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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建城历史足有三百多年，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保存完好的都城，在建筑风格上，北京建筑最早起源于辽代、开始于金代、建立于元代、发展于明代、确定于清代。在古老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厚的文明在北京积累并沉淀，如今，在古代都城建筑研究领域中，北京以其祭祀文化与封建祭祀礼制成为重要的祭祀标志性建筑。本文便从祭祀建筑的发展历史入手，对朱厚熜这一祭祀建筑格局的开创者进行分析，并研究嘉靖大祀改制的创新型与传承性，最后从嘉靖大祀改制分析朱厚熜其人，以期可以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朱厚熜；皇家祭祀；建筑
前言：北京的建筑有着浓厚的历史与文化传承，祭祀建筑更是气势恢宏、美轮美奂，深厚的历史与浓厚的文化也在祭祀建筑中得以彰显，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由此体现，坛庙等祭祀建筑彰顯了中国古代最高的艺术水准与建筑能力，皇家的大气与恢弘在这座千年古都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作为古代祭祀建筑的集大成者，明朝在北京的祭祀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朱厚熜对祭祀坛制的改革不仅对很多皇家祭祀建筑进行了修筑，还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传承，在现代城市发展与建设过程中，明朝的祭祀思想也有或多或少的体现。
一、祭祀建筑的历史发展
（一）隋代以前的祭祀建筑
纵观北京的发展历史，中国祭祀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祭祀建筑的修建。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北京就已经出现了祭祀坛庙，在建城初始，北京曾作为蓟国与燕国的都城，蓟国诸侯是周礼的拥护者，依周礼中所记载礼制，在北京建筑了神庙用于祭祀祖先。蓟国被燕国所灭后，燕国诸侯也在蓟城中开辟了“沮泽”为祭祀的专门场所，其中用于祭祀的建筑被命名为“历室”与“元英”，这些建筑不仅作为祭祀祖先的宗庙，还可以作为宫殿使用[1]。公元611年，隋朝炀帝征讨辽东，将社坛与稷坛建筑与蓟城南边的桑乾河上，并建立起临朔宫，将其中的怀荒殿用于斋戒，又在临朔宫的南边建造起燎坛，用于祭祀上帝，同时，在蓟城北边也建立起了祭祀妈祖的神坛。
（二）辽代与金代的祭祀建筑
在辽代，北京只是陪都，因此，北京中虽也建造了皇城，但其中用于祭祀的建筑并不多。发展到金代，其对北京城的规制大多仿于北宋的东京，在北京城中建立“中都”，并兴建太庙、社坛稷坛、天地日月四坛。后来，在北京的南郊又陆续建造了风师坛、高禖坛、雷雨坛，在坛庙的建设上呈现了一定规模。
（三）元代的祭祀建筑
元代将北京命名为“大都”，并在北京建立起社坛、稷坛、太庙、孔庙、先农坛、圜丘、先蚕坛等一系列用于皇家祭祀的建筑，规模宏大且体制完备，在我国古代祭祀建筑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2]。与明清坛庙存在差异的是，元代太庙位于朝阳门以内，社坛与稷坛建筑在西直门以内，先农坛与先蚕坛建筑在东便门。随着朝代的更迭与战乱的影响，很多元代以前的祭祀坛庙已经遭到破坏，甚至遗址都无从寻找，这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四）明代的祭祀建筑
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按照皇城的规制对北京的建筑进行规划，在建造都城的过程中，也修建了太庙、天坛、地坛、社坛、稷坛等祭祀相关建筑。但受到南京旧制的制约，明成祖当时修建的坛庙在礼制上并不完善，其中，按照明太祖朱元璋所指定的祭祀礼制，祭祀天地的场所只局限于大祀殿，而日坛、月坛与地坛在明代并未建立。
（五）当前的祭祀建筑
北京当前的皇家祭祀建筑在明代嘉靖年间便已经形成了已有格局，嘉靖皇帝朱厚熜崇尚“以制礼作乐自任”，在登基之后，便制定出了很多改革祭祀制度的规定，如建造日月天地四坛；重启“祈谷”等大型的祭祀礼仪，一年举行四次祭天仪式；对宗庙的祭祀礼仪与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并重新修订孔子的祭祀典礼；修建先蚕坛，重新启用皇后亲自祭祀的蚕礼；修建帝王庙等。从嘉靖皇帝朱厚熜对祭祀的一系列举措来看，已经奠定了当前北京完整的坛庙建筑格局，也为乾隆大修祭祀建筑的行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帮助我国古代祭祀建筑走向巅峰[3]。所以说，北京祭祀建筑之所以有良好的发展，嘉靖皇帝朱厚熜功不可没。
二、朱厚熜——祭祀建筑格局的开创者
正德皇帝在明代发展中期驾崩，膝下无子的他皇位难得传承，所以，杨廷与太后便遵循太祖“兄终弟及”的遗训，由朱厚熜继皇帝位，当时的嘉靖皇帝仅十五岁。嘉靖皇帝自幼聪敏过人，少年时便以精读过《大学》、《孝经》等书，并对治国齐家之道颇有见解，遇事很有自己的见解，且非常重视礼节。
这个少年皇帝曾掀起了“大礼议”的政治风波，在他登基不满十年的时候，便大规模的改革了皇家祭祀礼仪的相关制度，突破性的改变了朱元璋制定的百年祭祀礼制[4]。嘉靖七年，朱厚熜制定了《明伦大典》，这为祭祀礼制改革奠定了舆论与思想上的准备，嘉靖九年，朱厚熜进行了准备已久的祭祀礼制改革，并开始在北京大规模建造坛庙等祭祀建筑。
三年时间里，嘉靖皇帝朱厚熜便将一系列祭祀建筑建造起来，包括：方泽、夕月、圜丘、朝日四大郊坛；在泰元门外建造崇雩坛；在安定门外建造先蚕坛，之后又将其改建在西苑中；在阜成门内建造帝王庙，其选址为保安寺旧址；在西苑建帝社稷坛；将山川坛改名为天神地祗坛，并在其内部建造太岁坛。在以上一系列坛庙兴建起来以后，嘉靖四十五年，明世宗朱厚熜崩逝，但修建祭祀建筑的相关工程并未停止：嘉靖十五年，祭祀水神与舟神的金海神司建成；二十一年，大高玄殿建成；次年，用于求雨的雷霆洪应殿建成；二十四年，大享殿建成，其选址为大祀殿原址；三十六年，与天坛遗址相同，用于祭祀上帝的大光明殿建成，内部所设牌位为七宝云龙神。朱厚熜崩逝以前还对天坛的大享门进行了改建，并修缮了玄极宝殿[5]。
嘉靖年间，朱厚熜对北京的坛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与建造，将永乐以后的祭祀体制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完善，也健全了百年以来的京城祭祀建筑的格局。 三、嘉靖大祀改制的创新型与传承性
嘉靖大祀改制在我国悠长的祭祀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从这一时期的祭祀建中，能够充分体现出嘉靖皇帝对传统祭祀文化的创新与传承，其所蕴含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都非常丰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与物质财富。
