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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专题〕
〔编者按〕鲁迅与他的作品，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客体的存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们，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人生体验、审美观照、价值取向，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面对鲁迅与他的作品，当人们不以神话或以其用来证明某种理论正确性时，或不以丑化或诋毁为目的时，这也就意味着在不断接近鲁迅与他的作品，挖掘这一特殊个体所蕴含、积淀的社会、历史、民族的内容，同时又呈现其个体特殊性中为共性所不能包容的丰富性。因为其研究对象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强调作为“个人”鲁迅的独立意义和价值及其知识分子个性化的思维、情感、话语方式，意在说明否定了鲁迅的独立价值，也意味着否定了鲁迅研究自身的独立价值，这也是刊发本专题学术意义的题旨所在。
〔摘要〕文章运用文本细读和叙事分析相结合的手法，以探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乡愁意识和自我认同困境为聚焦点，对鲁迅小说中向来被广泛认定为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平淡的两个篇目——《一件小事》和《故乡》，做了细致、深入的综合分析，据此论证指出，展示在鲁迅其他经典小说力作中的思想和艺术光彩，在这两个短章中同样有别致而独到的存在和丰富内涵。
〔关键词〕鲁迅；《一件小事》；《故乡》；乡愁意识；自我认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4-0093-04
一、小作品里的大问题
在鲁迅所有的小说作品中，《一件小事》和《故乡》通常被看作是分量最轻、主题最露、歧义最少，形式的构造也最为简单、粗糙的两篇。以至于它们的体裁定位都一向被弄得很含糊。就是摆在鲁迅自己的创作成果格局之中，这两个篇什，都显得多少有些远离了集“忧愤深广”和“格式特别”于一体的“鲁迅风”小说，而更接近一般文人所惯写的那种低吟浅唱、漫话琐事的散文小品。
但如果换个角度，把《一件小事》和《故乡》这样的作品视为鲁迅旷远、深邃的文学和思想世界的一个平易的入口、一抹缩略的窗影，那么，在它们看似轻浅显白的文本内部，或许也未始不蕴含着一重由作者整体的精神气质和思想状态所决定的、不以具体写作的形式和篇目为转移的深层情意结。甚至那种在振聋发聩、荡决一切的《狂人日记》和沉郁顿挫、苍劲悲凉的《孤独者》中，贯穿始终的鲁迅有关求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个人自我认同及群体认同之途的复杂思绪，也以同样的手法，通过作者刻意设置的那个小说“叙述者”的声音和视角，鲜明地投射、铺陈进了这两篇“小品”之中。
只不过因为以往至今，我们似乎总在有意无意地按照“作家∈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待批判、待改造对象”的公式，在对作品中作为被叙述对象而存在的劳动人民等非知识分子角色，给予习惯性的过度关注和过度诠释，同时却极大地忽略、甚至彻底地抹煞了主导和安排了整个作品那位知识分子叙述者的存在，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去认真琢磨这位叙述者的口吻、视点和情绪，究竟有些什么特别的意味。
下面笔者想论证、说明的，就是《一件小事》和《故乡》这两个作品，与出现在《狂人日记》、《孤独者》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主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是如何呼应、关联和承接在一起的。
二、双重情境和叙述混响
无论主体是谁，认同问题的实质都在于主体自身与其所处环境相互关系的确证，这层道理，在早于《一件小事》和《故乡》问世的《狂人日记》，以及它们之后的《孤独者》中，都有生动而深刻的集中揭示。但这并非鲁迅所体验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认同困境的唯一要害。对此，《一件小事》和《故乡》都从一开篇，即给予了渲染和强调。
