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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尔萨斯的忧虑在于人口增长有超过食物增长的趋势而引发生存危机，当代国人的困惑在于人口政策放宽后生育率依然低迷、与政策预期差距明显。无论“马氏之忧”还是“国人之惑”都是基于数量大小或规模增减而形成的人口价值观，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却显存认识的局限性。面对当下中国人口演进新格局，我们需要跳出基于人口数量增减逻辑的价值评判框架，以可持续发展观为依准，从三个层面重塑与时俱进的人口价值观：一是保持人口规模在代际转换间的相对平稳;二是追求人口结构在时空流变中的互动协调;三是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
关键词：马尔萨斯;人口价值观;人口增长;低生育;人口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9）06-0057-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0.001
Malthus’ Worries and Compatriots’ Bewilderment in China Today：
A History Review and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n the Population Values
LUO Chun1，WANG Conglei2
（1.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2.Schoo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The Multhus’ worry was about population invariably increase over the subsistence increase unless the limited and arising human life crisis. Relatively， compatriots’ puzzled in China today is about low fertility downturn under the new policy of universal two-child implementation. Whether Malthus or compatriots formed their views of population values are basic on population size and its change. Although both of them have their rationality at that time， they show somewhat insight limitation. Facing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current population in China， we have to ge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value evalu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the logic of population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meanwhile reconstracting a new outline of population values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follows： Firstly， keeping population size steady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Secondly， seeking population structures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with the process of space-time change; Thirdly， pay attention to the right and activity of human being o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Keywords：Malthus; value of population; population growth; low fertility rate; sustainabl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一、人口价值：一个常议常新的论题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对人口主体的价值评判及其政策取向不仅直接关乎人口自身的发展状态，而且深度影响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效。
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定居農业出现以来的上万年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长期处在“人口压迫生产力”马克思在考察人口发展与生产力相互关系时，在1853年《强迫移民》一文中指出，古代社会的人口迁徙是由于生产力不足所造成的人口过剩的结果，这种过剩人口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所以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完全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窘迫境地[1]，物质资料匮乏，生存环境严酷，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交互并行导致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大约在公元1000年，欧洲人口总算迎来了增长的曙光，但14世纪以来肆虐整个欧洲的“黑死病”曾使欧洲人口深受重创，在1340—1400年间，“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锐减1/3，并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继续惯性减退，及至进入16世纪中期，欧洲人口也没有恢复到重创之前的水平[2]。鉴于此，视人口为财富即为当时的共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关于“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的著名观点[3]就蕴含着对劳动力人口这一财富创造者重要性的肯定。亚当·斯密更是直接阐明“任何一个国家之繁荣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居民数量的增长……”[2]57，因此，鼓励人口增殖亦成为历代统治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事项。 直到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来临，世界人口才开始突破物质条件的束缚而加速增长起来。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1848年著述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过生动阐述：“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所创造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4]。有数据显示，公元元年，世界人口约2.5亿，年增长率不足0.04%;1750年世界人口增至7.7亿，年增长率微升为0.06%;1950年世界人口猛增至25.2亿，年增长率接近0.6%;2000年世界人口更突破60亿，年增长率高达1.75%[2]27。可见，快速的世界人口增长不过是发生在近两三百年间的情景。
人口的快速增加，又反过来对食物需求和资源环境形成新的压力，即所谓“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局面。就是在这种人口增长与物质供给的交替变局中，引发了有识之士对人类人口问题的持续关注。翻阅近两个半世纪人口学术史的经典论著，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城邦人口规模到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中的“适度人口”学说;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两个级数”的论证到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从保罗·艾里奇对《人口爆炸》的深切忧虑到朱利安·西蒙视人口为《终极资源》的乐观取向，大家论道，掷地皆有声，无不表达出对人口价值及其现实影响的不同学术主张。
归纳起来，可谓两种人口价值观的争辩：即人口财富观对抗人口包袱论。前者视人口为财富而予以鼓励;后者视人口为负担而加以限制。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一种人口价值观的形成都离不开对现实人口发展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确立又基于人们所依存的时空背景，因此，同一时代会产生不同的人口价值观，不同时代也有可能产生相同的人口价值观。追溯曲折变化的人类发展轨迹，如何拨开人口争辩的历史迷雾，尽可能客观地理解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口具有的时代价值，谋求人口增减及其所生利弊的调适，这注定将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且常议常新的论题。
二、人口增长：马尔萨斯的忧虑
马尔萨斯（Malthus）被视为第一个系统阐述人口经济问题的西方学者，他关于人口增殖与食物供给之互动关系的实证观察与理论观点，堪称人口问题忧患论的经典范例，虽备受争议，却广为流传，至今仍被悲观主义者奉为圭臬。
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正是改革思潮涌动、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激情岁月。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专制土崩瓦解，宪政制度深入人心。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相信理性之光会把人类引上不断改良和日臻完善的道路，无需为人口增长而担忧。空想社会主义论者葛德文就表示，“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再过多少个世纪，大地仍然足以养育它上面的居民”[5]。
18世纪60年代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伴随蒸汽机的发明，机器大工业生产模式迅速普及，使英国经济空前高涨，亦为人口增加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人类结束长期以来的缓慢增长，开启人口随工业革命而加速增长的新时代李宗正在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译版出书作评时就说：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机器大工业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技术基础，英国经济空前高涨，从而给人口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据估计，17世纪末，英国人口约550万，1751年约725万，1801年就突破1000万，1821年更猛增到1439万。。然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依然沉迷于人口增殖的美梦之中，相信人口增长会带来诸多好处。而年轻的马尔萨斯则不以为然，直言认为卢梭和自己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对于人类未来的观点是错误的[6]，并质疑：“人类究竟是从此会加速发展，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呢，还是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即便竭尽全力，仍将徒劳无益？”在与葛德文和孔多塞两位时政名流进行思想交锋时从马尔萨斯书名《论人口原理及其对社会未来改善的影响——附关于葛德文、孔多塞先生及其他作者臆测的评论》（第一版），即可明白其著述的初衷就是针对葛德文和孔多塞的。，马尔萨斯更是针锋相对，力陈人口增长的“占优”（priority）属性及其所生弊害，语出惊人，观点冷峻，对“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许可范围这一‘恒常趋势’（constant tendency）”[7]充满忧虑。
