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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众图书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主要机关，是城市中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民国南京作为“首善之区”，对于图书馆建设极为重视。南京民众图书馆主要开展图书的流通与推广，成立读书会，指导民众读书，图书展览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通过此类活动，藉以教化民众，改善城市的文化氛围。
关键词 社会教育 民众图书馆 南京市 民国时期
分类号 G259.296
Study of Civilian's Library in the View of Social Education： Taking Nanjing as an Example （1927—1937）
Yang Guoshan
Abstract Civilian's libra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common culture space in the city. As the capital of the Republican of China， Nanjing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an's library. Civilian's library of Nanjing carried out various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such as circulating and spreading books， founding reading organization， directing the public to read， holding books exhibition， etc. The city was aimed at educating the populace and improving atmosphere of culture by means of launching these activities.
Keywords Social education. Civilian's library. Nanj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图书馆学专家徐旭认为，民众图书馆是“因人因地、因时因事，以图书为出发、为进行、为归宿的教育途径，来实施以图书为中心的民众教育机关”，是“图书馆大众化的新兴革命运动”[1]4。将民众图书馆定位为一种社会教育机关，已成为当时教育界的基本共识[2]。既有的民众图书馆史研究，大多着力于民众图书馆制度层面的静态描绘，对其所从事的社会教育活动缺乏必要的动态考察[3-6]，这无疑会影响我们对于民众图书馆实际成效的全面认识。本文以南京市内的民众图书馆为个案，梳理其发展演变，钩沉其开展的社教活动，剖析其读者群体构成。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从社会教育的视角切入，检视民众图书馆在由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以期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民众图书馆的历史作用。
1 面向民众：由私人藏书楼到民众图书馆
图书馆是近代教育的产物，与我国古代的藏书楼有本质性的差别。古代藏书楼的设置目的是为收藏而藏书，并不向一般民众开放，且其所藏之书，专业性较强，深奥难懂，亦非一般民众所能问津。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古代藏书楼“惟非专家参考，即为私人秘藏”[7]8，它们“与大众生活是绝不相干的”[8]。对此，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小缘有更为细致的阐释，他从藏书目的、内容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古代藏书楼与现代图书馆的区别：
就目的讲，从前之藏书楼在珍藏，取封锁主义;现在之图书馆，取开放主义。就藏书讲，从前贵珍奇;现在主实用。就地点讲，从前设在深山或幽僻之处，所以便名士诗人阅读;现在设在交通便利场所，所以便一般民众阅读。就开放时间讲，从前颇短;现在甚长。就管理人讲，从前是官僚，颇自尊;现在是公仆，常与民众接触。就藏书方法讲，从前照四库全书分类收藏;现在用科学方法整理。总之，从前藏书楼主静，现在之图书馆主动[9]。
1847年，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天主堂藏书楼，“此为中国有现代性图书馆之始”。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奏设藏书楼，各省先后创设。维新派人士，将建书藏与办学校、开报馆、兴学会并列作为开民智的济世良方。1909年12月，学部奏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关于图书馆设立之目的，规定为：“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成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可见，此时图书馆的主要目的为“保存国粹”，而非面向大众普及知识，其主要任务仍在于搜罗高深图书，乃至孤本旧籍。图书馆“犹为保存古籍专供学者浏览之需”的地方，成为“特殊阶级的独享机关”，带有明显的知识阶级烙印，尚未真正实现民众化。