《一件小事》的开篇：“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1](458)以及《故乡》的开篇：“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2](476)虽然附着了一点关涉作者生活经历的真实印记，但“乡下”到“京城”，“六年”和“二十余年”这样的细节表述，仍分明显示出这属于虚构笔法，是“小说家言”。对这种将“我”设定为不是离乡进京、就是自异地还乡的旅人或游子角色的构思，首先值得特别注意和追究之处，倒不在于这个“我”的具体游动轨迹是怎样的，而在于这位并不预备在故事中做主角的叙述者，为什么一上来就要采用这种特地向读者突出和提示一下自己的漂流者身份的口吻，来展开他的讲述。无疑，这样做的最直接效果，是使得通篇小说在故事刚一揭幕的一刻，即笼罩上了一种由淡淡的苦涩与孤寂相交织成的乡愁意识。尽管后面展开的故事和其中的主要人物，都不见得要跟乡情和乡亲相干，但愁绪已经无可选择、不容推拒地降临整个故事情境，迫使读者自此往下，不得不一直都得透过这层怅然若有所失的浅灰色情绪的滤镜，来感触和接受作品中的一切。
小说叙述者被安置在相对于“乡下”和“故乡”一去一返的游移状态中：要么返而复去，要么去而复返，要么就忽“去”忽“返”，首鼠两端，循环不已，这在拘泥于某种肤浅煽情的叙事效应的读者或评论家那里，往往也就仅仅被看作是一个便于烘托和调动悲情的做戏的场景而已。依着这种理解，登临这个出走和回归交相变奏的戏剧性场景的人物，是自行选择了弃绝庸常生活模式的悲剧主角，他们走也不是、归也不是的人生困局，完全是那种纯粹到足以自我成就的英雄品格，所必需和必备的一层据之以超凡脱俗的现实历练基础。由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很容易接受一个身居尘世而心逸世外、悲悯和忧愤时时萦怀的“凡间圣人”式的鲁迅形象，而且，自然也会倾向于把《一件小事》和《故乡》这类鲁迅以第一人称的“我”讲述出来的作品，都认定为带有某种开示众生、启谕天机的“圣言”性质。
当然，这好像已经成为事实（特别是在鲁迅研究史和鲁迅接受史的一些特定片断中），但这显然又远非事实的全部。至少，我们谁也不能排除这样的疑问：1919年11月，从长年的蛰伏和沉寂中摆脱出来不过一年多的鲁迅写出《一件小事》的时候，以及1921年1月正深味着同一阵营的人再度风流云散的孤寂和落寞的鲁迅写出《故乡》的时候，除去可能为了继续保持对众呐喊的姿态之外，是否也还可能有更多的用意，是在于为自己而写、跟自己的内心来对话的呢？凭这么一问，我们也就有了平视、近观甚至聚焦细察《一件小事》和《故乡》中的那位叙述者的一点理由，他的别致的情境身份和心态，也因此而可以跟他带着这种身份和心态讲出来的那些人与事，完整地结合起来，供我们分析。
《一件小事》和《故乡》的叙述者，在其所述的故事里表现得并不完美。这种不完美不光反映在情节层次上，叙述者为凸现其他人物而着意自降一格的那些修辞技术的处理上，也并不因他们在故事中宣教了任何超世俗的道理，而自曝了形象上的苍白单薄。作为一种叙事手段，这两篇小说中的叙述者和故事整体情境被安排成在思想感情的敏锐度和细腻度方面，呈现上下错位、落差显著的关系，这本身已经显得有点义凸辞外、质胜于文，但小说的总体意蕴的重心，却还并不落在这里。因为这种承担否定语义功能的反差关系所指涉的批判对象，究竟叙述者、还是叙述者所讲故事中的其他人，并不确定。
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作品元叙事层即故事内部时，我们看到：站在思想感情和道德价值的相对低端的，显然是叙述者“我”。但如果我们着眼于从作品外部叙事层，即从作品开篇就展开的那个叙述者“我”向我们做自我介绍的那个用于引导、推动故事的声音所在的层次，进行判断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叙述者“我”又成了作品中思想感情和道德觉悟水平最高的人。正是这种含混，显示了叙述者自身的“不完美”：作为叙述功能的唯一履行者，他最终混淆了自己叙述的声音、角色和意义。
三、别样的乡愁与异类的自我
《一件小事》和《故乡》的故事情境和内在于这一情境的人物的暗昧、沉默，与流露于叙述故事的“我”的声音中的敏感、警醒，固然可以解释成为了凸现后者的觉悟高度，而特地使用的一种以俗映圣的渲染法，但由此渲染出来的这种先行觉悟者的敏感和警醒，从另一面看，又恰好正是导致小说总体格调上趋于沮丧、低落和悒郁的那只唯一的“推手”。也许，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件小事》和《故乡》与其被我们直接当作一出业已绝对成熟、绝对定型了的完满人格的展览性表演，去远远地仰望和欣赏，倒不如作为一幅流动中的心理演变和精神成长图景，供我们以同情、诊查的态度来细细地揣摩、拿捏和体知。
沿着这一思路，再看《一件小事》和《故乡》开篇处所展示的叙述者“我”与其所述故事情境这二者间的距离感，真正值得我们关切的焦点，就不能不是一上来即明摆在那里，并且随叙述的推进，往后还得不断升腾、蔓延的那种将“我”团团围住的乡愁意识。然而，通观这两个作品全篇，这种乡愁意识又没有朝简单的怀念故土的情绪上发展。确切地说，它最后落实成了一种无乡可认的、指向缺席和空白处的怪味乡愁；或者说它只是一种所望系于别处的感觉，这种感觉表面上托名于对“乡下”、“故乡”等远方某处所在的牵念或认同，其实质却在于针对现时现地的叙述现场或存在现场的怀疑、批判和不认同。
