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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馆新馆陈列展览中，陈列着一件元末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农民政权“管军万户府”铜印。这是1979年我市文物工作者在市土杂公司废品仓库检选文物时被发现，后珍藏于九江市博物馆。据废品仓库管理人员说，此铜印是九江市郊县瑞昌县（现已改为县级市）土杂公司收购所得，说明应是瑞昌境内出土。
该铜印呈圆形，直径12厘米，厚1.2厘米，通高9.1厘米，重1500克。印钮扁平，上窄下宽呈梯形。印面为外圆内方，正方框内从左至右阳镌篆书“管军万户府印”六字，框四廓饰对称云雷纹。印背右侧刻有与印文相同的阴文“管军万户府印”六字，左侧刻两行阴文“中书礼部造”和“治平三年月日拾”（图1）。
（一）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北方，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首先揭开了农民起事大幕，10月，南方徐寿辉、邹普胜领导的红巾军攻破蕲水县（今湖北浠水县），徐寿辉以蕲水为都城，僭称皇帝，国号“天完”（取压倒“大元”之意），改元“治平”，封邹普胜为太师。四年后，即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在毫州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南、北两支农民军在政权建设特别是军事建制中，为了发布命令、移行公文、任命将领的需要，铸造了许多铜印，但是，这类印在封建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眼里都属于“异端”，发现的话要及时销毁，故至今保存下来的极为珍贵。本文仅就元末南方徐寿辉农民政权有关管军机构的几方铜印作一简略梳理，并着重对徐寿辉农民政权迁都九江后又几迁几出的过程作一初步考释。
徐寿辉，又名真一，一作真逸，湖北罗田人，元末南方红巾军农民起义军领袖。有关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管军机构方面的铜印，据笔者查阅到的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发现的总共有七方（含九江发现的在内）：
一是1965年河南省光山县一社员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改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管军万户府印”。印径13厘米，印厚1.2厘米，重560克。印面外圆内方，印文为从右至左六字篆书“管军万户府印”，印背一侧刻有“管军方户府印”，另一侧刻“中书礼部造，太平年月日”（图2）。
二是1979年9月在湖北省通城县四庄乡上坪村麻鸭窝出土一件“统军元帅府印”。整印完整无缺（图3），现藏湖北通城县博物馆。印直径13厘米，印厚1.1厘米，通高9厘米，重1500克。印面外圆内方，四廓对称阳刻云纹，印文为六字篆书“统军元帅府印”，印背手柄右侧阴刻“统军元帅府印”，左侧刻“中书礼部治平四年月日给”。
三是1980年4月在江西省南丰县古城公社汪坊村出土的一件“管军万户府印”，现藏江西南丰县博物馆。印直径11厘米，印厚1厘米，通高8.8厘米，重1100克。印面外圆内方，四廓刻饰对称云纹，内方框边长7厘米，印文为从左至右六字篆书“管军万户府印”（图4），印背手柄右侧阴刻“管军万户府印”，左侧阴刻“中书礼部造”和“太平元年月日给”。
四是1982年在江西省丰城县（现改为县级市）荷湖公社出土一件“管军万户府印”，现藏江西丰城市博物馆。印直径11厘米，印厚1厘米，重1000克，印钮扁平，柄高7.5厘米，上端宽2.5厘米，下端宽2.8厘米。印面外圆内方，四廓刻饰对称云纹，方框内印文为从左至右六字篆书“管军万户府印”（图5），印背右侧阴刻“管军万户府印”六字，左侧阴刻“中书礼部造治平二年月日”。
五是1982年3月在江西高安市土产公司废品收购站仓库拣选到一件“管军千户所印”。该印印柄已残失，现藏江西高安市博物馆。印直径10.3厘米，印厚0.7厘米，重900克。印面外圆内方，四廓刻饰对称云雷纹，内方框边长7厘米，方框内印文为从左至右六字篆书“管军千户所印”。印背略小于印面，直柄已残失，柄两侧刻有背款，惜磨损严重，仅依稀可辨，右侧似刻“管军千户□□”，左侧似刻“中书礼部□”和“□□□□月日”
（图6）。
