儿地播发“批孔”、“批周公”的文章。他们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四五”运动。
“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矛头直指“四人帮”。
此时，我正在《雁北报》担任副总编，面对这种恶势，一怒之下与总编辑贾春太同志“密谋策划”，擅自发表了自己撰写的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永恒的怀念》（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４日）。
此举引起当地和周边地区不小的震动，许多人对报社和我本人的命运表示担忧。
我因思想负担过重，加上“批邓”的思想折磨，病倒在家中，等待着“无产阶级来专政”。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地委宣传部长杨尚枫同志全然不管我有病在身，点名要我当他的顾问，到雁北地区１３个县去挑选戏剧节目，为参加全省文艺调演做准备。这个美差使我完全躲开了“批邓”的文字奴役，忘记了自己是个病号，也忘记了自己还是个“现反”嫌疑分子。当看完１３场新编剧目，回到大同市尚未换洗衬衣便接到通知，让我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在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地委书记王进同志作了追查反动诗词、反动谣言的动员报告，地区公安局局长余青同志以“追谣”领导组成员的身份讲话，讲话中点了雁北报社的名。他说全国形势严峻，地委大院也不太平。在公布分组讨论名单时，把我分到公安局的小会议室。余局长见我一落座，便吊起嗓门说：“我与雁北报社的同志无恩无怨，点你们的名是地委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的，你们报社的小道消息在地委大院是出了名的。听说你几个月不上班了，现在该回报社抓一抓反动谣言了。”余局长讲完话立即退场，可紧张的气氛没有丝毫减缓。因为跟随他一同进入小会议室的一位公安干部十分引人注目。他身穿蓝色警服，身高近１．８米，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他的形象极具威慑力。这位公安大汉就是刘顺。
问题的严重性对别人而言也许只是一般的猜测，对我却是直逼城下。
这是因为：
一、周总理逝世不久，我发表过悼念总理的文章，这与当时“两报一刊”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二、 清明节前几天，我正在北京活动，去过中联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 崇文医院和北京图书馆，与我的老朋友、老战友、老首长谈论过“批邓”，谈论过“蓝萍”，谈论过“伍豪事件”，甚至对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做过种种猜测。我对当时暗中流传的一些诗词、传闻，也津津乐道。
三、 编辑部有好几位家在北京的青年，号称“消息灵通人士”，其中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家住北京，丈夫长期在国外使馆工作，她经常往返于大同、北京两地，成为知名的“马路新闻”传播者。我对他们的行为从未制止过，甚至还想从他们的“马路新闻”中获取某些有价值的讯息。
以上背景显示，报社是这次追查的重点，而我是重中之重。听说，杭州、南京等地已有传谣者被逮捕，说不定在京的某位与我“夜话”过的同志已经被捕，与我有牵连的材料已送到余局长手中。想到这里，再看看会议室的其他同志，个个面色阴沉、发言吞吞吐吐。磨蹭之间，午饭时间已到，刘顺同志宣布参会人员一律去地委招待所就餐，午后继续开会。
公安局小会议室离地委招待所不到两华里，可我忧心忡忡，步履缓慢，拉在最后。扭回头一望，刘顺跟在身后。我心想，完了。不由自主地给了刘顺一个无可奈何的冷笑。刘顺见我表情异常，紧走两步追上来与我并排行走，边走边说：“生明同志，你听说过梅花党吗？”我弄不明他说什么，是何意图，机械地回答说：“不知道。”心想，他是在隐蔽自己，分散我的注意力，无话可说，瞎编出个梅花党与我搪塞。完全没想到他接着话茬又说：“这是你们报社印刷厂工人传抄出来的一个小册子，传到大同县被查获的。”话到此时，我一下就打消了对他的提防和敌意，问他：“据你所知，我们报社还有什么问题？”他说：“别的无关紧要，听说江青在大寨有个讲话，是在你的主持下有人在会议上给全社人员宣读的，是这样吗？”我说：“是。”我悄声又问：“就这些？”他回答：“就这些！”