在1798年首次出版的《人口原理》著述中，马尔萨斯把“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原状”的“两条公理”视为“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并据此进一步论证“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正是因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对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因此“人口若不受到限制，就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以算术比率增加”[5]6-8。即所谓的“两个级数”观点。
马尔萨斯认为，鉴于“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受制于可获取的生活资料这一“自然法则”（law of nature），人口永远难以突破生活必需品的限制而持续增长。在有限的生存环境约束下，若要让人们保持已有的生活福利，就必须抑制过剩人口的产生，如此才有可能使人们免于贫困，远离饥荒与罪恶。基于此，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种抑制”方式，一是“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即认为有理性的人们出于对养家糊口的考量，会自觉选择禁欲、晚婚甚至不婚，以此来节制生育、减少孩子;二是“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s），即通过战争、瘟疫和饥荒这些导致贫困与罪恶产生的手段来消除过剩人口[5]。
依照马尔萨斯的论证，只要人口增长达到可供食物的最大限度时，各种抑制手段就会自发起作用。尽管马尔萨斯承认“无论对人口抑制采取哪种方式，其目的都是迫使人口数量降低到生活资料允许的水平”，但从抑制效果看，马尔萨斯更赞赏基于理性选择的“预防性抑制”，而“积极抑制”则是自然抑制过剩人口的最不适当、最可怕的方式[5]45。因为“预防性抑制”通过减少出生来阻止人口增殖，是一种主动的“事前”选择，是人类德行力量的體现，因此又有“道德抑制”（moral checks）之称;而“积极抑制”则主要通过增加死亡来消减人口，只能是一种被动的“事后”补救，是对人类罪过和恶行的惩戒[7]。因此，把“积极抑制”理解为“现实抑制”或“事后抑制”或许更为贴切[8]。 根据对人口与生活资料交互影响的观察分析，马尔萨斯推断并归结出如下的“三段命题”（three propositions）[7]28-29：①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②只要生活资料有增加，人口必然增长，除非受到某些强大而显见的抑制;③这些抑制都可归结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起到了维持人口与生活资料两相平衡的作用。
马尔萨斯坚信，上述“三段命题”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大量佐证材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5]17。
总之，马尔萨斯所阐释的“人口原理”（可概括为“两条公理”、“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和“三段命题”）及其观点主张，全面表达了对人口超过食物增长及其所生弊害的忧虑，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不仅一度影响了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如时任英国首相皮特受马尔萨斯影响，在1800年放弃了他原先主张的“济贫法”）马尔萨斯指出“英国的济贫法在两个方面致使穷人的一般境况趋于恶化。首先，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口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济贫法在产生要它养活的穷人……;其次，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参见《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页）。，而且也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人口价值观。之后的200多年间，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和过剩人口所表达出的深切忧虑，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尤其自“二战”结束以后，全球人口加速增长伴随着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拉大，形成困扰全球的“三P”（Population， Pollution， Poverty）问题，“人口爆炸”、“人满为患”已然成为地球人共同的切身体会。许多欠发达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问题，形成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圈，这种“人口陷阱”（population trap）是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三段命题”的最好注释，严重阻碍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于是，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成为顺理成章的公共政策。英国节育运动的先驱普莱斯（Place）在1822年发表《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以数据印证了马尔萨斯人口观的正确，并首倡采取人工避孕方法进行节育，这与西方宗教文化观念相悖，亦为马尔萨斯本人所不齿。但面对现实人口的加速增长和担忧情绪的不断放大，伴随人工避孕技术的普及，继普莱斯之后，越来越多的后继者（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都倡导用避孕方法来节制生育，控制出生率，遏制人口增长，避孕节育运动开始走出欧洲、传向世界。
进入20世纪中叶，对人口膨胀的忧虑情绪更在全球进一步扩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起人、英国进化论者赫胥黎（Huxley）在1964年出版的《进化论的人道主义》著述中描述了“拥挤的世界”，呼吁制定“世界人口政策”。1965年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鼓励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1968年4月，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实业家和政府官员30余人聚集在罗马猞猁科学院，就人类前景展开热烈讨论，在随后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中，人口问题被列为五大“全球性问题”之首，声称“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9]。人类将难以逃脱泰勒（Taylor）在1970年预言的《世界末日》。将人口增长隐患观推向极致的当属斯坦福大学生态学教授保罗·艾里奇（Paul R.Ehrlich），他在1968年和1991年相继出版《人口炸弹》（Population Bomb）和《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Explosion）两本著述，指出虽然大多数人对人口增长隐患浑然不觉，可当年的“人口炸弹”如今已经引爆，继而发出这样的警世预言：“面对世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留给人类的唯一出路就是，要么通过人道主义的节制生育方法，把人口控制住;要么任由大自然把过剩的人口扫除干净”[10]。如若其势，人类前景之暗淡怎不让人忧心忡忡呢？
上述关于人类前景的悲观论调，都是在资源约束和收益递减前提下得出的，而事实却与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们的预判完全相反。观察自《人口原理》发表以来的人口规模变化，世界人口扩张了5倍（从1800年的9亿人增长到1980年的44亿），英国人口扩张更接近6倍（从1800年的1000万增长到1980年的5600万），与此同时，人们的生存条件与福利水平也在大幅度提升，现实完全是一个非马尔萨斯的结果[6]36。甚至反证着马尔萨斯的反对派对人口增长所持有的乐观态度比如乐观论的代表人物西蒙（Simon）在其著述《终极资源2》（The Ultimate Resource 2）中阐述，“人口增长是一种实惠……，从长期看，并不存在真正的人口和资源问题”，“世界面临的并不是人口太多，而是缺乏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11]。。然而，面对不断放大的“人口爆炸”风险和“只有一个地球”的生存环境共识，“马氏之忧”还是更易于为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主导世界的“行动纲领”。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促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在人口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67年联合国人口活动信托基金设立，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开始大力倡导并积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家庭计划项目。可以说，尽管各国开展节制生育政策的实施背景不尽相同，政策力度也强弱不一，但均可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观”中找到依据。时至今日，马尔萨斯所秉持的人口观仍然影响着我们对人口发展的施政方针或国策取向。
三、低生育：当代国人的困惑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数千年的华夏文明演進历程中，人口规模随朝代兴衰和治乱周期而起起伏伏，人口增速非常缓慢，人口规模长期徘徊。恰如严复所言：“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12]。” 游允中研究指出，中国人口第一次增长到一亿人的时候大概是在11世纪末期北宋时代，维持了不到二三十年又下降到一亿以下。以后人口继续增加，在12世纪后期南宋时代再度回升到一亿人以上。到13世纪上半叶南宋末年，宋金元间的战争不断，军民大量死亡，人口又降回到一亿以下。在元、明两朝三百多年的时期里，中国人口一直处在一亿以下，直到17世纪后期清康熙年间，中国人口规模才又重回一亿[13]。在随后的一百余年间，中国人口仍然摆脱不了增减交替的大起大落结局。葛剑雄研究指出：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统计到的人口总数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纪录，达到4.3亿之众。但就在第二年，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一场空前浩劫，又使中国人口在20年间锐减1亿人。而且直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总数也没有回复到1850年的水平[14]。中国人口这种周期性起伏波动、增减交替的情形，似乎反复印证着马尔萨斯在1803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中曾经指出的：“中国是一个现实性抑制占主导地位而实际上毫无预防性抑制的社会的最好例子[7]。”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尽管也不乏有识之士对人口增长的担忧，因而提出过限制人口增长的种种主张基于人均财富和“人地关系”的认识，战国末年的韩非是最早反对人口增殖的思想家，随后亦不乏有识之士论及人口增长，并主张加以限制。尤其是进入明朝末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阐述了“生人之力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这种人口每30年就增长一倍的观点，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和汪士铎承袭下来，他们陈述人口过多的种种危害，并提出一系列人口控制方法[14]。。但是受困于人口增速的长期低缓与徘徊，鼓励增殖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占主导的人口价值观。所谓“广土众民，君子欲之”，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历代君王的追求[15]。进入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逐渐形成相互抗衡的两派，以孙中山、梁启超为代表的时政派担忧中国人口太少，增长太慢，导致亡国灭种之祸，力主增加人口，并痛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祸国殃民的异端邪说;以陈长衡、孙本文、吴景超、陈达等为代表的学者派则赞同马尔萨斯人口过剩观点，认为“中国今日民贫之一最大原因厥为人民孳生太繁，地力有限，生育无限”[14]22-30，倡导节制生育。