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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登临高处，是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在与天最接近之处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所以“登高”体现的是儒家的一种人格境界，高处连接的是过去与未来，也是现实和理想。
说起登高，人们首先想到重阳，然而登高并非重阳节的专利。中国人自古崇尚登高望远，古诗词里流传下千百代无数文人骚客登临的诗句，这些诗句贯穿一年四季的终始——时而夏日炎炎，时而雨雪霏霏，时而春花灼灼，时而落木萧萧。
登高处，可以是自然的山川，也可以是人造的楼台。凡人视野有限，所以谁都想看一看那楼外楼、山外山。唯一和今人不同的大概是，古人登高，不是为了观景，也不是为了某个节日，当然更不是为了旅游，只是为了一舒胸襟。
所谓胸襟，就是怀抱，就是意气，就是远志，就是精神。通俗地说，就是理想。而这些，正是今人最缺失的东西。
文人登高，如同好汉饮酒，喜欢自然是喜欢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借助这种方式获得一种不可言传的类似于“天人合一”的抒发和共鸣，又称“一浇胸中块垒”。由于每个人的身世不同，境遇不同，价值取向有异，哲学思想有别，每个人在登高的时刻，所思所感也就不一样，或者说人各有志，所以即便大家同登一座山峰，写出来的诗句之意味也会相去千里。
儒家的登高，是为接近心中至高无上的“仁”；道教徒登高，是为寻求成仙得道的“仙”；皇帝祭祀封禅，要登天下五岳；沙门礼佛修行，要临四大道场。在古人心目中，高山是与苍天最近的地方。
单说儒家。儒家对于君子人格的终极要求便是“高”和“远”。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这说的是“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在说“远”。孔子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仁”即是“高”，“知”即是“远”，这一句话就又把两方面意思都涵盖了。某种意义上说，高是空间的概念，远是时间的概念，但这两种维度又不是确指的，因为君子的“怀抱”无时无刻不在胸中运动变化，好比道家修炼的内气，大象无形。
钟子期听俞伯牙抚琴，他听得出伯牙的志趣，就说“巍巍乎若泰山”，又说“洋洋乎若流水”。高山与流水，其实分别是伯牙胸中逸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凝止团聚，则冲霄而为山；顺势发散，则奔腾而为水。琴家如果没有这份逸气，想弹奏好这支曲目，那是不可能的。
《论语》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胸怀儒家治世救国理想的士人，每登临高处，便自心底激发出这份远志和胸襟。
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代大儒顾炎武，在明亡后联合傅山、屈大均等爱国志士僻处山、陕之间，以图恢复大业。历史的洪涛，而今又奔流至惊骇动荡的险滩，此刻，又是一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顾亭林和他的同志们送别，相对把盏，就在青山之巅。远眺大好河山，众人百感交集，泪眼潸然。
有人开始借酒浇愁，有人开始埋头抚琴，有人开始痛吟诗篇。屈大均吟道：“雁门北接长山路，尔去登临胜概多……”顾亭林与之相和：
一雁孤飞日，关河万里秋。云横秦塞白，水入代都流。烽火传西极，琴樽聚北州。登高欣有赋，今见屈千牛。（顾炎武《出雁门关》）
正是“关河万里秋”！力挽狂澜的志士纵然势单力薄，回天乏术，但毕竟“德不孤”，毕竟有这些战友在，相互砥砺，与子同仇。事虽未成，其心其举已足垂青史，光照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便是儒家入世之“登高”的价值所在，它像一面旗帜，奋扬于巍巍之山巅。而顾炎武诗中提到的那句“登高欣有赋”，也正是来自儒家经史。
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书·艺文志》）
《汉书》所引的“传”，是指《诗经》，《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传：“升高能赋……可谓有德者，可以为大夫也。”正是因为儒家将“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定国安邦，非有德者不能担当。所谓“登高能赋”，自然不仅仅是登上高处，吟花诵月，随便占两句诗、写两篇文章。文不欺人，你的真实想法、思想境界，白纸黑字上写得真真切切。同样，当我们读那生于“世患”之中的名士阮籍的悲吟时，可以感到“竹林七贤”的无奈和“魏晋风流”的彷徨：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阮籍《咏怀》）
面对人世的冷酷和人生的无常，阮籍选择了逃避。而逃避的法门，不外乎山和水，也就是儒家、道家所推崇的“高”和“远”——他想到了齐景公，听到国君那登高而哭；他想到了孔圣人，闻到夫子那临水之叹。他想随仙人，去登临那高山；他想学渔父，去荡舟于中流。“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可阮籍连“谏”都懒得谏，连“追”都不愿去追了——就这样吧！
孔子的临川惜逝不必说，齐景公的登山流涕却是个有些可笑的典故。这则故事，《列子》《晏子春秋》等均有记录，而《韩诗外传》的记载较为简洁：
