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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4月以来，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有媒体报道称，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的温州企业主仅去年9月以来就高达25人。他们有的是借了高利贷，但营业利润抵不上高额利息；或者是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
接连而至的“病症”令人感到遗憾而惊讶：温州究竟怎么了？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温州怎么突然疾病缠身？在多方把脉之后，由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所引入的高利率民间借贷被认定为此次“温州危机”的症结，而温州借贷危机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
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
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便转向温州发达的民间借贷市场，而跑路或跳楼的企业主或多或少都与民间借贷市场有些瓜葛。温州模式一直被作为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和榜样，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为温州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同时也自身具备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性。
在去年国家控制通胀、流动性不断收紧的影响下，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借贷利息一路疯涨。据悉，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
温州“全民借贷”绝非夸张。有数据显示，温州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随着多米诺骨牌的依次倒下，这场借贷危机已不限于浙江，还波及了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省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复杂。”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称，由于过高的利润，这个巨大的市场吸引着各路资金，其中有人专门从事民间借贷，还有上市公司的资金，也有国企和公务员的资金。
但民间借贷市场都是地下操作，很难做准确的统计。在温州有一部分人自己没有钱，募集到钱后以高利息放出去；另一些人本身有做工业的平台，在温州有很大的厂房就比较容易拿到银行贷款，工业利润下降后，为了补贴工业的亏损就把从银行贷出来的钱以更高的利息放出去，这种现象在温州普遍存在。像温州的服装业、打火机、眼镜、皮革等基本上是无利可图的，所以他们就发展非主营业务，倒卖人民币搞个差价也算是非主营业务之一。
温州病，体制造
有人认为并不存在“温州模式”，这点笔者不能苟同。温州模式是中国模式的缩影，温州模式的特点在于“低成本、低价薄利”，迅速占领市场，逼得竞争对手无路可走。实际上，全球他国的制造业，基本是在这样的模式下被打垮的。
但是，这个模式本身存在致命的问题。首先，低成本依靠的是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价格来实现的，一旦这些要素的供给改变，原有的低价将难以持续。
低价格和薄利是一体的，这个特点的优势在于迅速挤垮竞争对手，但是劣势在于抗风险能力弱，一旦市场萎缩，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或者汇率变动过大，出口的利润将会荡然无存。
应当说，加入WTO的前几年，温州模式让“中国制造”难逢敌手，成功跃升为世界工厂。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全球生产能力的过剩、人民币升值、整体经济环境的恶化，“温州模式”必然面临瓶颈。
这一点在近些年尤其明显，一方面是招工难，说明劳动力丰富时代过去了，劳动力成本直线上升；其次则是环保要求严格、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品价格飙升，加上人民币2005年汇改以来升值超30%，这些都在侵蚀产业微薄的利润。
实业的利润日趋微薄，有两个办法应对，一个是产业升级，另外一个办法是转战其他高利润产业。
但是必须承认，有些产业是很难升级的。比如打火机产业，难道从塑料打火机升级到钢铁外壳打火机？再从钢铁打火机升级到24K金打火机？或者在外形上别出心裁，搞成手枪式打火机？必须看到，这类产品无论怎么升级，它的产品属性决定了它的市场容量和价格。
还有一些转行的企业，比如宁波的杉杉集团，他们以服装起家，后来逐步转向新能源和地产。又比如同样是宁波的雅戈尔集团，也是服装起家，形成品牌服装、地产开发、金融投资三大产业。
这些大企业之所以能够转型成功，除了在整体实力上有优势外，也得益于各地政府的支持，他们的服装产业在后期利润已经渐趋微薄，但是由于产值规模够大，可以解决就业和税收问题，因此，企业老板们愿意维持这块产业，以此为筹码，和地方政府进行交易，换取土地等政策优惠，实现转型。
但是，绝大多数民企没有这么幸运，他们也没有这个实力，产业升级无路可走，进入新领域又风险极大（比如，宁波七鑫旗高利贷破产事件，做手电筒起家的老板刘鑫浩2008年耗费3亿收购了一家台资企业，从事TFT—LCD业务，也没起色）。而似乎唯一确定性的机会，就是房地产市场了。
“温州炒房团”的出现不是偶然
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保持着10年只涨不跌的神话，这驱使了多年产业沉淀的资本杀入了房地产市场。实力强的老板做开发商，实力小的做炒房团。温州产业积累的财富，在这房地产10年大牛市中再度被放大，形成了自我强化效应。
温州炒房团的名声并不好听，因为高企的房价让中国年轻一代不堪重负，那些成为“房奴”的人们，以及即将成为“房奴”的人们，都痛恨此类资本。这也是为何这次温州信贷危机发生后，几乎绝大部分公众都反对国家出手拯救温州。
