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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断代
讲到书画鉴定与收藏，首先就要讲到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的问题。所谓主要依据，主要指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等。这里先谈谈时代风格中的一个小点，就是形制断代问题。形制包括对联、屏条、扇面等。通过形制的断代，有时候不开卷也能知道真伪。对联
对联最初叫楹联，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字，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明代后期演变为写在宣纸、绢本上，既可以挂在厅堂，又可以挂在门上做春联用，融实用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于一体。如果市场上看到一件号称是文徵明和唐伯虎的对联，其真伪就值得高度怀疑，因为明朝中期还没有出现对联这种形制。对联的演变从明代后期一直到清朝、近代、民国直至今日，长盛不衰。
对联中有一种“龙门对”，即上款和下款都是在中间部分，中间部分形成一个空位，像现在看到的龙门架。这种对联是在清乾隆以后才出现的。如果遇到年代是清乾隆以前的“龙门对”，就非常可疑了。
对联的书体，有一个演变过程。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最多的是行书、草书和隶书。乾隆、嘉庆以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兴起，考据学、金石碑版学勃兴，出现了篆书、金文等对联，像邓石如、张廷济、吴大潋等。晚清民国则出现了金文、甲骨文的对联。1898年由山东文人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很多书法家对甲骨文进行临摹、创作，风靡一时。在对联中，1898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甲骨文对联，如果一副甲骨文对联的年代在1898年以前就有问题了。吴昌硕、赵之谦、陈含光、邓尔雅、黄士陵等人的对联有不少是甲骨文和金文，出现的时间都较晚，在晚清民国以后。如果有人拿一副对联说是明朝文徵明、沈周的甲骨文和金文的对联，不用开卷便知是开门假。
屏条
屏条一般有六条、八条的，也有二十四条的，甚至有四十八条的。其数量往往是双数，以四条最常见。屏条形成的时代和对联一样，从最初的实用性演变到装饰性和观赏性、艺术性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在纸绢等载体上出现是在明代后期。
其中，画面连为一体，只有合为一个整体才形成一幅完整画面的，叫做“通景屏”。反之，也有每一个屏条都是一幅独立的画面的，这种屏条的出现要到明朝后期。
清代后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屏条，是由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科的前四名，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传胪张启后合作的书法四屏。这四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组合，在民国时期风靡一时。而且这是中国书法史上唯一的一个组合。一般是每人写一条屏，合成为四条屏。其特点是：虽然同一个上款，纸张尺幅也一样，但纸的颜色不一样，不同的颜色代表了四个人不同的身份。现在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书法四屏。
在清代中后期，还出现了同一个人所书的四条屏为不同的书体的情况，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成亲王的行楷书诗文四屏和俞樾的四体书六屏书法便属此例。
不同的书体，小篆、大篆、隶书、行楷书一并书写在六条屏中，是在晚清以后常见的现象。
扇面
