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吠陀梵语文献记载中的奇妙计算，估计即使加上众神的语言，人类的语言所表现出的也不过是语言整体的四分之一。—帕斯卡·基尼亚尔《对音乐的憎恨》

　　卡车穿过泥泞留下深深的车辙，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将脸埋在里面。
　　她就像爱丽丝，想去车辙底下延伸开的神奇异国漫游似的。可那后脑勺大敞四开，绽放着殷红的花，装在头盖骨里的东西一览无余。
　　不足十英尺外，一个少年横躺在地。从背后射入的子弹看上去是在少年的身体里蹿来蹿去之后，决定从肚脐附近穿出的。肠子从敞开的肚子里爬出来，经过两小时前刚停的雨冲刷过后，闪着淡红色的光亮。从微微张开的唇际，可以窥见他那稍往外翘、惹人怜爱的门牙。那门牙像是在诉说着，他在临死前还有什么未尽之言。
　　沿着卡车碾过的路向前走，有一个二十户人家规模的小村庄。
　　村子的广场上挖了一个坑，很多人的身体烧得熏黑冒烟，摞在一起倒在坑里。空气中弥漫着烧过的肉臭味，还有头发的焦糊味。烧到一半的肌肉紧缩起来，人们都像腹中胎儿一般蜷曲着。骨头不如肌肉的伸缩力好，有的折断了，能看见一些断臂残肢明显不是从关节那里弯曲的。萎缩变形的肢体相互缠绕，宛如肢体结成的蜘蛛网。
　　人们都死了。
　　人们都死去了。我打开门，里面有我的母亲，殡仪馆已经履行华盛顿州立法案规定的义务，完成了防腐处理。遗体整容师适当地画出表情，涂上厚厚的妆粉，死者脸上焕发出永远凝固的、虚假的安详。
　　“瞧，看看你的身后，所有的死人都将走过去。”
　　母亲这样说道。我回过头，一片广阔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死人们对我招手，朝我微笑。那里有自人类开始埋葬同胞以来的所有死人。有的体形完好，有的缺胳膊少腿。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能看出没有头的死人在微笑，可尽管如此，他依旧微笑着，漫不经心地摆弄从腹部溢出的肠子。
　　“所有人都死了哟。”我一边说一边转向死去的母亲。母亲点点头，伸手指向我，“是啊。瞧，看看你的身体。”
　　于是我看自己，身体已经开始腐烂，这才意识到我已经死了。
　　在很远的彼岸，自人类开创历史以来的所有死人排成长河，缓慢地向某处前行。
　　我问母亲：“这是死后的世界吗？”母亲悠悠地摇头。在我孩提时代，她就用这个动作纠正我的错误。
　　“不是，这是平常的世界。你、我们生活到现在的世界。与我们的日常营生相毗邻的平常世界。”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我放下心来，眼泪奔流而出。那头的队伍里有几个熟悉的面孔，有患小儿癌症死去的本杰明，也有脑袋被吹跑的父亲。
　　于是，母亲牵起我的手，将我引向那个队伍。
　　“我们走吧！”
　　我点点头，与母亲一起走向对面死去的人们。记得第一次上学时也是这般情景。我一边怀念感伤，一边与母亲并肩而行。我们的身边，有刚才将脸埋进车辙、脑部被子弹打穿的少女，有背后中枪、内脏从腹部流出的少年，还有被烧死在坑里的人们。我们一起前行，准备加入死人的队伍中去。
　　杀死我母亲的是我的语言。
　　我用很多枪和很多子弹，杀死过很多的人，而杀死我母亲的非我莫属，不需要枪也不需要子弹。只需“是”这个字和我的名字。两者兼具时，我的母亲死了。
　　到现在为止，我杀死了很多的人，多半用枪和子弹。
　　也曾用利器杀人，不过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这种杀法。我的战友里有极多专门承包这种杀人方式的职业杀手。他们从背后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手，在颈部一抹，接着切断持有武器的双臂的肌腱，然后劈开大腿内侧的主动脉，最后直刺心脏，耗时不过三秒。
