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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式”是指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能力和传输中国文化精髓能力的创新性培养模式，它旨在开启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性、挖掘学生翻译中国经典作品的基本能力。此模式的实施贯穿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1级英语翻译专业《高级英语》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在实验班和普通班进行的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和测试，数据表明实验班学生在新模式运行下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且体现了此模式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三位一体式”跨文化交流思辨文化自觉性传输文化精髓在大力提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新形势下，我们不仅要对内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要对外传输中国文化精髓。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模式也应与时俱进，尤其是翻译专业的学生，更应将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和文化传播的能力融为一体，积极思辨和体认中西方文化差异，增强文化自觉性，提高自身的综合英语水平。“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就是基于这一时代要求的大气候和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深化改革的小气候创建而成，它彰显了本土文化和异国文化融入英语教育的创新性理念。
一、“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是适应新形势发展、深化外语教育改革的一种探索
我国将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纳入文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之一，另外，根据国家教育部制定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在异质文化的课程学习中，应该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注重各项语言技能的全面发展，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差异文化的灵活性，坚持不懈地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使本土文化的传承和西方文化的认知共同推进、两相并举。
（一）培养英语翻译专业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时代使然
跨文化交流学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是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提出的。由于communication在汉语中可翻译成“交流”“传播”“交往”“交际”等不同词汇，所以，在汉语翻译中的“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际”共指同物，它们都是指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而进行的交流。
多元文化和多语社会的世界格局不可抗拒，使得跨文化交流不再是人们选择或不选择的自由，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外学者萨默瓦（2013）指出，文化是动态系统，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而是易于变化的；文化变化的途径是：革新、传播和同化。由此可见，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必须顺应文化发展的潮流，我们应该深刻体会交流双方所处背景文化正经历不断丰富和变化的过程，在我们增进了解异国文化的同时，应该克服文化差异所产生的交流困难，消除交流中可能产生的矛盾或冲突。
（二）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是外语专家大力提倡的教育目标之一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这一术语在西方被广泛使用，在国内有人把它翻译成“批判性思维能力”，但是，语言学家文秋芳将其翻译成“思辨能力”。何其莘和专家们于1999年发现，外语专业学生患有思辨缺席症，需要引起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这一发现引起了我国外语界教育者的高度重视。国内语言学家文秋芳（2009）、黄源深（2010）、李莉文（2010）、孙有中（2011）等都在英语专业学生“为什么需要”和“怎样”培养思辨能力的问题上进行了相关研究。
由张汉熙、王立礼主编的《高级英语》是我国大学高年级英语教材，2011年王立礼将《高级英语》第三版在内容上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更新和补充，使西方经典作品和时代新作并存，并注入了新的文学审美体验、情感塑造和心理感知的信息和素材；她将教学目标明确定为：继续并深入文化內涵教学，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在教材中专门设置了训练学生进行思辨的练习环节，在阅读材料后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配套思辨题，引导学生将课文内容和阅读练习联系起来，积极思辨，拓展思路，从而以多维度或多层面的视角，挖掘信息内涵和所给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促使学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开启并逐步提高体认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文化自觉性。
（三）培养英语专业学生“传输中国文化精髓”的能力有助于避免本土文化的缺失