六是1990年5月在湖北随州市万和区宠家村董家庄修水库时出土了一件“统军元帅之印”。该印保有完好，现藏于湖北随州市博物馆。印直径12厘米，厚1.7厘米，通高9厘米，重1309克。印面也外圆内方，四廓刻饰对称云纹，方框内印文为从左至右六字篆书“统军元帅之印”，印背手柄右侧阴刻“统军元帅之印”六字，左侧阴刻“中书礼部造”和“太平三年月日”（图7）。
此外，依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的有三方：
一是清代罗振玉收藏的一件“统军元帅府印”。印直径13厘米，印面外圆内方，四廓也刻饰对称云雷纹，方框内印文为从右至左六字篆书“统军元帅府印”，印背右侧刻有“统军元帅府印”，左侧刻有“中书礼部造”和“治平四年月日给”（图8）。
二是清代汪中的《述学·补遗·释印》中记载有岳州黄山（今湖南安乡县）出土有两件“管军万户府印”，原文称：“黄山民治地获铜印二，外圆内方，围某寸，径某寸，文曰‘管军万户府印’，其背曰‘中书礼部监造’，二印同，一治平三年月，一太平三年月……。”
上述十方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有关管军机构的铜印，其中，两方“统军元帅府印”，一方“统军元帅之印”，六方“管军万户府印”，一方“管军千户所印”，年号除江西高安出土的“管军千户所印”的年号摩蚀不清外，其他九方中，计一方“治平二年”，两方“治平三年”，两方“治平四年”，尚有两方“太平元年”和两方“太平三年”。除清汪中载及的两方“管军万户府印”未附有拓本，也不曾载及尺寸，只能据描述的情况知其大概外，其他诸印的规格、印文及模式都较完整清楚。现总观十方铜印，天完政权管军机构的铜印明显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十方铜印的形制、字体乃至镌制的模式都完全相同，印面一反历代官印的治印模式，大胆改革，弃方求圆，而改为外圆内方的统一模式，这可能与起义军领袖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四廓都刻饰对称的仿古铜器上的云雷纹（有的称回字纹，不妥），内方中镌制细朱文即阳文的九叠篆，且都分三行每行两字排列，起笔有沿用传统的从右至左排列模式，但更多的是采用违背传统的从左到右排列，以六方“管军万户府印”为例，除清汪中旧藏两方不详外，其他四方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方为从右至左排列，其他九江、丰城、南丰发现的三方均系从左至右排列；两方“统军元帅府印”和一方“统军元帅之印”，也有两方系从左到右排列，只有罗振玉旧藏的一方系从右至左排列；乃至较下层的管军机构“管军千户所印”也是从左至右排列。印背执柄（钮）扁平，均上窄下宽，钮右侧背款均用楷书阴刻释文，左侧背款则用楷书阴刻“中书礼部造”或“中书礼部监造”和年号，且一般都分两行刻写。 其次，天完政权管军机构铜印规格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军职高的铜印的规格相对较大，军职低的相对较小，但从已发现的前述八方铜印看，实际执行情况并非那样严格。两方“统军元帅府印”和一方“统军元帅之印”，虽通体高度与“管军万户府印”不相上下，通高都约9厘米，但印面直径都普遍较大达13厘米，重量普遍较厚重，除罗振玉旧藏的一方不知重量外，随州出土的“统军元帅之印”达1309克，通城出土的“统军元帅府印”竟达1500克。高安出土的“管军千户所印”是较低级的管军机构，其规格也是这批铜印中规格最小的，直径仅10.3厘米，重900克。仅有个别例外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方“管军万户府印”其印面直径竟也达13厘米，但其重量却只有560克，如果不是测量有误的话，那只能作为特例，说明在铸制过程中，由于战事环境，其铜印大小规格执行并非那样严格。
第三，在罗振玉旧藏和通城县博物馆藏的“统军元帅府印”的“治平四年月日”后面都另有一“给”字，江西南丰县博物馆藏的“管军万户府印”的“太平元年月日”后面也有一“给”字，唯独江西九江博物馆藏的“管军万户府印”的“治平三年月日”后面是一“拾”字，显然，前三印的“给”字是正确的，后者“拾”字乃是“给”字的笔误。这里的“给”当应是“封予”即“颁给”的通俗称法。
那么，“治平三年”的两方铜印，一为清代汪中旧载，另一方则是九江市博物馆陈列的一件，有否可能九江发现的这一件就是汪中曾载及的那件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汪中所曾见到的两方“管军万户府印”明确地指出：其背刻有“中书礼部监造”，二印同。而九江市博物馆的这件，其背则刻有“中书礼部造”，即少了一个“监”字，说明这两方“管军万户府印”，虽都是徐寿辉农民政权“治平三年”所镌，但应是不同的两方铜印。