民国肇建，民治精神扩张。政府觉得有普及民众教育的必要，始设社会教育司，对于发展民众图书馆尤加注意。1915年10月，教育部除颁布图书馆规程外，又单独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其第一条规定：“各省治县应设通俗图书馆，储藏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很明显，此时政府对于图书馆的目光已经转移，由“硕学士子”已及于“民众”的身上。此可视为民众图书馆的张本，中国的民众图书馆运动自此抬头。
1927年奠都南京后，民众图书馆事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1925年10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全国图书馆进行首次调查，仅有502馆;时隔三年，1928年10月再次调查时，共有642馆;1930年10月第三次调查，全国共计1488馆[10]。无怪乎时人认为，“民众图书馆事业之进步，较任何其他类的图书馆为发达”。1932年2月2日，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市及县市应分别设立民众教育馆，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关，每个民教馆应设立图书阅览部”。此后，单纯民众图书馆、巡回文库及书报处，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11]。图书馆被改造成对民众实施公民教育的公共空间。从藏书楼到民众图书馆，图书馆实现了由私人空间到公共文化空间的转换。近代中国的图书文化消费，日益大众化。 2 南京市内的民众图书馆概况
南京为首善之区，各种机关、高校林立，这些单位一般都设有自己独立的图书馆。1936年的统计显示，南京市内各种类型的图书馆达到52所之多[12]。其中绝大多数是学校图书馆和机关社团图书馆，面向社会的公共图书馆仅有3所：江南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南京市立图书馆。江南图书馆成立于1907年，奠都南京后，更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开放于1934年。南京市立图书馆的前身是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这三所公共图书馆中，只有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曾以“民众”命名，真正面向底层，且成立时间早，开展活动较多。民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每馆必设图书部，位于南京市内的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也设有图书部，是面向底层民众的图书机关。
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成立于1927年6月，原名“南京特别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此后该馆屡次迁移馆址并更换馆名，其馆址最初设在平江府布道会，之后由于“到该馆阅读书籍者日渐增多”，过于狭小的馆舍不能满足民众的阅读需求;又因平江府布道会原属基督教会产业，该会多次向教育局索还，教育局不得不考虑迁移馆址。为方便民众浏览书报起见，教育局呈请市政府将该馆迁移到“地处本市繁盛中心”的江南官书局，在该局修葺完毕之前，暂时附设于夫子庙市立博物馆筹备处内，后又因馆舍狭小“致来馆者，常有人满之虞”，再次迁移到夫子庙的大成殿。在其频繁更换馆址的同时，其馆名亦几经更迭，1928年7月，由“南京特别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改为“南京市立第一图书馆”，仅时隔一年，又换回原名，1930年4月出于倡导民众教育的需要，再次更名为“南京特别市立民众图书馆”，1932年6月曾一度将民众科学馆图书部、南京市立图书馆并入，1933年9月最终改名为“南京市立图书馆”[13]。可见，南京民众图书馆的发展可谓历尽坎坷。
表1 1934年藏书概况
资料来源：南京市立图书馆编：《南京市立图书馆概况》，编者自刊1934年1月。