（一）嘉靖以前对祭祀建筑的削减
西周以来，封建统治者便对“周礼”非常推崇，在礼仪制度的制定方面也都竭力遵循古制，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与文化等多种因素会使得人们在祭祀认知方面存在差异，这便造成了各个朝代在祭祀制度方面有所不同[6]。明代初期，朱元璋以唐宋制定的祭祀礼仪为基础，对明朝的国家祭祀制度进行了详细制定，但在古代祭祀典礼方面，也削减了很多，如：先蚕祭礼、无常仪等，都未被纳入到明代的国家祭祀制度体系中。后来，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又将原本的天地分祀改成天地合祀，因此，日壇、月坛以及地坛也相继废弃了。在朱棣将首都迁至北京之后，在祭祀建筑上仍然依照南京规制，很多祭祀建筑也没有再建，甚至连朱元璋都不曾忽略的帝王庙在新都建设时也排除在规划之外。
（二）大祀改制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
在我国悠长的祭祀文化中，“尊天敬祖、报本返始”是一直贯穿的重要主线，也是制定祭祀制度的精神追求，国家祭祀制度在典礼礼仪与祭祀建筑方面，都需要遵循这一精神追求[7]。所以，朱厚熜在进行大祀改制的过程中，不单单局限于在形式上对祭祀建筑进行改造，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完善国家祀典的方式，将祭祀礼仪中“神道设教”的根本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使“尊天敬祖、报本返始”的精神追求得到充分弘扬，从根本上对皇权进行稳固。客观的看，嘉靖大祀改制对皇家祭祀礼仪与祭祀制度进行了相对完整的传承，无论从形式上讲，还是从内容上讲，都对中国祭祀文化的完整性实现了保护。
（三）嘉靖大祀改制中遇到的问题
嘉靖皇帝朱厚熜打破传承百年的“祖制”进行大肆改制的行为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酝酿已久的[8]。早在制定“先蚕仪”时，嘉靖皇帝便说过：很多人反对修改传统的祭祀礼仪制度，其原因无非以下几种：
第一，太祖皇帝所定制的制度需要严格坚守，不能随意增加；
第二，太祖皇帝没有提出的制度不能擅自增加；
第三，别的朝代都依照这样的祭祀礼仪制度，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本朝一定要对其进行修改：
第四，制定祭祀礼仪是开国皇帝要做的事，对王朝继承的君王不应该做；
第五，修改传统的祭祀礼仪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修改过程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难题，历朝历代都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做这种事。
由此可见，朱厚熜对进行祭祀礼制改革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都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四）嘉靖皇帝进行大祀改制的方法与策略
但以上提到的问题并没有阻止朱厚熜改革传统祭祀制度的决心与脚步，在提出改革祭祀制度的主张中，每一条每一步都有理有据，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将自身的文化底蕴与政治修养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进行祭祀礼制改革的过程中，朱厚熜也运用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与策略：
1.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在制定“先蚕”等祭祀礼仪的过程中，朱厚熜强调：农业是保证百姓衣食住行的基础，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或缺，而先蚕礼仪是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也不能就此消亡，这便是嘉靖皇帝从治国为政方面的“晓之以理”[9]。在西苑建造观耕台以后，嘉靖皇帝便与众大臣一起，自始至终的观摩农业耕作流程，并对众大臣说：在纸上看到农业劳作的辛苦，并不能真正感同身受，只有真正见到，才能体会到其中不易，圣祖皇帝经常对我们说，穿着华丽的衣裳要想到织布妇女劳作时的辛苦，吃着可口的饭菜要想要农民种田的辛劳，这就是嘉靖皇帝对众大臣的“动之以情”。
2.有理有据，引经据典
在辩论天地分祀还是合祀的过程中，嘉靖皇帝的主张是分祀，并找到了祖训中天地分祀的有效依据，驳斥了王汝梅提出的天地合祀观点，他说：王汝梅你们根据《昭告》，说天地合祀用两头牛，以此既祀天，又祀地。但两头牛的配置是一个祭祀对象所用的，并不是祀天用一头，祀地用一头。另外，所谓的天地合祀，可以将其看作子女对父母的孝心，如果将天地看成做夫妇，就是对天地的亵渎[10]。等等驳斥之语都有理有据，令反对者哑口无言。
3.集思广益，当机立断
嘉靖皇帝在每一次进行礼制改革以前，都会先将想法提出来，由礼部与众大臣一起讨论，对每一种想法都明确了解，朝堂上经常会因一个问题而争论得面红耳赤。在嘉靖九年时，就因为大祀改制而发生了异常大型辩论，主张天地合祀与天地分祀的人数相当，故而讨论异常激烈，即使持统一观点的大臣之间的意见也有所差异，比如：张璁等人虽然主张天地分祀，但认为时机并不成熟，改革应该更加慎重；李瓒等人则认为，方丘祭地的地点应该选在山川坛，以迎合天地分祀[11]。但对于天地分祀这一观点，各方的意见都是认同的，就连主张天地合祀的代表方献夫也认为，主张天地合祀，但不认为天地分祀不合理。也正是这个集思广益的讨论，嘉靖最后将众人的理论折衷，提出“分祀之义，合于古礼”的观点，为大祀改制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种看起来比较民主的方法使朱厚熜登基初期因与大臣意见不合而产生冲突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他意识到皇帝的权力虽然很大，但单纯的用权力压制并不能让人真正信服，只有“以理服人”才能在政治路上走得更远，这也是受到儒家传统治国思想的影响。直到嘉靖中期，嘉靖皇帝恢复了明堂祭祀礼制，修建起了大享殿，但他仍然能够在皇权运用它过程中做到“以理服人”，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使明堂祭祀的一系列相关制度恢复，朱厚熜亲笔撰写了《明堂或问》，用对话的方式将自身对明堂祭祀的看法阐述明确，并对反对派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虽然其中免不了有“崇私亲”的嫌疑，但所说的理论都有理有据、合乎情理。