当然，上述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辩还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并未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措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极大焕发了亿万国人的生产生活热情，中国人口开始呈现第一次生育高峰统计数据显示，1951—1957年间中国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均在20‰以上[16]。，但在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断崖式急剧锐减下来，之后又疾速反弹，并进入前所未有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59—1961年是一个极特殊阶段，中国遭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自1962年开始，中国进入连续8年的人口高增长时期。这期间，人口出生率最高的1963年达到43.4‰，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时间净增人口1.57亿[16]。。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越来越难以承受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马寅初先生最先指出这种矛盾，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陈述他的《新人口论》，明确指出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口增殖太快，而资金积累太慢，导致消费多而积累少，故就粮食而言，亦非控制人口不可[17]。但鉴于当时国家高层对人口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与反復，酝酿多时的以节制生育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全国广泛推行，并作为“基本国策”在随后的实施中被不断强化。在20世纪结束之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从70年代初的5个，下降到不足2个，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从1992年起，就在2.1的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运行，并不断走低。在2000年“五普”时下降到1.8，2010年“六普”时更降至1.4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鉴于对普查数据存在漏报的质疑，有学者认为，2000年以来的中国生育水平被明显低估了，于是通过各种方法对中国生育率进行再评估，即便如此，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最高评估值也不过1.75[18]。。近几年虽因“二孩”政策放宽，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也只是徘徊在1.6左右的低水平。面对这种长达20余年的“低生育”态势，中国是否已经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陷阱”（low fertility trap）是西方学者在关注当代发达国家生育率走势时提出的，指总和生育率持续且显著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尤其认为总和生育率一旦降至1.5以下，就会形成一种低生育的自我强化机制（the mechanism of self-reinforcing process）而很难回升[19]。的争辩也开始见诸于学界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是否落入“低生育陷阱”的争辩主要始于2010年“六普”数据公布以后，针对1.18总和生育率，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20]，认为超低生育率陷阱是“强国大患”[21];另有学者在全面辨析了西方“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及其事实后，认为鉴于当代中国生育水平还未达到“陷阱”的临界值1.5以下，而且生育水平仍然受到生育政策的调控，再结合最近的生育意愿调查，因此说中国面临“低生育率”风险还为时尚早[22]。。
事实上，历经数十年一贯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强力实施，中国人口格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人口增速显著放缓的同时，“少子老龄化”态势加速呈现。面对持续走低的妇女生育率和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在此背景下，国家自2014年开始松绑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随后又从2016年起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孩”政策。然而，或许是受“人口若不限制，就会加速增长”的马尔萨斯观点影响至深;抑或是因“人口膨胀”形成的高压氛围带给我们的切身感受过于强烈而持久，国人对全面放开二孩新政有可能带来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心存余虑，唯恐人们争相抢生孩子而使长期努力所取得的人口控制成效毁于一旦。 殊不知，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并没有对低生育产生明显的提振效果，国人担忧的人口随政策反弹的局面也没有如期显现，而人口缩减的态势却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新近出台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对2020年和203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的预期值均为1.8，仅比2015年1.6的水平略有提升。预计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时为14.5亿，相较于2015年的13.75亿，年均净增不过500万人口。未来人口的减速增长看来已成定局，并不会因二孩政策的出台实施而明显改善。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2016年）曾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将使人口出生高峰在“十三五”期间到来，妇女总和生育率有望在2020年回升至1.7以上，年均出生人口预计在1700万—1900万之间摘自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在2017年3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与现实情景对照，生育高峰的显现非常有限，而且很可能在我们还为生育反弹而担心的情形下，所谓的“生育高峰”已悄然消退，接下来中国将要面对的势必是人口规模的持续下滑态势。
直面当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养育成本的高企，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研究指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历次有关生育意愿的全国调查结果，育龄夫妇的理想子女数都小于2个”[23]。根据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育龄夫妇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3个[24]。这意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情景下，政策生育率已经高于人们的意愿生育率，加之影响生育率的作用机制已经从外在的政策强制力转变为内在的自我约束力，实际生育率低于意愿生育率就应该不难理解。问题是，为什么政策放松了，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却不愿多生孩子呢？这样的人口演化态势岂不全然抛弃了马尔萨斯秉持的人口增长忧患观？着实令国人始料不及、困惑不已。
历史虽已定格，现实还需善待。进入21世纪。在科技创新引领全球化进程的当代，对人口发展前景的认识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迷茫，我们究竟应该视人口为财富而予以鼓励，还是视人口为负担而加以限制？
经典的西方人口理论将人口转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转变前阶段、转变中阶段和转变后阶段[25]。与这三个阶段对应的人口变动轨迹就表现为一条从低增长转向高增长，再回落到低增长的曲线。需要强调的是，开始和结束的两次“低增长”阶段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呈现的，第一次人口低增长发生在前工业社会，是由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双高”人口再生产效应导致的;第二次人口低增长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实现，在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交互作用的“双低”效应下形成的。中国今天的“低生育”情景，就是在全面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动下，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已降至低水平的前提下呈现的，与历史上经历的“低生育”截然不同。既然如此，我们的人口价值观也需要与时俱进，跳出既往基于人口数量增减逻辑的价值评判框架而予以重塑。
四、人口可持续发展：超越“马氏之忧”与“国人之惑”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由联合国组织召开的两次深具影响的全球性会议，把人们对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关注纳入了“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认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概念被明确提出，始见于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Brundiand）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文本中，其含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26]。”的认识框架内。
一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第二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该会议认真总结了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CHE）以来全球环境所呈现的基本状况，并针对未来发展形势，通过了《21世纪议程》（Agenda 21）等一系列重要文献。此外，根据形势需要，在这次会议之后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7]。
二是1994年9月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ICPD），该大会以“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Population，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为主题，讨论了全球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形成了“人口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的共识。尤其是该次大会在面向未来20年所制定的《行动纲领》（Program of Action）中更明确提到：“不能孤立地看待人口问题，而应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把人口问题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之一，人口是发展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28]。