　　我并不想要钻研这项技术，但假如有必要，我还是有自信娴熟掌握的。而且我对枪和子弹比什么都熟悉，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大概还会继续杀人的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二○○一年的一个早晨，一架飞机气势汹汹地闯入纽约的两栋高楼。
　　至少在官方场合，在那之前的美利坚合众国，无论对于多么混账的人，暗杀都是明令禁止的。因为有上个世纪福特签署的一二三三三号总统行政命令，南美贩卖毒品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 、成为美国对中东政策眼中钉的萨达姆·侯赛因都没有遭到美国政府暗杀。
　　有这样一句话：“美国政府里的任何工作人员都不得从事暗杀活动。”里根、布什、克林顿都在这句“语言”的约束力下推行政策。并不是暗杀消失了，而是这条行政命令加大了暗杀手段的风险。也就是说，暗杀成了一种麻烦的办法，与“官方介入”、“正式交战”相比，其优势直线下滑，如不能确保做得极其机密，很难被采用。
　　即便不搞暗杀，美利坚合众国只要一时兴起，也能找个碴儿挑起战争。况且只消想想暗地里杀一个人后不幸暴露，被媒体穷追猛打的那阵势，就不如选择光明正大地杀大批人，伦理的那道槛要好跨得多。不是有人说吗，一个人的死是悲剧，那么百万人的死算什么呢？与其杀一个人，不如杀上万人，那样一来，伸张正义的难易程度也相差悬殊。最起码在古代就曾是这样打打杀杀的世界。
　　暗杀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本土轰炸”之日以来逐渐解禁，到现在虽还不能说暗杀可以公然行动了，可华盛顿已经视其为可选项之一给予充分考虑。凭借与恐怖主义作斗争、人道主义需要等各种托词，一二三三三号文件封上的黑幕被一点一点地拉开了。
　　所以我成了杀人犯。这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身处的职业渐渐增加了我练习这种技能的次数。除了杀人以外还有很多任务。不过美国共有五大军种的特种部队，包括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情报部队，其中我们情报部队的特殊检索群i分遣队是唯一负责特种作战命令（SOCOM）中暗杀指令的部队。上个世纪，“绿色贝雷帽”也负责过，被叫作“三角洲”的陆军分遣队的伙伴们也杀过人，不过时至二十一世纪——也就是现在，这种作战行动主要由我们情报部队的“食蛇者”承担。所以我们被海军陆战队的远程侦察部队（LRRP）和海军的陆海空特种部队（SEAL）这些其他特殊作战部队蔑称为“湿屋”。这个名字出现于约翰·勒卡雷、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中，从冷战时代起成了暗杀工作的暗语，一直沿用到现在。 　　大家要能想起电影《魔女嘉莉》的那张著名海报就好了。捣蛋鬼们往女主人公的头上浇猪血，茜茜·斯派塞克（演员名）呆若木鸡，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们的工作（一部分）被称为“湿活”（wet work）也是一个道理，不同在于我们沾满的是人血。美利坚合众国的猎取人头部队。这就是情报部队的特殊检索群i分遣队。
　　事情的原由便是这样。现在，我被装在“飞行海藻”（flying seaweed）的膛中，前往下一个暗杀目标，途中再次阅读有关目标的资料。
　　下一个暗杀对象的面相、姓名、行动方式、家族构成、政治倾向等一切情报资料中都浸染上了此人一生的影子。特种部队的队员在训练中多少练就了一些观察人的手段。特种部队并非专门用于打打杀杀，相反，训练欠发达国家的军队，以及通过医疗、教育、灌溉等手段向敌对势力内部人民实施教化之类的任务倒更多些。这类场合下重要的是沟通技能，所以归根结底，不善交际的单干户根本无法踏入特殊作战的世界。这样的人不如去做雇佣兵，但雇佣兵也会时不时地做一些给贫困国家的军队进行战术指导的工作，道理是一样的。
