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终身教育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被赋予更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广大农户应该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形式。研究以陕西省太白县为例，采用Multinominal Logit 模型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户自身性別、是否有第二职业、家庭年均收入、家庭总人口、家庭人均土地面积、是否满足现有农业技术和是否愿意参与培训等因素，对其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决策部门应通过完善制度，提升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创新性和全面性，建立多元化参与投资机制及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等措施，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供给质量，以满足其多元化的培训需求。
关键词 城镇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对策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36-0039-06
一、研究缘起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空心村，农业劳动力缺失、农业生产率低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转型的现实问题。由此，为解决农村劳动力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瓶颈问题，2012-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年强调“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即要求“培育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和市场竞争意识，能够经营现代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从现实背景和高层政策导向中可以看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已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
从理论视角看，终身教育理论可以说是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该理论最早由法国教育学家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提出，它是指“人的一生的教育与个人及社会生活全体的教育的总和”[1]。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终身教育部部长埃特里·捷尔比（Ettore Gelpi）进一步丰富了终身教育理论：“终身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学校毕业以后教育及训练的统和，它不仅是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之间关系的发展，而且也是个人（包括儿童、青年、成人）通过社区生活实现其最大限度文化及教育方面的目的，而构成的以教育政策为中心的要素。”[2]进入21世纪，终身教育被赋予更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习。具体表现在任何需要学习的人，可以随时随地接受任何形式的教育。学习的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均由个人决定[3]。终身教育过程中，不同类型学习者在其一生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学习需要，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场所，通过向不同教育者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职业技能，获得人力资本提升。基于终身教育理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终身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是成人阶段超越正规教育的继续教育。培训活动能克服传统农民固有的教育背景较差、生产技能较低的先天劣势，让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继续教育，获得自主生产、经营和管理农业生产的新技能，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其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呈现多样化的需求。在培训过程中，农民受到自身职业身份、教育背景、经济水平、居住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职业培训提出多样化的需求。这不仅是终身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的又一重要体现，也是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其政策转型的必要依据。
同时，新型职业农民及培训需求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就国内文献来看，仅有少数学者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进行研究。其中，朱奇彪（2014）基于规模种植业新型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意愿因素研究，分析不同变量对培训意愿的影响[4]。但是，他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规模种植业农民，未对新型职业农民整个群体进行定量研究。此外，植玉娥、庄天惠（2015）基于成都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研究，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表现是以提高技能、学习经营管理知识为目的，期望培训内容全面化、培训方式以集中上课与现场指导相结合[5]。易阳（2014）针对湖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经营者注重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对培训形式需求多样化[6]。但是两者都是基础描述统计性研究，缺少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的微观探究。
多数学者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问题、政策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研究。概念方面，郭智奇（2012）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作为自身职业的人员，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专业生产技能和职业道德；具有较高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意识；具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来源[7]。朱启臻（2013）指出新型职业农民首先是农民，此外还须是市场主体，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8]。问题方面，单武雄（2014）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直接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缺乏统筹协调；农民培训参与率不高，难以形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气候；职业农民生产经营项目单一、规模偏小，难以形成示范效应[9]。政策方面，吴易雄（2014）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需要集聚各方力量，建立政府推动、部门联动、政策促动、市场带动、农民主动的“五轮驱动”机制[10]。