（五）大享殿对古代祭祀文化的创新与传承 嘉靖皇帝在建造坛庙等祭祀建筑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其对中国祭祀文化的创新与传承，所有祭祀建筑在建设过程中，无论选址，还是规划，抑或是设计，都需要经过朱厚熜的亲自审定，甚至有些坛庙设计还由嘉靖皇帝的亲自参与，比方说先蚕坛的设计，便是由朱厚熜亲自完成的；崇雩坛在设计上也经过的朱厚熜的亲自修改；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大享殿的设计与建造。
大享殿的规制是仿明堂而建的，主要作用是“应秋季大享之需”[12]。我国古代，在建筑明堂时，有着不同的规制概念，但在基本形制方面，却大体相同。发展早期，描述轩辕黄帝明堂时，阐释了其本身建筑形状是上圆下方的，这象征着当时人们对宇宙空间的认知，代表“天地和合”。明堂的形状与结构将当时古人的宇宙认知反应出来，相合与宇宙性的相应数位。在西周以前，明堂都是作为帝王发布政令、祭祀天地、接受朝贺、使者觐见的场所，内部需要建造一些房间做起居之用，有“五室”和“九室”两种说法。其中，“五室”指的是中央太室，与周围房间构建成了一个五位空间。而“九室”则指的是在主要的四个房间两边，各有两个房间，象征着亚方位。这样一来，在中央太室的四周，便分布了十二个房间，这十二个房间也对应着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而皇帝则需要按照时间顺序，在十二个月中相应的房间内，穿着相应颜色的衣服，吃相应的食物，通过这种做法，便可以与宇宙的变化相对应，从而达到和谐的宇宙关系，这就是“明堂月令”的由来[13]。
汉代与唐代建造明堂是以周代明堂为基础的，基本形状符合传统明堂上圆下方的结构特点。但嘉靖皇帝所建造的明堂只用于祭祀，而不用于起居，所以，在大享殿的设计过程中，嘉靖皇帝创新的将其性质改为上下均圆的形状，且为是指独立房间。另外，在大享殿内部，创造性的将殿柱作为空间分割器，位于大殿中央的四根龙井柱分割出了五位空间；中间的十二根金柱与十二根檐柱将大殿进一步分成了十二个空间，与传统明堂中的十二个房间非常相似，也代表了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在唐代明堂的设计过程中，讲究一年中又三十六旬，一月三旬，所以，嘉靖皇帝在修建大享殿时，便同样设置了三十六根柱子，其中，四根龙井柱、金柱与檐柱各十二根，八根童柱。
祈年殿中的很多设计也可以对我国古代天文成果进行直接反应，比如说：殿中的四根主柱对应的是四大星宿，加上金柱与檐柱各十二根，象征着二十八星宿，体现出了设计过程中的深意：二十八根立柱对应着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所以，在殿中仰望便可以看到相应的天象，也可以根据象征推测出相对应的时节。另外，从星象的角度看，祈年殿中的柱子不仅象征着一年三十六旬，还与三十六天罡星相符。这反映出中国古人对天文领域的水平与认知。
大享殿将我国古人在天文学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完美的融入到了建筑中，鲜明的表现出宇宙观对人们生产和发展产生的微妙影响，营造出了一种天人合一的良好境界，是我国建筑历史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圜丘的建造与寓意
圜丘坛的建造相隔百年，但两者之间却结合得天衣无缝，虽然圜丘坛又在后期增建，但新建的建筑并没有掩盖原本建筑的光辉，而是借势而为，利用独特的地理条件，使人们的视觉出现误差，从而消除了原本存在的不和谐的视觉差异。两者之间的联结者是丹陛桥，这是天坛整体设计中的点睛之笔，不仅连接了两组相隔百年的建筑，将其成功的打造成为一个整体，还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天坛的祭祀寓意。丹陛桥全长三百六十米，它就像一条通往天宫的天路一般，站在丹陛桥上北望，祈谷坛就像天宫中的一所宫殿，如梦似幻，美不胜收，人们似乎可以沿着这条天路直接抵达天宫。
修建圜丘的过程中，嘉靖皇帝还注意到连接两坛的坛墙都寓意着天圆地方，因此，他将用于分割两坛的坛墙建造成与两坛垂直相交的形式，并设计成方角，并设置在两坛南北中轴线相交的位置，将坛墙设计成圆弧形状，向北突出，在圆弧顶端，即为成贞门的所在[14]。这样的处理不仅将圜丘坛“天圆”的特点表现出来，还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祈谷坛“地方”的特点。
（七）朱厚熜能够大规模修建祭祀建筑的原因
明代嘉靖时期，祭祀建筑得到了空前发展，为我国古代优秀的建筑工艺与建筑文化提供了表现载体，也为祭祀建筑的更好发展创造了条件。我国建筑领域的工艺与文化在明代时便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与提高，很多坛庙等祭祀建筑都展现出了布局合理、组合有序、相容自然等特点，不仅能够展现出祭祀过程的庄重严谨，也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这都反映出我国古代建筑设计者不仅对前人的经验进行了传承与总结，还能够将设计技巧巧妙的晕倒到大规模的建筑群中，并做到布局合理、空间严实、组合科学。
另外，建筑材料的制作工艺也在明代得到有效提升，这为嘉靖时期的祭祀建筑工程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随着制砖技术的改良与发展，砖的产量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增加，在大规模修建坛庙、宫殿、陵寝的过程中，满足了修建所需。与此同时，当时的琉璃工艺也有非常高的水平，色彩丰富、品质优良，在祭祀建筑所需的色彩方面能够充分满足。
建筑工艺的进步也衍生出了很多优秀的技术，这也有利于嘉靖皇帝大规模的建造祭祀建筑。在明代，建筑整體性能的强化、建筑施工程序的简化以及建筑斗拱的装饰化使得祭祀建筑在木架结构上更先进。比如，大享殿等大型的祭祀建筑，都运用大柱贯通上下，结合随梁枋与穿插枋等构件，组成了大殿的整体框架，支撑起殿内的巨大空间。在斗拱方面，虽然用料减少，但排列更为致密，提升了建筑的层次美与曲线美，在起到美观作用的同时，还能够标志建筑等级。另外，在当时的祭祀建筑中，拱券式结构也是被大量运用的，比较典型的便是建造于嘉靖十三年的皇室宬。朱厚熜为自己修建的永陵，运用的也是拱券式的转世结构，这种结构在定陵明楼也被运用。
四、由嘉靖大祀改制看朱厚熜
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史学家对朱厚熜的评价见仁见智，但总体上看贬多于褒。嘉靖皇帝崩逝以前，曾留有一份《嘉靖遗诏》，其中的内容大多是对自己一生错误的检讨：一生多病，未尽到社稷之责；受奸人蛊惑；大兴土木，心思多用于兴建祭祀礼仪等。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份遗诏并不是朱厚熜自己写的，而是由徐阶与张居正一同撰写，因这份遗诏假他人之手，所以其真实性有待考量。而撰写《明史》之人对朱厚熜的评价比较公允，将其一生的功过三七开，评价其登基之初，竭尽全力剔除弊政，使百姓安居乐业。对于这一点，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是符合史实的，本文只对“大祀议”这以历史事件评判其是非曲直。 朱厚熜登基之初，为了捍卫父母以及自身名分，曾做出一些惊人之举：进入京城之初，他坚决不以皇太子的礼仪继承皇位，并表示诏书中缩写的是“嗣皇帝位”，而自己并非皇子。嘉靖元年，朱厚熜的母亲入京，礼部表示让其从崇文门进入东华门，但朱厚熜为了捍卫母亲的名分坚决不允，之后礼部提出让其从正阳左门进入大明东门，朱厚熜仍然不同意，最后由明孝宗皇后决定，让其从正阳中门直接入内，并启用的太后规格的礼制，朱厚熜才满意。从这一点看，朱厚熜乃是至性至孝之人，符合儒家“百善孝当先”的伦理观念，也无可厚非。