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让世界了解中国、让文化走出国门，体现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及作用已是大势所趋。自从2004年以来，我国在借鉴英、法、德、西班牙等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即“孔子学院”。孔子学院（课堂）采取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面向大、中、小学、社区和企业，教授汉语，推介中华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在国内，许多大学生已充分认识到，他们在长达10年之久的英语学习之后，无意识地出现了本土文化失语的趋势，在他们看来，我国学生不能因为长时期学习英语而荒废了本土文化肥沃的土壤，不能缺失我们自身文化的根之所在。他们认为，英语专业学生更应该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不仅在国内要保护它的繁荣空间，发挥它对国民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国外也要开垦它的生存土壤，为它的传播和璀璨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使其威扬四海，绽放光芒。
二、“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的构建
（一）“三位”之间的相互关系
语言、文化和交流三者融于“跨文化交流”和“传输中国文化精髓”之中，交流是用语言将文化外化，而跨文化交流和传输中国文化使得中西方的语言、文化和交流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本人将“跨文化交流”和“思辨”这两个英语教学目标与“传输中国文化精髓”这一时代命题嫁接起来，整合成“三位一体式”的培养模式。
语言学家胡文仲对外语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学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的研究，隐射了外语教学离不开对本土文化和异国文化之间差异的体认，指明了在了解文化差异之前，必须加深了解本土文化，但是，对于英语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说，仅仅了解本土文化还远远不够，他们应具备将英语和汉语的文字语码进行双向转换的技能，这就需要他们通过学习我国经典作品的翻译，开启自身的文化自觉性，并培养他们翻译我国典籍的基本能力，逐步将蕴于我国经典作品中的文化精髓向外传输。 虽然在某些英语课程的学习中，教师已注重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但是大多数受试学生对“思辨”在课堂上的表现形式和具体环节仍然感觉不太清晰，所以，要使学生真正进行思辨，并且在思辨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其逻辑推理和理性判断的能力，教师就必须明晰培养的目标和具体的实施步骤，而“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将使“思辨”环节和其它两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朗化，使课堂实施的目标更加靶向化和集中化。
本人将此模式运用到《高级英语》课程教学实践中的同时，通过“计划-实施-反馈-修正”这一行动研究的过程，定期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在第一学期结束后，整理学生反馈信息，对照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认真检查和反思，并调整、修正第二学期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完善此模式实施的具体环节，从而以数据分析的结果来展示此模式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二）中国文化精髓和中国经典作品之间的关系
中华文明以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地延续了五千年，它使圣贤智者代代辈出，使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这个人类智慧瑰宝的传承得益于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大量典籍，如：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论语》和《弟子规》，老子的《道德经》，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唐代魏征的《群书治要》等，都是圣贤修身明德、体道悟道、天人合一的智慧结晶，而且这些历史典籍还记载了关乎国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统领治国、巩固政权的政治谋略和战略思想。这些文化经典不仅使中华民族福孙荫子，而且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给世界人民带来和谐和安定。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术界研究发现历史的叙事结构，意即：历史既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又是叙述过去这些事件的故事。撰写历史的目的在于真实记录历史事实，好的历史叙述可以把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无论时代多么久远，当读者在阅读时，会立于源头，俯瞰变化。因此，这样的历史著作不仅有永久保存过去历史的价值，而且具有赢得代代读者赞赏的文学价值。
中国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泱泱古国，其历史学家的著作蕴涵着超越真实和短暂的事件并揭示出永恒和普遍性事物的文化价值。例如，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不仅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是比《离骚》中屈原感愤更深的文学之作，它是文学与史学高度统一的旷世之作。书中描述了恢弘的上古世界，充溢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呈现了中国先民用智慧和勤勉开创的历史基业，以及先人对生命的尊重、对至善的追寻、对精神的仰望和对民族的付出而构成的崇高精神世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勤勉奉公、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英勇群雄的精忠报国等历史故事为我们谱写了荡气回肠的英雄交响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古籍珍宝。