（二）
元末农民起义中，徐寿辉农民起义军天完政权的政权建置和管军机构，和北方韩林儿、刘福通农民起义军“大宋”政权一样大体都系承袭元制。
首先，在中央政权建设方面，徐寿辉建立天完政权后，据文献材料尚未曾见到有设中书省及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记载，但从发现的十方铜印的背款都有“中书礼部造”或“中书礼部监造”来看，证明这些铜印都是由中书礼部颁发的，礼部又是隶属于中书省的。故此，我们可以推断天完政权不仅设置了中书省，而且也可能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设置，只是由于急风暴雨的战争初期，转战迁徙频繁，也可能设置时间较短或不完善。
其次，在管军机构的设置方面，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诸军或称元帅府，或称总管府，或称万户府，或称千户所的形式驻扎各地，名称多以所在地命名。天完政权和北方大宋政权一样，也设置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统军元帅府等军职，故此，也必设置有相对应的管军机构，与元政府不同的是，当时不可能以所在地命名。至今发现的“统军元帅之印”“统军元帅府印”“管军万户府印”和“管军千户所印”就是天完政权三种管军机构的铜印。“统军元帅”和“统军元帅府”：天完政权中被封为元帅之职的将领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邹普胜、欧普祥、倪文俊、陈友谅、明玉珍等。在这些被封的元帅中，有的如邹普胜、倪文俊是统辖几路的，其机构就称“统军元帅府”。今发现的两方天完政权的“统军元帅府印”，一为罗振玉旧藏，一为咸宁市通城县境出土，在后者尚未发现前，有的学者推论罗氏旧藏的“统军元帅府印”“很可能是徐寿辉颁发给倪文俊的”，现在通城县四庄乡山中出土了这方“统军元帅府印”之后，铸印的时间也是治平四年，故笔者认为，这方“统军元帅府印”则更有可能是徐寿辉颁发给倪文俊的。因为，治平四年（1354年）正是徐寿辉起义军处于低潮时期，在治平三年（1353年）十二月，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被元军攻破，四百多位官兵遭屠戮，徐寿辉、倪文俊等被迫“遁入黄梅山中及沔阳湖中”，正是在起义军处于低谷时期，徐寿辉为了重整旗鼓，授予倪文俊为“统军元帅”之职，颁给其“统军元帅府印”那是合乎情理中事。在徐寿辉被封的元帅中，也有仅统辖一地的，就直称“统军元帅”，如镇守汉阳的明玉珍。值得注意的是，今发现的这方“统军元帅之印”就出土在明玉珍的故乡随州市郊。黄标言：《平夏录》载：“癸巳冬十一月，寿辉僭大号，……（明）玉珍归汉阳，授元帅，益兵俾镇沔阳。”故此，这方“统军元帅之印”应是徐寿辉天完政权授予将领明玉珍“统军元帅”之物证。“管军万户府”。汪中在《述学·补遗·释印》中曾有详细介绍：“管军者，元诸路号也，万户府元官，有上万户府，管军七千人以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正三品，副万户一员，从三品。中万户府，管军五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从三品，副万户一员，正四品。下万户府，管军三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从三品，副万户一员，从四品。其官皆世袭，有功则升之，……寿辉所置官，若邹普胜为太师，陈友谅为平章事，皆沿元制，其置万户，无足异耳。”今发现天完农民政权的“管军万户府印”达六方，说明天完政权授封为“万户”军职的将领颇多，其地位显然在元帅之下，与北方韩林儿龙凤政权的“管军万户府”的万户地位相等。据同治《丰城县志》记载：“元至正十二年，红巾贼渡江，万户熊某率众破州治。”熊万户曾率红巾军多次转战于江西丰城、抚州、临江一带，今丰城出土的这方“管军万户府印”是否与他有联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
