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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北方已经有了些许秋意，但在中国的南大门暑意仍浓，挂在蛟龙突击队营房上的温度计显示，这里午后的地面温度超过30摄氏度。尽管赤日炎炎，但从队长办公室到战士营房，这里的人似乎都没有开空调的习惯。当看到记者在采访时不停地擦汗，蛟龙突击队的队员打开空调，不好意思地笑笑：“顶着大太阳，上山下海折腾习惯了，平时在房间里不开空调觉得也挺舒服，就经常忘了。”一句“习惯了”的背后，是蛟龙突击队队员的艰苦付出。一名干事说，自己是北方人，初到这里不适应气候，训练量又大，每天要喝近10升水。
作为海军的一支部队，蛟龙突击队与其他军种的部队有一个显著区别：由于海军的开放性，蛟龙突击队走出国门，执行任务的机会更多。“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很多是只在蛟龙突击队才会有的。”一名蛟龙突击队队员如是说。
孙浩：“我们的淘汰率
都在50%以上”
黝黑的面孔，结实的身材——如果忽略领章上的军衔，单从外表看，很难把蛟龙突击队队长孙浩和他带的兵区分开来。他说，这是常年在南海烈日下高强度训练的标配。
孙浩出身教师家庭，但从小就爱好军事，《舰船知识》《航空知识》《兵器知识》是他小时候常捧在手里的课外书。“1990年，我代表江苏省参加了全国青少年舰船知识比赛。1996年，我又参加了航天知识竞赛，拿了二等奖，奖金5000多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孙浩说，“另外，我老家那边参加过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人很多。我有一个初中同学早早就入伍了，新兵连一结束他就上了云南前线，班里7个人最后牺牲了4个。还有一个同学的哥哥，上个世纪80年代也牺牲在老山前线。身边的人和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很爱听英雄的故事。”2016年，孙浩见到了在1988年南海赤瓜礁海战中负伤立功的杨志亮将军。面对少时的偶像，孙浩说：“首长，您不认识我，但我早就认识您，知道您战斗的故事。”怀着对军营的向往，孙浩中学毕业后就入伍了，后来考上军校，分配在北京工作。蛟龙突击队组建之初，孙浩主动请缨，从北京来到这里。
记者来时正赶上每年的退伍季，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被电话数次打断。“对于很多人来说，两年意味着军旅生涯的结束，但对蛟龙突击队而言，这才刚刚开始。”孙浩说，“我们每年从全国征兵，两年内这些人都只能算是新兵。只有经过两年历练，各方面合格并且自己愿意留下来的人，才算真正开始了在蛟龙的生涯。”除了在新兵中培养，蛟龙突击队还会从其他部队挑选愿意加入的老兵，经过训练、考核后，合格的也能成为蛟龙突击队的一员。“不论是从新兵开始培养，还是从其他部队选拔成熟的兵源，我们的淘汰率都在50%以上。如果说军队是一把尖刀，我们就应该是刀尖。”孙浩形象地比喻道。
磨出刀尖不易，用孙浩的话说，这里的训练是“很折磨人的”。训练量大自不必说，除了常规训练，蛟龙突击队的训练表上高危科目有很多：跳伞、攀岩、爆破、战斗潜水……
孙浩说：“好多人觉得美国海豹突击队如何如何，但我们的训练标准一点也不比他们低，甚至比他们还高。打个比方，我们游上1万米是常事。”有一次演习，一名战士落水，结果这名战士硬是游到了实战模拟中的“公海”海域，最后从“公海”折回岸边。
蛟龙突击队所承担的任务也不同于常规部队。“常规部队，包括海军陆战队，是以大兵团的方式正面突击，在火力掩护下与敌人作战。我们是采用小规模部队，躲过敌人的侦察监视，隐蔽地渗透到敌人后方执行任务，任务结束后不留任何痕迹地撤回。这是我们和常规部队的一大区别。”孙浩说。
這些年来受影视作品的影响，公众对蛟龙突击队的印象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对此，孙浩认为：“我们讲究内敛，即便你像英雄一样立下赫赫战功，也必须执行完任务后，戴上墨镜默默地离开。如果你太高调，你的身份可能就暴露了，还怎么执行任务？而且蛟龙突击队的成员还要知道，个人的成绩是整个团队支持的结果。所以在平时的训练中，我很注重培养团队意识，《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只能存在于荧屏上。”