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国子、高子曰：“然。臣赖君之赐，疏食恶肉，可得而食也。驽马柴车，可得而乘也。且犹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乐哉！今日婴之游也，见怯君一而谀臣二。使古而无死者，则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将披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惟农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惭而举觞自罚，因罚二臣。
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胆怯和懦弱的故事，自然也谈不上什么胸襟。凡人怯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国之君的怯弱。晏子所抨击的恰是这点。按理说，登高足使人产生超拔之志，比如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雄武之情洋溢于胸，这是一代帝王应有的风度。而这位齐景公登上了牛山之后，览望壮丽河山，竟然涕泪交流。而他哭泣的理由尤为可笑：好美的山川，好美的祖国！为什么自古人们都会死呢？可惜寡人有朝一日也会死，寡人死了就再也无法饱览这美丽的山河啦！于是晏子借机讽谏这位君王：要是自古人们都不会死，那先皇圣人们至今都还健在，哪还轮得到你当家作主呢？您这会儿正戴着草帽在地里干活呢吧！干活尚且干不完，还有闲工夫担心死不死吗！
要说齐景公虽然怯弱，倒并不昏庸，当即意识到轻重真伪，不但责备另两位“谀臣”，自己也罚酒一杯。客观地来看，一方面晏子的规谏无疑正确，帝王如果不励精图治，乃至舍生忘死，于国于己都是极其危险的，宋徽宗、南唐后主等人就是例证；另一方面，帝王这个工作的确不是常人能干的活，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假如是作为普通人的齐景公登高而泣，则不论基于何种理由，都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登高而悲而泣的人，哪怕是名士，大有人在。
这是一首真正旷绝古今的绝唱：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初唐诗人陈子昂为何登台而哭？可以从前面阮籍的诗中找到答案。倡导并复兴魏晋风骨的陈子昂，其价值取向必然受魏晋人影响，具体也表现在其文学创作之中。阮籍们对于人世的看法：苦短、飘忽、无常，这一切都可以从《登幽州台歌》的字里行间找到印记。所不同的，阮籍诗歌有意地“曲解”了齐景公的登高之悲，将其表现等同为自己对浮世的判断，而陈子昂的的确确是自发地哭，为自己而哭，一个人在天地间哭。他不是像齐景公那样畏惧未来的死亡，而是用登高之泣表达了与阮籍类似的情感：可悲啊！古今渺渺，天地茫茫，而人不过如沧海一粟！这里面有陈子昂的怀抱。
（节选自《空色：中国传统文化十二品》，中华书局）
说起登高，人们首先想到重阳，然而登高并非重阳节的专利。中国人自古崇尚登高望远，古诗词里流传下千百代无数文人骚客登临的诗句，这些诗句贯穿一年四季的终始——时而夏日炎炎，时而雨雪霏霏，时而春花灼灼，时而落木萧萧。
登高处，可以是自然的山川，也可以是人造的楼台。凡人视野有限，所以谁都想看一看那楼外楼、山外山。唯一和今人不同的大概是，古人登高，不是为了观景，也不是为了某个节日，当然更不是为了旅游，只是为了一舒胸襟。
所谓胸襟，就是怀抱，就是意气，就是远志，就是精神。通俗地说，就是理想。而这些，正是今人最缺失的东西。
文人登高，如同好汉饮酒，喜欢自然是喜欢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借助这种方式获得一种不可言传的类似于“天人合一”的抒发和共鸣，又称“一浇胸中块垒”。由于每个人的身世不同，境遇不同，价值取向有异，哲学思想有别，每个人在登高的时刻，所思所感也就不一样，或者说人各有志，所以即便大家同登一座山峰，写出来的诗句之意味也会相去千里。
儒家的登高，是为接近心中至高无上的“仁”；道教徒登高，是为寻求成仙得道的“仙”；皇帝祭祀封禅，要登天下五岳；沙门礼佛修行，要临四大道场。在古人心目中，高山是与苍天最近的地方。
单说儒家。儒家对于君子人格的终极要求便是“高”和“远”。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这说的是“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在说“远”。孔子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仁”即是“高”，“知”即是“远”，这一句话就又把两方面意思都涵盖了。某种意义上说，高是空间的概念，远是时间的概念，但这两种维度又不是确指的，因为君子的“怀抱”无时无刻不在胸中运动变化，好比道家修炼的内气，大象无形。
钟子期听俞伯牙抚琴，他听得出伯牙的志趣，就说“巍巍乎若泰山”，又说“洋洋乎若流水”。高山与流水，其实分别是伯牙胸中逸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凝止团聚，则冲霄而为山；顺势发散，则奔腾而为水。琴家如果没有这份逸气，想弹奏好这支曲目，那是不可能的。
《论语》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胸怀儒家治世救国理想的士人，每登临高处，便自心底激发出这份远志和胸襟。