《一件小事》开篇第一句话之后，紧接着这样一段语义颇曲折的抱怨：“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1](458)之所以有抱怨，根本上是由于“从乡下到京城里”初有愿望，并且这愿望落了空。这里所怨的一切，国家大事皆不足道，人与事一概可恨可鄙，都正属于彻底逆转到反面的所愿所望。城里的现实如此不堪，粉碎和破灭的却是乡下人的愿望。所谓乡愁，源出于此。
而在《故乡》中，就字面形式看，“闰土”也罢，“杨二嫂”也罢，故乡的人物风土凡让“我”甚感懊丧之处，实际归究起来，皆因“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即便那个被“我”念念不忘、铭记在心的“好得多”的故乡，无据可考、无迹可寻，就连少年“闰土”在金黄圆月下的海边看瓜捕猹的美丽画面，小说里也明明说是“我”儿时起自己听了“闰土”的话之后单厢情愿生出的一段想像，始终不曾实地印证过，但是，惟因距离这个“好得多”的记忆和想像中的故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我”在故乡期间的心绪却着实变得恶劣而沉重，以至小说竟篇仍未能缓释。
总起来讲，《一件小事》和《故乡》中的乡愁实际上缘于文化心理而非社会现实，其指向也不在过去而在现在。这种面向现实、挣扎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文化心理，在鲁迅这两篇小说里，被寄放到知识分子身份的角色之上，以利于这一角色在执行叙事的过程中较自然地将这种文化心理溢于言表。但另一方面，这两篇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也尽力被掩盖或冲淡，他的言行举止及所思所感，基本上是被动的，出于对环境和其他人物言行的反应，而绝少主动的、引发环境变动和影响其他人物言行的表现。
这两位仿佛只为单纯地承担起叙事功能而从作品里出场的知识分子，用了如此被动的体验型和感应型的言行，为他们所讲的故事定下了基调，布设了背景，同时，也在他们自己和故事之间画出了一道醒目的界线。在故事里也有一个“我”，但这个嵌在戏中的“我”，更多的像是叙述者“我”为推动和外化故事内涵而特意亲自饰演的一个情境角色，总处于同叙述者的声音保持有一定间隔和落差的被审视、被矮化境地。这种并不为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所独有的叙述破绽，出现在《一件小事》和《故乡》当中，意外地强化了叙述者“我”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处境的“异己”性质的悲观确认。
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成史来看，“异己”的世界观、社会观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与生俱来的阶层性的精神思想特征。能否充分地确认世界和社会是一种“异己”的存在，事实上也就是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身份予以确认的最基本的前提动作。换言之，自认为并且自甘为整个社会中的另类甚至异端，因而对社会的整体环境和其他各阶层人群，都采取一种疏离和存疑的批判性姿态，这不仅是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成熟之后的一种思想习惯，而且也是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和独立的社会角色从历史上赖以萌生的根本内因。
四、镜像内外的自我异变
不过在鲁迅笔下，以社会的“异己”自认、自命，当然同时也就把整个社会视作了自我的“异己”的知识分子，总是更迫切、更集中于叙述他们对自我与社会环境之间这种互为异己的紧张关系本身的不满和质疑。
在《一件小事》中，“我”所叙述出来的人力车夫由惹得“我”“很怪他多事”转变为令我觉得“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的故事，被阐释成车夫本人由平凡而渐显为伟大的故事，这固然不错，但更确切、更完整地说，这是“我”对于车夫本该如此地一种心里期待执拗作用的结果。这个故事里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不在车夫，而在“我”。车夫之举所以使“我”深感震撼，其原因显然在于他本来已归入了“我”所“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的对象之列。谁也不值得看得起，成了“我”在《一件小事》中铺排故事、兴起波折的一层浓重的情态底色。车夫最终凭借确属“一件小事”的一个细节行为，突破了这一底色，这种效果和结局，完全是“我”前倨而后卑的情绪反应变化所致。