通常说的扇面是指折扇。折扇又称为“折叠扇”或“聚头扇”，据说最早是宋代从朝鲜传入的。从文献记载可知，当时已经偶有人用其作书画，但是从现存的实物来看，以扇面创作书画到明朝才开始。现存实物中，最早的折扇画是宣德二年（1427年）明宣宗画的设色山水人物折扇画；而在折扇上面写字始于明朝中期成化年间，万历和崇祯年间开始流行。
扇面是把扇骨抽出来，直接裱在宣纸上；如果保留了扇骨的，一般称之为成扇。在古代，折扇和纨扇是有讲究的。如唐寅的《秋风纨扇图》所见，古代仕女拿的一般是纨扇。而男士拿的则是折扇。
明代中期，书画扇面中出现了多位书法家在同一个折扇上面共同创作的有趣现象。这种现象在明中期极为流行，明朝后期就不见了，清朝就更不用说了。
明代后期出现了少量的书画成扇，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代陈道复的书画成扇。成扇有两面，一面是书法，一面是绘画。现在市场上有一个现象，同一个作者创作的同一把扇子，如果是成扇，会比扇面贵很多倍，这是目前收藏界的一个倾向。原因在于，除了收藏家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审美倾向之外，成扇的工艺水准会比普通扇面高出很多。一把成扇不仅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观赏性，同时具有工艺价值，包含着精湛的雕刻技术，价值自然要高于扇面。
清代中后期，尤其是乾隆后期到嘉靖、道光年间，流行把书法和绘画集中在一起的“集锦扇”。这种集锦扇的组合人数和书画家并不固定。要特别注意的是，现在所见的“集锦扇”往往是同一个人的上款。
除了书画的集锦扇，还有集锦画扇。书画和绘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书画是书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绘画则单独指绘画。集锦画扇于清朝中后期出现，将不同的画面集中在一个扇面上，集中在一起又成为一幅非常完整的画面，反映出当时文人的雅趣。到了晚清，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还出现了专门为合作书画而制作的团扇。
清代后期出现的很多人合作书扇的现象，和明朝中期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形制：明朝中期是折扇；清代后期是圆形团扇。
款识断代
款识有两类：一类是上款，一类是下款。下款是指作者本人的名款，一般指署款；上款指受书画者名款，但不是每件作品都有。一般来说，一幅完整的作品要有下款，但不一定有上款。
署款断代
在宋朝，画家一般分成两类：一类是职业画家，一类是文人画家。像苏东坡是典型的文人画家，不在我们考察的范围，我们看一看职业画家是如何署款的。宋朝职业画家的地位非常卑微，被列入三教九流之列，地方志、史书中往往把画家划归到“方技”。很多画家是被一些富贵人家、达官贵人请去作画、写字，作画之后很多时候不签名，或者是签在非常不显眼的地方。
比如北宋《群峰晴雪图》，由于署款残缺不全，曾被定为明朝的作品。后来请谢稚柳先生鉴定时，发现在这幅画的树缝的位置出现了“熙宁辛”三个字，而“熙宁”是北宋的年号，其间以天干地支“辛”字开头的只有“辛亥”年，据此，这件作品的绝对年款是公元1071年。从这个署款就能看出宋朝画家的身份之低微了。 元朝以后，文人画较为兴盛，款识中诗书画相结合，以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及赵孟頫为代表，包括元朝初期以画梅花著称的高士王冕等人。这在元朝是一个大的变革。
明朝，职业画家的署款与宋朝大相径庭。从明朝宫廷画家林良的《松鹤图》可以看到，署款位于整幅画的中心位置上面，由此也体现出明朝职业画家的地位有了大幅提升。明朝的另一个职业画家吴伟（又叫吴小仙）的《寒江独钓图》，画面有两个中心点，画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其中的中心点上，“小仙”是他的署款。而且“小”字的署款用三点表现，这是吴伟署款的个性特点。
署款对于研究一幅画的真伪很重要。如果作品中画家署款的笔顺、笔性不对，就有可能是伪作。
明代宫廷画家署款时，习惯署上自己的官衔，这是一个特点。比如明朝宫廷画家缪辅，署款“武英殿直锦衣镇抚苏郡缪辅写”。这种署款模式一般称为“一柱香”，在职业画家、宫廷画家中最为多见。书法家也是如此。明代于谦的署款“正议大夫资治尹兵部侍郎于谦书”，把自己所有的官衔都署上去了，用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当然，由于篇幅所限，他署的是自己最大的头衔，这是明朝书法家的一个署款习惯。