如今，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和海军战略的向外延伸，蛟龙突击队走出去的机会越来越多。“亚丁湾护航编队、和平方舟号上都有我们的身影，在海外执行其他任务的人也还有。我梳理了一下，除了南极，我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虽然我们还不能像海豹突击队那样全球部署，但我们往外走的步伐很快。这是我们与陆军、空军同类型部队的一大不同。”孙浩说。
龙茂长：“朱日和
也是狙击手的舞台”
随着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的举行，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逐渐被人熟知。朱日和是大规模军演的绝佳场所，成排的坦克、编队的直升机、齐射的火炮构成了人们对那里的第一印象。潜伏在角落里悄无声息的狙击手，似乎与朱日和的画风有些不搭。然而，龙茂长连长扛着自己心爱的狙击枪，对记者说：“朱日和也是狙击手的舞台，蛟龙突击队曾在那里赢下高规格比武的指令狙击第一名。”
那次比武的项目很多，蛟龙突击队选派了100多人前往参赛。按照平日的特长，龙茂长被分在狙击组。“每支部队的狙击组有6名正式队员，比3种枪型，每种枪型两个人。”龙茂长说，“总共比精确狙击、狩猎狙击、快速狙击、指令狙击和夜间狙击5个项目。”
每支部队都是根据训练需要，自行寻找训练场地。蛟龙突击队相中的训练地点距离营地很远，龙茂长和战友经常当天出去训练，第二天才能回来。由于是徒步前往训练场地，他们会带一些简单的食品，晚上就住在沿途牧民废弃的房子里。有一次行军途中遇到夜雨，龙茂长干脆睡在了牧民废弃的羊圈里。龙茂长说，这些经历对狙击手很重要。“在常人眼中，狙击手最后一枪打准了就行，其实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狙击手经常单独执行任务，对体能、野外生存、伪装、侦察能力要求都很高。要想打好最后那一枪，前期的准备工作很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狙击手打最后一枪之前可能要隐蔽几个小时，趴着纹丝不动是常事。”
到了正式比武的那天，晚上8点，龙茂长背着30多公斤重的装备从营地出发，开始了15公里的夜间徒步隐蔽渗透。一路上，“敌人”在各个关口巡逻，一旦暴露就要在总成绩里扣分。经过3个多小时的隐蔽渗透，龙茂长到达指定地点，开始构工伪装。第二天清晨6点，龙茂长和战友依次前往5个射击地点，完成比赛。参赛队伍是来自全军的十几支部队，5个项目竞争都很激烈，龙茂长最终拿下了指令狙击的第一名。“指令狙击就是两个狙击手瞄准一个目标，同时开枪命中目标。真正执行狙击任务必须一枪毙命，为了防止一个人失手，需要两个狙击手同时向一个目标射击，这就是‘双保险’。”龙茂长说。当被问及比武时自己和搭档同步率有多高时，龙茂长自信地说，只有用超高慢镜头回放录像时才能看到两把枪的子弹出膛稍有快慢，听声音就像是只发出了一发子弹。 回忆起在朱日和比武的那段日子，龙茂长觉得最难的不是比赛本身，而是新型狙击枪带来的不确定性。龙茂长说：“比武时我用的枪型是当年新装配部队的，大家都不熟悉。比武结束前，参赛队伍之间也不会相互交流。我们觉得自己在训练中研究得很好，但不知道别的部队是不是更好。这种感觉让人压力很大。”比武结束后，参赛的队员终于能放松心情，交流各自的心得。龙茂长发现，蛟龙突击队之所以能在新枪型上领先一步，是因为细节做得更到位。“这把枪的有效射程是600米，我们从100米开始练，一直练到800米，每隔25米都会记录一组数据——在特定的距离上，温度、风速、风向、海拔对枪支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更到位，所以成绩更好。”
