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风清水秀，乌瓦白墙，水边人家。西塘也是，大同小异。但我对西塘的印象远好于乌镇。我的印象毫无疑问带有相当的主观成分，对于相似的事物心情往往决定着对象，就好像晴天与阴天决定着海滨一样。一般说你不能说青岛、大连或北戴河谁更漂亮，但天气原因它们之于偶然的个人差异是极大的。而心情也像天空的云一样有时难以确定，一个偶然因素，一个小小的差异会让心情瞬间阴晴突变，所见景物也瞬息而变。那年盛夏，我从上海世博园出来，第一个地方便到了茅盾的故乡乌镇，之后到了西塘。为什么不先到西塘再到乌镇我不知道，仿佛乌镇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仿佛别无选择。
　　是的，从眼花缭乱、个性张扬、千姿百变的上海世博园出来，回归古朴自然的中国古镇，徜徉于水墨般的东方水乡无疑是一种需要，而古朴的乌镇，宁静的水面，陈年木屋，小桥，廊棚，倒影，的确让人有种心灵的洗涤与洗涤之后的依怙之感。在双重的水边我长长地吐出了口气，仿佛把光怪陆离的世博园呈现出的大千世界吐个干净。我年轻时喜人为的东西，中年之后东方崇尚自然的文化基因使我回归传统中国的文化血液，骨子里的唐宋让我对江南古镇有种根性的兴奋，觉得让世界慢下来的只有中国或沉淀水乡里的中国文化，才有可能。
　　但接下来的感觉却突然相当不对，以至于心情大坏，似乎刚才是一种幻觉，一种乌托邦。随着一字长蛇的人流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古镇人的生活——但是什么样的生活？被展示的被参观的日常生活，以至于我突然有一种在动物园看到人类自身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对自己怀疑起来。这种生活因为长期被参观，与游人形成敌意，每人面对游人都十分冷漠，目中无人，又不像参观动物园。
　　显然为了强调古镇古老的日常生活气息，在这里生活着的人成为了一个旅游项目，被要求长年过着一种橱窗般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不宽的河两岸可清晰地看到，恍如《清明上河图》的一角，却又不是。而在小街两侧洞开的门窗内，更是可以近距离地直视小镇生活。在自然的情况下，这些门或窗应是关着的，虚掩着的，特别是当青石板街上或河上来了那么多熙熙攘攘的游人，就更应紧闭。
　　日常生活无最起码的私密，人会变成什么？就是我眼前的人，是人，又非人，我看到窗内正在做饭的人都木呆呆地、机械地、无动于衷地忙着什么，特别是他们的眼睛，简直是一种冷漠的呆相。在鲁迅笔下我非常熟悉这种冷漠的呆相，它们是我们文化中最可怕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今天并未消失，且变种流传，我们的生活处处都有这种冷漠呆相的影子。有时我很想冲眼前视我为无物的人大吼一声，但我知道吼也没用。顶多他们的眼睛偶或地划过你，让人浑身发凉。是的，他们非常可怜，简直不忍心看他们。同样他们又何尝愿看如过江之鲫瞪大眼睛的参观者？他们浑身印满目光，他们是旅游项目，某种“演员”，真人“秀”。他们知道他们的分分秒秒都是钱，似乎只有钱能安慰他们。但同时他们毕竟是人，一个“钱”字怎能代替经年累月表演着自己的他们？于是冷漠便成了常态，既敌视游人，也敌视自己的生活，冷漠是某种东西的平衡。
　　他们多为老年人，也有年轻人，但都称得上老演员，功勋演员，有时他们偶然毫无理由地抬一下頭，看看无数盯着他们的目光，很茫然，很空洞，但更多是视而不见。如果木雕也会偶然抬头，正是他们，但事实上木雕也比他们强，因为木雕是有确定属性的，你和木雕之间有着人和艺术品或商品之间的契约。但你和他们有什么契约？如果萨特在这里相信会自叹弗如，比存在主义戏剧更冷漠的戏剧在这儿每天都上演着：你看你的，我干我的，淘米，洗菜，做饭，吃饭，如厕，休息，吸烟，看电视，捡一枚地上的针，看上去真的是在生活，但如果他们是生活，游人就不是。游人是，他们就不是，或者，都不是。实际上因为看到自身的镜像，参观者其实也是被参观者，其颠覆感是双重的。
　　也许我不该这么认真，不就是玩玩看看吗？想那么多干什么？可想是我的职业，没办法。我在想：到底什么决定了这种观赏与被观赏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样经年累月的真实的表演？真实如果被表演还是真实吗？人们究竟想看到什么样的真实？为什么对“真实”的东西那么渴望？真得不能再真了，然而这种真与假又有什么不同？
　　我没上所谓的乌篷船，许多人上了，我没有。我走得很快，如同一片叶子飘过。我这颗一刻也停不下来思想的头颅太重，重到有时必须敲一敲，有时必须饮些酒才能变轻。我知道我的头颅还不是最重的，而那些比我更重的头颅会成为古董吗？但我知道，我早晚会进入博物馆，我已到了门口。
　　到了西塘，我没走太多地方，心情才慢慢好起来。或许没经过严格的开发与管理，西塘显然要野一点，同样的水乡，桥，乌篷船，但没什么呢？
　　没有日常生活。或者有，我没看见？
　　是的，我没看见，我看到了门，窗。
　　但没看见里面的人，它们是关着的。
　　关上门的西塘美，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