我们应当尊重这种朴素的直觉。但是也要理解，“温州炒房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现实必然的结果。
应当看到，近10余年，随着产能的过剩以及私人资本的日渐雄厚，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放眼国内，只要是利润丰厚的部门，都是“国”字当头，石油由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把持，一边喊穷要财政补贴，一边获取高额利润，以至于用上了价值千万的水晶吊灯，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个人日均公款消费超过4万元，年公款消费2000万元。煤炭领域则在2009年发起了清理私人资本运动，山西煤改把温州资本扫地出门。电信通信领域则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几大央企瓜分，金融业则更是关系“国家命脉”，如何允许落入民营资本之手？至于稀土、金矿等等各种产业，放眼望去，只要是能够产生暴利的产业，几无民营资本的立足之地。房地产市场除外。
为何房地产市场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并获利呢？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对于资本的要求量太大，国有企业不足以完全满足这块市场的需求，而且房地产的销售链条长，产品单价高，招（商）保（利）万（科）等这些国企光盖房子是不行的，必须有人去接盘。
“温州炒房团”把房价炒高，地方政府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卖地收入。所以，在这个领域，政府默许了温州炒房团、山西炒房团、鄂尔多斯炒房团们的存在，并且还一定程度上利用和纵容他们。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温州资本为何要炒房了。利润丰厚的产业轮不到你，都被垄断企业占着；利润微薄的产业也无法容纳更多的资本，正好房地产市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换做你是温州资本的当家人，你怎么做？
温州的问题，反映了根本问题，那就是，有丰厚利润的行业都是被权力之手垄断的。在这个基础上，要求那些微利产业进行升级，完全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私人资本除了炒房地产、炒煤，别无出路。
而低效自私的国有垄断企业穷奢极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各项国家政策阻碍市场竞争，把民营资本远远赶出利润丰厚的领域，他们自己则以全民的名义发财，利益则分配给自己那个体系的一小撮人。中国的经济变成了谁离权力越近，谁利润越高，与我们追求的市场经济渐行渐远。
所以，这才是温州病的根源，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温州的情况实际体现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在转型期的迷茫，如果经济体制不改变，救温州只能是权宜之计，类似的情况还会卷土重来，愈演愈烈。温州的借贷危机，值得所有经济研究者去探讨。救温州易，治温州病难，难在体制。
接连而至的“病症”令人感到遗憾而惊讶：温州究竟怎么了？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温州怎么突然疾病缠身？在多方把脉之后，由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所引入的高利率民间借贷被认定为此次“温州危机”的症结，而温州借贷危机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
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
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便转向温州发达的民间借贷市场，而跑路或跳楼的企业主或多或少都与民间借贷市场有些瓜葛。温州模式一直被作为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和榜样，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为温州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同时也自身具备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性。
在去年国家控制通胀、流动性不断收紧的影响下，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借贷利息一路疯涨。据悉，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
温州“全民借贷”绝非夸张。有数据显示，温州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随着多米诺骨牌的依次倒下，这场借贷危机已不限于浙江，还波及了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省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复杂。”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称，由于过高的利润，这个巨大的市场吸引着各路资金，其中有人专门从事民间借贷，还有上市公司的资金，也有国企和公务员的资金。
但民间借贷市场都是地下操作，很难做准确的统计。在温州有一部分人自己没有钱，募集到钱后以高利息放出去；另一些人本身有做工业的平台，在温州有很大的厂房就比较容易拿到银行贷款，工业利润下降后，为了补贴工业的亏损就把从银行贷出来的钱以更高的利息放出去，这种现象在温州普遍存在。像温州的服装业、打火机、眼镜、皮革等基本上是无利可图的，所以他们就发展非主营业务，倒卖人民币搞个差价也算是非主营业务之一。
温州病，体制造
