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盛精是个可爱的老头，平静而温和，喜欢背着双手，在阴凉的客厅踱来踱去，笑眯眯地背诵《伤仲永》、《出师表》里的经典段落。舞文弄墨的我，一向被大舅封为才女，其实汗颜得紧，生怕大舅叫我接下一句。
　　晚年时大舅喜欢谈论古代的谋士与谋略，每每提及诸葛亮姜子牙管仲范蠡这些人，以及他们所布下的诡谲而精怪的局，就会露出会意由衷的笑。也许因为这恰似大舅的人生，如一出纷乱无序的战局，似在掌控之中，又总在意料之外。
　　外公是四川大英县的农民，既演绎过白手创业的神话，也经历了农夫和蛇的悲剧。他在发达之后大包大揽，承担起兄弟姐妹几家人的衣食温饱婚丧嫁娶，兄弟们却在他英年早逝后，为了争抢良田旺铺大打出手。在那个见利忘义、亲情凉薄的大家族，大舅面对的，是叔叔伯伯的可怕变脸，还有孀母、幼妹、寸田、薄瓦。不到二十岁的他被迫终止学业，开始养家糊口。做买卖，赔本，不甘心，再做，再赔。
　　他确实没有遗传到外公的经商头脑，他的书生意气导致生活一度困窘至极。
　　在外公的定夺之下，大舅成亲很早。当然是盲婚。大舅妈几乎是孤儿，母亲已故，父亲前往北京求学，一去经年，杳无音讯。
　　1949年全国解放，时任西南局书记的胡耀邦受大舅妈父亲贺诚将军的嘱托，寻访其亲眷。大舅妈这才知道，父亲并没有失踪，他在革命时期出生入死功勋卓著，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在贺诚将军的关照下，大舅在北京大学完成了兽医专业的学习，回到四川，开始背着医箱走乡串户，诊治家畜。
　　大舅和大舅妈时时前往北京探望贺诚将军，带去川味的腊肉香肠，带去当时在北京甚为稀罕的蔬菜——豌豆尖。有一年春节，他们为我捎回一双漂亮的红皮鞋，那会儿的成都，哪有如此精致物事，幼小的我，臭美得很，当即甩掉脚上的旧花布鞋，得意洋洋地把皮鞋踏得啪啪作响。
　　“文革”期间，贺诚将军被打倒，大舅和大舅妈也被划为地主坏分子。关进牛棚的岁月，暗无天日的茫然与屈辱，体面尽失斯文扫地，是旁人难以想象的。混乱终结，大舅妈忧虑赋闲在家的父亲，与大舅商议，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为父亲申冤。这封信转到毛主席手中，1975年，主席在信上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上书国家领导人，是需要大智慧、大谋略、大勇气的，大舅妈虽是普通女性，血液里却有着贺诚将军的睿智与大气。她没有机会建功立业，睿智与大气都铿锵有力地放到了家庭中。她一路扶携，支持大舅成为知名的兽医专家，培育子女长大成材，就像一棵无比坚实无比蓬勃的橡树，丈夫与孩子，反倒绕树而生，喧哗绚烂地绽放开来。
　　这棵树，在70岁以后衰老和枯萎了——大舅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这样的疾病，会把患者搞得低能、笨拙、面目全非、狼狈不堪。此后的十几年，不问家事的大舅下厨房、做羹汤，细致入微地照料大舅妈的吃喝拉撒，服药、喂饭、清理粪便。大舅妈临去的那几年，已经难以辨认家人，却是与大舅一刻不能离，常常喃喃地错唤大舅：“爸爸，爸爸……”
　　大舅的4个儿女中，小表哥俊朗优秀，曾被评为成都市十大杰出青年，是全家的骄傲。大舅妈尚未糊涂时，惦念大舅暮年孤独，殷殷交代小表哥，将来要与大舅同住，为大舅好好养老送终。由于一些身不由己的原因，小表哥突然被迫离开了家。这对于大舅而言，无疑是一道沉重的创伤。大舅搀扶着世事不知的大舅妈，等待着心爱的儿子归来。汶川地震后不久，大舅妈撒手人寰。大舅继续静默地等，他能做的，就是戴上老花眼镜，坚持每周给小表哥写一封絮叨家常、励志慰藉的信，颤巍巍走到邮局，投进邮箱。
　　今年春天，离家7年的小表哥回来了。此时，大舅的孙子孙女们，尽数成家立业，长孙女有孕在身，第四代小生命即将呱呱坠地。余愿已了，又有退休的大表姐如贴心棉袄般傍依在侧，大舅该无忧无虑颐养天年了。可是，大舅很累了吧，在落叶纷飞的秋天，猝然辞别人世。大舅死于突发的心肌梗塞，而非新近查出的两处恶性肿瘤。周遭念佛的老人家说，如此高龄，未受折磨，痛快而去，亦是圆满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