没有故事揭幕之前即已预设的车夫也跟社会各色人等一样不堪的认知定势，也就不会有故事落幕时刻近乎忏悔般痛切、深入的震撼、惭愧，以至“自新”的这种非同小可的感触。但车夫由轻贱而尊贵的道德形象与精神分量的提升，伴随着的却并不是知识分子叙述者心理上“异己”感的缓解，反而是加强。前后所不同者，仅在于知识分子叙述者以“看不起人”始，而以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也即自己也变成“被”看不起的人之中的一个告终；相应地，一开始混在“被”看不起的人之中的车夫，最后却成了值得特别看重的人。一升一降，“我”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同车夫代表的社会环境中的某一部分人，两者之间的疏离并没有改变。
对车夫的看法的转变，实质上也是知识分子对底层劳动者道德形象的再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从社会的批判者变成了被批判者。然而批判知识分子的并不是车夫，车夫没有这样的话语，即使有，也未必能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可。能够为知识分子所认可的批判，只能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的话语系统。只有这样，针对社会和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才是等值的和有效的，才具有源自同一价值尺度的合理的相关性和可比性。
但同样是被同一价值尺度衡量出来的可批判对象，知识分子与其处境之间又远非共同体。不仅如此，由于自我批判的展开和确证，知识分子更进一步地被社会“异己”化了。如同车夫被知识分子再发现一样，在完全相反的意义上，知识分子也被再次发现。这一发现具有拉康（Jacques Lacan）所谓的“镜像凝视”[3](114-115)模式的残酷和悲凉意：离弃在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在回眸反顾之际，通过其他社会角色的镜像折射，猝不及防地看清了自己的身影和心迹，但这温暖的一刻，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从自己原属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肌体上真正无可挽回地彻底决裂下来的断魂的一刻。
《一件小事》中车夫的“高大”，《故乡》中“闰土”的善良、辛苦，都属知识分子的“我”所认同和具备的生存品质，非如此，则“我”就不可能成为车夫和“闰土”的动人故事的叙述者和发现者。而这些品质，既是两个故事中的亮点，也是故事的叙述者“我”与不意之中充当了“我”赖以实现自我观照和刷新自我意识的一重镜像的车夫、“闰土”之间得以彼此映射、互见的灼目光斑。
五、文化乡愁与精神怀旧
若使《狂人日记》所叙述和发现的故事被人们认定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初生记录，那么在“狂人”的故事里，“狂”这一核心神态，实际上也就是知识分子从自身社会境遇中发现和确证“异己”因素及“异己”力量的突出反映，同时，“狂”也是这种发现和确证“异己”存在的方式及其话语形态本身。
到了《一件小事》和《故乡》这里，“狂”发展为“悔”和“疑”。一“悔”一“疑”之后，知识分子不但未能重归自身裂生所自的文化母体，因为“悔”和“疑”都还并非足以改变现实的行动，相反，他们在同社会环境相互异己化的过程中，继决裂于自己无法认同的那个“形式合理”[4](227)的世界之后，又接着发现了自己已被自己所能认同的那些现实存在抛离的可悲际遇。
正是这种更深一层的自我发现，使得《一件小事》和《故乡》最终成为满含文化乡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怀旧故事。今天循着鲁迅沉埋在这两个故事里的一段思想行踪，让人不禁想起我们也许遇着了一个值得追问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失却了实际的方向和着落的文化乡愁和精神怀旧，是否已经积淀成为知识分子现代生涯中的宿疾？
〔参考文献〕
［１］鲁迅．一件小事[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２］鲁迅．故乡[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３］廖炳惠．关键词200[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４］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马胜利）