嘉靖三年，朱厚熜命人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去掉，引发了朝堂上的轩然大波，遭到群臣反对，从而引发哭门事件。这件事杖毙了十七人，一百余人充军、入狱、戍边、罚俸、革职，嘉靖皇帝也由此被历史扣上了“暴君”头衔[15]。
“大礼议”事件不单单是一场政治风波，还是一场封建伦理道德的政治斗争，并将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中的复杂关系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是政治与伦理的冲突与矛盾。皇帝坚决不背弃亲生父母，成为不孝子；而大臣则坚持“继嗣后继统”的礼仪原则。大臣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受宋明理学的影响非常深刻，并将儒家思想发展成为一个极端，这种思想实际中违背了作为一个“人”的人性与人情，“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注定不是正统的天理观念。所以，朱厚熜在“大礼议”事件中获得胜利凭借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力量，儒家传统思想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随后，嘉靖皇帝也意识到了传承与发扬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祭祀建筑建造与祭祀礼仪修订的过程中，也积极利用“孝”这面大旗，作为其理论依据与思想武器。
从儒家观点看来，朱厚熜在进行祭祀礼仪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为维护父母名义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儒家道德礼仪，并无不妥之处。所以，《明史》撰写者在评价嘉靖皇帝时，说其至情至义，尊重至亲，以礼立庙，并不为过。实际上，朱厚熜在维护父母与自身名分的过程中，对封建礼法还是非常尊崇的，所以，在对很多问题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他还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在“度”的把握上恰到好处，没有因为一己私利而破坏原有的封建礼法与封建规制。
嘉靖八年，嘉靖皇帝要重修《大明会典》，很多大臣在编撰过程中为了取悦皇帝，在编撰内容上做了许多手脚，对嘉靖朝很多礼仪制度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而对旧的礼仪制度则删减了很多。《大明会典》完成之时，呈由嘉靖皇帝御览，朱厚熜的决断为“留之禁中，不制序，不发刊”，后人认为朱厚熜的这种做法颇有深意。这说明嘉靖皇帝并没有轻易受到当时谄媚之人的蛊惑，在面对礼法制度时，还保持着一定的理智，因此，后人在看行《大明会典》时，只有正德与万历两朝的修订本。
朱厚熜在为父亲正名的过程中，曾有一些奸佞之徒出了很多“馊点子”，如建议迁坟，嘉靖皇帝心里清楚这些人居心不良，便命人将这些奸佞之徒捉进狱中，从此，再没人敢提迁坟一说。还有一些人提议迁都，归州南逻口巡检徐震便提出了迁都于安陆州，但经礼部讨论之后，并无依据。最后，嘉靖皇帝虽然改安陆州为府，并命名为“承天”，但徐振却并未因此得赏。
以上事实证明，嘉靖皇帝在“大祀改制，厘正礼典”的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私心，但仍保持着对礼法制度的尊重之心，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克制，没有因私而废公，嘉靖皇帝思想的核心仍然是维护“天人合德”，其思想原则中仍然尊崇“敬天、尊祖、重德”，其最终想达到的目的仍然是维护皇权统治，巩固封建制度。嘉靖皇帝继位以后，期初也想學习朱元璋与朱棣的政治理念，实行“新政”，力求做一位名垂千古的圣君明主。他自己在《明伦大殿》中也曾说要“上承乎天”、“下勤乎民”，也正因如此，在朱厚熜继位前期，还是有一些作为的，比如：在政权建设方面抑制宦官干政、积极纳谏、整顿朝纲、勤于政务；在国民生计方面体恤民情、减免赋税、开仓赈灾、鼓励农耕；在对外政策方面征缴倭寇、整顿边防。至于在嘉靖后期，朱厚熜不得不受到阶级的影响，自负天命所归，也难逃历代皇帝不可挣脱的宿命，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不理朝政、骄奢淫逸；轻信长生、宠信术士。这也导致海瑞在形容国家形势时用了“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八个字，民间也流传着“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民谣。由此，明朝也由兴盛逐渐转向衰败。
结论：
嘉靖皇帝朱厚熜在我国古代封建制度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复兴国家祭祀制度的重要篇章。在嘉靖时期，朱厚熜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北京祭祀建筑进行了完善，最终形成了北京坛庙祭祀建筑的最终格局，并一直延续到清朝。这一时期的古代祭祀建筑将“尊天敬祖、崇德礼贤”的礼仪与宗法制度展现的淋漓尽致，表现出了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深厚底蕴。北京坛庙祭祀建筑无论从整体上看，还是从局部上看，都是古代建筑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工艺考究、精美绝伦，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文化积淀的载体。这些建筑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物化成了人们可见、可触、可感的历史精华，具有非常高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更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蕴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必须传承与发扬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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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丽宁（1980-），性别：女，籍贯：北京市，职称：馆员，研究方向：文物博物。