　　特殊检索群i分遣队的战友们则更胜一筹，我们还接受心理学的训练课程，能够推测一个人的心理图表，勾勒出该人物的清晰轮廓。实际操作起来，虽然现在暗杀这种办法的“政治风险”或者说“道德偏见”减弱了，但它仍旧是一项困难且敏感的任务。在一二三三三号文件的背景下，加上CIA起草的作战计划里失败案例堆积如山，暗杀行动是不可以交付给一个外行人去做的。
　　“准军事作战”这个词，到最后充其量被解释为CIA玩的军队过家家。正因为这样，才诞生了像情报部队和它的特种作战部门即特殊检索群这样的新型军队。它们是继承了以前CIA承担的部分谍报能力的军事集团，也就是间谍和士兵的混种。二十一世纪的情报活动更加谋求军事性而不是文职化。因为战场情报在不断变化，而且已然无处不战场。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如预料的那般发生，其间必定包含不确定因素。这样一来，每一个队员在极力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同时，还需要提高不确定因素实际出现时的反应能力。广泛搜集目标人物的特征就是其中一环。
　　确切地说，就是要把暗杀对象的形象、人生想象得非常生动。在想象得真实到爱上对方之后，杀了他——简直是令人发指的施虐狂。如果放在典型的性变态身上，这恐怕是再恰当不过的题材了。这种恶劣行径没给我们带来任何创伤，全都要靠“战斗适应感情调整”。我们借助战前辅导和脑医学治疗，将自己的感情和道德调整到战时状态。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任务和自己的道德观念有效分割开了。奥韦尔称其为“双重思考”，而科技使之成为现实。
　　而此刻，阅读资料的同时在我脑子里想着的，并不是去怜悯什么暗杀目标，而是思念我到现在为止杀死的最后一个人，我的母亲。
　　死者之国时而造访至我的跟前，“咯咯咯”地轻轻搔动我心的外壳，然而只要我一醒来，便离我而去。
　　死人的国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最频繁降临的梦境是这个版本：死人们各有残疾，在漫无尽头的荒郊野外排成长队，蹒跚挪步。还有另外的版本，比如在广袤无边的墓地上，每一个墓碑的主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无所事事。在母亲死后，我经常见到只有死人入住的病房，这像是玩笑话，可不知为何，给我的冲击却最强烈。梦中出现的场景，也许是我失去母亲那一刻的心像的投影吧。
　　我既是军人，又是特种部队的队员、杀手，目睹过很多的死人。我看过的死人应是普通人终其一生所能见到的死人的多少倍。那个场景是中亚某国进行屠杀后的残迹，我那时候也是个杀手。为了暗杀煽动国内民族大屠杀的前秘密警察长官，我们特殊检索群i分遣队取道阿富汗潜入该国，在某个村庄逮捕了他。
　　他死了。我对着他的头射出了一弹夹来复子弹。可是，他的部队已经把全村的居民都“处理”掉了。我在当场看到了好几具尸体。雨住了，车辆穿过泥泞留下车辙，少女面朝下倒在里面，后脑勺不知哪儿去了，脑袋里面的东西暴露在隐晦的空气中；少年背后中枪，肠子从破裂的腹部流出来；小女孩被扔进村广场上挖的坑，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最后，是这个导演了所有一切的男人。他被我一枪击中，和那些由他自己亲手干掉的无数尸骸一样，失去控制的肉体奇特地弯曲之后倒下了。
　　接着，我从亚洲的记忆里回来，母亲已经被软管所缠绕，仅靠好多药品和纳米计算机维持生存了。医生询问我是否坚持治疗。母亲从外表看上去一点问题也没有，好端端的，但其实早已丧失意识，唯有横躺在洁净的床上等待我作决断。她尽管看上去还活着，可那不过是依靠植入体内的高效分子机器维系的表象，和我们在负伤时使用的战斗继续性技术是一样的。