〔编者按〕鲁迅与他的作品，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客体的存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们，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人生体验、审美观照、价值取向，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面对鲁迅与他的作品，当人们不以神话或以其用来证明某种理论正确性时，或不以丑化或诋毁为目的时，这也就意味着在不断接近鲁迅与他的作品，挖掘这一特殊个体所蕴含、积淀的社会、历史、民族的内容，同时又呈现其个体特殊性中为共性所不能包容的丰富性。因为其研究对象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强调作为“个人”鲁迅的独立意义和价值及其知识分子个性化的思维、情感、话语方式，意在说明否定了鲁迅的独立价值，也意味着否定了鲁迅研究自身的独立价值，这也是刊发本专题学术意义的题旨所在。
〔摘要〕文章运用文本细读和叙事分析相结合的手法，以探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乡愁意识和自我认同困境为聚焦点，对鲁迅小说中向来被广泛认定为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平淡的两个篇目——《一件小事》和《故乡》，做了细致、深入的综合分析，据此论证指出，展示在鲁迅其他经典小说力作中的思想和艺术光彩，在这两个短章中同样有别致而独到的存在和丰富内涵。
〔关键词〕鲁迅；《一件小事》；《故乡》；乡愁意识；自我认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4-0093-04
一、小作品里的大问题
在鲁迅所有的小说作品中，《一件小事》和《故乡》通常被看作是分量最轻、主题最露、歧义最少，形式的构造也最为简单、粗糙的两篇。以至于它们的体裁定位都一向被弄得很含糊。就是摆在鲁迅自己的创作成果格局之中，这两个篇什，都显得多少有些远离了集“忧愤深广”和“格式特别”于一体的“鲁迅风”小说，而更接近一般文人所惯写的那种低吟浅唱、漫话琐事的散文小品。
但如果换个角度，把《一件小事》和《故乡》这样的作品视为鲁迅旷远、深邃的文学和思想世界的一个平易的入口、一抹缩略的窗影，那么，在它们看似轻浅显白的文本内部，或许也未始不蕴含着一重由作者整体的精神气质和思想状态所决定的、不以具体写作的形式和篇目为转移的深层情意结。甚至那种在振聋发聩、荡决一切的《狂人日记》和沉郁顿挫、苍劲悲凉的《孤独者》中，贯穿始终的鲁迅有关求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个人自我认同及群体认同之途的复杂思绪，也以同样的手法，通过作者刻意设置的那个小说“叙述者”的声音和视角，鲜明地投射、铺陈进了这两篇“小品”之中。
只不过因为以往至今，我们似乎总在有意无意地按照“作家∈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待批判、待改造对象”的公式，在对作品中作为被叙述对象而存在的劳动人民等非知识分子角色，给予习惯性的过度关注和过度诠释，同时却极大地忽略、甚至彻底地抹煞了主导和安排了整个作品那位知识分子叙述者的存在，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去认真琢磨这位叙述者的口吻、视点和情绪，究竟有些什么特别的意味。
下面笔者想论证、说明的，就是《一件小事》和《故乡》这两个作品，与出现在《狂人日记》、《孤独者》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主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是如何呼应、关联和承接在一起的。
二、双重情境和叙述混响
无论主体是谁，认同问题的实质都在于主体自身与其所处环境相互关系的确证，这层道理，在早于《一件小事》和《故乡》问世的《狂人日记》，以及它们之后的《孤独者》中，都有生动而深刻的集中揭示。但这并非鲁迅所体验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认同困境的唯一要害。对此，《一件小事》和《故乡》都从一开篇，即给予了渲染和强调。
