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康熙时期青花瓷器所绘之人物戏曲故事图，题材多样，构图丰满，其形式多参照明末曲本附刊插图，融入瓷繪匠人的自我理解，加之精湛的绘画技艺，呈现的画面丰富多彩。厦门市博物馆馆藏康熙朝青花瓷器十分丰富，其中一件较有特色的“胡旋舞”图笔筒，结合史料解读应为明末路迪所作《鸳鸯绦》中的一幅场景。除此之外，文章拟从器型、釉色及绘画风格等方面对此件器物的时代特征进行论述总结。
关键词：康熙;瓷器;胡旋舞;鸳鸯绦;版画
0 前言
明晚期资本主义初现萌芽，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给普通民众的生活注入新的憧憬，戏曲小说承接唐传奇、元杂剧，翻开了新的篇章。戏剧文学无异于当今人们所喜爱的电视连续剧，是日常生活之余的精神追求。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之风雅颂，到东晋的玄学，再到唐诗宋词，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一个时代的生活缩影，反映了该时代特有的文化背景。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
至元代，杂剧兴起，这是中国戏剧文学最早的成熟形态，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发展至明代，戏曲小说的兴起，将叙事文学推向至顶峰。另有木版印刷技术的蓬勃发展促使了刻板、插图的风行，在社会文化中独占一隅。这一现象给景德镇瓷画匠的绘画题材注入了新的活力，将瓷器绘画史发展推向顶峰。
人物故事图是瓷器绘画常见题材，最早人物题材例证可见于半坡时期的人面鱼纹盆，②发展至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盆，③人物形态逼真，神情生动，已初现故事情境，为早期人物故事图的经典作品。唐代长沙窑瓷器，以绘画装饰著称，以绿彩、褐彩等描绘诗文、人物等，使得见惯单一釉色的人们眼前一亮，让长沙窑瓷器成为国内外炙手可热的用品。
至宋代，皇室喜简洁朴素之器，从五大名窑所出均为单色釉器即可见一斑。因此彩料运用较少，刻画、模印等装饰技法则成为瓷器装饰的主流技艺，宋代湖田窑的影青莲荷婴戏图，三两个如年画娃娃般的可爱小婴藏于莲叶之下，可爱逗趣至极。瓷器装饰艺术发展至元代，因钴料使用的探索成功，使得青花装饰技法成为瓷器装饰的主流技艺，景德镇瓷窑也一跃成为国内第一大窑口，占据了官民用器的大半江山。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元青花“昭君出塞”图罐等，人物细节刻画细腻，构图丰满，堪称一绝。因当时钴料成分为苏麻离青，烧成后会出现晕散及铁锈斑的效果，因此至明初，细致人物绘图并不常见。之后使用国产石子青料和进口回青料等，丰满的人物构图成为青花瓷器装饰的主要呈现，大量叙事性故事图出现在瓷器装饰上，内容故事涵盖历史典故、戏曲故事及神话传说等等，命名多以人物故事图称之。稍细分有高士图，如竹林七贤、携琴访友、虎溪相送;仕女图如教子图、献寿图、游园图等;刀马人物图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中场景等。这一构图基准至清康熙时期达到顶峰。
国内外各地公私收藏机构多见康熙时期人物故事图瓷器，器型常见笔筒、棒槌瓶、凤尾尊及各种尺寸的罐、尊、盘、碗、壶等，装饰以青花、五彩常见。其中不乏大量叙事性故事图，瓷器因空间局限，瓷绘者往往仅摘取其故事情节中一角或一页插图来表述整个故事，在时代风尚的背景下，以个体独特的解读方式呈现在瓷器上，这就考验读图者对该故事及其细节的认知度。此类信息解读，不仅需要丰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认知，更需要对细节的把控，不同细节的解读很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
1 馆藏简介
