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聊城大学，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近年来快速发展，音乐考古新发现和国内外史学新观念的出现，打破了依赖文献治史的传统史学研究方式。对音乐史不同于政治史的独立性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见解，学科观念逐渐增强。重写音乐史的热潮兴起，令学者们重新审度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文章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探讨，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状的粗略梳理，在史学史发展、当前的研究特点、学科展望等方面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学；音乐考古学；史学史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发展历程管窥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发源期，出现的论著主要有：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年）、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1925年）、童斐《中乐寻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1926年）、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年） 等。这些音乐史类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萌芽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音乐历史观念：“音乐史是供给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衣食住为供给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是一样的，所以编写音乐史，第一项是要注意一个时代人文的发展，第二项才是考证历代作品的成绩。”不同时代的新思维学者们不断地想摆脱研究历史的传统观念束缚，提倡用科学的、新型的、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摈弃旧观念推进新理论，呈现出时代性强的音乐史发展观。诸多先行者意识到音乐史学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非凡意义。
我们从许之衡、王光祈、缪天瑞等人的音乐史著作可以看出，他们明显不满于传统治学史观念。王光祈先生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讲到： “吾国历 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 而少‘史学家’（如司马迁之流仍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作”。因此，王光祈企图用进化论思想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为后学开启一种全新的治学思维。建国后，以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在音乐史学观念上产生了一次变革，引导着研究者们转向从现实的民间音乐实体来充实史学本身，努力使音乐史成为真正的音乐的历史，而不是在一般书籍里的音乐文学史。基于此，音乐史学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学者深入到考古学的领域，以出土的文物来验证史籍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述，用考古学的新发现来不断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经过这些学者的不断努力，音乐史学又有了新的进展，逐渐开始充实起来并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道路。
二、对当下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音乐史研究到現今为止经历了以下几种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演进：
（一） 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古代文献里寻找痕迹进行考据论证。如乾嘉学派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辑佚、辨 伪等方式 ，整理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文化典籍，涉及金石、考古、经学、小学等各学术方面，以及丛书、类书等的研究编撰等方面，给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近代国学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深受影响，对史学学科发展的全新构建，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國维的“二重证据法 ”、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史诗互证”等等。这些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 式使传统治史方式获得深入的发展，对推进音乐史学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导。
（二）20世界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乐文献结合民间音乐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如杨荫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个案调查”“地区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将民间早已存在的传统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用录音技术抢救遗存的声音，建立民间乐器展览，迄今为止，这仍被视为最先进的考察方法。这种方式抢救性地记录下一系列不为世人重视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所记录的这一时期的原生态艺术及其所处的社会氛围还尚未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破坏。这一系列的调查把中国器乐史的当下活态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几乎把所有录音演奏记录成谱。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三）20世纪80 ～ 90年代，对音乐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乐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学科资源相互结合、渗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热潮，黄翔鹏先生提出了“音乐形态学”这个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阶级等政治观念划分中国音乐史的惯例，创造性地依照中国音乐史发展形态的嬗变过程，将之划分为“先秦乐舞时代”“中古伎乐时代”和“剧曲音乐时代”三个阶段，充分考虑到了音乐文化内涵及其性质，音乐自身要素、风格及其发展规律特征，着眼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乐分期更为趋于合理。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理念的增强导致了对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三、对学科发展的憧憬与展望
当前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细化，许多研究从总的音乐史研究领域中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如乐律学、音乐考古学、琴学、古谱学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加强史学文献研究，又要引入“新史学”（整体史、生活史、社会史等）的视角，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的各个层面。新史学的一个关注热点是 “社会生活”，从社会史角度将社会不同现象纳入到音乐史学研究中来，如制度中的音乐、生活中的音乐、音乐如何建构生活、都市生活与市民音乐等等。这一方面在近年来也是成果显赫，比如“乐户”研究，从制度到乐制、乐户、乐籍等等音乐现象予以考察，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各层面。
参考文献：
[1]王誉声.中国古代音乐史编写方法的思考[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1 （2） .