《一件小事》的开篇：“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1](458)以及《故乡》的开篇：“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2](476)虽然附着了一点关涉作者生活经历的真实印记，但“乡下”到“京城”，“六年”和“二十余年”这样的细节表述，仍分明显示出这属于虚构笔法，是“小说家言”。对这种将“我”设定为不是离乡进京、就是自异地还乡的旅人或游子角色的构思，首先值得特别注意和追究之处，倒不在于这个“我”的具体游动轨迹是怎样的，而在于这位并不预备在故事中做主角的叙述者，为什么一上来就要采用这种特地向读者突出和提示一下自己的漂流者身份的口吻，来展开他的讲述。无疑，这样做的最直接效果，是使得通篇小说在故事刚一揭幕的一刻，即笼罩上了一种由淡淡的苦涩与孤寂相交织成的乡愁意识。尽管后面展开的故事和其中的主要人物，都不见得要跟乡情和乡亲相干，但愁绪已经无可选择、不容推拒地降临整个故事情境，迫使读者自此往下，不得不一直都得透过这层怅然若有所失的浅灰色情绪的滤镜，来感触和接受作品中的一切。
小说叙述者被安置在相对于“乡下”和“故乡”一去一返的游移状态中：要么返而复去，要么去而复返，要么就忽“去”忽“返”，首鼠两端，循环不已，这在拘泥于某种肤浅煽情的叙事效应的读者或评论家那里，往往也就仅仅被看作是一个便于烘托和调动悲情的做戏的场景而已。依着这种理解，登临这个出走和回归交相变奏的戏剧性场景的人物，是自行选择了弃绝庸常生活模式的悲剧主角，他们走也不是、归也不是的人生困局，完全是那种纯粹到足以自我成就的英雄品格，所必需和必备的一层据之以超凡脱俗的现实历练基础。由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很容易接受一个身居尘世而心逸世外、悲悯和忧愤时时萦怀的“凡间圣人”式的鲁迅形象，而且，自然也会倾向于把《一件小事》和《故乡》这类鲁迅以第一人称的“我”讲述出来的作品，都认定为带有某种开示众生、启谕天机的“圣言”性质。
当然，这好像已经成为事实（特别是在鲁迅研究史和鲁迅接受史的一些特定片断中），但这显然又远非事实的全部。至少，我们谁也不能排除这样的疑问：1919年11月，从长年的蛰伏和沉寂中摆脱出来不过一年多的鲁迅写出《一件小事》的时候，以及1921年1月正深味着同一阵营的人再度风流云散的孤寂和落寞的鲁迅写出《故乡》的时候，除去可能为了继续保持对众呐喊的姿态之外，是否也还可能有更多的用意，是在于为自己而写、跟自己的内心来对话的呢？凭这么一问，我们也就有了平视、近观甚至聚焦细察《一件小事》和《故乡》中的那位叙述者的一点理由，他的别致的情境身份和心态，也因此而可以跟他带着这种身份和心态讲出来的那些人与事，完整地结合起来，供我们分析。
《一件小事》和《故乡》的叙述者，在其所述的故事里表现得并不完美。这种不完美不光反映在情节层次上，叙述者为凸现其他人物而着意自降一格的那些修辞技术的处理上，也并不因他们在故事中宣教了任何超世俗的道理，而自曝了形象上的苍白单薄。作为一种叙事手段，这两篇小说中的叙述者和故事整体情境被安排成在思想感情的敏锐度和细腻度方面，呈现上下错位、落差显著的关系，这本身已经显得有点义凸辞外、质胜于文，但小说的总体意蕴的重心，却还并不落在这里。因为这种承担否定语义功能的反差关系所指涉的批判对象，究竟叙述者、还是叙述者所讲故事中的其他人，并不确定。
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作品元叙事层即故事内部时，我们看到：站在思想感情和道德价值的相对低端的，显然是叙述者“我”。但如果我们着眼于从作品外部叙事层，即从作品开篇就展开的那个叙述者“我”向我们做自我介绍的那个用于引导、推动故事的声音所在的层次，进行判断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叙述者“我”又成了作品中思想感情和道德觉悟水平最高的人。正是这种含混，显示了叙述者自身的“不完美”：作为叙述功能的唯一履行者，他最终混淆了自己叙述的声音、角色和意义。
三、别样的乡愁与异类的自我
《一件小事》和《故乡》的故事情境和内在于这一情境的人物的暗昧、沉默，与流露于叙述故事的“我”的声音中的敏感、警醒，固然可以解释成为了凸现后者的觉悟高度，而特地使用的一种以俗映圣的渲染法，但由此渲染出来的这种先行觉悟者的敏感和警醒，从另一面看，又恰好正是导致小说总体格调上趋于沮丧、低落和悒郁的那只唯一的“推手”。也许，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件小事》和《故乡》与其被我们直接当作一出业已绝对成熟、绝对定型了的完满人格的展览性表演，去远远地仰望和欣赏，倒不如作为一幅流动中的心理演变和精神成长图景，供我们以同情、诊查的态度来细细地揣摩、拿捏和体知。
沿着这一思路，再看《一件小事》和《故乡》开篇处所展示的叙述者“我”与其所述故事情境这二者间的距离感，真正值得我们关切的焦点，就不能不是一上来即明摆在那里，并且随叙述的推进，往后还得不断升腾、蔓延的那种将“我”团团围住的乡愁意识。然而，通观这两个作品全篇，这种乡愁意识又没有朝简单的怀念故土的情绪上发展。确切地说，它最后落实成了一种无乡可认的、指向缺席和空白处的怪味乡愁；或者说它只是一种所望系于别处的感觉，这种感觉表面上托名于对“乡下”、“故乡”等远方某处所在的牵念或认同，其实质却在于针对现时现地的叙述现场或存在现场的怀疑、批判和不认同。