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代大儒顾炎武，在明亡后联合傅山、屈大均等爱国志士僻处山、陕之间，以图恢复大业。历史的洪涛，而今又奔流至惊骇动荡的险滩，此刻，又是一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顾亭林和他的同志们送别，相对把盏，就在青山之巅。远眺大好河山，众人百感交集，泪眼潸然。
有人开始借酒浇愁，有人开始埋头抚琴，有人开始痛吟诗篇。屈大均吟道：“雁门北接长山路，尔去登临胜概多……”顾亭林与之相和：
一雁孤飞日，关河万里秋。云横秦塞白，水入代都流。烽火传西极，琴樽聚北州。登高欣有赋，今见屈千牛。（顾炎武《出雁门关》）
正是“关河万里秋”！力挽狂澜的志士纵然势单力薄，回天乏术，但毕竟“德不孤”，毕竟有这些战友在，相互砥砺，与子同仇。事虽未成，其心其举已足垂青史，光照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便是儒家入世之“登高”的价值所在，它像一面旗帜，奋扬于巍巍之山巅。而顾炎武诗中提到的那句“登高欣有赋”，也正是来自儒家经史。
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书·艺文志》）
《汉书》所引的“传”，是指《诗经》，《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传：“升高能赋……可谓有德者，可以为大夫也。”正是因为儒家将“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定国安邦，非有德者不能担当。所谓“登高能赋”，自然不仅仅是登上高处，吟花诵月，随便占两句诗、写两篇文章。文不欺人，你的真实想法、思想境界，白纸黑字上写得真真切切。同样，当我们读那生于“世患”之中的名士阮籍的悲吟时，可以感到“竹林七贤”的无奈和“魏晋风流”的彷徨：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阮籍《咏怀》）
面对人世的冷酷和人生的无常，阮籍选择了逃避。而逃避的法门，不外乎山和水，也就是儒家、道家所推崇的“高”和“远”——他想到了齐景公，听到国君那登高而哭；他想到了孔圣人，闻到夫子那临水之叹。他想随仙人，去登临那高山；他想学渔父，去荡舟于中流。“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可阮籍连“谏”都懒得谏，连“追”都不愿去追了——就这样吧！
孔子的临川惜逝不必说，齐景公的登山流涕却是个有些可笑的典故。这则故事，《列子》《晏子春秋》等均有记录，而《韩诗外传》的记载较为简洁：
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国子、高子曰：“然。臣赖君之赐，疏食恶肉，可得而食也。驽马柴车，可得而乘也。且犹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乐哉！今日婴之游也，见怯君一而谀臣二。使古而无死者，则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将披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惟农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惭而举觞自罚，因罚二臣。
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胆怯和懦弱的故事，自然也谈不上什么胸襟。凡人怯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国之君的怯弱。晏子所抨击的恰是这点。按理说，登高足使人产生超拔之志，比如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雄武之情洋溢于胸，这是一代帝王应有的风度。而这位齐景公登上了牛山之后，览望壮丽河山，竟然涕泪交流。而他哭泣的理由尤为可笑：好美的山川，好美的祖国！为什么自古人们都会死呢？可惜寡人有朝一日也会死，寡人死了就再也无法饱览这美丽的山河啦！于是晏子借机讽谏这位君王：要是自古人们都不会死，那先皇圣人们至今都还健在，哪还轮得到你当家作主呢？您这会儿正戴着草帽在地里干活呢吧！干活尚且干不完，还有闲工夫担心死不死吗！
要说齐景公虽然怯弱，倒并不昏庸，当即意识到轻重真伪，不但责备另两位“谀臣”，自己也罚酒一杯。客观地来看，一方面晏子的规谏无疑正确，帝王如果不励精图治，乃至舍生忘死，于国于己都是极其危险的，宋徽宗、南唐后主等人就是例证；另一方面，帝王这个工作的确不是常人能干的活，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假如是作为普通人的齐景公登高而泣，则不论基于何种理由，都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登高而悲而泣的人，哪怕是名士，大有人在。
这是一首真正旷绝古今的绝唱：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初唐诗人陈子昂为何登台而哭？可以从前面阮籍的诗中找到答案。倡导并复兴魏晋风骨的陈子昂，其价值取向必然受魏晋人影响，具体也表现在其文学创作之中。阮籍们对于人世的看法：苦短、飘忽、无常，这一切都可以从《登幽州台歌》的字里行间找到印记。所不同的，阮籍诗歌有意地“曲解”了齐景公的登高之悲，将其表现等同为自己对浮世的判断，而陈子昂的的确确是自发地哭，为自己而哭，一个人在天地间哭。他不是像齐景公那样畏惧未来的死亡，而是用登高之泣表达了与阮籍类似的情感：可悲啊！古今渺渺，天地茫茫，而人不过如沧海一粟！这里面有陈子昂的怀抱。
（节选自《空色：中国传统文化十二品》，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