关键词：朱厚熜；皇家祭祀；建筑
前言：北京的建筑有着浓厚的历史与文化传承，祭祀建筑更是气势恢宏、美轮美奂，深厚的历史与浓厚的文化也在祭祀建筑中得以彰显，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由此体现，坛庙等祭祀建筑彰顯了中国古代最高的艺术水准与建筑能力，皇家的大气与恢弘在这座千年古都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作为古代祭祀建筑的集大成者，明朝在北京的祭祀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朱厚熜对祭祀坛制的改革不仅对很多皇家祭祀建筑进行了修筑，还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传承，在现代城市发展与建设过程中，明朝的祭祀思想也有或多或少的体现。
一、祭祀建筑的历史发展
（一）隋代以前的祭祀建筑
纵观北京的发展历史，中国祭祀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祭祀建筑的修建。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北京就已经出现了祭祀坛庙，在建城初始，北京曾作为蓟国与燕国的都城，蓟国诸侯是周礼的拥护者，依周礼中所记载礼制，在北京建筑了神庙用于祭祀祖先。蓟国被燕国所灭后，燕国诸侯也在蓟城中开辟了“沮泽”为祭祀的专门场所，其中用于祭祀的建筑被命名为“历室”与“元英”，这些建筑不仅作为祭祀祖先的宗庙，还可以作为宫殿使用[1]。公元611年，隋朝炀帝征讨辽东，将社坛与稷坛建筑与蓟城南边的桑乾河上，并建立起临朔宫，将其中的怀荒殿用于斋戒，又在临朔宫的南边建造起燎坛，用于祭祀上帝，同时，在蓟城北边也建立起了祭祀妈祖的神坛。
（二）辽代与金代的祭祀建筑
在辽代，北京只是陪都，因此，北京中虽也建造了皇城，但其中用于祭祀的建筑并不多。发展到金代，其对北京城的规制大多仿于北宋的东京，在北京城中建立“中都”，并兴建太庙、社坛稷坛、天地日月四坛。后来，在北京的南郊又陆续建造了风师坛、高禖坛、雷雨坛，在坛庙的建设上呈现了一定规模。
（三）元代的祭祀建筑
元代将北京命名为“大都”，并在北京建立起社坛、稷坛、太庙、孔庙、先农坛、圜丘、先蚕坛等一系列用于皇家祭祀的建筑，规模宏大且体制完备，在我国古代祭祀建筑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2]。与明清坛庙存在差异的是，元代太庙位于朝阳门以内，社坛与稷坛建筑在西直门以内，先农坛与先蚕坛建筑在东便门。随着朝代的更迭与战乱的影响，很多元代以前的祭祀坛庙已经遭到破坏，甚至遗址都无从寻找，这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四）明代的祭祀建筑
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按照皇城的规制对北京的建筑进行规划，在建造都城的过程中，也修建了太庙、天坛、地坛、社坛、稷坛等祭祀相关建筑。但受到南京旧制的制约，明成祖当时修建的坛庙在礼制上并不完善，其中，按照明太祖朱元璋所指定的祭祀礼制，祭祀天地的场所只局限于大祀殿，而日坛、月坛与地坛在明代并未建立。
（五）当前的祭祀建筑
北京当前的皇家祭祀建筑在明代嘉靖年间便已经形成了已有格局，嘉靖皇帝朱厚熜崇尚“以制礼作乐自任”，在登基之后，便制定出了很多改革祭祀制度的规定，如建造日月天地四坛；重启“祈谷”等大型的祭祀礼仪，一年举行四次祭天仪式；对宗庙的祭祀礼仪与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并重新修订孔子的祭祀典礼；修建先蚕坛，重新启用皇后亲自祭祀的蚕礼；修建帝王庙等。从嘉靖皇帝朱厚熜对祭祀的一系列举措来看，已经奠定了当前北京完整的坛庙建筑格局，也为乾隆大修祭祀建筑的行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帮助我国古代祭祀建筑走向巅峰[3]。所以说，北京祭祀建筑之所以有良好的发展，嘉靖皇帝朱厚熜功不可没。
二、朱厚熜——祭祀建筑格局的开创者
正德皇帝在明代发展中期驾崩，膝下无子的他皇位难得传承，所以，杨廷与太后便遵循太祖“兄终弟及”的遗训，由朱厚熜继皇帝位，当时的嘉靖皇帝仅十五岁。嘉靖皇帝自幼聪敏过人，少年时便以精读过《大学》、《孝经》等书，并对治国齐家之道颇有见解，遇事很有自己的见解，且非常重视礼节。
这个少年皇帝曾掀起了“大礼议”的政治风波，在他登基不满十年的时候，便大规模的改革了皇家祭祀礼仪的相关制度，突破性的改变了朱元璋制定的百年祭祀礼制[4]。嘉靖七年，朱厚熜制定了《明伦大典》，这为祭祀礼制改革奠定了舆论与思想上的准备，嘉靖九年，朱厚熜进行了准备已久的祭祀礼制改革，并开始在北京大规模建造坛庙等祭祀建筑。
三年时间里，嘉靖皇帝朱厚熜便将一系列祭祀建筑建造起来，包括：方泽、夕月、圜丘、朝日四大郊坛；在泰元门外建造崇雩坛；在安定门外建造先蚕坛，之后又将其改建在西苑中；在阜成门内建造帝王庙，其选址为保安寺旧址；在西苑建帝社稷坛；将山川坛改名为天神地祗坛，并在其内部建造太岁坛。在以上一系列坛庙兴建起来以后，嘉靖四十五年，明世宗朱厚熜崩逝，但修建祭祀建筑的相关工程并未停止：嘉靖十五年，祭祀水神与舟神的金海神司建成；二十一年，大高玄殿建成；次年，用于求雨的雷霆洪应殿建成；二十四年，大享殿建成，其选址为大祀殿原址；三十六年，与天坛遗址相同，用于祭祀上帝的大光明殿建成，内部所设牌位为七宝云龙神。朱厚熜崩逝以前还对天坛的大享门进行了改建，并修缮了玄极宝殿[5]。
嘉靖年间，朱厚熜对北京的坛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与建造，将永乐以后的祭祀体制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完善，也健全了百年以来的京城祭祀建筑的格局。 三、嘉靖大祀改制的创新型与传承性
嘉靖大祀改制在我国悠长的祭祀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从这一时期的祭祀建中，能够充分体现出嘉靖皇帝对传统祭祀文化的创新与传承，其所蕴含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都非常丰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与物质财富。
（一）嘉靖以前对祭祀建筑的削减