《一件小事》开篇第一句话之后，紧接着这样一段语义颇曲折的抱怨：“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1](458)之所以有抱怨，根本上是由于“从乡下到京城里”初有愿望，并且这愿望落了空。这里所怨的一切，国家大事皆不足道，人与事一概可恨可鄙，都正属于彻底逆转到反面的所愿所望。城里的现实如此不堪，粉碎和破灭的却是乡下人的愿望。所谓乡愁，源出于此。
而在《故乡》中，就字面形式看，“闰土”也罢，“杨二嫂”也罢，故乡的人物风土凡让“我”甚感懊丧之处，实际归究起来，皆因“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即便那个被“我”念念不忘、铭记在心的“好得多”的故乡，无据可考、无迹可寻，就连少年“闰土”在金黄圆月下的海边看瓜捕猹的美丽画面，小说里也明明说是“我”儿时起自己听了“闰土”的话之后单厢情愿生出的一段想像，始终不曾实地印证过，但是，惟因距离这个“好得多”的记忆和想像中的故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我”在故乡期间的心绪却着实变得恶劣而沉重，以至小说竟篇仍未能缓释。
总起来讲，《一件小事》和《故乡》中的乡愁实际上缘于文化心理而非社会现实，其指向也不在过去而在现在。这种面向现实、挣扎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文化心理，在鲁迅这两篇小说里，被寄放到知识分子身份的角色之上，以利于这一角色在执行叙事的过程中较自然地将这种文化心理溢于言表。但另一方面，这两篇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也尽力被掩盖或冲淡，他的言行举止及所思所感，基本上是被动的，出于对环境和其他人物言行的反应，而绝少主动的、引发环境变动和影响其他人物言行的表现。
这两位仿佛只为单纯地承担起叙事功能而从作品里出场的知识分子，用了如此被动的体验型和感应型的言行，为他们所讲的故事定下了基调，布设了背景，同时，也在他们自己和故事之间画出了一道醒目的界线。在故事里也有一个“我”，但这个嵌在戏中的“我”，更多的像是叙述者“我”为推动和外化故事内涵而特意亲自饰演的一个情境角色，总处于同叙述者的声音保持有一定间隔和落差的被审视、被矮化境地。这种并不为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所独有的叙述破绽，出现在《一件小事》和《故乡》当中，意外地强化了叙述者“我”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处境的“异己”性质的悲观确认。
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成史来看，“异己”的世界观、社会观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与生俱来的阶层性的精神思想特征。能否充分地确认世界和社会是一种“异己”的存在，事实上也就是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身份予以确认的最基本的前提动作。换言之，自认为并且自甘为整个社会中的另类甚至异端，因而对社会的整体环境和其他各阶层人群，都采取一种疏离和存疑的批判性姿态，这不仅是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成熟之后的一种思想习惯，而且也是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和独立的社会角色从历史上赖以萌生的根本内因。
四、镜像内外的自我异变
不过在鲁迅笔下，以社会的“异己”自认、自命，当然同时也就把整个社会视作了自我的“异己”的知识分子，总是更迫切、更集中于叙述他们对自我与社会环境之间这种互为异己的紧张关系本身的不满和质疑。
在《一件小事》中，“我”所叙述出来的人力车夫由惹得“我”“很怪他多事”转变为令我觉得“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的故事，被阐释成车夫本人由平凡而渐显为伟大的故事，这固然不错，但更确切、更完整地说，这是“我”对于车夫本该如此地一种心里期待执拗作用的结果。这个故事里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不在车夫，而在“我”。车夫之举所以使“我”深感震撼，其原因显然在于他本来已归入了“我”所“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的对象之列。谁也不值得看得起，成了“我”在《一件小事》中铺排故事、兴起波折的一层浓重的情态底色。车夫最终凭借确属“一件小事”的一个细节行为，突破了这一底色，这种效果和结局，完全是“我”前倨而后卑的情绪反应变化所致。