除了“一柱香”的署款之外，从明朝初期开始，还出现了一种直接把自己的画名写上去的情况。比如明朝画竹的大名家夏昶有一幅《奇石清风图》，画名直接写在画上。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朝的《虢国夫人游舂图》、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都是后人命名的。只有到了明朝的时候画家才给自己的画命名。明代陈录的《推蓬春意图》就写上了作品的名称，这是明朝画家的特点。
古人写信，最后一页除了落款之外还会写一个“完”或“终”，表示信到这里结束。因为“完”或“终”给人感觉不太吉利，明朝后期开始以谐音的“冲”字来代替。这种最后写一个“冲”字的信札几乎都是明朝末期的，大概是明朝末年五六十年的时间。后来很多人干脆不再写“冲”，而写一个“左瑟”，表示左边有人弹琴，这封信结束了，比如王时敏的一封信。董其昌则写“左慎”，王原祁写“慎余”，都是明朝、清朝初期书信的一个特点。
清代以后书画的署款方式，虽然时代特色非常不鲜明，但是书画家的构成越来越复杂，出现了一些比较多元化的书款模式。当时最主要的书款模式是在绘画上直接写上“仿某某法”、“拟某某某笔意”。这在明朝人的绘画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但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朝中晚期，由于缺乏文化上的自信，即便是独创的，也会写“仿某某法”。比如大名家任熊，也会写上“仿新罗山人粉本”，实际上他的风格和新罗山人风马牛不相及。
署款中还要注意避讳的情况。在古代尤其是清朝，非常重视避讳。比如，康熙的名字叫玄烨，康熙年间有一个画家叫王元照，他有一个别号叫王玄照，康熙年间，他就把“玄”字改成了“元”字。如果一件作品显示是康熙年间创作的，但署名是“王玄照”，就有可能是伪作。除了避官方的讳之外，还要避家讳，主要是避和自己的祖辈有关的讳，这对于我们研究书画家个人的作品很有帮助。
上款断代
上款就是受画之人的名款。明代中期以降出现了一些有上款的书画，一般习惯称之为“双款”。
唐伯虎《秋声图》的卜款中，把自己的名款写在前面：“吴门唐寅为叔高画秋声图”。“吴”是指苏州地区，“叔高”是一个人的名字。上款人的名字放在第二行最前面，而且比第一行的字高出半格，有的甚争高出两格，表现出对受画之人的尊重。“秋声图”是他对这幅画的命名。其中的“画”字值得留意，和古代的“画”字不一样，这个“画”字就是现在的简化字。实际上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简体字都来自于古代书法中的草书。曾经有媒体因为南方某博物馆展出的一批清朝书画中发现大批简化字而指其为赝品，真是贻笑大方。
明朝后期上款有小同的称谓，出现了“词学”“社长”“社学”“社兄”“辞丈”“词丈”“词盟”“词宗”“词兄”“词坛”“盟兄”“盟翁”“道翁”“道兄”等，表现当时文人结社，是对男性文人的尊称。比如“社长”是对书画社团里德高望重的男性文人的一种尊称。而对女性文人则称为“女史”。到了民国以后，对女性文人的尊称开始出现“先生”两字，往往是年纪较大而且德高望重的人物。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直到民国时期，很多书画家在书写上款时习惯将两种称谓一起并署。两种称谓合在一起，是鲜明的晚清特色。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沿用的称呼，比如岳父大人、岳母大人等，这都是从古代的书画署款演变而来的。赵之谦是晚清“海上画派”的代表画家，他在《牡丹菊石图》上写的是“瑟斋公祖大人正画，同治九年夏四月，治赵之谦”。首先，“瑟斋”是受画者的名字，“公祖”是对对方的尊称，“大人”也是一种尊称，把“公祖”和“大人”合在一起，是晚清时候的典型特点；“正画”是说请对方雅正。“治”，有时候会写“治下”，或“治弟”，说明公祖大人是赵之谦所在地的一个父母官，赵之谦在他的治理之下。如果对方是皇帝，可能什么都不写，直接写上“臣赵之谦恭绘”。建筑断代
从建筑看绘画的时代，主要适用于在绘画中出现大量建筑物的界画。界画里判断时代有很多标志，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看城门。比如，宋朝的城门是方形的，明朝的城门是拱形的。北京地区很多城门几乎都是拱形的，说明北京地区的城门很多是明朝或明朝以后建成的；而河南、开封、西安等地，很多城门都是方形的，因为那些城门都是宋朝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建的。比如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城门都是方形的。