西周以来，封建统治者便对“周礼”非常推崇，在礼仪制度的制定方面也都竭力遵循古制，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与文化等多种因素会使得人们在祭祀认知方面存在差异，这便造成了各个朝代在祭祀制度方面有所不同[6]。明代初期，朱元璋以唐宋制定的祭祀礼仪为基础，对明朝的国家祭祀制度进行了详细制定，但在古代祭祀典礼方面，也削减了很多，如：先蚕祭礼、无常仪等，都未被纳入到明代的国家祭祀制度体系中。后来，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又将原本的天地分祀改成天地合祀，因此，日壇、月坛以及地坛也相继废弃了。在朱棣将首都迁至北京之后，在祭祀建筑上仍然依照南京规制，很多祭祀建筑也没有再建，甚至连朱元璋都不曾忽略的帝王庙在新都建设时也排除在规划之外。
（二）大祀改制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
在我国悠长的祭祀文化中，“尊天敬祖、报本返始”是一直贯穿的重要主线，也是制定祭祀制度的精神追求，国家祭祀制度在典礼礼仪与祭祀建筑方面，都需要遵循这一精神追求[7]。所以，朱厚熜在进行大祀改制的过程中，不单单局限于在形式上对祭祀建筑进行改造，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完善国家祀典的方式，将祭祀礼仪中“神道设教”的根本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使“尊天敬祖、报本返始”的精神追求得到充分弘扬，从根本上对皇权进行稳固。客观的看，嘉靖大祀改制对皇家祭祀礼仪与祭祀制度进行了相对完整的传承，无论从形式上讲，还是从内容上讲，都对中国祭祀文化的完整性实现了保护。
（三）嘉靖大祀改制中遇到的问题
嘉靖皇帝朱厚熜打破传承百年的“祖制”进行大肆改制的行为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酝酿已久的[8]。早在制定“先蚕仪”时，嘉靖皇帝便说过：很多人反对修改传统的祭祀礼仪制度，其原因无非以下几种：
第一，太祖皇帝所定制的制度需要严格坚守，不能随意增加；
第二，太祖皇帝没有提出的制度不能擅自增加；
第三，别的朝代都依照这样的祭祀礼仪制度，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本朝一定要对其进行修改：
第四，制定祭祀礼仪是开国皇帝要做的事，对王朝继承的君王不应该做；
第五，修改传统的祭祀礼仪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修改过程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难题，历朝历代都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做这种事。
由此可见，朱厚熜对进行祭祀礼制改革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都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四）嘉靖皇帝进行大祀改制的方法与策略
但以上提到的问题并没有阻止朱厚熜改革传统祭祀制度的决心与脚步，在提出改革祭祀制度的主张中，每一条每一步都有理有据，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将自身的文化底蕴与政治修养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进行祭祀礼制改革的过程中，朱厚熜也运用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与策略：
1.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在制定“先蚕”等祭祀礼仪的过程中，朱厚熜强调：农业是保证百姓衣食住行的基础，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或缺，而先蚕礼仪是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也不能就此消亡，这便是嘉靖皇帝从治国为政方面的“晓之以理”[9]。在西苑建造观耕台以后，嘉靖皇帝便与众大臣一起，自始至终的观摩农业耕作流程，并对众大臣说：在纸上看到农业劳作的辛苦，并不能真正感同身受，只有真正见到，才能体会到其中不易，圣祖皇帝经常对我们说，穿着华丽的衣裳要想到织布妇女劳作时的辛苦，吃着可口的饭菜要想要农民种田的辛劳，这就是嘉靖皇帝对众大臣的“动之以情”。
2.有理有据，引经据典
在辩论天地分祀还是合祀的过程中，嘉靖皇帝的主张是分祀，并找到了祖训中天地分祀的有效依据，驳斥了王汝梅提出的天地合祀观点，他说：王汝梅你们根据《昭告》，说天地合祀用两头牛，以此既祀天，又祀地。但两头牛的配置是一个祭祀对象所用的，并不是祀天用一头，祀地用一头。另外，所谓的天地合祀，可以将其看作子女对父母的孝心，如果将天地看成做夫妇，就是对天地的亵渎[10]。等等驳斥之语都有理有据，令反对者哑口无言。
3.集思广益，当机立断
嘉靖皇帝在每一次进行礼制改革以前，都会先将想法提出来，由礼部与众大臣一起讨论，对每一种想法都明确了解，朝堂上经常会因一个问题而争论得面红耳赤。在嘉靖九年时，就因为大祀改制而发生了异常大型辩论，主张天地合祀与天地分祀的人数相当，故而讨论异常激烈，即使持统一观点的大臣之间的意见也有所差异，比如：张璁等人虽然主张天地分祀，但认为时机并不成熟，改革应该更加慎重；李瓒等人则认为，方丘祭地的地点应该选在山川坛，以迎合天地分祀[11]。但对于天地分祀这一观点，各方的意见都是认同的，就连主张天地合祀的代表方献夫也认为，主张天地合祀，但不认为天地分祀不合理。也正是这个集思广益的讨论，嘉靖最后将众人的理论折衷，提出“分祀之义，合于古礼”的观点，为大祀改制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种看起来比较民主的方法使朱厚熜登基初期因与大臣意见不合而产生冲突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他意识到皇帝的权力虽然很大，但单纯的用权力压制并不能让人真正信服，只有“以理服人”才能在政治路上走得更远，这也是受到儒家传统治国思想的影响。直到嘉靖中期，嘉靖皇帝恢复了明堂祭祀礼制，修建起了大享殿，但他仍然能够在皇权运用它过程中做到“以理服人”，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使明堂祭祀的一系列相关制度恢复，朱厚熜亲笔撰写了《明堂或问》，用对话的方式将自身对明堂祭祀的看法阐述明确，并对反对派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虽然其中免不了有“崇私亲”的嫌疑，但所说的理论都有理有据、合乎情理。
（五）大享殿对古代祭祀文化的创新与传承 嘉靖皇帝在建造坛庙等祭祀建筑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其对中国祭祀文化的创新与传承，所有祭祀建筑在建设过程中，无论选址，还是规划，抑或是设计，都需要经过朱厚熜的亲自审定，甚至有些坛庙设计还由嘉靖皇帝的亲自参与，比方说先蚕坛的设计，便是由朱厚熜亲自完成的；崇雩坛在设计上也经过的朱厚熜的亲自修改；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大享殿的设计与建造。