在已知的徐寿辉农民政权管军机构的十方铜印中，除罗振玉旧藏的不知出处外，其他九方中，河南一方，湖北两方，湖南两方，江西四方，在古称江州的九江发现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铜印，笔者认为这应是合乎情理中事，当与徐寿辉起义之初曾一度建都于九江有关。宋濂《宋学士全集·銮坡前集》有《故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于君墓志铭》称：“今元政大乱，天下兵动，江东西北为盗区，分宁徐寿辉建伪号日宋，都九江。”宋文宪公为元末时人，且又是为时人所撰墓志铭中所云，当应可信。问题是徐寿辉早期起事后具体于何时建都于九江，其间又是如何变动迁徙的，有待进一步考究。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十月，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攻陷蕲水县（今湖北浠水县）称帝后，此后短短数月，天完军队四处出击，赣北九江当首当其冲，次年即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也即天完政权的治平二年，徐寿辉的太师邹普胜率主力军攻略九江，虽有江州路总管李黼的奋力固守，但最终在起义军的水陆联攻而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二月十一日攻陷了九江，李黼战死。这是徐寿辉农民军第一次进占九江城。不久，元廷调集各地驻军对红巾军进行反扑，就在是年夏秋间，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率兵连续攻下池州、安庆和江州，然而邹普胜率军很快于九月间重又夺回了江州，这是徐寿辉农民军第二次进占九江城。直到次年即至正十三年（1353年）八月间才被元军卜颜铁木儿和脱火赤等部重又攻占。从至正十二年正月到至正十三年八月，不到两年时间里，红巾军在九江城是两进两出，第一次占城仅四、五个月，第二次占城却近一年之久，即从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到至正十三年（1353年）八月，对天完政权来说，即从治平二年九月到治平三年八月，也许就在此一段时间，徐寿辉、邹普胜等红巾军领导者有可能将都城从蕲水迁至九江。因为江州为长江东西的襟喉，又是江西的北大门，比江北的蕲水县城更具有战略地位，对这一战略形势的认识，徐寿辉等领导者无疑是清楚的。今九江市发现的这件徐寿辉天完政权治平三年“管军万户府印”应该就是此期间在九江铸就的。
天完政权在九江占据近一年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八月被迫撤出后，据史载，又将其都城迁回至蕲水，故到是年十二月，天完都城蕲水被元军攻破，徐寿辉等逃入黄梅山中，一部分则逃入沔阳湖中。至正十四年（1354年），即天完政权治平四年，是红巾军低潮时期，但到至正十五年即治平五年（1355年），红巾军将领倪文俊复起，先后攻占了沔阳，不久，又攻下武昌、汉阳，进克常德、衡州等地。次年即至正十六年（1356年）正月，倪文俊将徐寿辉接至汉阳，汉阳即成为天完政权的都城，并改元“太平”，邹普胜仍为太师，倪文俊为丞相。一时红巾军势力再次复起，日趋活跃。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光山出土的“太平年”（即太平元年）“管军万户府印”和清汪中所载黄山出土“太平三年”“管军万户府印”看，徐寿辉天完政权后期的“太平”年号应前后延续三个年份，即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八年（1358年）七月，八月后改元天启。据《豫章漫钞》载：“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壬辰正月，红巾破九江，……戊戌（1358年）红巾徐真一下陈友谅始据江西时，改元天启，明年己亥为天启二年，四月又改元天定，五月陈友谅自称大义元年。”这样，元末红巾军天完政权的建元年号应较清楚：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十月建都蕲水，改元治平始，治平年号正如史树青先生考证的只有五年，不得有七年。即从1351年至1355年。接上的“太平”年号跨年度三年，实际只有两年半许，即从1356年正月迁都汉阳开始至1358年7月。
自1356年天完政权迁都至汉阳后，红巾军的战事日趋扩张，几乎掌控了江西和湖广大部地区，一时成为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反元军事集团，但随之而来的是内部很快开始分裂，首先是倪文俊自认拥主有功，于1357年九月，企图谋杀徐寿辉未果，从汉阳逃至黄州，后被其部将陈友谅所袭杀，自此陈友谅权力日趋膨胀，并以九江为大本营，自称宣慰司，旋称平章政事。尽管天完政权仍于1358年八月改元天启，1359年为天启二年，四月又改元天定，但实权掌握在陈友谅手中，徐寿辉成了傀儡。同年十二月，徐寿辉率兵从汉阳至九江，本拟将都城迁往龙兴（洪都），但遭陈友谅反对，结果仍以九江为都，这是天完政权的政治中心第三次移至九江，然而此次为时更短，次年即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初一，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自此，天完政权彻底终结，九江成了陈友谅“汉”政权的中心。