[2]李方元. 音乐史分期与历史建构[J]. 音乐研究. 2009（04）
【摘要】：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近年来快速发展，音乐考古新发现和国内外史学新观念的出现，打破了依赖文献治史的传统史学研究方式。对音乐史不同于政治史的独立性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见解，学科观念逐渐增强。重写音乐史的热潮兴起，令学者们重新审度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文章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探讨，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状的粗略梳理，在史学史发展、当前的研究特点、学科展望等方面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学；音乐考古学；史学史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发展历程管窥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发源期，出现的论著主要有：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年）、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1925年）、童斐《中乐寻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1926年）、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年） 等。这些音乐史类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萌芽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音乐历史观念：“音乐史是供给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衣食住为供给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是一样的，所以编写音乐史，第一项是要注意一个时代人文的发展，第二项才是考证历代作品的成绩。”不同时代的新思维学者们不断地想摆脱研究历史的传统观念束缚，提倡用科学的、新型的、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摈弃旧观念推进新理论，呈现出时代性强的音乐史发展观。诸多先行者意识到音乐史学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非凡意义。
我们从许之衡、王光祈、缪天瑞等人的音乐史著作可以看出，他们明显不满于传统治学史观念。王光祈先生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讲到： “吾国历 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 而少‘史学家’（如司马迁之流仍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作”。因此，王光祈企图用进化论思想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为后学开启一种全新的治学思维。建国后，以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在音乐史学观念上产生了一次变革，引导着研究者们转向从现实的民间音乐实体来充实史学本身，努力使音乐史成为真正的音乐的历史，而不是在一般书籍里的音乐文学史。基于此，音乐史学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学者深入到考古学的领域，以出土的文物来验证史籍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述，用考古学的新发现来不断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经过这些学者的不断努力，音乐史学又有了新的进展，逐渐开始充实起来并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道路。
二、对当下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音乐史研究到現今为止经历了以下几种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演进：
（一） 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古代文献里寻找痕迹进行考据论证。如乾嘉学派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辑佚、辨 伪等方式 ，整理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文化典籍，涉及金石、考古、经学、小学等各学术方面，以及丛书、类书等的研究编撰等方面，给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近代国学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深受影响，对史学学科发展的全新构建，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國维的“二重证据法 ”、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史诗互证”等等。这些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 式使传统治史方式获得深入的发展，对推进音乐史学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导。
（二）20世界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乐文献结合民间音乐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如杨荫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个案调查”“地区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将民间早已存在的传统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用录音技术抢救遗存的声音，建立民间乐器展览，迄今为止，这仍被视为最先进的考察方法。这种方式抢救性地记录下一系列不为世人重视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所记录的这一时期的原生态艺术及其所处的社会氛围还尚未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破坏。这一系列的调查把中国器乐史的当下活态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几乎把所有录音演奏记录成谱。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三）20世纪80 ～ 90年代，对音乐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乐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学科资源相互结合、渗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热潮，黄翔鹏先生提出了“音乐形态学”这个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阶级等政治观念划分中国音乐史的惯例，创造性地依照中国音乐史发展形态的嬗变过程，将之划分为“先秦乐舞时代”“中古伎乐时代”和“剧曲音乐时代”三个阶段，充分考虑到了音乐文化内涵及其性质，音乐自身要素、风格及其发展规律特征，着眼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乐分期更为趋于合理。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理念的增强导致了对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三、对学科发展的憧憬与展望
当前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细化，许多研究从总的音乐史研究领域中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如乐律学、音乐考古学、琴学、古谱学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加强史学文献研究，又要引入“新史学”（整体史、生活史、社会史等）的视角，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的各个层面。新史学的一个关注热点是 “社会生活”，从社会史角度将社会不同现象纳入到音乐史学研究中来，如制度中的音乐、生活中的音乐、音乐如何建构生活、都市生活与市民音乐等等。这一方面在近年来也是成果显赫，比如“乐户”研究，从制度到乐制、乐户、乐籍等等音乐现象予以考察，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各层面。
参考文献：
[1]王誉声.中国古代音乐史编写方法的思考[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1 （2） .
[2]李方元. 音乐史分期与历史建构[J]. 音乐研究. 2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