对于鉴定书画，宋朝和明朝城门不同的形状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证伪，不能证真。比如看到一幅宋朝的画中出现的城门是拱形的，一定是假画；但是在明朝人的画里可以有拱形的城门，也可以有方形的城门。但是，如果在宋朝的画里出现的是方形的城门，也不一定证明这幅画就是宋朝的，还要看其他的因素，也就是绘画本身。
古代房顶上端有一个作装饰的配件叫“鸱尾”。在宋徽宗的《瑞鹤图》中，鸱尾朝内；明朝以后则朝外，比如紫禁城的房顶都是朝外的。
其他断代依据
除了建筑、形制、署款之外，还有很多因素都是判断书画的重要依据，比如服饰。在一幅明朝人的画里发现清朝人的服饰，一定是假画。
此外，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证伪的必要依据。比如在一件写于1790年的信札中出现了“洪毛”、“长毛”的字眼，足以证明是伪作。因为“洪毛”是指洪秀全的队伍，“长毛”则是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国军队的蔑称。“洪毛”作乱大致是1850年以后，“长毛”作乱则是1840年以后，与写信的时间相差了近五十年。很显然，做假的人不知道这些历史事件，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提问环节
提问：中国国家博物馆对于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书画有哪些展陈计划？
朱万章：书画方面的展览日前分为三大块：一是相对固定的陈列；二是目前正在筹备中的馆藏历代书法展览；三是临时性的陈列展览。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个经典讲座栏目“国博讲堂”。
提问：荣宝斋木版水印和印刷品作伪哪个容易识别？
朱万章：荣宝斋木版水印和二玄社的印刷品都能用肉眼看出，没有层次感，比较光滑，很容易识别。现在最难鉴定的是喷绘印刷。印刷品也是现在书画鉴定中的难题。
（责任编辑：李珍萍）
讲到书画鉴定与收藏，首先就要讲到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的问题。所谓主要依据，主要指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等。这里先谈谈时代风格中的一个小点，就是形制断代问题。形制包括对联、屏条、扇面等。通过形制的断代，有时候不开卷也能知道真伪。对联
对联最初叫楹联，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字，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明代后期演变为写在宣纸、绢本上，既可以挂在厅堂，又可以挂在门上做春联用，融实用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于一体。如果市场上看到一件号称是文徵明和唐伯虎的对联，其真伪就值得高度怀疑，因为明朝中期还没有出现对联这种形制。对联的演变从明代后期一直到清朝、近代、民国直至今日，长盛不衰。
对联中有一种“龙门对”，即上款和下款都是在中间部分，中间部分形成一个空位，像现在看到的龙门架。这种对联是在清乾隆以后才出现的。如果遇到年代是清乾隆以前的“龙门对”，就非常可疑了。
对联的书体，有一个演变过程。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最多的是行书、草书和隶书。乾隆、嘉庆以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兴起，考据学、金石碑版学勃兴，出现了篆书、金文等对联，像邓石如、张廷济、吴大潋等。晚清民国则出现了金文、甲骨文的对联。1898年由山东文人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很多书法家对甲骨文进行临摹、创作，风靡一时。在对联中，1898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甲骨文对联，如果一副甲骨文对联的年代在1898年以前就有问题了。吴昌硕、赵之谦、陈含光、邓尔雅、黄士陵等人的对联有不少是甲骨文和金文，出现的时间都较晚，在晚清民国以后。如果有人拿一副对联说是明朝文徵明、沈周的甲骨文和金文的对联，不用开卷便知是开门假。