北宋史学家和政治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它以叙述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以此历史为借鉴，警示统治阶级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策略制定需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为当今管理者提出了政治家应该具备的远见卓识和宏伟韬略的领导才能，也为和谐兴国、将实现个人梦想和新时代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的长效之策提供了坚实基础。它倡导的清廉、正直、刚强、宽厚、忠诚、信义、执着等品质使我们不仅从中学到了治国之策，而且使我们体会到了为人之道。
综上所述，历史之作《资治通鉴》和《史记》不仅仅是历史文献的简单汇集，而且是包含人的因素在内的一种叙述，它们在叙述结构上都有起承转合的演进，在叙述事件发展或局势变化的最后，都达到一个有意义的结尾，并将事件放在道德秩序的框架里，给人以惩恶劝善和匡扶正义的警示，这恰好说明了中国文化很早就已蕴育在古籍作品之中。经典不是作为过去的古董，而是作为现实中起作用的典籍存在，它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字句的训诂，而是包含义理的阐发。研习经典作品如同与经典对话，经典代表了传统的智慧，可以给我们教益，它对一代代人产生影响，形成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内成就一代民族豪杰，外谱写一世历史篇章。
毋容置疑，要想了解和传承中国的文化精髓，就必须重视对经典作品的欣赏和研习，要想对外传输中国的文化精髓，就必须体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且掌握中国典籍汉译英的基本翻译技能。
三、“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的运用及其效果
（一）模式的运用过程
在此培养模式运用之前，本人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英语翻译专业2011级的某班级作为实验班，对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文化自觉性以及翻译中国经典作品的基本能力分别进行了初步调查和测试，并对每个受试主体做了特殊标记，以便在分析跟踪数据时识别受试者的身份。在为期一年的模式运用期间，本人要求学生课外完成经典作品选段的翻译作业，并为他们提供了简短的原文评注、著名汉学家的译者介绍和已译版本，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翻译家对中国文化底蕴的彻悟。另外，要求学生对课文中体会到的西方文化进行思辨之后，在课堂上口头陈述自己的观点，或设置情景对话与短剧，进行组与组之间的情景交流，从而提高他们在思辨之后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课堂内学习和讨论、课堂外消化和思考的教学方式，使“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在教学中得以贯彻和实施，这不仅加强了学生自主性学习的自觉性，而且增强了他们对翻译专业的兴趣和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热爱。
在此模式运用接近尾声之际，针对前期已调查和测试的三方面，本人对实验班的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和测试。然后将实验班的初次数据和跟踪数据进行相关样本的T检验，并且将实验班和同年级某个普通班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进而验证此模式在《高级英语》教学实践中的运用效果。
（二）模式的运用效果
此研究用定性和定量两种分析方法，检验“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的运用效果，具体说来，本项目组成员将学生思辨活动之后所体认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整理，显示学生在新模式培养下获得的认知。 1.实验班学生“思辨”之后体认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当实验班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内容和课外翻译作业之后，对其中的文化内涵进行积极的思辨，然后在课堂讨论环节总结出中西方文化的诸多差异。主要差异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文字。菠茨提出“汉字是一个逻辑象形的书写系统”。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音节，叫做“音节符”；一个符号表示一个词，叫做“意符”或者“词符”。汉字的书写系统属于“意符”这种情形，它把整个词的发音变成可见的形式，是“注音”文字；而西方的字母系统则是以拼出单个音的形式来表示每个音，它与口中语言发出的声音一致。
汉语表意文字反映了古人造字的理念，它拥有的图画功能给人们呈现出一连串的图画或意象，使我们透过每个汉字，可以了解古代先人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而西方文字是抽象的，是在人的头脑里任意创造的，印欧语系的这种抽象结构有助于基督教建立起来的超越永恒现实的概念，它能表达抽象概念以及超越思想或形式上的观念。
（2）传统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上都是等级制、封闭式、家族式。各节日还有其不同的特色食品，如：饺子、元宵、粽子、月饼等。而美国的节日却表现出人们的互动性、众人参与性、狂欢性、热烈情绪的发泄性，如：感恩节、圣诞节、情人节等，这与中国节日的封闭性、家族性恰好相反。而这些恰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前进的必然，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群体性、众人的共同参与性，顺应了现代社会的人们渴望互相交流、群体参与、共同发泄情绪的愿望。因此，西方节日很容易为国内的年轻人所接受和喜爱。
中国的春节和西方的圣诞节是各自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它们都体现了中美文化所强调的幸福和谐的因素。但中国的节日更倾向于表达人们的思乡之情，以及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和谐与仁爱；美国的圣诞节是指人们因为上帝给予的礼物而祈祷，强调基督教所倡导的仁爱与平等的精神。他們认为人生来有原罪，必须通过信仰上帝，参加宗教仪式和不断忏悔才能赎罪，才能得到灵魂的净化和心灵的快乐。