显然，无论是“环境与发展会议”还是“人口与发展大会”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高扬“可持续发展”旗帜，用以指导解决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也正是这两次大会的召开，对传播和推进可持续发展观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确实是一种富含哲理、深具蕴意的新发展观，它倡导人们在谋取自身福利，解决包括人口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应拓宽眼界，从长计议，尽量避免短期行为，以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系统，各要素之间协同并进的整体发展。那么，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人类面向未来所应持有的负责态度和明智选择，即应是吾辈不能不领受和遵循的世纪“行动纲领”。
本文理解，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与可持续的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发展是主题，可持续是方式。没有发展，则无可持续可言，只顾发展而不考虑可持续，发展就将半途而废。因此，可持续发展必然体现如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时间上的持久性，即不宜以后代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的既得利益，或不宜以牺牲明天为代价来谋求今天的所谓“发展”，即要求人们在谋取自身福利，解决包括人口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切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行为，而应学会深谋远虑，从长计议，方可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是空间上的协同性，即不能以个体的发展去削弱或阻碍整体的发展，亦不能以全局利益为代价来谋取局部利益，而必须学会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统筹兼顾，关照全局，确立整体协同的发展观，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系统，各要素之间协同并进的整体发展。
三是发展目标的明确性，即不应片面或空洞地谈发展，而必须明确：任何一种发展都是为人类自身的进步与繁荣、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设立和启动的;人既是发展的初始策动力，又是发展的最终受益者，理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主旨。这正如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文件所强调的：“一切人口与发展活动都应以人而非人口数量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29]。”
值得深究的是，“人口”作为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要素，如何在可持续发展中体现其自身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从以往的研究看，人口被视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因素，大多停留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层面上，视人口为影响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的一个相关要素，人口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中与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相并列的一个影响因子。尽管我们承认，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确实至关重要，但这里的“人口”严格讲，“人口”（Population）与“人类”（Human-being）是两个概念。“人类”指具体的人或人群，体现社会属性;“人口”是抽象的人或人群，只具統计意义。可持续发展强调“以人为中心”（Human-center），即是指具体的人或人群。我理解，这里的“中心”旨在表达人的本位与需求，因为人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初始策动者，又是发展成果的最终受益者。我们可以说“以人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但如果改为“以人口为中心”和“以人口为本”的观点显然荒谬了，也有违可持续发展的宗旨。然而，鉴于“人口”与“人类”两者联系之密切，现实中其社会属性与统计内涵常常难分彼此。因此，“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或“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等说法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是作为客体来看待的。并不足以体现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在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框架中，人口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态势或程度如何，将直接关系到社会全局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与效果。基于此，我们认为，要使人口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得以体现和发挥，人口自身的发展首先就应该是可持续的，只有在人口自身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人口与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匹配。
综上所述，本文蓄意在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框架内凸显人口的“主体”性，确立“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意在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口自身发展的可持续状态，而这种“可持续”状态应能够在人口发展的“时间持久”、“空间协同”和“目标明确”三个层面都得以体现，而不只是在人口的数量或规模方面患得患失。既如此，本文欲以阐释的“人口可持续发展”观，就是从维护“人口安全”或“人口生态”的视角，直面人口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换言之，我们所倡导的人口可持续发展观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下的人口价值观，它需要遵循如下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保持人口规模在代际转换间的相对平稳。人口统计原理表明，总和生育率（TFR）处在2.1的“更替水平”是人口不增不减趋于稳定的依准，长期看，TFR>2.1，人口将趋向增长;TFR<2.1，人口将趋向缩减。基于此，在死亡率既定的情形下，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2.1的生育“更替水平”，是实现人口规模代际转换相对平稳的人口学条件。据此，若要避免人口大起大落的波浪式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就值得追求人口规模的长期稳定，倡导并促使广大家庭都能够生养两个孩子。面对当今中国二孩政策效应明显低于预期的情况，我们需要消除对人口增减的“马氏之忧”与“国人之惑”，鼓励按政策生育，充分释放全面两孩应有的政策效应，促使总和生育率向2.1的“更替水平”提升，这是实现中国人口长期平稳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追求人口结构在时空流变中的互动协调。老龄化与城镇化堪称当今世界人口结构方面最为显见的两大变化，中国尤甚。“老龄化”源于长期的低生育导致的“少子化”而使人口年龄结构趋向“老化”;城镇化源于持续的乡城人口迁居而使人口聚集空间趋向城镇。值得关注的是，当老龄化与城镇化交互一体而共时演化，就使得人口年龄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变化更为错综复杂，乃至超出了我们对人口结构时空流变的惯常认知。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削峰填谷，共同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30]的政策主张。但今天看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31]，我们的认识还需深化，即在深入落实“全面二孩”与统筹城乡等大政方针的进程中，力求人口结构的时空优化。
第三，尊重人在发展目标上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既然一切发展都是由人来推动的，亦是为人而设立的。那么，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就是自不待言的。然而，实践中人的这种“主体”地位常常被淡化，甚至易位于物，人的能动作用也常常受到限制。回想现实中，以往一些地区为了完成人口控制指标，在落实避孕节育措施时，不顾基层育龄夫妇生殖健康需求的做法时有发生。因此，明确“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我们及时校正“发展”目标，避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物”轻“人”或重“数”轻“质”的目标偏移，亦成为体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准则。
总之，本文欲以构建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价值观，旨在从三个层面突破以人口数量增减做价值评判的逻辑思维，一要保持人口规模的代际转换平稳;二要追求人口结构的时空流变协调;三要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具体可归结为图1所示的结构框图。
五、结语
回望针对人口增减所产生的思想交锋，其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主题：什么样的人口状态最有可能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得益彰？马尔萨斯之忧虑在于人口增长过剩危及生存环境，而国人之困惑在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并没有改变持续的“低生育”态势。尽管“马氏之忧”与“国人之惑”都蕴含着基于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口价值取向，但都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关注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二是忽略人口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 人类社会的演进，似乎难以逃脱这样的变化轨迹：从农耕时代的鼓励人口增殖到工业社会的抑制人口增长，再到现代社会令人困惑的人口缩减态势，历史仿佛走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人满为患”的忧虑尚未消退，人口缩减的困惑已接踵而来，其表象看起来似曾相识，但毕竟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今天的世界已经难以重回过往的情景。纵观当代全球人口演变态势，人口增速明显放缓与年龄结构加速老化，是伴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呈现的，这种人口演变特征，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共同面对的人口发展困境。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取向重新成为当届政府的选项就是顺理成章的。
基于上述，本文强调，当代人口价值观不应是以往人口财富观的简单回归，也不可能只关注人口数量的增减及其影响，而应在可持续发展观引领下从“时间持久”、“空间协同”和“目标明确”三个层面加以重塑。只有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认清人口转变的历史背景与演进态势，才有可能超越“马氏之忧”与“国人之惑”，把握人口增减及其所生利弊的时代均衡点，建构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新框架，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人口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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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9-12;修改日期：2018-11-30