屏条
屏条一般有六条、八条的，也有二十四条的，甚至有四十八条的。其数量往往是双数，以四条最常见。屏条形成的时代和对联一样，从最初的实用性演变到装饰性和观赏性、艺术性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在纸绢等载体上出现是在明代后期。
其中，画面连为一体，只有合为一个整体才形成一幅完整画面的，叫做“通景屏”。反之，也有每一个屏条都是一幅独立的画面的，这种屏条的出现要到明朝后期。
清代后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屏条，是由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科的前四名，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传胪张启后合作的书法四屏。这四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组合，在民国时期风靡一时。而且这是中国书法史上唯一的一个组合。一般是每人写一条屏，合成为四条屏。其特点是：虽然同一个上款，纸张尺幅也一样，但纸的颜色不一样，不同的颜色代表了四个人不同的身份。现在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书法四屏。
在清代中后期，还出现了同一个人所书的四条屏为不同的书体的情况，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成亲王的行楷书诗文四屏和俞樾的四体书六屏书法便属此例。
不同的书体，小篆、大篆、隶书、行楷书一并书写在六条屏中，是在晚清以后常见的现象。
扇面
通常说的扇面是指折扇。折扇又称为“折叠扇”或“聚头扇”，据说最早是宋代从朝鲜传入的。从文献记载可知，当时已经偶有人用其作书画，但是从现存的实物来看，以扇面创作书画到明朝才开始。现存实物中，最早的折扇画是宣德二年（1427年）明宣宗画的设色山水人物折扇画；而在折扇上面写字始于明朝中期成化年间，万历和崇祯年间开始流行。
扇面是把扇骨抽出来，直接裱在宣纸上；如果保留了扇骨的，一般称之为成扇。在古代，折扇和纨扇是有讲究的。如唐寅的《秋风纨扇图》所见，古代仕女拿的一般是纨扇。而男士拿的则是折扇。
明代中期，书画扇面中出现了多位书法家在同一个折扇上面共同创作的有趣现象。这种现象在明中期极为流行，明朝后期就不见了，清朝就更不用说了。
明代后期出现了少量的书画成扇，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代陈道复的书画成扇。成扇有两面，一面是书法，一面是绘画。现在市场上有一个现象，同一个作者创作的同一把扇子，如果是成扇，会比扇面贵很多倍，这是目前收藏界的一个倾向。原因在于，除了收藏家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审美倾向之外，成扇的工艺水准会比普通扇面高出很多。一把成扇不仅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观赏性，同时具有工艺价值，包含着精湛的雕刻技术，价值自然要高于扇面。
清代中后期，尤其是乾隆后期到嘉靖、道光年间，流行把书法和绘画集中在一起的“集锦扇”。这种集锦扇的组合人数和书画家并不固定。要特别注意的是，现在所见的“集锦扇”往往是同一个人的上款。
除了书画的集锦扇，还有集锦画扇。书画和绘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书画是书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绘画则单独指绘画。集锦画扇于清朝中后期出现，将不同的画面集中在一个扇面上，集中在一起又成为一幅非常完整的画面，反映出当时文人的雅趣。到了晚清，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还出现了专门为合作书画而制作的团扇。
清代后期出现的很多人合作书扇的现象，和明朝中期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形制：明朝中期是折扇；清代后期是圆形团扇。
款识断代
款识有两类：一类是上款，一类是下款。下款是指作者本人的名款，一般指署款；上款指受书画者名款，但不是每件作品都有。一般来说，一幅完整的作品要有下款，但不一定有上款。