厦门市博物馆馆藏青花瓷器中，有几件器物的人物故事纹较有代表性，如清康熙“红拂记”故事图观音尊（图1），主题故事纹饰绘在器腹，见杨素与李靖坐于正中，红拂与虬髯客分立两旁，可辨识元素明显;清康熙“西厢记”故事图笔筒（图2），根据展开图（图3）可知故事背景为元代王实甫所作《西厢记》中“草桥惊梦”及“长亭送别”两幅场景，画面布局丰满，人物细节刻画细致;另有一件清康熙青花笔筒，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主题画面为仕女“胡旋舞”图（图4），该笔筒高14.4厘米，口径17厘米，直筒微束腰，口沿微敞，通体施白釉，整器胎体坚实细腻，釉面肥厚莹润。外壁以青花绘仕女图，青花发色翠兰，画面层次分明。从画面展开图（图5）可见，画面中心为一女子立于圆形毡毯之上，身着曳地长裙，腰系裙挂，身披佩帛，双手向后舞动做旋转动作，灵动十足;左侧站立四女子，或持笛或敲鼓，应是为画中舞动女子伴奏;右侧正中一女子端坐，旁立两位侍女，为赏舞之主角。人物四周细节描绘十分丰满细致，以栏栅、立柱、棉帐等物将庭院功能做以区分，庭外灌叶树丛，洞石卷云由远及近，空间感十足，为典型的康熙时期构图风格。
2 画篇解读
据《新唐书·礼乐志》载：“胡旋舞，舞者立于毬上。”据考证“毬”应为“毯”之误，在敦煌壁画、唐代玉饰雕刻及1971年在河南安阳北齐（550—577）墓葬中发现的黄釉瓷扁壶上，都有“胡旋舞”形象，且都是立于圆毯之上，足以证明。①唐人段安节著《乐府杂录》“俳优”条记载得更为清楚：“舞有骨鹿舞，胡旋，俱于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于毯上，其妙若皆夷舞也。”②另有白居易《胡旋女》诗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综合上述史料可知，改画面所呈现之主题为“胡旋舞”。
这一时期瓷器画篇所呈现的胡旋舞场景，有方毯及圆毯之别，其余构图画面类似。翻阅史料及对比各大馆藏，可解读此类故事一般有两种，一是“贵妃行乐图”，参见故宫博物院藏“青花行乐图观音尊”（图6），③画面正中为一仕女立于方形舞毯之上，从舞女右上角赏舞之人的衣着配饰及身旁所立侍女，高举掌扇，足见此人身份之尊贵，可见一斑。据史料载，“胡旋舞”出自中亚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早在北周天和三年（568），周武帝宇文邕迎娶突厥可汗之女阿史那公主时，阿史那氏带来了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家，其中就有康国人。③至唐代，胡旋舞为玄宗所好，据《南部新书》载：“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舞》，玄宗深好此舞，太真、安禄山皆能为之。”④另见唐韩休墓壁画所出壁画之乐舞图（图7）⑤，亦可佐证。由此可知故宫馆藏此件观音尊，应为杨贵妃赏胡旋舞之景。 另一场景，画面整体布局与上述“行乐图”类似，舞女立于圆毯之上，两旁有赏舞人及伴奏仕女等，对比明代戏曲刊本插图（图8），⑥应为明末戏曲小说《鸳鸯绦》中一幕。《鸳鸯绦》，明末清初路迪作，有明刊本，署名海来道人，清初一度被列为禁书。⑦路迪，字惠期，号海来道人，江苏宜兴人，生平事迹无考。⑧故事内容主要为杨直方与张淑儿的传奇爱情故事，杨直方与友人入京参加会试，途中投宿宝华寺，遭歹人张小二伙同两恶僧劫杀，杨走脱后入民宅，殊不知正为张小二家，幸得张淑儿所救，二人一见钟情，以“鸳鸯绦”为信物私订终身。后直方喜中探花，在旧友胡平府中巧遇被胡平夫妇收为“义女”的张淑儿，最终以“喜结连理”为大团圆结局。⑨整篇小说内容曲折，二人的“忠贞”“巧遇”构成情节的基础，虽不落“有情人终成眷属”之俗套，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传奇小说。①
书中第二十四回“鬻女”讲张妈妈因走投无路将张淑儿卖与胡府时，恰逢圣旨送达，因夷酋侵犯边关，胡平接圣旨领兵十万前往征伐，书中插图有张淑儿于方毯上旋舞，据前文所举文献例证，此舞形式应为“胡旋舞”。据分析应是张淑儿为胡氏夫妇舞蹈送行，所谓：“闻道沙场苦战争，平添几倍别离情，杀气莫交随粉黛，红颜忍使识军营。”①
厦门市博物馆馆藏此件“胡旋舞”图笔筒，与版画插图进行对比，重要元素基本一致：画面正中舞毯，为胡旋舞的标志特征;另右侧赏舞之主母，衣饰风格同旋舞之人并无二致，仅通过头饰及身旁仕女证实此人较为尊贵，判断应为胡平夫人。但故事之中的男主角胡平将军却不在画面中，或因空间局限，或因瓷绘匠人自身理解偏差，或因口口相传之误等因素，但根据整体场景所呈现的元素进行判断，此图所述故事应为《鸳鸯绦》故事无疑。