民众图书馆初创之始，馆内分为三室：阅览室、儿童阅书室和公报杂志报章室。事务组织分为六股：总务股、编目股、选购股、参考股、典藏股、推广股。1929年度，该馆每月经常费实支340元，书报费占全费三分之一;全馆全年经常费为4080元，图书共计4949册，“因经费关系，办事人少，致感困难”。1930年迁入夫子庙后“经费尚然如故，设备内容，仅求通俗而已”[14]1。1932年6月，市府扩充图书馆，与民众科学馆合并为一，经济渐裕，设备渐增。1933年更名为南京市立图书馆，可谓其发展的转折点，此后，市政府对该馆愈加重视，将其作为南京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一项重要设施，经费明显增多，每月经费约1344元，全年达16 128元，“为市立社教机关中经费最多者”[15]。到1937年，其藏书量猛增到二十万册，报章杂志二千余种，五万余册，装订成册的报纸有六百余册，既包括《申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全国性报纸，也有《新京日报》《民生报》《苏报》等南京地方报纸[16]。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将该馆烧毁。
3 南京民众图书馆的社会教育活动
3.1 图书的流通与推广
由于民众图书馆的馆址相对固定，为了解决那些因工作时间匆忙而无暇来馆阅读的民众的困难，民众图书馆还设立图书阅览所与巡回书库，方便民众借阅图书。图书馆阅览所，其实就是民众图书馆在南京城各处设立的分馆，以便利当地民众的阅读。巡回书库就是流动书车，其活动地点主要在街市公共场所，“着重于苦力集中之地，俾其利用短少时间，随意取阅”[17]139。相比之下，巡回书库更具灵活性，且资金投入少，收效大，更受民众的欢迎。有社会教育学者形容，办理流动书库“像南方的赶墟，北方的赶集一样”[1]81。
南京民众教育馆的巡回书库每周三、六各出巡一次，派指导员一人，工友二人推到公园或公共集合场等人多之处，指导员指导民众读书的同时，还要散发传单，讲演读书好处，并招募妇女读书会会员等。自1931年5月4日至6月6日，巡回书库共出巡28次，地点涉及小门口、公园、大中桥一带、通济门、马路街等地，每周六固定在南京市第一公园，除因天气恶劣（如狂风大雨）有六次无民众前来阅览外，流动书车共招徕了971位民众[18]。巡回书库深入底层，读者多为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故其所带书籍大多是小说及报纸，党义宣传、生活常识类书籍很少。因为“民众程度幼稚，稍有意义文字，不生兴趣”。为迎合民众的阅读心理，该馆将党义和常识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用小说体裁描写，藉此引起读者兴趣，以广宣传。民众图书馆职员会随巡回书库出发，随时予以指导，让民众知晓读书的好处。其实，有些市民之所以不去图书馆，并非全是因为没有闲暇时间，部分也是由于他们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巡回书库送书上门，某种程度上也为民众图书馆做了宣传，“因此吸引民众来馆阅读者又复不少”[17]133。
民众图书馆除了允许读者馆内阅读外，还提供图书借阅服务。读者需向图书馆交纳一定的押金，办理借书证，待下次换书时即可将押金退还，借阅范围只限图书，报纸需在馆内阅读。读者可以把图书带回家随时阅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无法集中时间在馆阅读的困难，图书借阅颇受读者欢迎。如南京民教馆所附设的民众图书阅览部，1936年10月份来馆读者，共计2488人，借出书籍共1546册，新增书籍750册[19]。表2即是该部1932、1933年的图书借阅情况。
表2显示，两年内该部图书借阅量均达五六千册，在借出与阅览书籍中，均以语文类所占比例最高，达30%左右。艰深晦涩的宗教、哲学类借阅量最少。据此我们可推测，读者群中，普通市民应占有较大比例。因为语文类书籍大多通俗易懂、浅显明了，适合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阅读。
3.2 成立读书会，指导民众读书 在我国传统社会，读书被视为一种职业，而不是当作一项获取知识的行为。除“读书人”之外，其他社会群体很少有读书的习惯。职是之故，设立读书会，正确指导民众读书，让民众了解到读书的益处，就成了民众图书馆的职责。南京民众图书馆所设读书会，按年龄性别分为三种：儿童读书会、妇女读书会、成人读书会;以研究对象区分为两种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大致而言，读书会程度较浅，研究会程度较深。读书会的成员多为工厂职工、军警、店员、家庭妇女、民众学校毕业生及小学生。研究会的成员多中学生。
读书会的训练目标是培养会员的自动读书能力、口头发表能力、写作能力。此外还兼具团体训练的职能，向会员传授集会时应具备的知识，锻炼团体生活的技能。读书会每月召开两次会议，每次会议都会提前确定一个与会员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心问题，展开讨论。例如妇女读书多讨论诸如“妇女对于家庭应负之责任”“读书之方法”“女子教育之重要”“自修之方法”“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之产生”“演说要诀”“集会常识”等等一些“与妇女生活有关，且合乎时代需求”的问题[17]141。三种读书会相比，儿童读书会，会务最为发达，会员最多达到200余人，其他两会会员均在60人左右。成人读书会，因各人职业的关系，会员缺席现象比较多。对于此类情形，多半由民众图书馆的推广部派指导员分送“流动千字课”给各户。书分四级，第一级为普通小说如水浒、七侠五义等;第二级为通俗丛书、史地丛书;第三级为百科小丛书、世界书局ABC丛书;第四级为党义书籍，按读者的阅读水平，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图书[20]。