可见，目前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的研究较少处于描述统计和理论分析阶段，很少学者采用计量统计模型，从微观视角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进行深入探究。基于此，本文以陕西省太白县为例，采用multinomial logit计量模型的方法，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内容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参考。
二、研究数据和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和抽样
为了解当前农村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状况，2014年8月，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地点选择在陕西省太白县经济发展水平低、中、高的寺院村、梅湾村和塘口村3个村庄，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涉及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培训现状和培训需求等方面内容。调查方式以入户采访和问卷调查为主，共发放23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222份，回收率为96.5%。 （二）模型建构和变量说明
1.模型建构
在问卷中，被访者被问到如下问题，“您期望接受哪种类型的培训？”可选择的答案有：1.文化基础知识；2.经商技能；3.农业技能；4.农产品市场营销信息；5.农业新品种。以上5种选择为无序多类别变量，因此，本文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进行分析。根据multinomial Logit模型方法，当因变量有j类别结果时，并且各个类别无顺序之分，需将其中的一类结果作为参照结果，并将这一类参照结果与其他类别结果两两相对构建出j-1个方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以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为参照项，所构建的多项逻辑回归的模型如下：
Log=f（Xi） εi （1）
把（1）式中的影响因素X展开，得到如下方程：
Log=f{sex，age，edu，job，inc，ave，sat，wil} （2）
式中Pj、Pk分别代表农户选择j、k种培训内容的概率。j≠k相关变量Xi的定义，见表1。
2.变量选取和假设说明
根据理论模型、研究目的及已有文献，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农户培训内容的需求类别）包括：1=文化基础知识；2=经商技能；3=农业技能；4=农产品市场营销信息；5=农业新品种。对于被解释变量来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个体特征如农户的年龄、性别、经济状况等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在解释变量选取中，我们首先考虑被调查者个体特征变量影响，再考虑家庭变量影响，最后考虑其他诱导因素。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个体特征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内容需求的选择。培训对象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第二职业。
假设二：家庭特征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有重要影响。这类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年均收入、人均土地面积和家庭总人数。
假设三：其他诱导因素也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这些相关因素主要包括对现有农业相关技术的满意度和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的意愿，见表2。
三、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19.0软件，采用强制进入策略对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系数的检验显示：-2loglikehood值为535.690；NagelkerkeR2为42.3%，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模型结果表明，理论假设中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其他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均具有显著影响，见表3。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系数的标准误。
（一）个体特征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的影响
1.性别因素
性别变量对农户的文化基础知识、经商技能和农业技能培训需求具有显著负影响。其含义在于：以文化基础知识为例，女性与男性相比，在分别将文化基础知识、经商技能、农业技能这三类培训内容与参照项“农业新品种”对比时，女性体现出“更愿意选择农业新品种”的倾向。而与之相对比，男性更愿意接受农业技能、经商技能和文化基础知识方面的培训。其原因可能在于男性农户是农业生产中和家庭经济来源的主力军，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因而他们对于农业技能、经商和文化基础知识的培训有更高的需求。而对于女性劳动者而言，由于其学历、技能、劳动生产率较低，她们更希望通过学习农业新品种来改善现有的农业生产状况，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
2.年龄因素
年龄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无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大多数农村青年选择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按照年龄特征呈现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老人的“六一三八九九”现象。而留守妇女和老人与中青年相比，年长的人群思想比较保守，倾向沿用传统的农业技能进行农业生产；妇女更容易满足现有生活，而且忙碌于照顾老人和儿童以及忙于农业生产，没有充裕的时间参加培训。因此，尽管理论上来说，具有劳动能力的中青年学习能力和接受知识技能的能力更强[11]，但是城镇化进程中，大部分农村中青年人群更愿意选择在外打工，部分中青年群体只在农忙时期返乡从事播种、收割等农业活动，限于工作选择偏好及农业活动时间较短等多重因素，农村中青年群体并不愿意参与新型職业农民培训。
3.受教育程度因素
受教育程度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有显著影响，其中“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学历”对文化基础知识培训具有显著负影响，对经商技能培训具有显著正影响。这说明农业新品种与文化基础知识相比较，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农业生产者更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培训。但经商技能和农业新品种相比，被调查者更倾向于选择经商技能培训。原因在于被调查者可能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未能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还希望兼业从事经商活动来提高收入。此外，“高中以上学历”对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内容需求无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具备高中以上学历的群体往往选择离开农村到城镇选择职业，而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或留在农村从事商业、经营等相关的活动。
4.第二职业因素
第二职业对新型职业农民文化基础知识方面的培训需求有显著负影响，也就是说，有第二职业的农业生产者，在面对选择参与文化基础知识和农业新品种培训时，更倾向于选择农业新品种技能培训。其原因可能在于：兼业农民受其自身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较低的影响而无法从事技术含量高、待遇好、工作环境佳的工作，多数只能从事一些初级职业和岗位，因而更愿意参与农业新品种培训来改变传统的农业品种，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收入。
（二）家庭特征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的影响