3 风格特征
明刻版画，蔚为大观，曲本附刊版画，成一时风气，仇英、陈洪绶等人物画大家曾直接参与版画制作，构图基准及人物风格成为瓷绘匠人接触戏曲小说的最直接途径，也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瓷器画篇布局及人物绘画风格。
对比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幅仇英《人物故事图册》（图9），②楼阁、庭院的布景，穿梭着形态各异的仕女，或弄妆梳洗，或弹奏箜篌，或打理花草，画面丰满，繁而不乱。将厦门市博物馆馆藏本器与之对比，亭台院景，室内陈设，人物穿插其中，整体构图基本一致。
另有山水景致方面，明末清初瓷器上的山水图多受董其昌山水画风影响，融汇纸本绘画中特有的皴、擦、点、划等技法，特别是青花山水图，山川树石、层次分明，至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将笔墨的分水技法运用至极致，无论是单纯的山水图，抑或是人物故事图的背景构图，青花色泽浓淡分明，层次丰富，呈色清隽雅逸，犹如笔墨实景。
人物特征方面，晚明至清初，瓷器上人物绘画风格多类吴门四家唐寅之“美人”形象，看似弱不禁风，却姿态万千。仕女多面容清丽，小眉小眼、小嘴尖下巴;溜肩，细腰，身材修长，回眸百媚，倚笑众生。长发上盘，普通仕女用发带，身份尊贵者饰以发簪、步摇等。装束方面多承袭明代汉族传统服饰，对比同时期仕女图，装束基本一致：仕女多着束领长袍，外有宽袖对襟大衣，另罩披风或裙褂，上多有碎花装饰，衣物细节刻画极为细致，时代特征明显。综上所述，此件青花“鸳鸯绦”故事图笔筒，不失为康熙民窑极有代表性的一件佳作。
在没有互联网、音像制品的年代，大部分故事的传播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口传身授，以至于传播结果呈现各种差异。
另外，版画插图同现代著作插图一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提高出版物的观赏性，是插图作者根据戏词的故事情节，选取重点进行绘制，个体差异较大，并无固定模式，其传抄与刊刻的过程中，版本不同，内容亦有差异。瓷器画篇亦是如此，瓷绘匠人或将版画插图直接照搬至瓷器上，或按照自身理解进行发挥，以致画面的个别细节不同，但所呈现的寓意是一致的。
康熙时期经历社会重大变革之后，经济复苏，社会开放度较之前大大提高。这一社会现象表现在瓷器制造领域则是绘画風格的转变，在延续明末瓷绘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升华，其构图与内容涉及领域之广前所未有，加上绘画技法的提高，国产浙料和进口珠明料的娴熟运用，使得图像呈现更加层次分明，画面灵动感十足。康熙朝之后，瓷绘图像朝着精细化、程式化发展，瓷器品质仍在，但活力不足，总结即为青花故事图呈现，康熙朝为最。
【作者简介】高宇，女，本科，馆员，现任职于厦门市博物馆，主要研究方向：陶瓷器鉴定与鉴赏。
①司寰.浅议戏曲文学传播在中国戏曲史上的意义—以明传奇《牡丹亭》为例[J].戏曲之家，2021（3）：15.
②叶喆民.中国陶瓷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2.
③叶喆民.中国陶瓷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7.
①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66-167.
②解梅，陈红.唐代的胡旋舞略谈[J].兰台世界，2010（7）：78.
③耿宝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26.
④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66.
⑤李丹婕.唐代舞筵考—从韩休墓壁画乐舞图谈起[J].考古与文物，2020（5）：102.
⑥陈崎.元明清戏曲故事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294.