（3）神话故事。中国神话故事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折射出耀眼的艺术光芒。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鲲鹏展翅，凤凰浴火等。而西方的神话主要与基督教的宗教色彩有关，如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中国神话故事保留了原语的文化形象和民族特色，它描绘的是人们向往的、幻想中的理想王国，而不是像西方传说中人们希冀上帝显灵，赐予精神灵魂的乌托邦式的王国。
（4）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信仰的本质是人类对自己心中王国宗主的向往与精神皈依所在，它给人注入神圣的目标，引导人们去反省自我，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情感、意欲、愿望、行动等的根基，它作为一种内驱力，去推动人们从事德行，使自己在道德践行中体悟到人生的尊严和神圣，并将各种具体的道德行为组织起来，形成价值观和行为系统。
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影响力的儒、道、佛是各不相同的三大主流哲学思想。儒教关注的是以一套人际关系原则为基础的伦理和政治行为，而道教和佛教则以神秘的意义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三教相辅而行，涉及的问题囊括天下万物及根本、自然与人性、人生与社会以及冥冥之中的神力等。简言之，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然而，西方早期的基督教受希腊和希伯来文化的影响，信仰耶稣诞生之后显现出的先知预言。
在儒家传统中，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他认为，人心本能地具有四个善端。《公孙丑上》中写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由此可见，孟子认为人性有善的开头或根源，若加以正确引导和培养，就可以使人成为完人。然而，基督教则认为，人皆有罪，只有神特别恩宠的少数人才可以成为圣徒。
《论语》中体现的孔子思想，关切的是现实的人生，而非来世或天堂。他关切的是给人以道德的指引，崇尚以“仁”为美德，从而创造人世间的乐园，但这里的乐园并非《圣经》里的伊甸园，而是孔子理想化的上古三代之太平盛世。对于孔子来说，回到上古时代的完美不是通过信仰或神恩的给予，也不是等待救世主的第二次降临，而是通过人类在目前和现世的努力，依靠每个有道德的君子去恢复那失去了的黄金时代的文化，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将来可以实现完美。这里的理想社会是和平富裕，公平安定，正如曹操的《对酒》中所描绘的“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的美好社会。
（5）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国人认为天人合一，世界万物皆一，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西方人认为世界的组成部分是对立的、并存的、相互独立的，即“物我两分”，如：精神和物质是相互矛盾的关系。中国人尊师重教，谦恭含蓄，强调通过自强来实现自我，倡导和谐，崇尚和合文化；而西方人则敢于挑战权威，张扬个性，强调自信，奉行自己选择的教派，追求自由、民主和平。
2.实验班学生的相关样本T检验的结果
接受这项研究的实验班学生有23人，由于样本容量小于30，本人采取了t检验的统计方法，分析实验班学生在模式运用之前和之后的三方面能力（即：跨文化交流能力、文化自觉性、以及翻译中国经典作品的基本能力）是否明显得到提高。相关样本T检验中的显著性标值sig分别为：p=0.021，p=0.03，p=0.017，由此可见，在“三位一体式”模式运用一年之后，实验班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文化自觉性以及翻译中国经典作品的基本能力均与模式运用前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两个不同阶段的统计量t值也表明学生分别在这三方面的能力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3.实验班学生和普通班学生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
在运用此模式的过程中，本人对未运用此模式教学的普通班学生27人和模式试验班23人进行数据比较，通过独立样本的t检验中sig标值分别为p=0.036，p=0.024，p=0.009可以看出，检验结果有统计学意义，换句话说，采取“三位一体式”模式进行教学的实验班比未实施此模式的普通班学生有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较敏感的文化自觉性和较高的典籍翻译基本水平，而且他们在文化差异的认同、文化差异的适应和文化差异的融合这三方面也展示了比较突显的进步。
四、结论
在我国文化建设和高等英语专业深化改革的推动下，“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即：跨文化交流、思辨、传输中国文化精髓）的探索有助于学生经过思辨活动的训练之后，在跨文化交流、文化自觉性和翻译中国经典作品基本能力这三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经过积极思辨之后，实验班学生体认到的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差异以及t检验的统计量值可以证明，“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在《高级英语》课程教学中能够得以实施，并且其运用效果已经得以显现。这一模式研究的目的旨在普及和推广它在英语翻译专业相关课程中的运用，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英语水平。
参考文献：
[1]何其莘，殷桐生，黄源深，刘海平.关于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24-28.
[2]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1-16.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J].外语界，2013，（06）.
[4]胡文仲.试论我国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回顾与展望[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01）.