1.家庭年均收入因素“家庭年均收入在5000～10000元”对经商技能需求具有显著负影响，可见，经商技能和农业新品种技能相比较，收入在5000～10000元的农户更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技能。另外，“年均收入在10001～30000元”对基础知识需求具有显著正影响，说明年均纯收入为10001～30000元的农户更愿意接受基础知识的培训。因此，可以看出不同年均收入水平的被调查者对培训内容有着不同的需求。 2.人均土地面积因素
“人均土地面积为0”对经商技能的需求具有显著负影响。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失地农民没有了土地，学习与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已经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作用较少，因此，失地农民愿意接受经商技能的学习。有学者也提出，失地农民培训应侧重于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应包括培养行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技能两方面的能力[12]。其次，对一些将土地转让给其他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而言，参加与农相关的培训活动对他们生产生活产生的影响较少。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学习经商技能。
3.家庭人口总数因素
家庭人口总数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内容不具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由于假设中认为农户家庭人口数越少，在农业生产中劳动投入越少，生产管理的精细程度越高，采用新知识新技能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对于农户而言，一方面，由于家庭人口数越少，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所造成的成本包括交通、食宿和机会成本就会越大。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家庭各成员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参与培训相比，青壮年可能选择上学或者外出打工。中青年更倾向于选择外出打工，老年人受年龄和学习能力的影响不能接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所以模型中显示家庭人口总数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内容需求不具有显著影响。
（三）其他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的影响
在其他因素中，“对现有农业技能满意”和“有意愿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分别对农业技能的需求具有显著正影响。一方面说明，对农业技能越满意的农户越希望接受农业技能培训。其原因可能在于农业生产经营者受终身教育思想影响，学习热情比较高，对于参与农业技能的培训积极性较强。另一方面说明，有意愿参与培训的农户，在面对农业新品种和农业技能培训时，他们更倾向于参与农业技能方面的培训。
四、结论与对策探讨
本研究采用multinominal logit模型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经营者性别、是否有第二职业、家庭年均收入、家庭总人口、家庭人均土地面积、是否满足现有的农业技术、是否愿意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等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内容的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因此，相关决策部门应进一步从政策角度探讨如何充分发挥上述因素的作用，以有效满足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需求。
第一，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农民需求。制度是保证新型职业农民活动顺利进行的最有效条件。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受自身特征影响，对培训内容呈现多樣化需求，因此应该从制度上建立根据培训对象个体特征、家庭状况和培训意愿等基本情况进行分类的培训制度。相关研究者也指出：“合理筛选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对象是进行培训活动的前提，精准瞄准培训对象，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使有意愿参与培训的人群能够获得所需培训”[13]。具体来说，在进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之前，应该加强农民培训需求的调查，分析培训对象，根据培训对象特征和需求筛选分类培训，这样才能提升培训的有效性。在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应有相应灵活的调整机制，根据具体案例给予相应的指导。培训后应该对优秀学员给予激励，并为参与培训的农户提供后续指导。
第二，培训内容应提升实用性、创新性和全面性，使其与农户需求相匹配。本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更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的培训；人均土地面积为0的农户更愿意接受经商技能的培训；收入在5000～10000元的农户更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技能培训，而年均收入在10001～30000元更愿意接受基础知识的培训；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农业生产者更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培训，等等。可见，由于性别、人均土地面积、家庭年均收入等方面的不同，其对培训内容需求也不同。因此，未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中，培训内容应首先坚持“能用、有用、够用”的实用性原则，切实保证农户需求，减少教育内容与实际生产脱节、所学知识不能转化成实际生产力的问题。此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应该具有“全产业链的特征”，培训内容应具有全面性。比如，以种植业为例，培训内容应该包括前期的育苗选种培训，中期关于作物生长相关经营管理的培训，后期关于作物的销售技能等，构建产业链的培训内容机制。
第三，建立多元化参与的投资机制，减轻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负担。农户在不同年均收入水平下会选择不同的培训内容。另外，由于受到培训成本的制约，农户家庭人口变量也会影响农户对培训内容的选择。因此，这就需要建立各级政府配合推动、政策促动、学校参与、农民主动等多方参与金融机制来减轻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负担，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四，建立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促使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参与职业培训。本研究调查发现，高中以上学历的样本人群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需求很少，其原因在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多数人仍然认为穷人往往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严重影响到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稳定性。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成功事迹的宣传，提高农业劳动者、经营者和管理者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重要作用的认识。另一方面，受信息不对称的限制，农民无法及时获取职业培训相关信息。因此，各级政府应该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工具充分宣传，努力创造一个政府支持、社会鼓励、农民积极参与的良好培训氛围。
参 考 文 献
[1]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现代教育学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51.