3.3 图书展览
遇有突发重大事件，民众图书馆会开展相应的图书展览活动。1931年长江中下游的严重水灾、九一八事变等各种灾难接踵而至。为此，南京民众图书馆收集了关于长江水灾及日本侵略的各种书籍、报刊、图画、图表等资料一千余种，公开展览，让民众阅读，以便其及时有效地了解相关信息[21]。此外，每逢各种纪念日或含有专门性质的集会，图书馆也将关于该项活动的图书，“悉数检出陈列，俾观众随意取阅”[17]140。通过举办此类图书展览，民众图书馆藉此向市民适时地传递灌输民族意识，塑造民众的国家观念，增强国家凝聚力。
4 哪些人在看书：读者群体分析
民众图书馆创设之初，“经费短绌，馆舍逼仄”，然而，这并未影响市民的阅读热情，来馆阅读非常踊跃，“常有人满之虞”，每日平均来馆阅览书报者，均在二三百人以上[14]1。那么，具体都是哪些人来图书馆阅读呢？表3为我们所呈现的数据，可为我们窥探读者的群体构成，提供依凭。
从表3可以看出，就读者职业而言，学生所占比例最高，几乎每个月均能占到阅读总人数的50%左右;南京为政治中心，军政机关林立，因此军政人员也是一个重要的阅读群体;工商所占比例较低;农业人员所占比例最低，甚至个别月份根本没有农民前来阅读。就性别来看，男性读者占绝对优势，女性比例之低，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个中原因，甚为明了。其一，学界都具备阅读能力自不待言;军政部门也多要求其职员有识字能力;商人因其职业关系，必须具备最基本的读写计算能力;工人则多为传统手工业，没有识字的需求;农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用不到文字，多为文盲。其二，从业余时间的丰富度来看，学界无疑是最大的，军政稍逊，工农商为生计所迫，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其三，就性别关系而言，一则由于当时女性识字者占极少数;二则女性多为家庭琐事所困扰，无暇阅读。表3中的女性读者基本上都是隶属于教育界的，其次为供职于政府部门的职员，或者是官员家属。她们不但具备阅读能力，思想较为开放，而且生活比较优裕，不必耗时于家务活。
表3 读者人数、性别、职业统计表
资料来源：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南京特别市十七年度教育概况统计》，编者自刊，下编·第61页。
1932年迁移新馆址之后，交通方便，馆舍宽敞，每周开放六天，周一休息，来馆阅读者逐渐增加，平均每日约在400人左右;每当星期日或纪念节日，往往达1000人以上。1932年度，总阅览人数为114 008人，其中男性为111 245人，女性为2763人[14]30，可见，读者性别比例极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至1937年，每日阅览人数，均在800人以上[22]。据统计，1930年来馆读者遍布6至75岁各个年龄段，其中11至30岁所占比例最高[23]。
综上所述，南京民众图书馆的读者有以下特点：就性别而言，男性占绝大比例，部分说明了当时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就职业来看，学生占较大比重，农工商比例虽小，但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就年龄段而论，主要集中于30岁以下，这与市民的生计状态密切相关。
5 结语
我国古代藏书楼固然众多，然其功能多是藏而不用，或者仅是供个人参考把玩。清末民初，新式图书馆逐渐增多，然而，其功效与藏书楼相比，并无大异。经营图书馆的人还是抱着旧日的两种态度：一种以为图书馆是藏书的地方，一种以为图书馆不过是供少数学者参考资料的地方，以致于“图书馆，犹如衙门，升堂入室，颇觉有高深莫测之慨，书库更不常开。新式的图书馆，也多在外表方面做工夫，而且洋楼巍巍，使一般民众敢望而不敢入”[8]。至1930年代，作为首善之区的南京，其社会教育事业愈加发达[24]，传统图书馆逐渐转变职能，面向民众，成为实施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
社会教育学家徐芳田先生在论述民众图书馆的实际功用时指出，民众“读了革命主义书籍，可以唤醒革命意识，树立革命人生观。看了古人选著或今人著作，可以振发精神，坚定意志”[7]9。此语对于民众图书馆功效的估计，或许过于乐观。我们自然不能期望民众图书馆能对每个读者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思想观念的转变并不是进一两次图书馆就能完成的。然而，民众图书馆确实呈现了这样一个阅读平台，为底层民众提供了阅读的机会，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到图书馆读书，不问读者的阶级背景、不论读者的教育程度，初步实现了“读书民众化，民众读书化”的初衷[1]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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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国图书馆最近之调查[N].中央日报，1930-11-17.
[11] 陈训慈.二十年来我国之民众图书馆与其展望[J].教育辅导，1936（2）：43.