[5]李莉文.试析英语专业技能课程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关系[J].中国外语，2010，（6）：68-73.
[6]萨默瓦.跨文化传播（第六版），闵惠泉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7]孙有中.突出思辨能力培养，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J].中国外语，2011，（3）：49-58.
[8]文秋芳等.我国英语专业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对比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09）.
本文系2013年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英语专业学生‘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的实证研究”（编号：2013161）的成果之一。
“三位一体式”跨文化交流思辨文化自觉性传输文化精髓在大力提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新形势下，我们不仅要对内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要对外传输中国文化精髓。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模式也应与时俱进，尤其是翻译专业的学生，更应将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和文化传播的能力融为一体，积极思辨和体认中西方文化差异，增强文化自觉性，提高自身的综合英语水平。“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就是基于这一时代要求的大气候和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深化改革的小气候创建而成，它彰显了本土文化和异国文化融入英语教育的创新性理念。
一、“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是适应新形势发展、深化外语教育改革的一种探索
我国将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纳入文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之一，另外，根据国家教育部制定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在异质文化的课程学习中，应该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注重各项语言技能的全面发展，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差异文化的灵活性，坚持不懈地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使本土文化的传承和西方文化的认知共同推进、两相并举。
（一）培养英语翻译专业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时代使然
跨文化交流学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是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提出的。由于communication在汉语中可翻译成“交流”“传播”“交往”“交际”等不同词汇，所以，在汉语翻译中的“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际”共指同物，它们都是指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而进行的交流。
多元文化和多语社会的世界格局不可抗拒，使得跨文化交流不再是人们选择或不选择的自由，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外学者萨默瓦（2013）指出，文化是动态系统，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而是易于变化的；文化变化的途径是：革新、传播和同化。由此可见，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必须顺应文化发展的潮流，我们应该深刻体会交流双方所处背景文化正经历不断丰富和变化的过程，在我们增进了解异国文化的同时，应该克服文化差异所产生的交流困难，消除交流中可能产生的矛盾或冲突。
（二）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是外语专家大力提倡的教育目标之一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这一术语在西方被广泛使用，在国内有人把它翻译成“批判性思维能力”，但是，语言学家文秋芳将其翻译成“思辨能力”。何其莘和专家们于1999年发现，外语专业学生患有思辨缺席症，需要引起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这一发现引起了我国外语界教育者的高度重视。国内语言学家文秋芳（2009）、黄源深（2010）、李莉文（2010）、孙有中（2011）等都在英语专业学生“为什么需要”和“怎样”培养思辨能力的问题上进行了相关研究。
由张汉熙、王立礼主编的《高级英语》是我国大学高年级英语教材，2011年王立礼将《高级英语》第三版在内容上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更新和补充，使西方经典作品和时代新作并存，并注入了新的文学审美体验、情感塑造和心理感知的信息和素材；她将教学目标明确定为：继续并深入文化內涵教学，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在教材中专门设置了训练学生进行思辨的练习环节，在阅读材料后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配套思辨题，引导学生将课文内容和阅读练习联系起来，积极思辨，拓展思路，从而以多维度或多层面的视角，挖掘信息内涵和所给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促使学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开启并逐步提高体认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文化自觉性。
（三）培养英语专业学生“传输中国文化精髓”的能力有助于避免本土文化的缺失