有人认为并不存在“温州模式”，这点笔者不能苟同。温州模式是中国模式的缩影，温州模式的特点在于“低成本、低价薄利”，迅速占领市场，逼得竞争对手无路可走。实际上，全球他国的制造业，基本是在这样的模式下被打垮的。
但是，这个模式本身存在致命的问题。首先，低成本依靠的是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价格来实现的，一旦这些要素的供给改变，原有的低价将难以持续。
低价格和薄利是一体的，这个特点的优势在于迅速挤垮竞争对手，但是劣势在于抗风险能力弱，一旦市场萎缩，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或者汇率变动过大，出口的利润将会荡然无存。
应当说，加入WTO的前几年，温州模式让“中国制造”难逢敌手，成功跃升为世界工厂。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全球生产能力的过剩、人民币升值、整体经济环境的恶化，“温州模式”必然面临瓶颈。
这一点在近些年尤其明显，一方面是招工难，说明劳动力丰富时代过去了，劳动力成本直线上升；其次则是环保要求严格、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品价格飙升，加上人民币2005年汇改以来升值超30%，这些都在侵蚀产业微薄的利润。
实业的利润日趋微薄，有两个办法应对，一个是产业升级，另外一个办法是转战其他高利润产业。
但是必须承认，有些产业是很难升级的。比如打火机产业，难道从塑料打火机升级到钢铁外壳打火机？再从钢铁打火机升级到24K金打火机？或者在外形上别出心裁，搞成手枪式打火机？必须看到，这类产品无论怎么升级，它的产品属性决定了它的市场容量和价格。
还有一些转行的企业，比如宁波的杉杉集团，他们以服装起家，后来逐步转向新能源和地产。又比如同样是宁波的雅戈尔集团，也是服装起家，形成品牌服装、地产开发、金融投资三大产业。
这些大企业之所以能够转型成功，除了在整体实力上有优势外，也得益于各地政府的支持，他们的服装产业在后期利润已经渐趋微薄，但是由于产值规模够大，可以解决就业和税收问题，因此，企业老板们愿意维持这块产业，以此为筹码，和地方政府进行交易，换取土地等政策优惠，实现转型。
但是，绝大多数民企没有这么幸运，他们也没有这个实力，产业升级无路可走，进入新领域又风险极大（比如，宁波七鑫旗高利贷破产事件，做手电筒起家的老板刘鑫浩2008年耗费3亿收购了一家台资企业，从事TFT—LCD业务，也没起色）。而似乎唯一确定性的机会，就是房地产市场了。
“温州炒房团”的出现不是偶然
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保持着10年只涨不跌的神话，这驱使了多年产业沉淀的资本杀入了房地产市场。实力强的老板做开发商，实力小的做炒房团。温州产业积累的财富，在这房地产10年大牛市中再度被放大，形成了自我强化效应。
温州炒房团的名声并不好听，因为高企的房价让中国年轻一代不堪重负，那些成为“房奴”的人们，以及即将成为“房奴”的人们，都痛恨此类资本。这也是为何这次温州信贷危机发生后，几乎绝大部分公众都反对国家出手拯救温州。
我们应当尊重这种朴素的直觉。但是也要理解，“温州炒房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现实必然的结果。
应当看到，近10余年，随着产能的过剩以及私人资本的日渐雄厚，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放眼国内，只要是利润丰厚的部门，都是“国”字当头，石油由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把持，一边喊穷要财政补贴，一边获取高额利润，以至于用上了价值千万的水晶吊灯，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个人日均公款消费超过4万元，年公款消费2000万元。煤炭领域则在2009年发起了清理私人资本运动，山西煤改把温州资本扫地出门。电信通信领域则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几大央企瓜分，金融业则更是关系“国家命脉”，如何允许落入民营资本之手？至于稀土、金矿等等各种产业，放眼望去，只要是能够产生暴利的产业，几无民营资本的立足之地。房地产市场除外。
为何房地产市场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并获利呢？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对于资本的要求量太大，国有企业不足以完全满足这块市场的需求，而且房地产的销售链条长，产品单价高，招（商）保（利）万（科）等这些国企光盖房子是不行的，必须有人去接盘。
“温州炒房团”把房价炒高，地方政府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卖地收入。所以，在这个领域，政府默许了温州炒房团、山西炒房团、鄂尔多斯炒房团们的存在，并且还一定程度上利用和纵容他们。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温州资本为何要炒房了。利润丰厚的产业轮不到你，都被垄断企业占着；利润微薄的产业也无法容纳更多的资本，正好房地产市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换做你是温州资本的当家人，你怎么做？
温州的问题，反映了根本问题，那就是，有丰厚利润的行业都是被权力之手垄断的。在这个基础上，要求那些微利产业进行升级，完全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私人资本除了炒房地产、炒煤，别无出路。
而低效自私的国有垄断企业穷奢极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各项国家政策阻碍市场竞争，把民营资本远远赶出利润丰厚的领域，他们自己则以全民的名义发财，利益则分配给自己那个体系的一小撮人。中国的经济变成了谁离权力越近，谁利润越高，与我们追求的市场经济渐行渐远。
所以，这才是温州病的根源，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温州的情况实际体现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在转型期的迷茫，如果经济体制不改变，救温州只能是权宜之计，类似的情况还会卷土重来，愈演愈烈。温州的借贷危机，值得所有经济研究者去探讨。救温州易，治温州病难，难在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