[12] 徐耀新.南京文化志·下册[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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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杨国山.南京市社会教育研究：以文字教育为中心（1927
—1937）[D].南京：南京大学，2013.
杨国山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
（收稿日期：2015-03-14 编校：刘勇定）
关键词 社会教育 民众图书馆 南京市 民国时期
分类号 G259.296
Study of Civilian's Library in the View of Social Education： Taking Nanjing as an Example （1927—1937）
Yang Guoshan
Abstract Civilian's libra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common culture space in the city. As the capital of the Republican of China， Nanjing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an's library. Civilian's library of Nanjing carried out various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such as circulating and spreading books， founding reading organization， directing the public to read， holding books exhibition， etc. The city was aimed at educating the populace and improving atmosphere of culture by means of launching these activities.
Keywords Social education. Civilian's library. Nanj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图书馆学专家徐旭认为，民众图书馆是“因人因地、因时因事，以图书为出发、为进行、为归宿的教育途径，来实施以图书为中心的民众教育机关”，是“图书馆大众化的新兴革命运动”[1]4。将民众图书馆定位为一种社会教育机关，已成为当时教育界的基本共识[2]。既有的民众图书馆史研究，大多着力于民众图书馆制度层面的静态描绘，对其所从事的社会教育活动缺乏必要的动态考察[3-6]，这无疑会影响我们对于民众图书馆实际成效的全面认识。本文以南京市内的民众图书馆为个案，梳理其发展演变，钩沉其开展的社教活动，剖析其读者群体构成。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从社会教育的视角切入，检视民众图书馆在由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以期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民众图书馆的历史作用。
1 面向民众：由私人藏书楼到民众图书馆
图书馆是近代教育的产物，与我国古代的藏书楼有本质性的差别。古代藏书楼的设置目的是为收藏而藏书，并不向一般民众开放，且其所藏之书，专业性较强，深奥难懂，亦非一般民众所能问津。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古代藏书楼“惟非专家参考，即为私人秘藏”[7]8，它们“与大众生活是绝不相干的”[8]。对此，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小缘有更为细致的阐释，他从藏书目的、内容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古代藏书楼与现代图书馆的区别：
就目的讲，从前之藏书楼在珍藏，取封锁主义;现在之图书馆，取开放主义。就藏书讲，从前贵珍奇;现在主实用。就地点讲，从前设在深山或幽僻之处，所以便名士诗人阅读;现在设在交通便利场所，所以便一般民众阅读。就开放时间讲，从前颇短;现在甚长。就管理人讲，从前是官僚，颇自尊;现在是公仆，常与民众接触。就藏书方法讲，从前照四库全书分类收藏;现在用科学方法整理。总之，从前藏书楼主静，现在之图书馆主动[9]。
1847年，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天主堂藏书楼，“此为中国有现代性图书馆之始”。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奏设藏书楼，各省先后创设。维新派人士，将建书藏与办学校、开报馆、兴学会并列作为开民智的济世良方。1909年12月，学部奏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关于图书馆设立之目的，规定为：“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成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可见，此时图书馆的主要目的为“保存国粹”，而非面向大众普及知识，其主要任务仍在于搜罗高深图书，乃至孤本旧籍。图书馆“犹为保存古籍专供学者浏览之需”的地方，成为“特殊阶级的独享机关”，带有明显的知识阶级烙印，尚未真正实现民众化。