如今，龙茂长已是一名成熟的狙击手，但他每周仍会坚持至少一次的实弹训练。“朱日和的成功只能说明过去、未来的路还长。你知道我现在最遗憾的是什么吗？当了连长以后，管队伍、带训练的任务重了，能出去执行任务的机会少了。每次看到执行护航之类任务的战友离开和回来时，我都很羡慕他们。所以技术训练不能松，等到哪天要我上的时候随时能上。”
龚凯峰：“海盗的枪口
离我不到1米”
在一心想执行实战任务的龙茂长眼中，龚凯峰一定是幸运的。2017年4月，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时，龚凯峰登上了被海盗劫持的图瓦卢籍OS35货轮，救下了船员，并与荷枪实弹的海盗近距离对峙。
2016年12月17日，蛟龙突击队的排长龚凯峰跟随中国海军第25批护航编队，从广东湛江出发，踏上了前往亚丁湾的旅程。“我一直想出护航任务，但是出发前心情还是挺平静的。毕竟我们在亚丁湾的护航早已常态化，之前每批编队里都有蛟龙的人，不是什么新鲜事。”龚凯峰告诉记者。
护航的前4个月，就像龚凯峰所预料到的那样：很是平静。龚凯峰说：“这些年，各国在亚丁湾护航的军舰很多，对海盗的震慑力不小，海盗基本看到军舰就逃了。有的海盗还会把枪扔进海里，或者用根绳子拴在船底，谎称自己是渔民。说实在话，我从国内出发前也没想到自己能遇见海盗。”
然而，2017年4月情况突然有了变化。4月7日，护航编队做了日常的海上训练。那天很平静，没有意外情况发生，但龚凯峰训练时还是和战友说：“好好练，别看这么久没事，说不定哪天事就来了。”结果，第二天就有事发生。“4月8日下午5点，我们接到通报，一艘中国香港货轮被七八艘海盗船追击。我就和另一名战友驾驶着直升机，赶去驱离海盗。”龚凯峰回忆道。海盗见了武装直升机，掉头就散了，货轮安全离开。龚凯峰回到舰上，刚下飞机就听到一个更大的消息：图瓦卢籍OS35货轮被海盗劫持了，距他们只有100多海里。部队立刻进行一级反海盗部署，准备武装营救。
龚凯峰精神更足了：“终于有活干了！”
午夜12点左右，中国军舰来到了离被劫货轮3海里的海域，附近还有闻讯赶来的美国、意大利、印度等国军舰。由于离被劫货轮最近，中国军舰向其他国家的军舰发出了“即将执行任务，请回避”的通告。“海盗在船上纵了火，我们离很远都能看到火光。OS35的船员躲进了安全舱，把自己锁了起来，防止海盗进来。我们收到了船员的求救消息，但他们也不清楚船上到底什么情况。考虑到船员暂时没有危险，我们决定等天微亮之后再登船，以确保安全。”龚凯峰说道。
清晨6点23分，龚凯峰和战友登船。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船员安全，登船后先到安全舱接到了船员，然后开始搜索船上是否还有海盗。龚凯峰就是搜索队的成员之一。在船员的带领下，龚凯峰搜索了各个舱室、通风管等处，均未发现海盗。龚凯峰说：“最后到了货轮上的救生艇。救生艇的门是一个自然垂下的帘子，我踢开帘子的瞬间看到里面有人，而且端着枪正对着门外，离我不到1米。”龚凯峰下意识地向后跳了一步，帘子也落了下去。“Hands up！No harms！（举起手来！缴枪不杀！）”龚凯峰喊道。同时，他迅速故意退下了已经上膛的子弹，又另外上了一颗子弹，目的是让海盗听见子弹上膛的声音。
一时间，船上寂静无声。“对峙的时间其实不长，可能也就一分钟，但感觉过了很久。”龚凯峰回忆道。过了一会，门帘开了，从里面扔出了3支上了膛的AK-47冲锋枪，然后3个海盗双手上举走了出来。龚凯峰和战友们一拥而上，将海盗按在地上，用扎带绑上了他们的手。经过询问和后续的搜索，确认留在船上的海盗只有这3人，船只已经安全。这是迄今中国海军在亚丁湾护航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抓獲海盗。
OS35货轮的19名船员都是叙利亚人，得知自己获救之后非常激动。一切安顿妥当之后，中国护航军舰靠近货船，准备将海盗押上军舰。正在这时，船员的一个举动让龚凯峰终生难忘：他们找来一面中国国旗拿在手里，当海盗被押走时，他们站在船头用并不熟练的英语喊了一句“谢谢你，中国”，有人眼里泛起了泪花。
“回想起来，当时海盗情绪肯定很紧张，手就放在扳机上，万一开了枪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果。不过，那会儿什么也顾不上想了，就是死盯着救生艇的门。”龚凯峰笑着说。
何龙：“整个课程
淘汰率高达87%"
