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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资治通鉴》之“赤壁之战·隆中对”，反观《三国演义》的“隆中对”，又有新的收获。咱不去说诸葛亮描绘的“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宏伟蓝图，也不去争论鲁肃的《榻上策》与诸葛亮《隆中对》谁更高明，咱且从司马徽说起。
司马徽是个名士，道家，颇具仙风道骨，庞德公送号“水镜先生”，后人称“好好先生”。冯梦龙《古今谭概》里记载：“后汉司马徽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人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闻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今人称‘好好先生’”。这一处世之道与汉末名士徐稚的“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资治通鉴》之“汉末清议”）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他的智慧我们可以赶得上，而他装糊涂的本事我们是赶不上的。
当然，司马徽为人清高拔俗，有知人论世，鉴别人才的能力，是个伯乐。陈寿《三国志》里的“诸葛亮传·隆中对”没有提及此人，只是提到徐庶的推荐“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与君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不过据说《三国志》里的“隆中对”是后人加的，不管真与假，司马徽在《资治通鉴》《三国演义》里都有提及。
《资治通鉴》里的“赤壁之战·隆中对”：“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曰：‘儒生俗士，岂识实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诸葛亮是在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下出场的，但司马徽没有说谁更胜一筹，只是徐庶推荐的是诸葛，而徐庶是诸葛亮襄阳四友之一（石韬石广元，孟建孟公威，崔钧崔州平），《三国志》也写到了“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关键徐庶“备器之”（《资治通鉴》）、“先主器之”（《三国志》），实锤定在诸葛亮了，才有了“三顾茅庐”的这段佳话。司马徽在这里只是推荐者之一，当然分量也是很足的，先有司马徽的一说，再有徐庶的助说，更加坚定了刘备拜访诸葛亮的决心。
司马徽在《三国演义》有更多的描述，他是第三十五回出场的，刘备跃马过檀溪后，巧遇一童子，而这个童子竟然认识刘备，“将军莫非破黄巾军刘玄德否”，刘备很是吃惊，原来童子是从师傅的口中得知的，“我本不知，因常侍师傅，有客到日，多曾说有一刘玄德，身长七尺无，垂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乃盖世英雄耳，今观将军如此模样，想必是也”。刘备再从童子口中得知有司马徽这么一个人，且这个人与庞统是好友，“统来相访问，坐于树下，共相议论，终日不倦”。接着就是司马徽正式出场了，他的出场，颇具仙家风格，是先闻其琴声，再见其形“松形鹤骨，器宇不凡”，且“窗外盛栽松竹，横琴于石上，清气飘然”，符合他出尘不染的道家风骨。刘备与司马徽一番交谈之后，刘备慨叹“命途多蹇”，司马徽便跟刘备说“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并且向他推荐奇才“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只是尽管刘备怎么追问“伏龙、凤雏系何人”，司马徽就是不告诉刘备，只是“好！好！”来搪塞他。他这“好！好！”是不是印证了他“好好先生”的美誉。再说司马徽欲言又止的这番话折腾得刘备“寝不成寐”，差点把深夜来访水镜的徐庶当“伏龙、凤雏”，想出去见，又“恐造次”，别说有多难熬了。
话说司马徽给刘备设了这个梗，搞得刘备直痒痒，既告诉你有安邦之才，又不告诉你他们在哪里。与其说司马徽给刘备卖了个关子，不如说他早看透形势，只愿二人做个隐士，不愿二人也如那些俗士争当乱世的马前卒，最后当一炮灰，也难以力挽狂澜。
但世事难料，这二人还真都归刘备所有，但却没有“得一而安天下”，只是为刘备开辟了三国鼎立的格局。而司马徽还有重要的一句话在《三国演义》的第37回出现，解了不愿详说“伏龙、凤雏”的这个梗，而且一语成谶。
《三国演义》第36回“元直走马荐诸葛”，第37回“司马徽再荐名士 ”，而司马徽再次推荐是因为刘备提及“元直临行，荐南阳诸葛亮”，他是来司马徽这儿探讨诸葛亮“其人若何？”，是为了要获得司马徽的肯定罢了，因为之前司马徽不就跟刘备提及“伏龙、凤雏”，但又不说二人的情况。
司马徽很赏识隐居于襄、汉之间的庞统，诸葛亮，与庞统“共相议论，终日不倦”，明显二人是志同道合，对诸葛亮的评价也很高，诸葛亮常自比管仲、乐毅，而司马徽认为诸葛亮之才是“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
不过，司马徽能够知人，更能够论世。《三国演义》里“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呕心血’，这个“笑”，窃以为颇有苦笑，更有“徽出门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而这“仰天大笑”，個中的滋味更是无以名状，滋味杂然，倒有些“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意味。
或许是他对时世看得很清楚，慨叹诸葛亮生不逢时，徒呕心血，根本无法力挽狂澜。“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真是一语成谶，之后的之后……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实诸葛也清楚时世，不然如何称之为俊杰，因为司马徽说了“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既然“识时务”，又为什么肯出山帮助刘备，完成刘备的“兴复汉室”“成就霸业”，也许是为了“知遇之恩”，也许是想搏一搏？这样，既不辜负刘备，也不辜负自己，毕竟常自比“管仲、乐毅”，只是在这条路上，他扛不起历史的车轮。