民国肇建，民治精神扩张。政府觉得有普及民众教育的必要，始设社会教育司，对于发展民众图书馆尤加注意。1915年10月，教育部除颁布图书馆规程外，又单独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其第一条规定：“各省治县应设通俗图书馆，储藏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很明显，此时政府对于图书馆的目光已经转移，由“硕学士子”已及于“民众”的身上。此可视为民众图书馆的张本，中国的民众图书馆运动自此抬头。
1927年奠都南京后，民众图书馆事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1925年10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全国图书馆进行首次调查，仅有502馆;时隔三年，1928年10月再次调查时，共有642馆;1930年10月第三次调查，全国共计1488馆[10]。无怪乎时人认为，“民众图书馆事业之进步，较任何其他类的图书馆为发达”。1932年2月2日，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市及县市应分别设立民众教育馆，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关，每个民教馆应设立图书阅览部”。此后，单纯民众图书馆、巡回文库及书报处，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11]。图书馆被改造成对民众实施公民教育的公共空间。从藏书楼到民众图书馆，图书馆实现了由私人空间到公共文化空间的转换。近代中国的图书文化消费，日益大众化。 2 南京市内的民众图书馆概况
南京为首善之区，各种机关、高校林立，这些单位一般都设有自己独立的图书馆。1936年的统计显示，南京市内各种类型的图书馆达到52所之多[12]。其中绝大多数是学校图书馆和机关社团图书馆，面向社会的公共图书馆仅有3所：江南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南京市立图书馆。江南图书馆成立于1907年，奠都南京后，更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开放于1934年。南京市立图书馆的前身是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这三所公共图书馆中，只有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曾以“民众”命名，真正面向底层，且成立时间早，开展活动较多。民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每馆必设图书部，位于南京市内的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也设有图书部，是面向底层民众的图书机关。
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成立于1927年6月，原名“南京特别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此后该馆屡次迁移馆址并更换馆名，其馆址最初设在平江府布道会，之后由于“到该馆阅读书籍者日渐增多”，过于狭小的馆舍不能满足民众的阅读需求;又因平江府布道会原属基督教会产业，该会多次向教育局索还，教育局不得不考虑迁移馆址。为方便民众浏览书报起见，教育局呈请市政府将该馆迁移到“地处本市繁盛中心”的江南官书局，在该局修葺完毕之前，暂时附设于夫子庙市立博物馆筹备处内，后又因馆舍狭小“致来馆者，常有人满之虞”，再次迁移到夫子庙的大成殿。在其频繁更换馆址的同时，其馆名亦几经更迭，1928年7月，由“南京特别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改为“南京市立第一图书馆”，仅时隔一年，又换回原名，1930年4月出于倡导民众教育的需要，再次更名为“南京特别市立民众图书馆”，1932年6月曾一度将民众科学馆图书部、南京市立图书馆并入，1933年9月最终改名为“南京市立图书馆”[13]。可见，南京民众图书馆的发展可谓历尽坎坷。
表1 1934年藏书概况
资料来源：南京市立图书馆编：《南京市立图书馆概况》，编者自刊1934年1月。
民众图书馆初创之始，馆内分为三室：阅览室、儿童阅书室和公报杂志报章室。事务组织分为六股：总务股、编目股、选购股、参考股、典藏股、推广股。1929年度，该馆每月经常费实支340元，书报费占全费三分之一;全馆全年经常费为4080元，图书共计4949册，“因经费关系，办事人少，致感困难”。1930年迁入夫子庙后“经费尚然如故，设备内容，仅求通俗而已”[14]1。1932年6月，市府扩充图书馆，与民众科学馆合并为一，经济渐裕，设备渐增。1933年更名为南京市立图书馆，可谓其发展的转折点，此后，市政府对该馆愈加重视，将其作为南京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一项重要设施，经费明显增多，每月经费约1344元，全年达16 128元，“为市立社教机关中经费最多者”[15]。到1937年，其藏书量猛增到二十万册，报章杂志二千余种，五万余册，装订成册的报纸有六百余册，既包括《申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全国性报纸，也有《新京日报》《民生报》《苏报》等南京地方报纸[16]。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将该馆烧毁。