该铜印呈圆形，直径12厘米，厚1.2厘米，通高9.1厘米，重1500克。印钮扁平，上窄下宽呈梯形。印面为外圆内方，正方框内从左至右阳镌篆书“管军万户府印”六字，框四廓饰对称云雷纹。印背右侧刻有与印文相同的阴文“管军万户府印”六字，左侧刻两行阴文“中书礼部造”和“治平三年月日拾”（图1）。
（一）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北方，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首先揭开了农民起事大幕，10月，南方徐寿辉、邹普胜领导的红巾军攻破蕲水县（今湖北浠水县），徐寿辉以蕲水为都城，僭称皇帝，国号“天完”（取压倒“大元”之意），改元“治平”，封邹普胜为太师。四年后，即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在毫州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南、北两支农民军在政权建设特别是军事建制中，为了发布命令、移行公文、任命将领的需要，铸造了许多铜印，但是，这类印在封建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眼里都属于“异端”，发现的话要及时销毁，故至今保存下来的极为珍贵。本文仅就元末南方徐寿辉农民政权有关管军机构的几方铜印作一简略梳理，并着重对徐寿辉农民政权迁都九江后又几迁几出的过程作一初步考释。
徐寿辉，又名真一，一作真逸，湖北罗田人，元末南方红巾军农民起义军领袖。有关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管军机构方面的铜印，据笔者查阅到的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发现的总共有七方（含九江发现的在内）：
一是1965年河南省光山县一社员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改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管军万户府印”。印径13厘米，印厚1.2厘米，重560克。印面外圆内方，印文为从右至左六字篆书“管军万户府印”，印背一侧刻有“管军方户府印”，另一侧刻“中书礼部造，太平年月日”（图2）。
二是1979年9月在湖北省通城县四庄乡上坪村麻鸭窝出土一件“统军元帅府印”。整印完整无缺（图3），现藏湖北通城县博物馆。印直径13厘米，印厚1.1厘米，通高9厘米，重1500克。印面外圆内方，四廓对称阳刻云纹，印文为六字篆书“统军元帅府印”，印背手柄右侧阴刻“统军元帅府印”，左侧刻“中书礼部治平四年月日给”。
三是1980年4月在江西省南丰县古城公社汪坊村出土的一件“管军万户府印”，现藏江西南丰县博物馆。印直径11厘米，印厚1厘米，通高8.8厘米，重1100克。印面外圆内方，四廓刻饰对称云纹，内方框边长7厘米，印文为从左至右六字篆书“管军万户府印”（图4），印背手柄右侧阴刻“管军万户府印”，左侧阴刻“中书礼部造”和“太平元年月日给”。
四是1982年在江西省丰城县（现改为县级市）荷湖公社出土一件“管军万户府印”，现藏江西丰城市博物馆。印直径11厘米，印厚1厘米，重1000克，印钮扁平，柄高7.5厘米，上端宽2.5厘米，下端宽2.8厘米。印面外圆内方，四廓刻饰对称云纹，方框内印文为从左至右六字篆书“管军万户府印”（图5），印背右侧阴刻“管军万户府印”六字，左侧阴刻“中书礼部造治平二年月日”。
五是1982年3月在江西高安市土产公司废品收购站仓库拣选到一件“管军千户所印”。该印印柄已残失，现藏江西高安市博物馆。印直径10.3厘米，印厚0.7厘米，重900克。印面外圆内方，四廓刻饰对称云雷纹，内方框边长7厘米，方框内印文为从左至右六字篆书“管军千户所印”。印背略小于印面，直柄已残失，柄两侧刻有背款，惜磨损严重，仅依稀可辨，右侧似刻“管军千户□□”，左侧似刻“中书礼部□”和“□□□□月日”
（图6）。
六是1990年5月在湖北随州市万和区宠家村董家庄修水库时出土了一件“统军元帅之印”。该印保有完好，现藏于湖北随州市博物馆。印直径12厘米，厚1.7厘米，通高9厘米，重1309克。印面也外圆内方，四廓刻饰对称云纹，方框内印文为从左至右六字篆书“统军元帅之印”，印背手柄右侧阴刻“统军元帅之印”六字，左侧阴刻“中书礼部造”和“太平三年月日”（图7）。