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让世界了解中国、让文化走出国门，体现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及作用已是大势所趋。自从2004年以来，我国在借鉴英、法、德、西班牙等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即“孔子学院”。孔子学院（课堂）采取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面向大、中、小学、社区和企业，教授汉语，推介中华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在国内，许多大学生已充分认识到，他们在长达10年之久的英语学习之后，无意识地出现了本土文化失语的趋势，在他们看来，我国学生不能因为长时期学习英语而荒废了本土文化肥沃的土壤，不能缺失我们自身文化的根之所在。他们认为，英语专业学生更应该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不仅在国内要保护它的繁荣空间，发挥它对国民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国外也要开垦它的生存土壤，为它的传播和璀璨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使其威扬四海，绽放光芒。
二、“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的构建
（一）“三位”之间的相互关系
语言、文化和交流三者融于“跨文化交流”和“传输中国文化精髓”之中，交流是用语言将文化外化，而跨文化交流和传输中国文化使得中西方的语言、文化和交流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本人将“跨文化交流”和“思辨”这两个英语教学目标与“传输中国文化精髓”这一时代命题嫁接起来，整合成“三位一体式”的培养模式。
语言学家胡文仲对外语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学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的研究，隐射了外语教学离不开对本土文化和异国文化之间差异的体认，指明了在了解文化差异之前，必须加深了解本土文化，但是，对于英语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说，仅仅了解本土文化还远远不够，他们应具备将英语和汉语的文字语码进行双向转换的技能，这就需要他们通过学习我国经典作品的翻译，开启自身的文化自觉性，并培养他们翻译我国典籍的基本能力，逐步将蕴于我国经典作品中的文化精髓向外传输。 虽然在某些英语课程的学习中，教师已注重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但是大多数受试学生对“思辨”在课堂上的表现形式和具体环节仍然感觉不太清晰，所以，要使学生真正进行思辨，并且在思辨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其逻辑推理和理性判断的能力，教师就必须明晰培养的目标和具体的实施步骤，而“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将使“思辨”环节和其它两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朗化，使课堂实施的目标更加靶向化和集中化。
本人将此模式运用到《高级英语》课程教学实践中的同时，通过“计划-实施-反馈-修正”这一行动研究的过程，定期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在第一学期结束后，整理学生反馈信息，对照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认真检查和反思，并调整、修正第二学期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完善此模式实施的具体环节，从而以数据分析的结果来展示此模式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二）中国文化精髓和中国经典作品之间的关系
中华文明以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地延续了五千年，它使圣贤智者代代辈出，使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这个人类智慧瑰宝的传承得益于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大量典籍，如：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论语》和《弟子规》，老子的《道德经》，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唐代魏征的《群书治要》等，都是圣贤修身明德、体道悟道、天人合一的智慧结晶，而且这些历史典籍还记载了关乎国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统领治国、巩固政权的政治谋略和战略思想。这些文化经典不仅使中华民族福孙荫子，而且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给世界人民带来和谐和安定。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术界研究发现历史的叙事结构，意即：历史既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又是叙述过去这些事件的故事。撰写历史的目的在于真实记录历史事实，好的历史叙述可以把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无论时代多么久远，当读者在阅读时，会立于源头，俯瞰变化。因此，这样的历史著作不仅有永久保存过去历史的价值，而且具有赢得代代读者赞赏的文学价值。
中国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泱泱古国，其历史学家的著作蕴涵着超越真实和短暂的事件并揭示出永恒和普遍性事物的文化价值。例如，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不仅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是比《离骚》中屈原感愤更深的文学之作，它是文学与史学高度统一的旷世之作。书中描述了恢弘的上古世界，充溢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呈现了中国先民用智慧和勤勉开创的历史基业，以及先人对生命的尊重、对至善的追寻、对精神的仰望和对民族的付出而构成的崇高精神世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勤勉奉公、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英勇群雄的精忠报国等历史故事为我们谱写了荡气回肠的英雄交响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古籍珍宝。