⑦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中国戏曲曲艺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503-504.
⑧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36.
⑨蒋星煜，齐森华，赵山林.明清传奇鉴赏辞典：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710-712.
①见路惠期撰《陶湘-民国武进陶氏涉园石印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影印本。
②参考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1d92492e5a3845798bead154866f9745。
关键词：康熙;瓷器;胡旋舞;鸳鸯绦;版画
0 前言
明晚期资本主义初现萌芽，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给普通民众的生活注入新的憧憬，戏曲小说承接唐传奇、元杂剧，翻开了新的篇章。戏剧文学无异于当今人们所喜爱的电视连续剧，是日常生活之余的精神追求。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之风雅颂，到东晋的玄学，再到唐诗宋词，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一个时代的生活缩影，反映了该时代特有的文化背景。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
至元代，杂剧兴起，这是中国戏剧文学最早的成熟形态，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发展至明代，戏曲小说的兴起，将叙事文学推向至顶峰。另有木版印刷技术的蓬勃发展促使了刻板、插图的风行，在社会文化中独占一隅。这一现象给景德镇瓷画匠的绘画题材注入了新的活力，将瓷器绘画史发展推向顶峰。
人物故事图是瓷器绘画常见题材，最早人物题材例证可见于半坡时期的人面鱼纹盆，②发展至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盆，③人物形态逼真，神情生动，已初现故事情境，为早期人物故事图的经典作品。唐代长沙窑瓷器，以绘画装饰著称，以绿彩、褐彩等描绘诗文、人物等，使得见惯单一釉色的人们眼前一亮，让长沙窑瓷器成为国内外炙手可热的用品。
至宋代，皇室喜简洁朴素之器，从五大名窑所出均为单色釉器即可见一斑。因此彩料运用较少，刻画、模印等装饰技法则成为瓷器装饰的主流技艺，宋代湖田窑的影青莲荷婴戏图，三两个如年画娃娃般的可爱小婴藏于莲叶之下，可爱逗趣至极。瓷器装饰艺术发展至元代，因钴料使用的探索成功，使得青花装饰技法成为瓷器装饰的主流技艺，景德镇瓷窑也一跃成为国内第一大窑口，占据了官民用器的大半江山。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元青花“昭君出塞”图罐等，人物细节刻画细腻，构图丰满，堪称一绝。因当时钴料成分为苏麻离青，烧成后会出现晕散及铁锈斑的效果，因此至明初，细致人物绘图并不常见。之后使用国产石子青料和进口回青料等，丰满的人物构图成为青花瓷器装饰的主要呈现，大量叙事性故事图出现在瓷器装饰上，内容故事涵盖历史典故、戏曲故事及神话传说等等，命名多以人物故事图称之。稍细分有高士图，如竹林七贤、携琴访友、虎溪相送;仕女图如教子图、献寿图、游园图等;刀马人物图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中场景等。这一构图基准至清康熙时期达到顶峰。
国内外各地公私收藏机构多见康熙时期人物故事图瓷器，器型常见笔筒、棒槌瓶、凤尾尊及各种尺寸的罐、尊、盘、碗、壶等，装饰以青花、五彩常见。其中不乏大量叙事性故事图，瓷器因空间局限，瓷绘者往往仅摘取其故事情节中一角或一页插图来表述整个故事，在时代风尚的背景下，以个体独特的解读方式呈现在瓷器上，这就考验读图者对该故事及其细节的认知度。此类信息解读，不仅需要丰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认知，更需要对细节的把控，不同细节的解读很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
1 馆藏简介