3 南京民众图书馆的社会教育活动
3.1 图书的流通与推广
由于民众图书馆的馆址相对固定，为了解决那些因工作时间匆忙而无暇来馆阅读的民众的困难，民众图书馆还设立图书阅览所与巡回书库，方便民众借阅图书。图书馆阅览所，其实就是民众图书馆在南京城各处设立的分馆，以便利当地民众的阅读。巡回书库就是流动书车，其活动地点主要在街市公共场所，“着重于苦力集中之地，俾其利用短少时间，随意取阅”[17]139。相比之下，巡回书库更具灵活性，且资金投入少，收效大，更受民众的欢迎。有社会教育学者形容，办理流动书库“像南方的赶墟，北方的赶集一样”[1]81。
南京民众教育馆的巡回书库每周三、六各出巡一次，派指导员一人，工友二人推到公园或公共集合场等人多之处，指导员指导民众读书的同时，还要散发传单，讲演读书好处，并招募妇女读书会会员等。自1931年5月4日至6月6日，巡回书库共出巡28次，地点涉及小门口、公园、大中桥一带、通济门、马路街等地，每周六固定在南京市第一公园，除因天气恶劣（如狂风大雨）有六次无民众前来阅览外，流动书车共招徕了971位民众[18]。巡回书库深入底层，读者多为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故其所带书籍大多是小说及报纸，党义宣传、生活常识类书籍很少。因为“民众程度幼稚，稍有意义文字，不生兴趣”。为迎合民众的阅读心理，该馆将党义和常识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用小说体裁描写，藉此引起读者兴趣，以广宣传。民众图书馆职员会随巡回书库出发，随时予以指导，让民众知晓读书的好处。其实，有些市民之所以不去图书馆，并非全是因为没有闲暇时间，部分也是由于他们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巡回书库送书上门，某种程度上也为民众图书馆做了宣传，“因此吸引民众来馆阅读者又复不少”[17]133。
民众图书馆除了允许读者馆内阅读外，还提供图书借阅服务。读者需向图书馆交纳一定的押金，办理借书证，待下次换书时即可将押金退还，借阅范围只限图书，报纸需在馆内阅读。读者可以把图书带回家随时阅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无法集中时间在馆阅读的困难，图书借阅颇受读者欢迎。如南京民教馆所附设的民众图书阅览部，1936年10月份来馆读者，共计2488人，借出书籍共1546册，新增书籍750册[19]。表2即是该部1932、1933年的图书借阅情况。
表2显示，两年内该部图书借阅量均达五六千册，在借出与阅览书籍中，均以语文类所占比例最高，达30%左右。艰深晦涩的宗教、哲学类借阅量最少。据此我们可推测，读者群中，普通市民应占有较大比例。因为语文类书籍大多通俗易懂、浅显明了，适合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阅读。
3.2 成立读书会，指导民众读书 在我国传统社会，读书被视为一种职业，而不是当作一项获取知识的行为。除“读书人”之外，其他社会群体很少有读书的习惯。职是之故，设立读书会，正确指导民众读书，让民众了解到读书的益处，就成了民众图书馆的职责。南京民众图书馆所设读书会，按年龄性别分为三种：儿童读书会、妇女读书会、成人读书会;以研究对象区分为两种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大致而言，读书会程度较浅，研究会程度较深。读书会的成员多为工厂职工、军警、店员、家庭妇女、民众学校毕业生及小学生。研究会的成员多中学生。
读书会的训练目标是培养会员的自动读书能力、口头发表能力、写作能力。此外还兼具团体训练的职能，向会员传授集会时应具备的知识，锻炼团体生活的技能。读书会每月召开两次会议，每次会议都会提前确定一个与会员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心问题，展开讨论。例如妇女读书多讨论诸如“妇女对于家庭应负之责任”“读书之方法”“女子教育之重要”“自修之方法”“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之产生”“演说要诀”“集会常识”等等一些“与妇女生活有关，且合乎时代需求”的问题[17]141。三种读书会相比，儿童读书会，会务最为发达，会员最多达到200余人，其他两会会员均在60人左右。成人读书会，因各人职业的关系，会员缺席现象比较多。对于此类情形，多半由民众图书馆的推广部派指导员分送“流动千字课”给各户。书分四级，第一级为普通小说如水浒、七侠五义等;第二级为通俗丛书、史地丛书;第三级为百科小丛书、世界书局ABC丛书;第四级为党义书籍，按读者的阅读水平，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图书[20]。
3.3 图书展览