[2][3]Bengtsson J.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Implementing Lifelong Learning （LLL） - the Gap between Policy and Realit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2013（3）：343-352.
[4]朱奇彪，米松华，黄莉莉，黄河啸. 新型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规模种植业农户的实证分析[J]. 浙江农业学报，2014（5）：1361-1367.
[5]易阳，董成. 湖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调查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4（14）：3427-3429.
[6]植玉娥，庄天慧，刘人瑜. 成都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调查分析[J].西北人口，2015（2）：20-24.
[7]郭智奇，齐国，杨慧，赵娉，白瑜.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5）：7-13.
[8]朱启臻.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57-159.
[9]单武雄.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基于湖南省石门县50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4（16）：71-74.
[10]吴易雄.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困境与突破——基于湖南株洲、湘乡、平江三县市的调查[J].职业技术教育，2014（28）：70-75.
[11]贺梅英，庄丽娟.市场需求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诱导：来自荔枝主产区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4（2）：33-41.
[12]鲍海君.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的政策保障系统初探[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9）：120-123.
[13]张培刚.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63-364.
关键词 城镇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对策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36-0039-06
一、研究缘起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空心村，农业劳动力缺失、农业生产率低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转型的现实问题。由此，为解决农村劳动力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瓶颈问题，2012-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年强调“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即要求“培育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和市场竞争意识，能够经营现代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从现实背景和高层政策导向中可以看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已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
从理论视角看，终身教育理论可以说是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该理论最早由法国教育学家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提出，它是指“人的一生的教育与个人及社会生活全体的教育的总和”[1]。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终身教育部部长埃特里·捷尔比（Ettore Gelpi）进一步丰富了终身教育理论：“终身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学校毕业以后教育及训练的统和，它不仅是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之间关系的发展，而且也是个人（包括儿童、青年、成人）通过社区生活实现其最大限度文化及教育方面的目的，而构成的以教育政策为中心的要素。”[2]进入21世纪，终身教育被赋予更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习。具体表现在任何需要学习的人，可以随时随地接受任何形式的教育。学习的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均由个人决定[3]。终身教育过程中，不同类型学习者在其一生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学习需要，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场所，通过向不同教育者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职业技能，获得人力资本提升。基于终身教育理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终身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是成人阶段超越正规教育的继续教育。培训活动能克服传统农民固有的教育背景较差、生产技能较低的先天劣势，让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继续教育，获得自主生产、经营和管理农业生产的新技能，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其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呈现多样化的需求。在培训过程中，农民受到自身职业身份、教育背景、经济水平、居住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职业培训提出多样化的需求。这不仅是终身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的又一重要体现，也是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其政策转型的必要依据。
同时，新型职业农民及培训需求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就国内文献来看，仅有少数学者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进行研究。其中，朱奇彪（2014）基于规模种植业新型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意愿因素研究，分析不同变量对培训意愿的影响[4]。但是，他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规模种植业农民，未对新型职业农民整个群体进行定量研究。此外，植玉娥、庄天惠（2015）基于成都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研究，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表现是以提高技能、学习经营管理知识为目的，期望培训内容全面化、培训方式以集中上课与现场指导相结合[5]。易阳（2014）针对湖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经营者注重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对培训形式需求多样化[6]。但是两者都是基础描述统计性研究，缺少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的微观探究。