厦门市博物馆馆藏青花瓷器中，有几件器物的人物故事纹较有代表性，如清康熙“红拂记”故事图观音尊（图1），主题故事纹饰绘在器腹，见杨素与李靖坐于正中，红拂与虬髯客分立两旁，可辨识元素明显;清康熙“西厢记”故事图笔筒（图2），根据展开图（图3）可知故事背景为元代王实甫所作《西厢记》中“草桥惊梦”及“长亭送别”两幅场景，画面布局丰满，人物细节刻画细致;另有一件清康熙青花笔筒，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主题画面为仕女“胡旋舞”图（图4），该笔筒高14.4厘米，口径17厘米，直筒微束腰，口沿微敞，通体施白釉，整器胎体坚实细腻，釉面肥厚莹润。外壁以青花绘仕女图，青花发色翠兰，画面层次分明。从画面展开图（图5）可见，画面中心为一女子立于圆形毡毯之上，身着曳地长裙，腰系裙挂，身披佩帛，双手向后舞动做旋转动作，灵动十足;左侧站立四女子，或持笛或敲鼓，应是为画中舞动女子伴奏;右侧正中一女子端坐，旁立两位侍女，为赏舞之主角。人物四周细节描绘十分丰满细致，以栏栅、立柱、棉帐等物将庭院功能做以区分，庭外灌叶树丛，洞石卷云由远及近，空间感十足，为典型的康熙时期构图风格。
2 画篇解读
据《新唐书·礼乐志》载：“胡旋舞，舞者立于毬上。”据考证“毬”应为“毯”之误，在敦煌壁画、唐代玉饰雕刻及1971年在河南安阳北齐（550—577）墓葬中发现的黄釉瓷扁壶上，都有“胡旋舞”形象，且都是立于圆毯之上，足以证明。①唐人段安节著《乐府杂录》“俳优”条记载得更为清楚：“舞有骨鹿舞，胡旋，俱于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于毯上，其妙若皆夷舞也。”②另有白居易《胡旋女》诗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综合上述史料可知，改画面所呈现之主题为“胡旋舞”。
这一时期瓷器画篇所呈现的胡旋舞场景，有方毯及圆毯之别，其余构图画面类似。翻阅史料及对比各大馆藏，可解读此类故事一般有两种，一是“贵妃行乐图”，参见故宫博物院藏“青花行乐图观音尊”（图6），③画面正中为一仕女立于方形舞毯之上，从舞女右上角赏舞之人的衣着配饰及身旁所立侍女，高举掌扇，足见此人身份之尊贵，可见一斑。据史料载，“胡旋舞”出自中亚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早在北周天和三年（568），周武帝宇文邕迎娶突厥可汗之女阿史那公主时，阿史那氏带来了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家，其中就有康国人。③至唐代，胡旋舞为玄宗所好，据《南部新书》载：“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舞》，玄宗深好此舞，太真、安禄山皆能为之。”④另见唐韩休墓壁画所出壁画之乐舞图（图7）⑤，亦可佐证。由此可知故宫馆藏此件观音尊，应为杨贵妃赏胡旋舞之景。 另一场景，画面整体布局与上述“行乐图”类似，舞女立于圆毯之上，两旁有赏舞人及伴奏仕女等，对比明代戏曲刊本插图（图8），⑥应为明末戏曲小说《鸳鸯绦》中一幕。《鸳鸯绦》，明末清初路迪作，有明刊本，署名海来道人，清初一度被列为禁书。⑦路迪，字惠期，号海来道人，江苏宜兴人，生平事迹无考。⑧故事内容主要为杨直方与张淑儿的传奇爱情故事，杨直方与友人入京参加会试，途中投宿宝华寺，遭歹人张小二伙同两恶僧劫杀，杨走脱后入民宅，殊不知正为张小二家，幸得张淑儿所救，二人一见钟情，以“鸳鸯绦”为信物私订终身。后直方喜中探花，在旧友胡平府中巧遇被胡平夫妇收为“义女”的张淑儿，最终以“喜结连理”为大团圆结局。⑨整篇小说内容曲折，二人的“忠贞”“巧遇”构成情节的基础，虽不落“有情人终成眷属”之俗套，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传奇小说。①
书中第二十四回“鬻女”讲张妈妈因走投无路将张淑儿卖与胡府时，恰逢圣旨送达，因夷酋侵犯边关，胡平接圣旨领兵十万前往征伐，书中插图有张淑儿于方毯上旋舞，据前文所举文献例证，此舞形式应为“胡旋舞”。据分析应是张淑儿为胡氏夫妇舞蹈送行，所谓：“闻道沙场苦战争，平添几倍别离情，杀气莫交随粉黛，红颜忍使识军营。”①
厦门市博物馆馆藏此件“胡旋舞”图笔筒，与版画插图进行对比，重要元素基本一致：画面正中舞毯，为胡旋舞的标志特征;另右侧赏舞之主母，衣饰风格同旋舞之人并无二致，仅通过头饰及身旁仕女证实此人较为尊贵，判断应为胡平夫人。但故事之中的男主角胡平将军却不在画面中，或因空间局限，或因瓷绘匠人自身理解偏差，或因口口相传之误等因素，但根据整体场景所呈现的元素进行判断，此图所述故事应为《鸳鸯绦》故事无疑。
3 风格特征
明刻版画，蔚为大观，曲本附刊版画，成一时风气，仇英、陈洪绶等人物画大家曾直接参与版画制作，构图基准及人物风格成为瓷绘匠人接触戏曲小说的最直接途径，也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瓷器画篇布局及人物绘画风格。