遇有突发重大事件，民众图书馆会开展相应的图书展览活动。1931年长江中下游的严重水灾、九一八事变等各种灾难接踵而至。为此，南京民众图书馆收集了关于长江水灾及日本侵略的各种书籍、报刊、图画、图表等资料一千余种，公开展览，让民众阅读，以便其及时有效地了解相关信息[21]。此外，每逢各种纪念日或含有专门性质的集会，图书馆也将关于该项活动的图书，“悉数检出陈列，俾观众随意取阅”[17]140。通过举办此类图书展览，民众图书馆藉此向市民适时地传递灌输民族意识，塑造民众的国家观念，增强国家凝聚力。
4 哪些人在看书：读者群体分析
民众图书馆创设之初，“经费短绌，馆舍逼仄”，然而，这并未影响市民的阅读热情，来馆阅读非常踊跃，“常有人满之虞”，每日平均来馆阅览书报者，均在二三百人以上[14]1。那么，具体都是哪些人来图书馆阅读呢？表3为我们所呈现的数据，可为我们窥探读者的群体构成，提供依凭。
从表3可以看出，就读者职业而言，学生所占比例最高，几乎每个月均能占到阅读总人数的50%左右;南京为政治中心，军政机关林立，因此军政人员也是一个重要的阅读群体;工商所占比例较低;农业人员所占比例最低，甚至个别月份根本没有农民前来阅读。就性别来看，男性读者占绝对优势，女性比例之低，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个中原因，甚为明了。其一，学界都具备阅读能力自不待言;军政部门也多要求其职员有识字能力;商人因其职业关系，必须具备最基本的读写计算能力;工人则多为传统手工业，没有识字的需求;农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用不到文字，多为文盲。其二，从业余时间的丰富度来看，学界无疑是最大的，军政稍逊，工农商为生计所迫，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其三，就性别关系而言，一则由于当时女性识字者占极少数;二则女性多为家庭琐事所困扰，无暇阅读。表3中的女性读者基本上都是隶属于教育界的，其次为供职于政府部门的职员，或者是官员家属。她们不但具备阅读能力，思想较为开放，而且生活比较优裕，不必耗时于家务活。
表3 读者人数、性别、职业统计表
资料来源：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南京特别市十七年度教育概况统计》，编者自刊，下编·第61页。
1932年迁移新馆址之后，交通方便，馆舍宽敞，每周开放六天，周一休息，来馆阅读者逐渐增加，平均每日约在400人左右;每当星期日或纪念节日，往往达1000人以上。1932年度，总阅览人数为114 008人，其中男性为111 245人，女性为2763人[14]30，可见，读者性别比例极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至1937年，每日阅览人数，均在800人以上[22]。据统计，1930年来馆读者遍布6至75岁各个年龄段，其中11至30岁所占比例最高[23]。
综上所述，南京民众图书馆的读者有以下特点：就性别而言，男性占绝大比例，部分说明了当时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就职业来看，学生占较大比重，农工商比例虽小，但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就年龄段而论，主要集中于30岁以下，这与市民的生计状态密切相关。
5 结语
我国古代藏书楼固然众多，然其功能多是藏而不用，或者仅是供个人参考把玩。清末民初，新式图书馆逐渐增多，然而，其功效与藏书楼相比，并无大异。经营图书馆的人还是抱着旧日的两种态度：一种以为图书馆是藏书的地方，一种以为图书馆不过是供少数学者参考资料的地方，以致于“图书馆，犹如衙门，升堂入室，颇觉有高深莫测之慨，书库更不常开。新式的图书馆，也多在外表方面做工夫，而且洋楼巍巍，使一般民众敢望而不敢入”[8]。至1930年代，作为首善之区的南京，其社会教育事业愈加发达[24]，传统图书馆逐渐转变职能，面向民众，成为实施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
社会教育学家徐芳田先生在论述民众图书馆的实际功用时指出，民众“读了革命主义书籍，可以唤醒革命意识，树立革命人生观。看了古人选著或今人著作，可以振发精神，坚定意志”[7]9。此语对于民众图书馆功效的估计，或许过于乐观。我们自然不能期望民众图书馆能对每个读者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思想观念的转变并不是进一两次图书馆就能完成的。然而，民众图书馆确实呈现了这样一个阅读平台，为底层民众提供了阅读的机会，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到图书馆读书，不问读者的阶级背景、不论读者的教育程度，初步实现了“读书民众化，民众读书化”的初衷[1]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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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杨国山.南京市社会教育研究：以文字教育为中心（1927
—1937）[D].南京：南京大学，2013.
杨国山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
（收稿日期：2015-03-14 编校：刘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