作者简介：罗淳，法学博士，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王丛雷，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马尔萨斯;人口价值观;人口增长;低生育;人口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9）06-0057-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0.001
Malthus’ Worries and Compatriots’ Bewilderment in China Today：
A History Review and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n the Population Values
LUO Chun1，WANG Conglei2
（1.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2.Schoo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The Multhus’ worry was about population invariably increase over the subsistence increase unless the limited and arising human life crisis. Relatively， compatriots’ puzzled in China today is about low fertility downturn under the new policy of universal two-child implementation. Whether Malthus or compatriots formed their views of population values are basic on population size and its change. Although both of them have their rationality at that time， they show somewhat insight limitation. Facing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current population in China， we have to ge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value evalu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the logic of population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meanwhile reconstracting a new outline of population values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follows： Firstly， keeping population size steady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Secondly， seeking population structures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with the process of space-time change; Thirdly， pay attention to the right and activity of human being o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Keywords：Malthus; value of population; population growth; low fertility rate; sustainabl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一、人口价值：一个常议常新的论题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对人口主体的价值评判及其政策取向不仅直接关乎人口自身的发展状态，而且深度影响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效。
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定居農业出现以来的上万年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长期处在“人口压迫生产力”马克思在考察人口发展与生产力相互关系时，在1853年《强迫移民》一文中指出，古代社会的人口迁徙是由于生产力不足所造成的人口过剩的结果，这种过剩人口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所以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完全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窘迫境地[1]，物质资料匮乏，生存环境严酷，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交互并行导致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大约在公元1000年，欧洲人口总算迎来了增长的曙光，但14世纪以来肆虐整个欧洲的“黑死病”曾使欧洲人口深受重创，在1340—1400年间，“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锐减1/3，并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继续惯性减退，及至进入16世纪中期，欧洲人口也没有恢复到重创之前的水平[2]。鉴于此，视人口为财富即为当时的共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关于“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的著名观点[3]就蕴含着对劳动力人口这一财富创造者重要性的肯定。亚当·斯密更是直接阐明“任何一个国家之繁荣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居民数量的增长……”[2]57，因此，鼓励人口增殖亦成为历代统治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事项。 直到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来临，世界人口才开始突破物质条件的束缚而加速增长起来。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1848年著述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过生动阐述：“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所创造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4]。有数据显示，公元元年，世界人口约2.5亿，年增长率不足0.04%;1750年世界人口增至7.7亿，年增长率微升为0.06%;1950年世界人口猛增至25.2亿，年增长率接近0.6%;2000年世界人口更突破60亿，年增长率高达1.75%[2]27。可见，快速的世界人口增长不过是发生在近两三百年间的情景。
人口的快速增加，又反过来对食物需求和资源环境形成新的压力，即所谓“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局面。就是在这种人口增长与物质供给的交替变局中，引发了有识之士对人类人口问题的持续关注。翻阅近两个半世纪人口学术史的经典论著，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城邦人口规模到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中的“适度人口”学说;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两个级数”的论证到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从保罗·艾里奇对《人口爆炸》的深切忧虑到朱利安·西蒙视人口为《终极资源》的乐观取向，大家论道，掷地皆有声，无不表达出对人口价值及其现实影响的不同学术主张。
归纳起来，可谓两种人口价值观的争辩：即人口财富观对抗人口包袱论。前者视人口为财富而予以鼓励;后者视人口为负担而加以限制。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一种人口价值观的形成都离不开对现实人口发展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确立又基于人们所依存的时空背景，因此，同一时代会产生不同的人口价值观，不同时代也有可能产生相同的人口价值观。追溯曲折变化的人类发展轨迹，如何拨开人口争辩的历史迷雾，尽可能客观地理解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口具有的时代价值，谋求人口增减及其所生利弊的调适，这注定将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且常议常新的论题。
二、人口增长：马尔萨斯的忧虑
马尔萨斯（Malthus）被视为第一个系统阐述人口经济问题的西方学者，他关于人口增殖与食物供给之互动关系的实证观察与理论观点，堪称人口问题忧患论的经典范例，虽备受争议，却广为流传，至今仍被悲观主义者奉为圭臬。
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正是改革思潮涌动、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激情岁月。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专制土崩瓦解，宪政制度深入人心。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相信理性之光会把人类引上不断改良和日臻完善的道路，无需为人口增长而担忧。空想社会主义论者葛德文就表示，“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再过多少个世纪，大地仍然足以养育它上面的居民”[5]。
18世纪60年代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伴随蒸汽机的发明，机器大工业生产模式迅速普及，使英国经济空前高涨，亦为人口增加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人类结束长期以来的缓慢增长，开启人口随工业革命而加速增长的新时代李宗正在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译版出书作评时就说：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机器大工业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技术基础，英国经济空前高涨，从而给人口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据估计，17世纪末，英国人口约550万，1751年约725万，1801年就突破1000万，1821年更猛增到1439万。。然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依然沉迷于人口增殖的美梦之中，相信人口增长会带来诸多好处。而年轻的马尔萨斯则不以为然，直言认为卢梭和自己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对于人类未来的观点是错误的[6]，并质疑：“人类究竟是从此会加速发展，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呢，还是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即便竭尽全力，仍将徒劳无益？”在与葛德文和孔多塞两位时政名流进行思想交锋时从马尔萨斯书名《论人口原理及其对社会未来改善的影响——附关于葛德文、孔多塞先生及其他作者臆测的评论》（第一版），即可明白其著述的初衷就是针对葛德文和孔多塞的。，马尔萨斯更是针锋相对，力陈人口增长的“占优”（priority）属性及其所生弊害，语出惊人，观点冷峻，对“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许可范围这一‘恒常趋势’（constant tendency）”[7]充满忧虑。
在1798年首次出版的《人口原理》著述中，马尔萨斯把“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原状”的“两条公理”视为“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并据此进一步论证“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正是因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对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因此“人口若不受到限制，就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以算术比率增加”[5]6-8。即所谓的“两个级数”观点。