诸葛亮为刘备编织了帝业之梦，也为自己编织了宰辅之梦，只是黄粱一梦，为了这梦，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终究人走了，梦也碎了。
司马徽是个名士，道家，颇具仙风道骨，庞德公送号“水镜先生”，后人称“好好先生”。冯梦龙《古今谭概》里记载：“后汉司马徽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人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闻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今人称‘好好先生’”。这一处世之道与汉末名士徐稚的“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资治通鉴》之“汉末清议”）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他的智慧我们可以赶得上，而他装糊涂的本事我们是赶不上的。
当然，司马徽为人清高拔俗，有知人论世，鉴别人才的能力，是个伯乐。陈寿《三国志》里的“诸葛亮传·隆中对”没有提及此人，只是提到徐庶的推荐“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与君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不过据说《三国志》里的“隆中对”是后人加的，不管真与假，司马徽在《资治通鉴》《三国演义》里都有提及。
《资治通鉴》里的“赤壁之战·隆中对”：“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曰：‘儒生俗士，岂识实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诸葛亮是在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下出场的，但司马徽没有说谁更胜一筹，只是徐庶推荐的是诸葛，而徐庶是诸葛亮襄阳四友之一（石韬石广元，孟建孟公威，崔钧崔州平），《三国志》也写到了“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关键徐庶“备器之”（《资治通鉴》）、“先主器之”（《三国志》），实锤定在诸葛亮了，才有了“三顾茅庐”的这段佳话。司马徽在这里只是推荐者之一，当然分量也是很足的，先有司马徽的一说，再有徐庶的助说，更加坚定了刘备拜访诸葛亮的决心。
司马徽在《三国演义》有更多的描述，他是第三十五回出场的，刘备跃马过檀溪后，巧遇一童子，而这个童子竟然认识刘备，“将军莫非破黄巾军刘玄德否”，刘备很是吃惊，原来童子是从师傅的口中得知的，“我本不知，因常侍师傅，有客到日，多曾说有一刘玄德，身长七尺无，垂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乃盖世英雄耳，今观将军如此模样，想必是也”。刘备再从童子口中得知有司马徽这么一个人，且这个人与庞统是好友，“统来相访问，坐于树下，共相议论，终日不倦”。接着就是司马徽正式出场了，他的出场，颇具仙家风格，是先闻其琴声，再见其形“松形鹤骨，器宇不凡”，且“窗外盛栽松竹，横琴于石上，清气飘然”，符合他出尘不染的道家风骨。刘备与司马徽一番交谈之后，刘备慨叹“命途多蹇”，司马徽便跟刘备说“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并且向他推荐奇才“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只是尽管刘备怎么追问“伏龙、凤雏系何人”，司马徽就是不告诉刘备，只是“好！好！”来搪塞他。他这“好！好！”是不是印证了他“好好先生”的美誉。再说司马徽欲言又止的这番话折腾得刘备“寝不成寐”，差点把深夜来访水镜的徐庶当“伏龙、凤雏”，想出去见，又“恐造次”，别说有多难熬了。
话说司马徽给刘备设了这个梗，搞得刘备直痒痒，既告诉你有安邦之才，又不告诉你他们在哪里。与其说司马徽给刘备卖了个关子，不如说他早看透形势，只愿二人做个隐士，不愿二人也如那些俗士争当乱世的马前卒，最后当一炮灰，也难以力挽狂澜。
但世事难料，这二人还真都归刘备所有，但却没有“得一而安天下”，只是为刘备开辟了三国鼎立的格局。而司马徽还有重要的一句话在《三国演义》的第37回出现，解了不愿详说“伏龙、凤雏”的这个梗，而且一语成谶。
《三国演义》第36回“元直走马荐诸葛”，第37回“司马徽再荐名士 ”，而司马徽再次推荐是因为刘备提及“元直临行，荐南阳诸葛亮”，他是来司马徽这儿探讨诸葛亮“其人若何？”，是为了要获得司马徽的肯定罢了，因为之前司马徽不就跟刘备提及“伏龙、凤雏”，但又不说二人的情况。
司马徽很赏识隐居于襄、汉之间的庞统，诸葛亮，与庞统“共相议论，终日不倦”，明显二人是志同道合，对诸葛亮的评价也很高，诸葛亮常自比管仲、乐毅，而司马徽认为诸葛亮之才是“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
不过，司马徽能够知人，更能够论世。《三国演义》里“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呕心血’，这个“笑”，窃以为颇有苦笑，更有“徽出门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而这“仰天大笑”，個中的滋味更是无以名状，滋味杂然，倒有些“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意味。
或许是他对时世看得很清楚，慨叹诸葛亮生不逢时，徒呕心血，根本无法力挽狂澜。“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真是一语成谶，之后的之后……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实诸葛也清楚时世，不然如何称之为俊杰，因为司马徽说了“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既然“识时务”，又为什么肯出山帮助刘备，完成刘备的“兴复汉室”“成就霸业”，也许是为了“知遇之恩”，也许是想搏一搏？这样，既不辜负刘备，也不辜负自己，毕竟常自比“管仲、乐毅”，只是在这条路上，他扛不起历史的车轮。
诸葛亮为刘备编织了帝业之梦，也为自己编织了宰辅之梦，只是黄粱一梦，为了这梦，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终究人走了，梦也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