署款断代
在宋朝，画家一般分成两类：一类是职业画家，一类是文人画家。像苏东坡是典型的文人画家，不在我们考察的范围，我们看一看职业画家是如何署款的。宋朝职业画家的地位非常卑微，被列入三教九流之列，地方志、史书中往往把画家划归到“方技”。很多画家是被一些富贵人家、达官贵人请去作画、写字，作画之后很多时候不签名，或者是签在非常不显眼的地方。
比如北宋《群峰晴雪图》，由于署款残缺不全，曾被定为明朝的作品。后来请谢稚柳先生鉴定时，发现在这幅画的树缝的位置出现了“熙宁辛”三个字，而“熙宁”是北宋的年号，其间以天干地支“辛”字开头的只有“辛亥”年，据此，这件作品的绝对年款是公元1071年。从这个署款就能看出宋朝画家的身份之低微了。 元朝以后，文人画较为兴盛，款识中诗书画相结合，以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及赵孟頫为代表，包括元朝初期以画梅花著称的高士王冕等人。这在元朝是一个大的变革。
明朝，职业画家的署款与宋朝大相径庭。从明朝宫廷画家林良的《松鹤图》可以看到，署款位于整幅画的中心位置上面，由此也体现出明朝职业画家的地位有了大幅提升。明朝的另一个职业画家吴伟（又叫吴小仙）的《寒江独钓图》，画面有两个中心点，画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其中的中心点上，“小仙”是他的署款。而且“小”字的署款用三点表现，这是吴伟署款的个性特点。
署款对于研究一幅画的真伪很重要。如果作品中画家署款的笔顺、笔性不对，就有可能是伪作。
明代宫廷画家署款时，习惯署上自己的官衔，这是一个特点。比如明朝宫廷画家缪辅，署款“武英殿直锦衣镇抚苏郡缪辅写”。这种署款模式一般称为“一柱香”，在职业画家、宫廷画家中最为多见。书法家也是如此。明代于谦的署款“正议大夫资治尹兵部侍郎于谦书”，把自己所有的官衔都署上去了，用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当然，由于篇幅所限，他署的是自己最大的头衔，这是明朝书法家的一个署款习惯。
除了“一柱香”的署款之外，从明朝初期开始，还出现了一种直接把自己的画名写上去的情况。比如明朝画竹的大名家夏昶有一幅《奇石清风图》，画名直接写在画上。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朝的《虢国夫人游舂图》、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都是后人命名的。只有到了明朝的时候画家才给自己的画命名。明代陈录的《推蓬春意图》就写上了作品的名称，这是明朝画家的特点。
古人写信，最后一页除了落款之外还会写一个“完”或“终”，表示信到这里结束。因为“完”或“终”给人感觉不太吉利，明朝后期开始以谐音的“冲”字来代替。这种最后写一个“冲”字的信札几乎都是明朝末期的，大概是明朝末年五六十年的时间。后来很多人干脆不再写“冲”，而写一个“左瑟”，表示左边有人弹琴，这封信结束了，比如王时敏的一封信。董其昌则写“左慎”，王原祁写“慎余”，都是明朝、清朝初期书信的一个特点。
清代以后书画的署款方式，虽然时代特色非常不鲜明，但是书画家的构成越来越复杂，出现了一些比较多元化的书款模式。当时最主要的书款模式是在绘画上直接写上“仿某某法”、“拟某某某笔意”。这在明朝人的绘画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但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朝中晚期，由于缺乏文化上的自信，即便是独创的，也会写“仿某某法”。比如大名家任熊，也会写上“仿新罗山人粉本”，实际上他的风格和新罗山人风马牛不相及。
署款中还要注意避讳的情况。在古代尤其是清朝，非常重视避讳。比如，康熙的名字叫玄烨，康熙年间有一个画家叫王元照，他有一个别号叫王玄照，康熙年间，他就把“玄”字改成了“元”字。如果一件作品显示是康熙年间创作的，但署名是“王玄照”，就有可能是伪作。除了避官方的讳之外，还要避家讳，主要是避和自己的祖辈有关的讳，这对于我们研究书画家个人的作品很有帮助。
上款断代
上款就是受画之人的名款。明代中期以降出现了一些有上款的书画，一般习惯称之为“双款”。