此外，依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的有三方：
一是清代罗振玉收藏的一件“统军元帅府印”。印直径13厘米，印面外圆内方，四廓也刻饰对称云雷纹，方框内印文为从右至左六字篆书“统军元帅府印”，印背右侧刻有“统军元帅府印”，左侧刻有“中书礼部造”和“治平四年月日给”（图8）。
二是清代汪中的《述学·补遗·释印》中记载有岳州黄山（今湖南安乡县）出土有两件“管军万户府印”，原文称：“黄山民治地获铜印二，外圆内方，围某寸，径某寸，文曰‘管军万户府印’，其背曰‘中书礼部监造’，二印同，一治平三年月，一太平三年月……。”
上述十方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有关管军机构的铜印，其中，两方“统军元帅府印”，一方“统军元帅之印”，六方“管军万户府印”，一方“管军千户所印”，年号除江西高安出土的“管军千户所印”的年号摩蚀不清外，其他九方中，计一方“治平二年”，两方“治平三年”，两方“治平四年”，尚有两方“太平元年”和两方“太平三年”。除清汪中载及的两方“管军万户府印”未附有拓本，也不曾载及尺寸，只能据描述的情况知其大概外，其他诸印的规格、印文及模式都较完整清楚。现总观十方铜印，天完政权管军机构的铜印明显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十方铜印的形制、字体乃至镌制的模式都完全相同，印面一反历代官印的治印模式，大胆改革，弃方求圆，而改为外圆内方的统一模式，这可能与起义军领袖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四廓都刻饰对称的仿古铜器上的云雷纹（有的称回字纹，不妥），内方中镌制细朱文即阳文的九叠篆，且都分三行每行两字排列，起笔有沿用传统的从右至左排列模式，但更多的是采用违背传统的从左到右排列，以六方“管军万户府印”为例，除清汪中旧藏两方不详外，其他四方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方为从右至左排列，其他九江、丰城、南丰发现的三方均系从左至右排列；两方“统军元帅府印”和一方“统军元帅之印”，也有两方系从左到右排列，只有罗振玉旧藏的一方系从右至左排列；乃至较下层的管军机构“管军千户所印”也是从左至右排列。印背执柄（钮）扁平，均上窄下宽，钮右侧背款均用楷书阴刻释文，左侧背款则用楷书阴刻“中书礼部造”或“中书礼部监造”和年号，且一般都分两行刻写。 其次，天完政权管军机构铜印规格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军职高的铜印的规格相对较大，军职低的相对较小，但从已发现的前述八方铜印看，实际执行情况并非那样严格。两方“统军元帅府印”和一方“统军元帅之印”，虽通体高度与“管军万户府印”不相上下，通高都约9厘米，但印面直径都普遍较大达13厘米，重量普遍较厚重，除罗振玉旧藏的一方不知重量外，随州出土的“统军元帅之印”达1309克，通城出土的“统军元帅府印”竟达1500克。高安出土的“管军千户所印”是较低级的管军机构，其规格也是这批铜印中规格最小的，直径仅10.3厘米，重900克。仅有个别例外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方“管军万户府印”其印面直径竟也达13厘米，但其重量却只有560克，如果不是测量有误的话，那只能作为特例，说明在铸制过程中，由于战事环境，其铜印大小规格执行并非那样严格。
第三，在罗振玉旧藏和通城县博物馆藏的“统军元帅府印”的“治平四年月日”后面都另有一“给”字，江西南丰县博物馆藏的“管军万户府印”的“太平元年月日”后面也有一“给”字，唯独江西九江博物馆藏的“管军万户府印”的“治平三年月日”后面是一“拾”字，显然，前三印的“给”字是正确的，后者“拾”字乃是“给”字的笔误。这里的“给”当应是“封予”即“颁给”的通俗称法。
那么，“治平三年”的两方铜印，一为清代汪中旧载，另一方则是九江市博物馆陈列的一件，有否可能九江发现的这一件就是汪中曾载及的那件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汪中所曾见到的两方“管军万户府印”明确地指出：其背刻有“中书礼部监造”，二印同。而九江市博物馆的这件，其背则刻有“中书礼部造”，即少了一个“监”字，说明这两方“管军万户府印”，虽都是徐寿辉农民政权“治平三年”所镌，但应是不同的两方铜印。
（二）
元末农民起义中，徐寿辉农民起义军天完政权的政权建置和管军机构，和北方韩林儿、刘福通农民起义军“大宋”政权一样大体都系承袭元制。