大享殿的规制是仿明堂而建的，主要作用是“应秋季大享之需”[12]。我国古代，在建筑明堂时，有着不同的规制概念，但在基本形制方面，却大体相同。发展早期，描述轩辕黄帝明堂时，阐释了其本身建筑形状是上圆下方的，这象征着当时人们对宇宙空间的认知，代表“天地和合”。明堂的形状与结构将当时古人的宇宙认知反应出来，相合与宇宙性的相应数位。在西周以前，明堂都是作为帝王发布政令、祭祀天地、接受朝贺、使者觐见的场所，内部需要建造一些房间做起居之用，有“五室”和“九室”两种说法。其中，“五室”指的是中央太室，与周围房间构建成了一个五位空间。而“九室”则指的是在主要的四个房间两边，各有两个房间，象征着亚方位。这样一来，在中央太室的四周，便分布了十二个房间，这十二个房间也对应着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而皇帝则需要按照时间顺序，在十二个月中相应的房间内，穿着相应颜色的衣服，吃相应的食物，通过这种做法，便可以与宇宙的变化相对应，从而达到和谐的宇宙关系，这就是“明堂月令”的由来[13]。
汉代与唐代建造明堂是以周代明堂为基础的，基本形状符合传统明堂上圆下方的结构特点。但嘉靖皇帝所建造的明堂只用于祭祀，而不用于起居，所以，在大享殿的设计过程中，嘉靖皇帝创新的将其性质改为上下均圆的形状，且为是指独立房间。另外，在大享殿内部，创造性的将殿柱作为空间分割器，位于大殿中央的四根龙井柱分割出了五位空间；中间的十二根金柱与十二根檐柱将大殿进一步分成了十二个空间，与传统明堂中的十二个房间非常相似，也代表了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在唐代明堂的设计过程中，讲究一年中又三十六旬，一月三旬，所以，嘉靖皇帝在修建大享殿时，便同样设置了三十六根柱子，其中，四根龙井柱、金柱与檐柱各十二根，八根童柱。
祈年殿中的很多设计也可以对我国古代天文成果进行直接反应，比如说：殿中的四根主柱对应的是四大星宿，加上金柱与檐柱各十二根，象征着二十八星宿，体现出了设计过程中的深意：二十八根立柱对应着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所以，在殿中仰望便可以看到相应的天象，也可以根据象征推测出相对应的时节。另外，从星象的角度看，祈年殿中的柱子不仅象征着一年三十六旬，还与三十六天罡星相符。这反映出中国古人对天文领域的水平与认知。
大享殿将我国古人在天文学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完美的融入到了建筑中，鲜明的表现出宇宙观对人们生产和发展产生的微妙影响，营造出了一种天人合一的良好境界，是我国建筑历史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圜丘的建造与寓意
圜丘坛的建造相隔百年，但两者之间却结合得天衣无缝，虽然圜丘坛又在后期增建，但新建的建筑并没有掩盖原本建筑的光辉，而是借势而为，利用独特的地理条件，使人们的视觉出现误差，从而消除了原本存在的不和谐的视觉差异。两者之间的联结者是丹陛桥，这是天坛整体设计中的点睛之笔，不仅连接了两组相隔百年的建筑，将其成功的打造成为一个整体，还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天坛的祭祀寓意。丹陛桥全长三百六十米，它就像一条通往天宫的天路一般，站在丹陛桥上北望，祈谷坛就像天宫中的一所宫殿，如梦似幻，美不胜收，人们似乎可以沿着这条天路直接抵达天宫。
修建圜丘的过程中，嘉靖皇帝还注意到连接两坛的坛墙都寓意着天圆地方，因此，他将用于分割两坛的坛墙建造成与两坛垂直相交的形式，并设计成方角，并设置在两坛南北中轴线相交的位置，将坛墙设计成圆弧形状，向北突出，在圆弧顶端，即为成贞门的所在[14]。这样的处理不仅将圜丘坛“天圆”的特点表现出来，还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祈谷坛“地方”的特点。
（七）朱厚熜能够大规模修建祭祀建筑的原因
明代嘉靖时期，祭祀建筑得到了空前发展，为我国古代优秀的建筑工艺与建筑文化提供了表现载体，也为祭祀建筑的更好发展创造了条件。我国建筑领域的工艺与文化在明代时便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与提高，很多坛庙等祭祀建筑都展现出了布局合理、组合有序、相容自然等特点，不仅能够展现出祭祀过程的庄重严谨，也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这都反映出我国古代建筑设计者不仅对前人的经验进行了传承与总结，还能够将设计技巧巧妙的晕倒到大规模的建筑群中，并做到布局合理、空间严实、组合科学。
另外，建筑材料的制作工艺也在明代得到有效提升，这为嘉靖时期的祭祀建筑工程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随着制砖技术的改良与发展，砖的产量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增加，在大规模修建坛庙、宫殿、陵寝的过程中，满足了修建所需。与此同时，当时的琉璃工艺也有非常高的水平，色彩丰富、品质优良，在祭祀建筑所需的色彩方面能够充分满足。
建筑工艺的进步也衍生出了很多优秀的技术，这也有利于嘉靖皇帝大规模的建造祭祀建筑。在明代，建筑整體性能的强化、建筑施工程序的简化以及建筑斗拱的装饰化使得祭祀建筑在木架结构上更先进。比如，大享殿等大型的祭祀建筑，都运用大柱贯通上下，结合随梁枋与穿插枋等构件，组成了大殿的整体框架，支撑起殿内的巨大空间。在斗拱方面，虽然用料减少，但排列更为致密，提升了建筑的层次美与曲线美，在起到美观作用的同时，还能够标志建筑等级。另外，在当时的祭祀建筑中，拱券式结构也是被大量运用的，比较典型的便是建造于嘉靖十三年的皇室宬。朱厚熜为自己修建的永陵，运用的也是拱券式的转世结构，这种结构在定陵明楼也被运用。
四、由嘉靖大祀改制看朱厚熜
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史学家对朱厚熜的评价见仁见智，但总体上看贬多于褒。嘉靖皇帝崩逝以前，曾留有一份《嘉靖遗诏》，其中的内容大多是对自己一生错误的检讨：一生多病，未尽到社稷之责；受奸人蛊惑；大兴土木，心思多用于兴建祭祀礼仪等。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份遗诏并不是朱厚熜自己写的，而是由徐阶与张居正一同撰写，因这份遗诏假他人之手，所以其真实性有待考量。而撰写《明史》之人对朱厚熜的评价比较公允，将其一生的功过三七开，评价其登基之初，竭尽全力剔除弊政，使百姓安居乐业。对于这一点，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是符合史实的，本文只对“大祀议”这以历史事件评判其是非曲直。 朱厚熜登基之初，为了捍卫父母以及自身名分，曾做出一些惊人之举：进入京城之初，他坚决不以皇太子的礼仪继承皇位，并表示诏书中缩写的是“嗣皇帝位”，而自己并非皇子。嘉靖元年，朱厚熜的母亲入京，礼部表示让其从崇文门进入东华门，但朱厚熜为了捍卫母亲的名分坚决不允，之后礼部提出让其从正阳左门进入大明东门，朱厚熜仍然不同意，最后由明孝宗皇后决定，让其从正阳中门直接入内，并启用的太后规格的礼制，朱厚熜才满意。从这一点看，朱厚熜乃是至性至孝之人，符合儒家“百善孝当先”的伦理观念，也无可厚非。