多数学者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问题、政策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研究。概念方面，郭智奇（2012）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作为自身职业的人员，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专业生产技能和职业道德；具有较高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意识；具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来源[7]。朱启臻（2013）指出新型职业农民首先是农民，此外还须是市场主体，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8]。问题方面，单武雄（2014）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直接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缺乏统筹协调；农民培训参与率不高，难以形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气候；职业农民生产经营项目单一、规模偏小，难以形成示范效应[9]。政策方面，吴易雄（2014）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需要集聚各方力量，建立政府推动、部门联动、政策促动、市场带动、农民主动的“五轮驱动”机制[10]。
可见，目前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的研究较少处于描述统计和理论分析阶段，很少学者采用计量统计模型，从微观视角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进行深入探究。基于此，本文以陕西省太白县为例，采用multinomial logit计量模型的方法，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内容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参考。
二、研究数据和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和抽样
为了解当前农村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状况，2014年8月，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地点选择在陕西省太白县经济发展水平低、中、高的寺院村、梅湾村和塘口村3个村庄，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涉及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培训现状和培训需求等方面内容。调查方式以入户采访和问卷调查为主，共发放23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222份，回收率为96.5%。 （二）模型建构和变量说明
1.模型建构
在问卷中，被访者被问到如下问题，“您期望接受哪种类型的培训？”可选择的答案有：1.文化基础知识；2.经商技能；3.农业技能；4.农产品市场营销信息；5.农业新品种。以上5种选择为无序多类别变量，因此，本文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进行分析。根据multinomial Logit模型方法，当因变量有j类别结果时，并且各个类别无顺序之分，需将其中的一类结果作为参照结果，并将这一类参照结果与其他类别结果两两相对构建出j-1个方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以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为参照项，所构建的多项逻辑回归的模型如下：
Log=f（Xi） εi （1）
把（1）式中的影响因素X展开，得到如下方程：
Log=f{sex，age，edu，job，inc，ave，sat，wil} （2）
式中Pj、Pk分别代表农户选择j、k种培训内容的概率。j≠k相关变量Xi的定义，见表1。
2.变量选取和假设说明
根据理论模型、研究目的及已有文献，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农户培训内容的需求类别）包括：1=文化基础知识；2=经商技能；3=农业技能；4=农产品市场营销信息；5=农业新品种。对于被解释变量来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个体特征如农户的年龄、性别、经济状况等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在解释变量选取中，我们首先考虑被调查者个体特征变量影响，再考虑家庭变量影响，最后考虑其他诱导因素。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个体特征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内容需求的选择。培训对象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第二职业。
假设二：家庭特征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有重要影响。这类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年均收入、人均土地面积和家庭总人数。
假设三：其他诱导因素也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这些相关因素主要包括对现有农业相关技术的满意度和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的意愿，见表2。
三、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19.0软件，采用强制进入策略对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系数的检验显示：-2loglikehood值为535.690；NagelkerkeR2为42.3%，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模型结果表明，理论假设中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其他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均具有显著影响，见表3。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系数的标准误。
（一）个体特征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的影响
1.性别因素