唐伯虎《秋声图》的卜款中，把自己的名款写在前面：“吴门唐寅为叔高画秋声图”。“吴”是指苏州地区，“叔高”是一个人的名字。上款人的名字放在第二行最前面，而且比第一行的字高出半格，有的甚争高出两格，表现出对受画之人的尊重。“秋声图”是他对这幅画的命名。其中的“画”字值得留意，和古代的“画”字不一样，这个“画”字就是现在的简化字。实际上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简体字都来自于古代书法中的草书。曾经有媒体因为南方某博物馆展出的一批清朝书画中发现大批简化字而指其为赝品，真是贻笑大方。
明朝后期上款有小同的称谓，出现了“词学”“社长”“社学”“社兄”“辞丈”“词丈”“词盟”“词宗”“词兄”“词坛”“盟兄”“盟翁”“道翁”“道兄”等，表现当时文人结社，是对男性文人的尊称。比如“社长”是对书画社团里德高望重的男性文人的一种尊称。而对女性文人则称为“女史”。到了民国以后，对女性文人的尊称开始出现“先生”两字，往往是年纪较大而且德高望重的人物。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直到民国时期，很多书画家在书写上款时习惯将两种称谓一起并署。两种称谓合在一起，是鲜明的晚清特色。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沿用的称呼，比如岳父大人、岳母大人等，这都是从古代的书画署款演变而来的。赵之谦是晚清“海上画派”的代表画家，他在《牡丹菊石图》上写的是“瑟斋公祖大人正画，同治九年夏四月，治赵之谦”。首先，“瑟斋”是受画者的名字，“公祖”是对对方的尊称，“大人”也是一种尊称，把“公祖”和“大人”合在一起，是晚清时候的典型特点；“正画”是说请对方雅正。“治”，有时候会写“治下”，或“治弟”，说明公祖大人是赵之谦所在地的一个父母官，赵之谦在他的治理之下。如果对方是皇帝，可能什么都不写，直接写上“臣赵之谦恭绘”。建筑断代
从建筑看绘画的时代，主要适用于在绘画中出现大量建筑物的界画。界画里判断时代有很多标志，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看城门。比如，宋朝的城门是方形的，明朝的城门是拱形的。北京地区很多城门几乎都是拱形的，说明北京地区的城门很多是明朝或明朝以后建成的；而河南、开封、西安等地，很多城门都是方形的，因为那些城门都是宋朝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建的。比如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城门都是方形的。
对于鉴定书画，宋朝和明朝城门不同的形状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证伪，不能证真。比如看到一幅宋朝的画中出现的城门是拱形的，一定是假画；但是在明朝人的画里可以有拱形的城门，也可以有方形的城门。但是，如果在宋朝的画里出现的是方形的城门，也不一定证明这幅画就是宋朝的，还要看其他的因素，也就是绘画本身。
古代房顶上端有一个作装饰的配件叫“鸱尾”。在宋徽宗的《瑞鹤图》中，鸱尾朝内；明朝以后则朝外，比如紫禁城的房顶都是朝外的。
其他断代依据
除了建筑、形制、署款之外，还有很多因素都是判断书画的重要依据，比如服饰。在一幅明朝人的画里发现清朝人的服饰，一定是假画。
此外，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证伪的必要依据。比如在一件写于1790年的信札中出现了“洪毛”、“长毛”的字眼，足以证明是伪作。因为“洪毛”是指洪秀全的队伍，“长毛”则是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国军队的蔑称。“洪毛”作乱大致是1850年以后，“长毛”作乱则是1840年以后，与写信的时间相差了近五十年。很显然，做假的人不知道这些历史事件，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提问环节
提问：中国国家博物馆对于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书画有哪些展陈计划？
朱万章：书画方面的展览日前分为三大块：一是相对固定的陈列；二是目前正在筹备中的馆藏历代书法展览；三是临时性的陈列展览。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个经典讲座栏目“国博讲堂”。
提问：荣宝斋木版水印和印刷品作伪哪个容易识别？
朱万章：荣宝斋木版水印和二玄社的印刷品都能用肉眼看出，没有层次感，比较光滑，很容易识别。现在最难鉴定的是喷绘印刷。印刷品也是现在书画鉴定中的难题。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