嘉靖三年，朱厚熜命人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去掉，引发了朝堂上的轩然大波，遭到群臣反对，从而引发哭门事件。这件事杖毙了十七人，一百余人充军、入狱、戍边、罚俸、革职，嘉靖皇帝也由此被历史扣上了“暴君”头衔[15]。
“大礼议”事件不单单是一场政治风波，还是一场封建伦理道德的政治斗争，并将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中的复杂关系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是政治与伦理的冲突与矛盾。皇帝坚决不背弃亲生父母，成为不孝子；而大臣则坚持“继嗣后继统”的礼仪原则。大臣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受宋明理学的影响非常深刻，并将儒家思想发展成为一个极端，这种思想实际中违背了作为一个“人”的人性与人情，“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注定不是正统的天理观念。所以，朱厚熜在“大礼议”事件中获得胜利凭借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力量，儒家传统思想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随后，嘉靖皇帝也意识到了传承与发扬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祭祀建筑建造与祭祀礼仪修订的过程中，也积极利用“孝”这面大旗，作为其理论依据与思想武器。
从儒家观点看来，朱厚熜在进行祭祀礼仪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为维护父母名义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儒家道德礼仪，并无不妥之处。所以，《明史》撰写者在评价嘉靖皇帝时，说其至情至义，尊重至亲，以礼立庙，并不为过。实际上，朱厚熜在维护父母与自身名分的过程中，对封建礼法还是非常尊崇的，所以，在对很多问题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他还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在“度”的把握上恰到好处，没有因为一己私利而破坏原有的封建礼法与封建规制。
嘉靖八年，嘉靖皇帝要重修《大明会典》，很多大臣在编撰过程中为了取悦皇帝，在编撰内容上做了许多手脚，对嘉靖朝很多礼仪制度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而对旧的礼仪制度则删减了很多。《大明会典》完成之时，呈由嘉靖皇帝御览，朱厚熜的决断为“留之禁中，不制序，不发刊”，后人认为朱厚熜的这种做法颇有深意。这说明嘉靖皇帝并没有轻易受到当时谄媚之人的蛊惑，在面对礼法制度时，还保持着一定的理智，因此，后人在看行《大明会典》时，只有正德与万历两朝的修订本。
朱厚熜在为父亲正名的过程中，曾有一些奸佞之徒出了很多“馊点子”，如建议迁坟，嘉靖皇帝心里清楚这些人居心不良，便命人将这些奸佞之徒捉进狱中，从此，再没人敢提迁坟一说。还有一些人提议迁都，归州南逻口巡检徐震便提出了迁都于安陆州，但经礼部讨论之后，并无依据。最后，嘉靖皇帝虽然改安陆州为府，并命名为“承天”，但徐振却并未因此得赏。
以上事实证明，嘉靖皇帝在“大祀改制，厘正礼典”的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私心，但仍保持着对礼法制度的尊重之心，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克制，没有因私而废公，嘉靖皇帝思想的核心仍然是维护“天人合德”，其思想原则中仍然尊崇“敬天、尊祖、重德”，其最终想达到的目的仍然是维护皇权统治，巩固封建制度。嘉靖皇帝继位以后，期初也想學习朱元璋与朱棣的政治理念，实行“新政”，力求做一位名垂千古的圣君明主。他自己在《明伦大殿》中也曾说要“上承乎天”、“下勤乎民”，也正因如此，在朱厚熜继位前期，还是有一些作为的，比如：在政权建设方面抑制宦官干政、积极纳谏、整顿朝纲、勤于政务；在国民生计方面体恤民情、减免赋税、开仓赈灾、鼓励农耕；在对外政策方面征缴倭寇、整顿边防。至于在嘉靖后期，朱厚熜不得不受到阶级的影响，自负天命所归，也难逃历代皇帝不可挣脱的宿命，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不理朝政、骄奢淫逸；轻信长生、宠信术士。这也导致海瑞在形容国家形势时用了“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八个字，民间也流传着“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民谣。由此，明朝也由兴盛逐渐转向衰败。
结论：
嘉靖皇帝朱厚熜在我国古代封建制度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复兴国家祭祀制度的重要篇章。在嘉靖时期，朱厚熜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北京祭祀建筑进行了完善，最终形成了北京坛庙祭祀建筑的最终格局，并一直延续到清朝。这一时期的古代祭祀建筑将“尊天敬祖、崇德礼贤”的礼仪与宗法制度展现的淋漓尽致，表现出了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深厚底蕴。北京坛庙祭祀建筑无论从整体上看，还是从局部上看，都是古代建筑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工艺考究、精美绝伦，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文化积淀的载体。这些建筑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物化成了人们可见、可触、可感的历史精华，具有非常高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更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蕴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必须传承与发扬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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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丽宁（1980-），性别：女，籍贯：北京市，职称：馆员，研究方向：文物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