性别变量对农户的文化基础知识、经商技能和农业技能培训需求具有显著负影响。其含义在于：以文化基础知识为例，女性与男性相比，在分别将文化基础知识、经商技能、农业技能这三类培训内容与参照项“农业新品种”对比时，女性体现出“更愿意选择农业新品种”的倾向。而与之相对比，男性更愿意接受农业技能、经商技能和文化基础知识方面的培训。其原因可能在于男性农户是农业生产中和家庭经济来源的主力军，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因而他们对于农业技能、经商和文化基础知识的培训有更高的需求。而对于女性劳动者而言，由于其学历、技能、劳动生产率较低，她们更希望通过学习农业新品种来改善现有的农业生产状况，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
2.年龄因素
年龄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无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大多数农村青年选择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按照年龄特征呈现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老人的“六一三八九九”现象。而留守妇女和老人与中青年相比，年长的人群思想比较保守，倾向沿用传统的农业技能进行农业生产；妇女更容易满足现有生活，而且忙碌于照顾老人和儿童以及忙于农业生产，没有充裕的时间参加培训。因此，尽管理论上来说，具有劳动能力的中青年学习能力和接受知识技能的能力更强[11]，但是城镇化进程中，大部分农村中青年人群更愿意选择在外打工，部分中青年群体只在农忙时期返乡从事播种、收割等农业活动，限于工作选择偏好及农业活动时间较短等多重因素，农村中青年群体并不愿意参与新型職业农民培训。
3.受教育程度因素
受教育程度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有显著影响，其中“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学历”对文化基础知识培训具有显著负影响，对经商技能培训具有显著正影响。这说明农业新品种与文化基础知识相比较，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农业生产者更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培训。但经商技能和农业新品种相比，被调查者更倾向于选择经商技能培训。原因在于被调查者可能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未能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还希望兼业从事经商活动来提高收入。此外，“高中以上学历”对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内容需求无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具备高中以上学历的群体往往选择离开农村到城镇选择职业，而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或留在农村从事商业、经营等相关的活动。
4.第二职业因素
第二职业对新型职业农民文化基础知识方面的培训需求有显著负影响，也就是说，有第二职业的农业生产者，在面对选择参与文化基础知识和农业新品种培训时，更倾向于选择农业新品种技能培训。其原因可能在于：兼业农民受其自身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较低的影响而无法从事技术含量高、待遇好、工作环境佳的工作，多数只能从事一些初级职业和岗位，因而更愿意参与农业新品种培训来改变传统的农业品种，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收入。
（二）家庭特征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的影响
1.家庭年均收入因素“家庭年均收入在5000～10000元”对经商技能需求具有显著负影响，可见，经商技能和农业新品种技能相比较，收入在5000～10000元的农户更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技能。另外，“年均收入在10001～30000元”对基础知识需求具有显著正影响，说明年均纯收入为10001～30000元的农户更愿意接受基础知识的培训。因此，可以看出不同年均收入水平的被调查者对培训内容有着不同的需求。 2.人均土地面积因素
“人均土地面积为0”对经商技能的需求具有显著负影响。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失地农民没有了土地，学习与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已经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作用较少，因此，失地农民愿意接受经商技能的学习。有学者也提出，失地农民培训应侧重于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应包括培养行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技能两方面的能力[12]。其次，对一些将土地转让给其他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而言，参加与农相关的培训活动对他们生产生活产生的影响较少。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学习经商技能。
3.家庭人口总数因素
家庭人口总数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内容不具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由于假设中认为农户家庭人口数越少，在农业生产中劳动投入越少，生产管理的精细程度越高，采用新知识新技能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对于农户而言，一方面，由于家庭人口数越少，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所造成的成本包括交通、食宿和机会成本就会越大。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家庭各成员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参与培训相比，青壮年可能选择上学或者外出打工。中青年更倾向于选择外出打工，老年人受年龄和学习能力的影响不能接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所以模型中显示家庭人口总数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内容需求不具有显著影响。
（三）其他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的影响
在其他因素中，“对现有农业技能满意”和“有意愿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分别对农业技能的需求具有显著正影响。一方面说明，对农业技能越满意的农户越希望接受农业技能培训。其原因可能在于农业生产经营者受终身教育思想影响，学习热情比较高，对于参与农业技能的培训积极性较强。另一方面说明，有意愿参与培训的农户，在面对农业新品种和农业技能培训时，他们更倾向于参与农业技能方面的培训。
四、结论与对策探讨
本研究采用multinominal logit模型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经营者性别、是否有第二职业、家庭年均收入、家庭总人口、家庭人均土地面积、是否满足现有的农业技术、是否愿意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等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内容的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因此，相关决策部门应进一步从政策角度探讨如何充分发挥上述因素的作用，以有效满足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需求。