　　在苍白的医院、苍白的静寂中，有人递给我一份征询同意放弃治疗的文件。“您是否同意终止治疗？”面对这个提问，我回答“是”。我的一句话，和我的拇指摁下的印证。于是，分子机器群从失去意义并永无归宿的肉体中撤出，母亲迅速获得了死亡。
　　可母亲真的死了吗？又怎能断定在我作出决断之前她还没有死呢？
　　从哪儿开始算生，哪儿开始算死呢？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这个问题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变得愈加模糊难辨，但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却对它置若罔闻，和其他的问题一起拖延到现在，迟迟未决。
　　然而，我们不得不像对待人生中的其他很多琐事一样，直截了当地去接受。无论如何，母亲接受了防腐处理，被干干净净地抬进了棺材。防腐处理有华盛顿州法的明文规定。做到这一步，无论是谁，肯定都死了。
　　母亲，便是我到现在为止杀死的最后一个人。
　　“谢泼德上尉 ……谢泼德上尉。”
　　我被呼叫自己名字的声音吵醒了。我好像是在读资料的时候睡着了。我条件反射地摸摸脸，去死者的国度后流下的眼泪还没干。还好没被叫醒我的空中运送管理人看见自己下意识地哭泣。我舒了口气。
　　“醒醒吧，离发射还有十五分钟。”
　　空中运送管理人告诉我后，转身离开了。说“发射”并不是在开玩笑。最近的潜入敌区训练已经不再用高跳低开那种落伍的跳伞方式了，而是借助一种尽可能抑制电波反射性的侵入鞘来实现高速迅捷的机动。棒状的漆黑物体有如巨型圆珠笔般满满地排列在机舱里，定期接受维修师的认真检查。环顾四周，只见战友们正在“飞行海藻”的扁平机舱里忙活着。
　　为了保持身心健康，最好不要想得太深。为了做到这一点，应该坦然地把主体让给简单的意识形态。
　　既已被迫站在了道德的悬崖边缘，就将那些问号扔到一边去吧。
　　让我们启发体内的迟钝感吧，成为世界第一呆板的男人。
　　让我们接受“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逻辑重言式吧。
　　即便如此，崩溃的士兵还是有的。
　　为了帮助曾经进驻伊拉克的士兵回归祖国重返社会，美军设立了大量咨询顾问。他们在伊拉克为预备撤离人员建造营地，用于模拟市民生活，提供切实的体验，作为撤离人员回归“美国”这一日常社会前的准备阶段，在巴格达营地反复上演名为“美国”的过家家。
　　装着我们的那个光滑的鞘被发射出去后身处的黑夜，也是地狱的一部分。在我们飞行点下方的遥远大地、我们即将降落的场所，所有的一切似乎已完全陷入混沌，散发出既悲惨又似乎有些祝祭的味道。
　　这跟希罗尼穆斯·波希描绘的地狱图景里也有欢乐的元素是一样的道理。
　　我忽然想起《2001太空漫游》中的一个镜头。
　　那是冷冻睡眠中的宇航员静静地被电脑杀死的场面。
　　我也进入鞘中，和其他战友一样，模仿做死人。将双臂叠放于胸前，如法老纳身于棺材之中。从鞘的舱口向上看，是货仓的顶棚和照明。我在棺材里能清晰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我是死人。从今以后我就是《默示录》里给大地带来混乱和杀戮的死人。
　　这时，一股莫名其妙的情感突然向我袭来。
　　那是一股接近悲伤，却复杂得难以名状的情感。
　　闭眼横卧在医院病床上的，母亲的身影。做完防腐处理后，在棺材里长眠的母亲的微笑。
　　鞘的舱门不声不响地滑动、闭合。与外界的接触完全被封闭的那一刻，响起沉闷的一声“咚”。那是调节内外气压的声音。从外界再无声音传来，我们被闭锁在黑暗之中。埋葬入土，便是这般吧。
　　没错，现在的我，正重新体验母亲的死。我在不经意间理解了这感情的来由。母亲的死，为每逢高空降落必经的仪式赋予了之前从未有过的意义。
　　“咚！”厚重而沉稳的发射声。
　　单纯的物理法则支配着我。自由落体法则。
　　（选自伊藤计划长篇小说《屠杀器官》，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