马尔萨斯认为，鉴于“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受制于可获取的生活资料这一“自然法则”（law of nature），人口永远难以突破生活必需品的限制而持续增长。在有限的生存环境约束下，若要让人们保持已有的生活福利，就必须抑制过剩人口的产生，如此才有可能使人们免于贫困，远离饥荒与罪恶。基于此，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种抑制”方式，一是“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即认为有理性的人们出于对养家糊口的考量，会自觉选择禁欲、晚婚甚至不婚，以此来节制生育、减少孩子;二是“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s），即通过战争、瘟疫和饥荒这些导致贫困与罪恶产生的手段来消除过剩人口[5]。
依照马尔萨斯的论证，只要人口增长达到可供食物的最大限度时，各种抑制手段就会自发起作用。尽管马尔萨斯承认“无论对人口抑制采取哪种方式，其目的都是迫使人口数量降低到生活资料允许的水平”，但从抑制效果看，马尔萨斯更赞赏基于理性选择的“预防性抑制”，而“积极抑制”则是自然抑制过剩人口的最不适当、最可怕的方式[5]45。因为“预防性抑制”通过减少出生来阻止人口增殖，是一种主动的“事前”选择，是人类德行力量的體现，因此又有“道德抑制”（moral checks）之称;而“积极抑制”则主要通过增加死亡来消减人口，只能是一种被动的“事后”补救，是对人类罪过和恶行的惩戒[7]。因此，把“积极抑制”理解为“现实抑制”或“事后抑制”或许更为贴切[8]。 根据对人口与生活资料交互影响的观察分析，马尔萨斯推断并归结出如下的“三段命题”（three propositions）[7]28-29：①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②只要生活资料有增加，人口必然增长，除非受到某些强大而显见的抑制;③这些抑制都可归结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起到了维持人口与生活资料两相平衡的作用。
马尔萨斯坚信，上述“三段命题”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大量佐证材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5]17。
总之，马尔萨斯所阐释的“人口原理”（可概括为“两条公理”、“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和“三段命题”）及其观点主张，全面表达了对人口超过食物增长及其所生弊害的忧虑，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不仅一度影响了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如时任英国首相皮特受马尔萨斯影响，在1800年放弃了他原先主张的“济贫法”）马尔萨斯指出“英国的济贫法在两个方面致使穷人的一般境况趋于恶化。首先，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口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济贫法在产生要它养活的穷人……;其次，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参见《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页）。，而且也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人口价值观。之后的200多年间，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和过剩人口所表达出的深切忧虑，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尤其自“二战”结束以后，全球人口加速增长伴随着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拉大，形成困扰全球的“三P”（Population， Pollution， Poverty）问题，“人口爆炸”、“人满为患”已然成为地球人共同的切身体会。许多欠发达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问题，形成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圈，这种“人口陷阱”（population trap）是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三段命题”的最好注释，严重阻碍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于是，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成为顺理成章的公共政策。英国节育运动的先驱普莱斯（Place）在1822年发表《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以数据印证了马尔萨斯人口观的正确，并首倡采取人工避孕方法进行节育，这与西方宗教文化观念相悖，亦为马尔萨斯本人所不齿。但面对现实人口的加速增长和担忧情绪的不断放大，伴随人工避孕技术的普及，继普莱斯之后，越来越多的后继者（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都倡导用避孕方法来节制生育，控制出生率，遏制人口增长，避孕节育运动开始走出欧洲、传向世界。
进入20世纪中叶，对人口膨胀的忧虑情绪更在全球进一步扩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起人、英国进化论者赫胥黎（Huxley）在1964年出版的《进化论的人道主义》著述中描述了“拥挤的世界”，呼吁制定“世界人口政策”。1965年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鼓励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1968年4月，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实业家和政府官员30余人聚集在罗马猞猁科学院，就人类前景展开热烈讨论，在随后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中，人口问题被列为五大“全球性问题”之首，声称“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9]。人类将难以逃脱泰勒（Taylor）在1970年预言的《世界末日》。将人口增长隐患观推向极致的当属斯坦福大学生态学教授保罗·艾里奇（Paul R.Ehrlich），他在1968年和1991年相继出版《人口炸弹》（Population Bomb）和《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Explosion）两本著述，指出虽然大多数人对人口增长隐患浑然不觉，可当年的“人口炸弹”如今已经引爆，继而发出这样的警世预言：“面对世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留给人类的唯一出路就是，要么通过人道主义的节制生育方法，把人口控制住;要么任由大自然把过剩的人口扫除干净”[10]。如若其势，人类前景之暗淡怎不让人忧心忡忡呢？
上述关于人类前景的悲观论调，都是在资源约束和收益递减前提下得出的，而事实却与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们的预判完全相反。观察自《人口原理》发表以来的人口规模变化，世界人口扩张了5倍（从1800年的9亿人增长到1980年的44亿），英国人口扩张更接近6倍（从1800年的1000万增长到1980年的5600万），与此同时，人们的生存条件与福利水平也在大幅度提升，现实完全是一个非马尔萨斯的结果[6]36。甚至反证着马尔萨斯的反对派对人口增长所持有的乐观态度比如乐观论的代表人物西蒙（Simon）在其著述《终极资源2》（The Ultimate Resource 2）中阐述，“人口增长是一种实惠……，从长期看，并不存在真正的人口和资源问题”，“世界面临的并不是人口太多，而是缺乏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11]。。然而，面对不断放大的“人口爆炸”风险和“只有一个地球”的生存环境共识，“马氏之忧”还是更易于为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主导世界的“行动纲领”。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促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在人口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67年联合国人口活动信托基金设立，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开始大力倡导并积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家庭计划项目。可以说，尽管各国开展节制生育政策的实施背景不尽相同，政策力度也强弱不一，但均可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观”中找到依据。时至今日，马尔萨斯所秉持的人口观仍然影响着我们对人口发展的施政方针或国策取向。
三、低生育：当代国人的困惑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数千年的华夏文明演進历程中，人口规模随朝代兴衰和治乱周期而起起伏伏，人口增速非常缓慢，人口规模长期徘徊。恰如严复所言：“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12]。” 游允中研究指出，中国人口第一次增长到一亿人的时候大概是在11世纪末期北宋时代，维持了不到二三十年又下降到一亿以下。以后人口继续增加，在12世纪后期南宋时代再度回升到一亿人以上。到13世纪上半叶南宋末年，宋金元间的战争不断，军民大量死亡，人口又降回到一亿以下。在元、明两朝三百多年的时期里，中国人口一直处在一亿以下，直到17世纪后期清康熙年间，中国人口规模才又重回一亿[13]。在随后的一百余年间，中国人口仍然摆脱不了增减交替的大起大落结局。葛剑雄研究指出：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统计到的人口总数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纪录，达到4.3亿之众。但就在第二年，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一场空前浩劫，又使中国人口在20年间锐减1亿人。而且直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总数也没有回复到1850年的水平[14]。中国人口这种周期性起伏波动、增减交替的情形，似乎反复印证着马尔萨斯在1803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中曾经指出的：“中国是一个现实性抑制占主导地位而实际上毫无预防性抑制的社会的最好例子[7]。”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尽管也不乏有识之士对人口增长的担忧，因而提出过限制人口增长的种种主张基于人均财富和“人地关系”的认识，战国末年的韩非是最早反对人口增殖的思想家，随后亦不乏有识之士论及人口增长，并主张加以限制。尤其是进入明朝末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阐述了“生人之力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这种人口每30年就增长一倍的观点，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和汪士铎承袭下来，他们陈述人口过多的种种危害，并提出一系列人口控制方法[14]。。但是受困于人口增速的长期低缓与徘徊，鼓励增殖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占主导的人口价值观。所谓“广土众民，君子欲之”，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历代君王的追求[15]。进入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逐渐形成相互抗衡的两派，以孙中山、梁启超为代表的时政派担忧中国人口太少，增长太慢，导致亡国灭种之祸，力主增加人口，并痛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祸国殃民的异端邪说;以陈长衡、孙本文、吴景超、陈达等为代表的学者派则赞同马尔萨斯人口过剩观点，认为“中国今日民贫之一最大原因厥为人民孳生太繁，地力有限，生育无限”[14]22-30，倡导节制生育。当然，上述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辩还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并未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措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极大焕发了亿万国人的生产生活热情，中国人口开始呈现第一次生育高峰统计数据显示，1951—1957年间中国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均在20‰以上[16]。