第一，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农民需求。制度是保证新型职业农民活动顺利进行的最有效条件。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受自身特征影响，对培训内容呈现多樣化需求，因此应该从制度上建立根据培训对象个体特征、家庭状况和培训意愿等基本情况进行分类的培训制度。相关研究者也指出：“合理筛选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对象是进行培训活动的前提，精准瞄准培训对象，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使有意愿参与培训的人群能够获得所需培训”[13]。具体来说，在进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之前，应该加强农民培训需求的调查，分析培训对象，根据培训对象特征和需求筛选分类培训，这样才能提升培训的有效性。在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应有相应灵活的调整机制，根据具体案例给予相应的指导。培训后应该对优秀学员给予激励，并为参与培训的农户提供后续指导。
第二，培训内容应提升实用性、创新性和全面性，使其与农户需求相匹配。本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更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的培训；人均土地面积为0的农户更愿意接受经商技能的培训；收入在5000～10000元的农户更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技能培训，而年均收入在10001～30000元更愿意接受基础知识的培训；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农业生产者更愿意接受农业新品种培训，等等。可见，由于性别、人均土地面积、家庭年均收入等方面的不同，其对培训内容需求也不同。因此，未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中，培训内容应首先坚持“能用、有用、够用”的实用性原则，切实保证农户需求，减少教育内容与实际生产脱节、所学知识不能转化成实际生产力的问题。此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应该具有“全产业链的特征”，培训内容应具有全面性。比如，以种植业为例，培训内容应该包括前期的育苗选种培训，中期关于作物生长相关经营管理的培训，后期关于作物的销售技能等，构建产业链的培训内容机制。
第三，建立多元化参与的投资机制，减轻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负担。农户在不同年均收入水平下会选择不同的培训内容。另外，由于受到培训成本的制约，农户家庭人口变量也会影响农户对培训内容的选择。因此，这就需要建立各级政府配合推动、政策促动、学校参与、农民主动等多方参与金融机制来减轻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负担，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四，建立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促使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参与职业培训。本研究调查发现，高中以上学历的样本人群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需求很少，其原因在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多数人仍然认为穷人往往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严重影响到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稳定性。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成功事迹的宣传，提高农业劳动者、经营者和管理者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重要作用的认识。另一方面，受信息不对称的限制，农民无法及时获取职业培训相关信息。因此，各级政府应该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工具充分宣传，努力创造一个政府支持、社会鼓励、农民积极参与的良好培训氛围。
参 考 文 献
[1]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现代教育学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51.
[2][3]Bengtsson J.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Implementing Lifelong Learning （LLL） - the Gap between Policy and Realit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2013（3）：343-352.
[4]朱奇彪，米松华，黄莉莉，黄河啸. 新型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规模种植业农户的实证分析[J]. 浙江农业学报，2014（5）：1361-1367.
[5]易阳，董成. 湖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调查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4（14）：3427-3429.
[6]植玉娥，庄天慧，刘人瑜. 成都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调查分析[J].西北人口，2015（2）：20-24.
[7]郭智奇，齐国，杨慧，赵娉，白瑜.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5）：7-13.
[8]朱启臻.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57-159.
[9]单武雄.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基于湖南省石门县50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4（16）：71-74.
[10]吴易雄.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困境与突破——基于湖南株洲、湘乡、平江三县市的调查[J].职业技术教育，2014（28）：70-75.
[11]贺梅英，庄丽娟.市场需求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诱导：来自荔枝主产区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4（2）：33-41.
[12]鲍海君.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的政策保障系统初探[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9）：120-123.
[13]张培刚.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63-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