北宋史学家和政治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它以叙述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以此历史为借鉴，警示统治阶级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策略制定需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为当今管理者提出了政治家应该具备的远见卓识和宏伟韬略的领导才能，也为和谐兴国、将实现个人梦想和新时代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的长效之策提供了坚实基础。它倡导的清廉、正直、刚强、宽厚、忠诚、信义、执着等品质使我们不仅从中学到了治国之策，而且使我们体会到了为人之道。
综上所述，历史之作《资治通鉴》和《史记》不仅仅是历史文献的简单汇集，而且是包含人的因素在内的一种叙述，它们在叙述结构上都有起承转合的演进，在叙述事件发展或局势变化的最后，都达到一个有意义的结尾，并将事件放在道德秩序的框架里，给人以惩恶劝善和匡扶正义的警示，这恰好说明了中国文化很早就已蕴育在古籍作品之中。经典不是作为过去的古董，而是作为现实中起作用的典籍存在，它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字句的训诂，而是包含义理的阐发。研习经典作品如同与经典对话，经典代表了传统的智慧，可以给我们教益，它对一代代人产生影响，形成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内成就一代民族豪杰，外谱写一世历史篇章。
毋容置疑，要想了解和传承中国的文化精髓，就必须重视对经典作品的欣赏和研习，要想对外传输中国的文化精髓，就必须体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且掌握中国典籍汉译英的基本翻译技能。
三、“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的运用及其效果
（一）模式的运用过程
在此培养模式运用之前，本人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英语翻译专业2011级的某班级作为实验班，对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文化自觉性以及翻译中国经典作品的基本能力分别进行了初步调查和测试，并对每个受试主体做了特殊标记，以便在分析跟踪数据时识别受试者的身份。在为期一年的模式运用期间，本人要求学生课外完成经典作品选段的翻译作业，并为他们提供了简短的原文评注、著名汉学家的译者介绍和已译版本，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翻译家对中国文化底蕴的彻悟。另外，要求学生对课文中体会到的西方文化进行思辨之后，在课堂上口头陈述自己的观点，或设置情景对话与短剧，进行组与组之间的情景交流，从而提高他们在思辨之后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课堂内学习和讨论、课堂外消化和思考的教学方式，使“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在教学中得以贯彻和实施，这不仅加强了学生自主性学习的自觉性，而且增强了他们对翻译专业的兴趣和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热爱。
在此模式运用接近尾声之际，针对前期已调查和测试的三方面，本人对实验班的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和测试。然后将实验班的初次数据和跟踪数据进行相关样本的T检验，并且将实验班和同年级某个普通班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进而验证此模式在《高级英语》教学实践中的运用效果。
（二）模式的运用效果
此研究用定性和定量两种分析方法，检验“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的运用效果，具体说来，本项目组成员将学生思辨活动之后所体认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整理，显示学生在新模式培养下获得的认知。 1.实验班学生“思辨”之后体认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当实验班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内容和课外翻译作业之后，对其中的文化内涵进行积极的思辨，然后在课堂讨论环节总结出中西方文化的诸多差异。主要差异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文字。菠茨提出“汉字是一个逻辑象形的书写系统”。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音节，叫做“音节符”；一个符号表示一个词，叫做“意符”或者“词符”。汉字的书写系统属于“意符”这种情形，它把整个词的发音变成可见的形式，是“注音”文字；而西方的字母系统则是以拼出单个音的形式来表示每个音，它与口中语言发出的声音一致。
汉语表意文字反映了古人造字的理念，它拥有的图画功能给人们呈现出一连串的图画或意象，使我们透过每个汉字，可以了解古代先人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而西方文字是抽象的，是在人的头脑里任意创造的，印欧语系的这种抽象结构有助于基督教建立起来的超越永恒现实的概念，它能表达抽象概念以及超越思想或形式上的观念。
（2）传统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上都是等级制、封闭式、家族式。各节日还有其不同的特色食品，如：饺子、元宵、粽子、月饼等。而美国的节日却表现出人们的互动性、众人参与性、狂欢性、热烈情绪的发泄性，如：感恩节、圣诞节、情人节等，这与中国节日的封闭性、家族性恰好相反。而这些恰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前进的必然，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群体性、众人的共同参与性，顺应了现代社会的人们渴望互相交流、群体参与、共同发泄情绪的愿望。因此，西方节日很容易为国内的年轻人所接受和喜爱。