……
天哪，余局长就拿这点“鸡毛”当令箭，打我的闷棍。姓刘的警察不仅没有在我身上寻找立功受奖的资本，反而对我这个“现反”嫌疑人亮明了底牌。我感谢上苍！感谢刘顺！
吃午饭时我又暗想：这个姓刘的警察用这种方式解救我，不可能得到我的任何回报，却承担着很大很大的风险。单以组织纪律论，他就可能受到最严厉的制裁，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他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我一下子变得身轻意发，决定给余局长及其上司们一个有分寸的反击。
下午开会，见余局长又来坐镇，我第一个发言，不是交代自己有什么问题，而是请他再讲一次毛主席已经发表的诗词和尚未发表的诗词有何实质性的区别。余极不耐烦地回答说：“凡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未发表过的所谓毛主席诗词和言论，都是谣言惑众，要一律追查。”我为了让全体参会同志听清这场论战，讲话时尽力压平语气，放慢节奏，一字一句地说：“余局长，我首先声明，我不同意你的这一政策性解释，因为你的解释不科学，没有理论和政策依据，经不起认真推敲。比如，据我个人记忆，毛主席的《三打白骨精》正式发表一年前就抄在我的笔记本上了，你总不能把抄在我笔记本上的毛主席诗词叫做谣言吧，再比方……”我一连用３个事例批驳了余局长的发言。余恼羞成怒，但无以对答，只说：“这一解释不是我个人发明创造的，是我在省城开会听报告时记录下来的，不信你去查笔记。”说罢就离开会场。
……
第二天一大早，我迈着轻松的步伐提前上班，向贾总编汇报了昨日在公安局开会的经过。贾总编为我幸遇刘顺表示祝贺，同时担心编辑部的几个年轻人不好过关，让我想方设法保护大家避过风险。
上班铃声一响，我第一个进入会议室。与大家分别只有一个多月，却因“黑地黄昏两家怕”，彼此之间显得很陌生。
我佯装公事公办，严肃认真，如实传达了地委紧急会议关于 “追谣”的内容和精神，让大家认真追查每一谣言的来龙去脉。说罢，拿起笔记本，做出认真记录的姿态。
只见这伙往日“唧唧喳喳的小鸟”霎时间变得呆头呆脑。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只有如实交代，自动“顺藤摸瓜”。有些“谣言”十分离奇，再追下去会追出大祸。但我不能公然制止。我只低头思考：如何收场 。
两个小时过后，我宣布会议到此结束。并做简短的总结发言说：“今天大家提出的问题很多，但大都属于道听途说，没有时间地点，缺乏证人证言，我无法向上汇报，否则就是我传谣了。能向上级汇报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老九不能走’，这本来是毛主席针对某些支左军人错误排斥知识分子干部讲的，可是至今尚未看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二是‘棍棒不能代替政策’，我们听说是毛主席批评某些人违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胡说八道所言，可是至今未见‘两报一刊’刊登，至于是不是谣言，我们没有能力去分辨。从今以后多听少说，不要给自己惹祸。”讲到此时，我有意停顿数秒钟，然后加重语气问大家：“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说：“听清啦！” 有位姓焦的北京知青，在走出会议室时还高声补充了一句：“老王的讲话，我们大大的明白！”
可是他们至今都不明白，有能力保护他们过关的人并不是我，而是经历过了风吹雨打，学会了独立思考，又勇于用“实事求是”精神指导自己行为的老公安——刘顺同志！
后续：
拙稿打印出来后，我又看了一遍，觉得言犹未尽，想补充几句。
一是余局长在我的印象中是个资深老公安，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立有汗马功劳，我很敬重他的资历。“追谣”过后不久，他打电话让我去公安局一趟，又让我一惊。去后却无事，被他请进办公室，拿出牡丹牌香烟招待了一番。他没有说明叫我来的意图，只说多日不见，随便坐坐。我和他心照不宣，握手言欢。在此，遥祝老余健康长寿。
二是想补充说明我和刘顺同志的关系。如我的拙文所说，“追谣”之前我们互不相识。“追谣”后偶尔与他在路上相遇，也是打个招呼，或寒暄几句，从不提“追谣”的往事，我也从未对刘顺同志说过感谢的话。但私下里我对他十分感激，并关心他的前途。令人欣慰的是，我离开雁北几年后，听说他当上了雁北地区公安局长，这是全区人民的幸事。在此，祝刘顺同志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