首先，在中央政权建设方面，徐寿辉建立天完政权后，据文献材料尚未曾见到有设中书省及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记载，但从发现的十方铜印的背款都有“中书礼部造”或“中书礼部监造”来看，证明这些铜印都是由中书礼部颁发的，礼部又是隶属于中书省的。故此，我们可以推断天完政权不仅设置了中书省，而且也可能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设置，只是由于急风暴雨的战争初期，转战迁徙频繁，也可能设置时间较短或不完善。
其次，在管军机构的设置方面，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诸军或称元帅府，或称总管府，或称万户府，或称千户所的形式驻扎各地，名称多以所在地命名。天完政权和北方大宋政权一样，也设置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统军元帅府等军职，故此，也必设置有相对应的管军机构，与元政府不同的是，当时不可能以所在地命名。至今发现的“统军元帅之印”“统军元帅府印”“管军万户府印”和“管军千户所印”就是天完政权三种管军机构的铜印。“统军元帅”和“统军元帅府”：天完政权中被封为元帅之职的将领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邹普胜、欧普祥、倪文俊、陈友谅、明玉珍等。在这些被封的元帅中，有的如邹普胜、倪文俊是统辖几路的，其机构就称“统军元帅府”。今发现的两方天完政权的“统军元帅府印”，一为罗振玉旧藏，一为咸宁市通城县境出土，在后者尚未发现前，有的学者推论罗氏旧藏的“统军元帅府印”“很可能是徐寿辉颁发给倪文俊的”，现在通城县四庄乡山中出土了这方“统军元帅府印”之后，铸印的时间也是治平四年，故笔者认为，这方“统军元帅府印”则更有可能是徐寿辉颁发给倪文俊的。因为，治平四年（1354年）正是徐寿辉起义军处于低潮时期，在治平三年（1353年）十二月，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被元军攻破，四百多位官兵遭屠戮，徐寿辉、倪文俊等被迫“遁入黄梅山中及沔阳湖中”，正是在起义军处于低谷时期，徐寿辉为了重整旗鼓，授予倪文俊为“统军元帅”之职，颁给其“统军元帅府印”那是合乎情理中事。在徐寿辉被封的元帅中，也有仅统辖一地的，就直称“统军元帅”，如镇守汉阳的明玉珍。值得注意的是，今发现的这方“统军元帅之印”就出土在明玉珍的故乡随州市郊。黄标言：《平夏录》载：“癸巳冬十一月，寿辉僭大号，……（明）玉珍归汉阳，授元帅，益兵俾镇沔阳。”故此，这方“统军元帅之印”应是徐寿辉天完政权授予将领明玉珍“统军元帅”之物证。“管军万户府”。汪中在《述学·补遗·释印》中曾有详细介绍：“管军者，元诸路号也，万户府元官，有上万户府，管军七千人以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正三品，副万户一员，从三品。中万户府，管军五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从三品，副万户一员，正四品。下万户府，管军三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从三品，副万户一员，从四品。其官皆世袭，有功则升之，……寿辉所置官，若邹普胜为太师，陈友谅为平章事，皆沿元制，其置万户，无足异耳。”今发现天完农民政权的“管军万户府印”达六方，说明天完政权授封为“万户”军职的将领颇多，其地位显然在元帅之下，与北方韩林儿龙凤政权的“管军万户府”的万户地位相等。据同治《丰城县志》记载：“元至正十二年，红巾贼渡江，万户熊某率众破州治。”熊万户曾率红巾军多次转战于江西丰城、抚州、临江一带，今丰城出土的这方“管军万户府印”是否与他有联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
在已知的徐寿辉农民政权管军机构的十方铜印中，除罗振玉旧藏的不知出处外，其他九方中，河南一方，湖北两方，湖南两方，江西四方，在古称江州的九江发现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铜印，笔者认为这应是合乎情理中事，当与徐寿辉起义之初曾一度建都于九江有关。宋濂《宋学士全集·銮坡前集》有《故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于君墓志铭》称：“今元政大乱，天下兵动，江东西北为盗区，分宁徐寿辉建伪号日宋，都九江。”宋文宪公为元末时人，且又是为时人所撰墓志铭中所云，当应可信。问题是徐寿辉早期起事后具体于何时建都于九江，其间又是如何变动迁徙的，有待进一步考究。