对比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幅仇英《人物故事图册》（图9），②楼阁、庭院的布景，穿梭着形态各异的仕女，或弄妆梳洗，或弹奏箜篌，或打理花草，画面丰满，繁而不乱。将厦门市博物馆馆藏本器与之对比，亭台院景，室内陈设，人物穿插其中，整体构图基本一致。
另有山水景致方面，明末清初瓷器上的山水图多受董其昌山水画风影响，融汇纸本绘画中特有的皴、擦、点、划等技法，特别是青花山水图，山川树石、层次分明，至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将笔墨的分水技法运用至极致，无论是单纯的山水图，抑或是人物故事图的背景构图，青花色泽浓淡分明，层次丰富，呈色清隽雅逸，犹如笔墨实景。
人物特征方面，晚明至清初，瓷器上人物绘画风格多类吴门四家唐寅之“美人”形象，看似弱不禁风，却姿态万千。仕女多面容清丽，小眉小眼、小嘴尖下巴;溜肩，细腰，身材修长，回眸百媚，倚笑众生。长发上盘，普通仕女用发带，身份尊贵者饰以发簪、步摇等。装束方面多承袭明代汉族传统服饰，对比同时期仕女图，装束基本一致：仕女多着束领长袍，外有宽袖对襟大衣，另罩披风或裙褂，上多有碎花装饰，衣物细节刻画极为细致，时代特征明显。综上所述，此件青花“鸳鸯绦”故事图笔筒，不失为康熙民窑极有代表性的一件佳作。
在没有互联网、音像制品的年代，大部分故事的传播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口传身授，以至于传播结果呈现各种差异。
另外，版画插图同现代著作插图一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提高出版物的观赏性，是插图作者根据戏词的故事情节，选取重点进行绘制，个体差异较大，并无固定模式，其传抄与刊刻的过程中，版本不同，内容亦有差异。瓷器画篇亦是如此，瓷绘匠人或将版画插图直接照搬至瓷器上，或按照自身理解进行发挥，以致画面的个别细节不同，但所呈现的寓意是一致的。
康熙时期经历社会重大变革之后，经济复苏，社会开放度较之前大大提高。这一社会现象表现在瓷器制造领域则是绘画風格的转变，在延续明末瓷绘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升华，其构图与内容涉及领域之广前所未有，加上绘画技法的提高，国产浙料和进口珠明料的娴熟运用，使得图像呈现更加层次分明，画面灵动感十足。康熙朝之后，瓷绘图像朝着精细化、程式化发展，瓷器品质仍在，但活力不足，总结即为青花故事图呈现，康熙朝为最。
【作者简介】高宇，女，本科，馆员，现任职于厦门市博物馆，主要研究方向：陶瓷器鉴定与鉴赏。
①司寰.浅议戏曲文学传播在中国戏曲史上的意义—以明传奇《牡丹亭》为例[J].戏曲之家，2021（3）：15.
②叶喆民.中国陶瓷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2.
③叶喆民.中国陶瓷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7.
①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66-167.
②解梅，陈红.唐代的胡旋舞略谈[J].兰台世界，2010（7）：78.
③耿宝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26.
④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66.
⑤李丹婕.唐代舞筵考—从韩休墓壁画乐舞图谈起[J].考古与文物，2020（5）：102.
⑥陈崎.元明清戏曲故事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294.
⑦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中国戏曲曲艺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503-504.
⑧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36.
⑨蒋星煜，齐森华，赵山林.明清传奇鉴赏辞典：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710-712.
①见路惠期撰《陶湘-民国武进陶氏涉园石印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影印本。
②参考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1d92492e5a3845798bead154866f9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