，但在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断崖式急剧锐减下来，之后又疾速反弹，并进入前所未有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59—1961年是一个极特殊阶段，中国遭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自1962年开始，中国进入连续8年的人口高增长时期。这期间，人口出生率最高的1963年达到43.4‰，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时间净增人口1.57亿[16]。。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越来越难以承受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马寅初先生最先指出这种矛盾，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陈述他的《新人口论》，明确指出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口增殖太快，而资金积累太慢，导致消费多而积累少，故就粮食而言，亦非控制人口不可[17]。但鉴于当时国家高层对人口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与反復，酝酿多时的以节制生育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全国广泛推行，并作为“基本国策”在随后的实施中被不断强化。在20世纪结束之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从70年代初的5个，下降到不足2个，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从1992年起，就在2.1的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运行，并不断走低。在2000年“五普”时下降到1.8，2010年“六普”时更降至1.4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鉴于对普查数据存在漏报的质疑，有学者认为，2000年以来的中国生育水平被明显低估了，于是通过各种方法对中国生育率进行再评估，即便如此，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最高评估值也不过1.75[18]。。近几年虽因“二孩”政策放宽，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也只是徘徊在1.6左右的低水平。面对这种长达20余年的“低生育”态势，中国是否已经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陷阱”（low fertility trap）是西方学者在关注当代发达国家生育率走势时提出的，指总和生育率持续且显著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尤其认为总和生育率一旦降至1.5以下，就会形成一种低生育的自我强化机制（the mechanism of self-reinforcing process）而很难回升[19]。的争辩也开始见诸于学界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是否落入“低生育陷阱”的争辩主要始于2010年“六普”数据公布以后，针对1.18总和生育率，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20]，认为超低生育率陷阱是“强国大患”[21];另有学者在全面辨析了西方“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及其事实后，认为鉴于当代中国生育水平还未达到“陷阱”的临界值1.5以下，而且生育水平仍然受到生育政策的调控，再结合最近的生育意愿调查，因此说中国面临“低生育率”风险还为时尚早[22]。。
事实上，历经数十年一贯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强力实施，中国人口格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人口增速显著放缓的同时，“少子老龄化”态势加速呈现。面对持续走低的妇女生育率和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在此背景下，国家自2014年开始松绑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随后又从2016年起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孩”政策。然而，或许是受“人口若不限制，就会加速增长”的马尔萨斯观点影响至深;抑或是因“人口膨胀”形成的高压氛围带给我们的切身感受过于强烈而持久，国人对全面放开二孩新政有可能带来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心存余虑，唯恐人们争相抢生孩子而使长期努力所取得的人口控制成效毁于一旦。 殊不知，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并没有对低生育产生明显的提振效果，国人担忧的人口随政策反弹的局面也没有如期显现，而人口缩减的态势却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新近出台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对2020年和203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的预期值均为1.8，仅比2015年1.6的水平略有提升。预计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时为14.5亿，相较于2015年的13.75亿，年均净增不过500万人口。未来人口的减速增长看来已成定局，并不会因二孩政策的出台实施而明显改善。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2016年）曾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将使人口出生高峰在“十三五”期间到来，妇女总和生育率有望在2020年回升至1.7以上，年均出生人口预计在1700万—1900万之间摘自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在2017年3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与现实情景对照，生育高峰的显现非常有限，而且很可能在我们还为生育反弹而担心的情形下，所谓的“生育高峰”已悄然消退，接下来中国将要面对的势必是人口规模的持续下滑态势。
直面当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养育成本的高企，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研究指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历次有关生育意愿的全国调查结果，育龄夫妇的理想子女数都小于2个”[23]。根据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育龄夫妇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3个[24]。这意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情景下，政策生育率已经高于人们的意愿生育率，加之影响生育率的作用机制已经从外在的政策强制力转变为内在的自我约束力，实际生育率低于意愿生育率就应该不难理解。问题是，为什么政策放松了，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却不愿多生孩子呢？这样的人口演化态势岂不全然抛弃了马尔萨斯秉持的人口增长忧患观？着实令国人始料不及、困惑不已。
历史虽已定格，现实还需善待。进入21世纪。在科技创新引领全球化进程的当代，对人口发展前景的认识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迷茫，我们究竟应该视人口为财富而予以鼓励，还是视人口为负担而加以限制？
经典的西方人口理论将人口转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转变前阶段、转变中阶段和转变后阶段[25]。与这三个阶段对应的人口变动轨迹就表现为一条从低增长转向高增长，再回落到低增长的曲线。需要强调的是，开始和结束的两次“低增长”阶段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呈现的，第一次人口低增长发生在前工业社会，是由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双高”人口再生产效应导致的;第二次人口低增长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实现，在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交互作用的“双低”效应下形成的。中国今天的“低生育”情景，就是在全面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动下，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已降至低水平的前提下呈现的，与历史上经历的“低生育”截然不同。既然如此，我们的人口价值观也需要与时俱进，跳出既往基于人口数量增减逻辑的价值评判框架而予以重塑。
四、人口可持续发展：超越“马氏之忧”与“国人之惑”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由联合国组织召开的两次深具影响的全球性会议，把人们对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关注纳入了“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认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概念被明确提出，始见于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Brundiand）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文本中，其含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26]。”的认识框架内。
一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第二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该会议认真总结了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CHE）以来全球环境所呈现的基本状况，并针对未来发展形势，通过了《21世纪议程》（Agenda 21）等一系列重要文献。此外，根据形势需要，在这次会议之后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7]。
二是1994年9月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ICPD），该大会以“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Population，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为主题，讨论了全球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形成了“人口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的共识。尤其是该次大会在面向未来20年所制定的《行动纲领》（Program of Action）中更明确提到：“不能孤立地看待人口问题，而应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把人口问题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之一，人口是发展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28]。
显然，无论是“环境与发展会议”还是“人口与发展大会”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高扬“可持续发展”旗帜，用以指导解决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也正是这两次大会的召开，对传播和推进可持续发展观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确实是一种富含哲理、深具蕴意的新发展观，它倡导人们在谋取自身福利，解决包括人口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应拓宽眼界，从长计议，尽量避免短期行为，以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系统，各要素之间协同并进的整体发展。那么，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人类面向未来所应持有的负责态度和明智选择，即应是吾辈不能不领受和遵循的世纪“行动纲领”。