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十月，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攻陷蕲水县（今湖北浠水县）称帝后，此后短短数月，天完军队四处出击，赣北九江当首当其冲，次年即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也即天完政权的治平二年，徐寿辉的太师邹普胜率主力军攻略九江，虽有江州路总管李黼的奋力固守，但最终在起义军的水陆联攻而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二月十一日攻陷了九江，李黼战死。这是徐寿辉农民军第一次进占九江城。不久，元廷调集各地驻军对红巾军进行反扑，就在是年夏秋间，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率兵连续攻下池州、安庆和江州，然而邹普胜率军很快于九月间重又夺回了江州，这是徐寿辉农民军第二次进占九江城。直到次年即至正十三年（1353年）八月间才被元军卜颜铁木儿和脱火赤等部重又攻占。从至正十二年正月到至正十三年八月，不到两年时间里，红巾军在九江城是两进两出，第一次占城仅四、五个月，第二次占城却近一年之久，即从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到至正十三年（1353年）八月，对天完政权来说，即从治平二年九月到治平三年八月，也许就在此一段时间，徐寿辉、邹普胜等红巾军领导者有可能将都城从蕲水迁至九江。因为江州为长江东西的襟喉，又是江西的北大门，比江北的蕲水县城更具有战略地位，对这一战略形势的认识，徐寿辉等领导者无疑是清楚的。今九江市发现的这件徐寿辉天完政权治平三年“管军万户府印”应该就是此期间在九江铸就的。
天完政权在九江占据近一年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八月被迫撤出后，据史载，又将其都城迁回至蕲水，故到是年十二月，天完都城蕲水被元军攻破，徐寿辉等逃入黄梅山中，一部分则逃入沔阳湖中。至正十四年（1354年），即天完政权治平四年，是红巾军低潮时期，但到至正十五年即治平五年（1355年），红巾军将领倪文俊复起，先后攻占了沔阳，不久，又攻下武昌、汉阳，进克常德、衡州等地。次年即至正十六年（1356年）正月，倪文俊将徐寿辉接至汉阳，汉阳即成为天完政权的都城，并改元“太平”，邹普胜仍为太师，倪文俊为丞相。一时红巾军势力再次复起，日趋活跃。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光山出土的“太平年”（即太平元年）“管军万户府印”和清汪中所载黄山出土“太平三年”“管军万户府印”看，徐寿辉天完政权后期的“太平”年号应前后延续三个年份，即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八年（1358年）七月，八月后改元天启。据《豫章漫钞》载：“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壬辰正月，红巾破九江，……戊戌（1358年）红巾徐真一下陈友谅始据江西时，改元天启，明年己亥为天启二年，四月又改元天定，五月陈友谅自称大义元年。”这样，元末红巾军天完政权的建元年号应较清楚：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十月建都蕲水，改元治平始，治平年号正如史树青先生考证的只有五年，不得有七年。即从1351年至1355年。接上的“太平”年号跨年度三年，实际只有两年半许，即从1356年正月迁都汉阳开始至1358年7月。
自1356年天完政权迁都至汉阳后，红巾军的战事日趋扩张，几乎掌控了江西和湖广大部地区，一时成为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反元军事集团，但随之而来的是内部很快开始分裂，首先是倪文俊自认拥主有功，于1357年九月，企图谋杀徐寿辉未果，从汉阳逃至黄州，后被其部将陈友谅所袭杀，自此陈友谅权力日趋膨胀，并以九江为大本营，自称宣慰司，旋称平章政事。尽管天完政权仍于1358年八月改元天启，1359年为天启二年，四月又改元天定，但实权掌握在陈友谅手中，徐寿辉成了傀儡。同年十二月，徐寿辉率兵从汉阳至九江，本拟将都城迁往龙兴（洪都），但遭陈友谅反对，结果仍以九江为都，这是天完政权的政治中心第三次移至九江，然而此次为时更短，次年即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初一，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自此，天完政权彻底终结，九江成了陈友谅“汉”政权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