中国的春节和西方的圣诞节是各自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它们都体现了中美文化所强调的幸福和谐的因素。但中国的节日更倾向于表达人们的思乡之情，以及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和谐与仁爱；美国的圣诞节是指人们因为上帝给予的礼物而祈祷，强调基督教所倡导的仁爱与平等的精神。他們认为人生来有原罪，必须通过信仰上帝，参加宗教仪式和不断忏悔才能赎罪，才能得到灵魂的净化和心灵的快乐。
（3）神话故事。中国神话故事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折射出耀眼的艺术光芒。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鲲鹏展翅，凤凰浴火等。而西方的神话主要与基督教的宗教色彩有关，如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中国神话故事保留了原语的文化形象和民族特色，它描绘的是人们向往的、幻想中的理想王国，而不是像西方传说中人们希冀上帝显灵，赐予精神灵魂的乌托邦式的王国。
（4）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信仰的本质是人类对自己心中王国宗主的向往与精神皈依所在，它给人注入神圣的目标，引导人们去反省自我，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情感、意欲、愿望、行动等的根基，它作为一种内驱力，去推动人们从事德行，使自己在道德践行中体悟到人生的尊严和神圣，并将各种具体的道德行为组织起来，形成价值观和行为系统。
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影响力的儒、道、佛是各不相同的三大主流哲学思想。儒教关注的是以一套人际关系原则为基础的伦理和政治行为，而道教和佛教则以神秘的意义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三教相辅而行，涉及的问题囊括天下万物及根本、自然与人性、人生与社会以及冥冥之中的神力等。简言之，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然而，西方早期的基督教受希腊和希伯来文化的影响，信仰耶稣诞生之后显现出的先知预言。
在儒家传统中，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他认为，人心本能地具有四个善端。《公孙丑上》中写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由此可见，孟子认为人性有善的开头或根源，若加以正确引导和培养，就可以使人成为完人。然而，基督教则认为，人皆有罪，只有神特别恩宠的少数人才可以成为圣徒。
《论语》中体现的孔子思想，关切的是现实的人生，而非来世或天堂。他关切的是给人以道德的指引，崇尚以“仁”为美德，从而创造人世间的乐园，但这里的乐园并非《圣经》里的伊甸园，而是孔子理想化的上古三代之太平盛世。对于孔子来说，回到上古时代的完美不是通过信仰或神恩的给予，也不是等待救世主的第二次降临，而是通过人类在目前和现世的努力，依靠每个有道德的君子去恢复那失去了的黄金时代的文化，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将来可以实现完美。这里的理想社会是和平富裕，公平安定，正如曹操的《对酒》中所描绘的“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的美好社会。
（5）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国人认为天人合一，世界万物皆一，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西方人认为世界的组成部分是对立的、并存的、相互独立的，即“物我两分”，如：精神和物质是相互矛盾的关系。中国人尊师重教，谦恭含蓄，强调通过自强来实现自我，倡导和谐，崇尚和合文化；而西方人则敢于挑战权威，张扬个性，强调自信，奉行自己选择的教派，追求自由、民主和平。
2.实验班学生的相关样本T检验的结果
接受这项研究的实验班学生有23人，由于样本容量小于30，本人采取了t检验的统计方法，分析实验班学生在模式运用之前和之后的三方面能力（即：跨文化交流能力、文化自觉性、以及翻译中国经典作品的基本能力）是否明显得到提高。相关样本T检验中的显著性标值sig分别为：p=0.021，p=0.03，p=0.017，由此可见，在“三位一体式”模式运用一年之后，实验班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文化自觉性以及翻译中国经典作品的基本能力均与模式运用前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两个不同阶段的统计量t值也表明学生分别在这三方面的能力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3.实验班学生和普通班学生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
在运用此模式的过程中，本人对未运用此模式教学的普通班学生27人和模式试验班23人进行数据比较，通过独立样本的t检验中sig标值分别为p=0.036，p=0.024，p=0.009可以看出，检验结果有统计学意义，换句话说，采取“三位一体式”模式进行教学的实验班比未实施此模式的普通班学生有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较敏感的文化自觉性和较高的典籍翻译基本水平，而且他们在文化差异的认同、文化差异的适应和文化差异的融合这三方面也展示了比较突显的进步。
四、结论
在我国文化建设和高等英语专业深化改革的推动下，“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即：跨文化交流、思辨、传输中国文化精髓）的探索有助于学生经过思辨活动的训练之后，在跨文化交流、文化自觉性和翻译中国经典作品基本能力这三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经过积极思辨之后，实验班学生体认到的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差异以及t检验的统计量值可以证明，“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在《高级英语》课程教学中能够得以实施，并且其运用效果已经得以显现。这一模式研究的目的旨在普及和推广它在英语翻译专业相关课程中的运用，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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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3年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英语专业学生‘三位一体式’培养模式的实证研究”（编号：2013161）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