本文理解，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与可持续的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发展是主题，可持续是方式。没有发展，则无可持续可言，只顾发展而不考虑可持续，发展就将半途而废。因此，可持续发展必然体现如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时间上的持久性，即不宜以后代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的既得利益，或不宜以牺牲明天为代价来谋求今天的所谓“发展”，即要求人们在谋取自身福利，解决包括人口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切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行为，而应学会深谋远虑，从长计议，方可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是空间上的协同性，即不能以个体的发展去削弱或阻碍整体的发展，亦不能以全局利益为代价来谋取局部利益，而必须学会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统筹兼顾，关照全局，确立整体协同的发展观，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系统，各要素之间协同并进的整体发展。
三是发展目标的明确性，即不应片面或空洞地谈发展，而必须明确：任何一种发展都是为人类自身的进步与繁荣、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设立和启动的;人既是发展的初始策动力，又是发展的最终受益者，理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主旨。这正如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文件所强调的：“一切人口与发展活动都应以人而非人口数量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29]。”
值得深究的是，“人口”作为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要素，如何在可持续发展中体现其自身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从以往的研究看，人口被视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因素，大多停留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层面上，视人口为影响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的一个相关要素，人口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中与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相并列的一个影响因子。尽管我们承认，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确实至关重要，但这里的“人口”严格讲，“人口”（Population）与“人类”（Human-being）是两个概念。“人类”指具体的人或人群，体现社会属性;“人口”是抽象的人或人群，只具統计意义。可持续发展强调“以人为中心”（Human-center），即是指具体的人或人群。我理解，这里的“中心”旨在表达人的本位与需求，因为人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初始策动者，又是发展成果的最终受益者。我们可以说“以人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但如果改为“以人口为中心”和“以人口为本”的观点显然荒谬了，也有违可持续发展的宗旨。然而，鉴于“人口”与“人类”两者联系之密切，现实中其社会属性与统计内涵常常难分彼此。因此，“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或“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等说法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是作为客体来看待的。并不足以体现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在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框架中，人口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态势或程度如何，将直接关系到社会全局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与效果。基于此，我们认为，要使人口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得以体现和发挥，人口自身的发展首先就应该是可持续的，只有在人口自身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人口与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匹配。
综上所述，本文蓄意在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框架内凸显人口的“主体”性，确立“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意在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口自身发展的可持续状态，而这种“可持续”状态应能够在人口发展的“时间持久”、“空间协同”和“目标明确”三个层面都得以体现，而不只是在人口的数量或规模方面患得患失。既如此，本文欲以阐释的“人口可持续发展”观，就是从维护“人口安全”或“人口生态”的视角，直面人口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换言之，我们所倡导的人口可持续发展观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下的人口价值观，它需要遵循如下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保持人口规模在代际转换间的相对平稳。人口统计原理表明，总和生育率（TFR）处在2.1的“更替水平”是人口不增不减趋于稳定的依准，长期看，TFR>2.1，人口将趋向增长;TFR<2.1，人口将趋向缩减。基于此，在死亡率既定的情形下，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2.1的生育“更替水平”，是实现人口规模代际转换相对平稳的人口学条件。据此，若要避免人口大起大落的波浪式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就值得追求人口规模的长期稳定，倡导并促使广大家庭都能够生养两个孩子。面对当今中国二孩政策效应明显低于预期的情况，我们需要消除对人口增减的“马氏之忧”与“国人之惑”，鼓励按政策生育，充分释放全面两孩应有的政策效应，促使总和生育率向2.1的“更替水平”提升，这是实现中国人口长期平稳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追求人口结构在时空流变中的互动协调。老龄化与城镇化堪称当今世界人口结构方面最为显见的两大变化，中国尤甚。“老龄化”源于长期的低生育导致的“少子化”而使人口年龄结构趋向“老化”;城镇化源于持续的乡城人口迁居而使人口聚集空间趋向城镇。值得关注的是，当老龄化与城镇化交互一体而共时演化，就使得人口年龄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变化更为错综复杂，乃至超出了我们对人口结构时空流变的惯常认知。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削峰填谷，共同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30]的政策主张。但今天看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31]，我们的认识还需深化，即在深入落实“全面二孩”与统筹城乡等大政方针的进程中，力求人口结构的时空优化。
第三，尊重人在发展目标上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既然一切发展都是由人来推动的，亦是为人而设立的。那么，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就是自不待言的。然而，实践中人的这种“主体”地位常常被淡化，甚至易位于物，人的能动作用也常常受到限制。回想现实中，以往一些地区为了完成人口控制指标，在落实避孕节育措施时，不顾基层育龄夫妇生殖健康需求的做法时有发生。因此，明确“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我们及时校正“发展”目标，避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物”轻“人”或重“数”轻“质”的目标偏移，亦成为体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准则。
总之，本文欲以构建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价值观，旨在从三个层面突破以人口数量增减做价值评判的逻辑思维，一要保持人口规模的代际转换平稳;二要追求人口结构的时空流变协调;三要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具体可归结为图1所示的结构框图。
五、结语
回望针对人口增减所产生的思想交锋，其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主题：什么样的人口状态最有可能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得益彰？马尔萨斯之忧虑在于人口增长过剩危及生存环境，而国人之困惑在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并没有改变持续的“低生育”态势。尽管“马氏之忧”与“国人之惑”都蕴含着基于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口价值取向，但都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关注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二是忽略人口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 人类社会的演进，似乎难以逃脱这样的变化轨迹：从农耕时代的鼓励人口增殖到工业社会的抑制人口增长，再到现代社会令人困惑的人口缩减态势，历史仿佛走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人满为患”的忧虑尚未消退，人口缩减的困惑已接踵而来，其表象看起来似曾相识，但毕竟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今天的世界已经难以重回过往的情景。纵观当代全球人口演变态势，人口增速明显放缓与年龄结构加速老化，是伴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呈现的，这种人口演变特征，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共同面对的人口发展困境。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取向重新成为当届政府的选项就是顺理成章的。
基于上述，本文强调，当代人口价值观不应是以往人口财富观的简单回归，也不可能只关注人口数量的增减及其影响，而应在可持续发展观引领下从“时间持久”、“空间协同”和“目标明确”三个层面加以重塑。只有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认清人口转变的历史背景与演进态势，才有可能超越“马氏之忧”与“国人之惑”，把握人口增减及其所生利弊的时代均衡点，建构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新框架，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人口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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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志 ]
收稿日期：2018-09-12;修改日期：2018-11-30
作者简介：罗淳，法学博士，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王丛雷，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