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那年，我只有14岁，弟弟小我三岁。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如此痛哭，是那种泣不成声的悲伤。弟弟一脸凄惶，扯着母亲的衣角呜咽。刚刚放学的我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口，完全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
　　尽管父亲卧病已快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彻底离开我们。死亡对于我和弟弟，还是一个很遥远而模糊的概念。听到别人家有人死了，只是意识到那是一个老人必然的归宿，却没有想到，它会突然之间蛮不讲理地闯入我们家。
　　那一年，父亲只有42岁。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住院，都是母亲给父亲打针。家里有个小药箱，屋里也总是飘着一股来苏水混合着碘酒的味道。我看到母亲试着将粗大的针头扎进父亲的血管里，由于紧张，常常要两三次才能成功。而母亲直到退休，都只是供销社的一名营业员。
　　有很长时间母亲走不出阴影。她会在半夜无缘无故地号啕大哭，惊醒过来的我连忙到隔壁，叫醒姥姥过来劝她。姥姥并非是亲姥姥，只是我们的邻居老太太。这是母亲教我的，她说：“我难受的时候，你就叫姥姥过来。”
　　这样的情形大概持续了有一年多，母亲才渐渐平复下来。生活好像重新回到了正轨。但是，母亲发呆的時候明显多了。
　　母亲是从35岁那年，开始了守寡。
　　我大学毕业前夕，母亲来信，说起一个叔叔，和我父母从前都认识，爱人过世不久，彼此觉得很合适，想征求我和弟弟的意见。我们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快十年了。我和弟弟一天天长大，相继考上了大学。我再也没看见母亲掉过眼泪。只是，从高中到大学，有七年时间我们都住在学校。我无从想象，母亲的那些深夜，她一个人醒来时，是怎样独自面对墙壁，一直坐等到天亮？
　　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了继父。看得出来他与母亲相处得很好。我上班后，每次母亲打电话来，我都能感觉到她声音里透出的快乐。后来，我和弟弟相继结婚生子。加上继父的三个儿子，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家庭，十几口人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母亲和儿媳们张罗各种吃的，孙儿辈在地上窜来窜去，五彩的爆竹将夜空点亮。
　　母亲曾经向我描述过，我和弟弟在外念书的时候，她一个人的孤单冷清。我知道，人生其实是不可以补偿的。母亲现在享受的，本来就是应该属于她的。
　　2006年春节，母亲将继父的X光片子拿给我妻子，说他咳嗽有一段时间了，因为平时抽烟比较凶，一直没太在意。我妻子是肿瘤科医生，她一下子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我们迅速安排他作了一系列检查和会诊，结果毋庸置疑：肺癌。
　　继父是个很乐观的人，当他知道这个结果时，没有表现出一点颓唐。随后的化疗、放疗，在妻子的细心安排下，进展得也很顺利。但我们都知道，这将是一场异常艰难而又无比残酷的漫长行程。即使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也可能收获百分之零的结局。母亲，曾经伺候过十年病人的母亲，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又生活十年的母亲，在刚刚过了十八年平静日子之后，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我们只能一点点地看着继父逐渐衰弱下去，听见母亲一遍遍地给他打气：“咱家有大夫，会好的。”
　　两年后的一个凌晨，继父家的大哥打来电话，告诉我：“老爷子走了！”
　　送走继父后，母亲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她给它洗澡、喂食，白天猫跑出去玩，母亲会把窗子打开一道缝儿，好让它夜晚回家。她知道猫一定会回来。
　　终于有一天，猫再也没有出现。母亲睡不着觉，常常坐在床上，盯着窗户看。
　　母亲病倒了，空腹血糖一下子到了15。在医院里，她常常自言自语。我和妻子都明白，她这病，是一股火闹的。
　　我把母亲接到了身边。有一天，我在厨房，突然听到客厅里传出一记悠长且凄厉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想到是母亲在哭。这是我心理早有准备的，我希望母亲哭出来，我知道这些日子她的情绪是不正常的，她需要一场痛哭来释放。我慌忙跑进客厅，却见母亲正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是一个农民歌手在舞动着手臂清唱。
　　我想错了。母亲，没有哭。
　　每天下班了，远远地看见家的灯光，我知道，那是母亲在厨房正准备着晚餐。清晨，母亲早早下楼，为的是排队去买我爱喝的豆腐脑。刚成家的时候，由于双方父母都不在身边，我们只能自食其力，家里家外忙碌疲惫。特别羡慕那些有机会“啃老”的年轻人。多少年后，我没想到又能天天吃上妈做的饭。母亲买菜做饭，侍弄花草，每天都把时间排得满满的。我带回家的杂志，成了母亲枕边的必备。中午，阳光从窗子洒进来，母亲躺在那一片温暖之中，不知不觉睡着了。
　　陪母亲上市场，母亲会对着熟人大声说：“这是我儿子。”人到中年的我，竟有几分羞赧。母亲拉着我的手，穿过熙攘的人群。三十五岁梳着两条大辫子的母亲，如今七十岁了，她依然还是那个黑发多于白发的母亲。
　　我忽然觉得，其实这三十多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
　　责任编辑：曹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