没有故事揭幕之前即已预设的车夫也跟社会各色人等一样不堪的认知定势，也就不会有故事落幕时刻近乎忏悔般痛切、深入的震撼、惭愧，以至“自新”的这种非同小可的感触。但车夫由轻贱而尊贵的道德形象与精神分量的提升，伴随着的却并不是知识分子叙述者心理上“异己”感的缓解，反而是加强。前后所不同者，仅在于知识分子叙述者以“看不起人”始，而以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也即自己也变成“被”看不起的人之中的一个告终；相应地，一开始混在“被”看不起的人之中的车夫，最后却成了值得特别看重的人。一升一降，“我”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同车夫代表的社会环境中的某一部分人，两者之间的疏离并没有改变。
对车夫的看法的转变，实质上也是知识分子对底层劳动者道德形象的再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从社会的批判者变成了被批判者。然而批判知识分子的并不是车夫，车夫没有这样的话语，即使有，也未必能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可。能够为知识分子所认可的批判，只能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的话语系统。只有这样，针对社会和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才是等值的和有效的，才具有源自同一价值尺度的合理的相关性和可比性。
但同样是被同一价值尺度衡量出来的可批判对象，知识分子与其处境之间又远非共同体。不仅如此，由于自我批判的展开和确证，知识分子更进一步地被社会“异己”化了。如同车夫被知识分子再发现一样，在完全相反的意义上，知识分子也被再次发现。这一发现具有拉康（Jacques Lacan）所谓的“镜像凝视”[3](114-115)模式的残酷和悲凉意：离弃在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在回眸反顾之际，通过其他社会角色的镜像折射，猝不及防地看清了自己的身影和心迹，但这温暖的一刻，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从自己原属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肌体上真正无可挽回地彻底决裂下来的断魂的一刻。
《一件小事》中车夫的“高大”，《故乡》中“闰土”的善良、辛苦，都属知识分子的“我”所认同和具备的生存品质，非如此，则“我”就不可能成为车夫和“闰土”的动人故事的叙述者和发现者。而这些品质，既是两个故事中的亮点，也是故事的叙述者“我”与不意之中充当了“我”赖以实现自我观照和刷新自我意识的一重镜像的车夫、“闰土”之间得以彼此映射、互见的灼目光斑。
五、文化乡愁与精神怀旧
若使《狂人日记》所叙述和发现的故事被人们认定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初生记录，那么在“狂人”的故事里，“狂”这一核心神态，实际上也就是知识分子从自身社会境遇中发现和确证“异己”因素及“异己”力量的突出反映，同时，“狂”也是这种发现和确证“异己”存在的方式及其话语形态本身。
到了《一件小事》和《故乡》这里，“狂”发展为“悔”和“疑”。一“悔”一“疑”之后，知识分子不但未能重归自身裂生所自的文化母体，因为“悔”和“疑”都还并非足以改变现实的行动，相反，他们在同社会环境相互异己化的过程中，继决裂于自己无法认同的那个“形式合理”[4](227)的世界之后，又接着发现了自己已被自己所能认同的那些现实存在抛离的可悲际遇。
正是这种更深一层的自我发现，使得《一件小事》和《故乡》最终成为满含文化乡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怀旧故事。今天循着鲁迅沉埋在这两个故事里的一段思想行踪，让人不禁想起我们也许遇着了一个值得追问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失却了实际的方向和着落的文化乡愁和精神怀旧，是否已经积淀成为知识分子现代生涯中的宿疾？
〔参考文献〕
［１］鲁迅．一件小事[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２］鲁迅．故乡[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３］廖炳惠．关键词200[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４］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