2002年，随着电影《冲出亚马逊》走红，位于委内瑞拉的特种兵训练中心——“猎人学校”被国人熟知。当时，何龙还是一名中学生，看过电影后便对那所万里之外的学校充满向往。在热情的驱使下，何龙从军校毕业后推掉了上潜艇、做技术的机会，写了一份报告，一心想去蛟龙突击队。最终，他如愿以偿。
作为和外军交流的桥梁，解放军每年会选拔优秀人才，送到“猎人学校”学习。何龙听了从“猎人学校”归来的战友讲的故事，不仅没被近乎虐待的恐怖课程吓倒，反而更觉兴奋。2015年，他的机会来了。当年3月，部队选派干部前往“猎人学校”的通知下来后，何龙第一个交了申请。经过一年的选拔和语言学习，2016年3月，何龙到了“猎人学校”，圆了多年的梦想。
刚到校门口，严苛的教官便令何龙印象深刻：全副武装，脸上涂着迷彩，目光里透着凶狠。教官一上来就把学员带的箱子踢翻，检查一番后，行李扔了一地，限一分钟收拾好。何龙说，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经此情形心里还是“很不爽”。 入学以后，首先等待何龙的魔鬼训练是63天的“地狱周”。“先练体能，量上得很快。中国军人平时训练量就大，这倒无所谓。主要是教官想着法子折磨你。”何龙说。比如，日常项目浇凉水：每天午夜，结束了一天高强度训练的学员被拉到飞机跑道的风口，教官用冰凉的山泉水把每个学员浇透，任由午夜的冷风吹干。如果教官心情好，待水風干后学员可以回去睡一两个小时，凌晨4点起床升旗，开始第二天的课程。
学校的早饭就是一小块玉米饼，外加一杯兑了水的柠檬汁，偶尔有点卷心菜叶子。上课期间，如果教官觉得有人困了，就会把全体学员赶进一间小屋子吸瓦斯，醒醒神。何龙说：“吸瓦斯的时间是5分钟，普通人闻到那个味5秒钟就受不了了。”作为海军，平时练过长时间闭气，何龙本以为能好过些。但有一次，教官戴着防毒面具进到瓦斯室，一拳打在正闭气的何龙肚子上。“挨了这一拳，我猛吸了一口气。那一瞬间真是生不如死的感觉，呼不出气也吸不进气。”
“地狱周”期间，何龙经历了一场五天四夜的野外生存训练，用他的话说，“是这辈子最难受的日子”。学员7人一组，被扔在一座水库中的小岛上，岛上热带雨林密布。学员身上只有一把砍刀、几根火柴、一个鱼钩，连腰带和鞋带都被收走。何龙本以为热带雨林动物很多，可到了岛上连一只鸟的影子都看不到。“岛的周围都是水葫芦，大鱼游不过来，配发的鱼钩偏偏很大，小鱼很难钓上。实在饿得受不了，我们就抓蚂蚁吃，吃了不知道多少只，但肚子里依然空空的。一天晚上，有个战友突然大叫了一声‘有蛇’。我听到之后兴奋地冲了过去，心想终于有吃的了。只见一条红黑黄三色相间的小毒蛇，我们拿树枝按住，一刀砍了，烤着吃。因为蛇太小，一不留神就烤焦了。”何龙说道，“那几天，7个人总共吃了两条小蛇，几条小鱼，还有数不清的蚂蚁。”由于水库的水质太差，喝水也成问题，遇到下雨，何龙就用衣服接雨水。“接到衣服里的水很混，看了喝不下去。到了晚上渴得受不了，又用衣服接了雨水。眼不见为净，趁天黑看不到，一口喝了。”
“地狱周”期间，大约有1/3的人选择了放弃。但放弃的念头从来没出现在何龙的脑子里。实在难受时，他就抽自己耳光，咬自己，心里不停地默念“冷静、坚持”。“入‘猎人学校’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入学之前，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武官给我们开动员会，让每个人说说想法。我当时说：‘即使死在那里，我也绝不放弃。’”在“猎人学校”期间，何龙发现“死”字绝非嘴上说说而已。训练期间，有两名委内瑞拉学员因为饿得受不了，就去丛林找了生木薯吃，结果食物中毒身亡。还有一名委内瑞拉学员长时间睡眠不足，精神恍惚，在山间行军时径直掉下了悬崖。后来，这名学员被发现时只剩下一堆白骨，当地人说是被野兽吃了。何龙那一期学员里有15名中国军人、48名委内瑞拉军人。3人死亡意味着死亡率达到了4.76%。
“地狱周”过后，学员稍微好过一点，但课程本身的压力随之而来。“潜水、狙击、反恐……各门课程按时间依次安排，学完一科就要考核。150多个科目，中途有任何一科不合格，立刻就会失去毕业的机会，没有补考。”何龙说道。2017年初，所有课程结束，只有6名中国军人和2名委内瑞拉军人顺利毕业——整个课程淘汰率高达87%。
作为中国军人里唯一的优秀学员，何龙获得了委内瑞拉军方颁发的“猎人勋章”。勋章后面是一根针，教官直接拍在毕业学员的胸口上，扎进肉里，被视为“带血的荣誉”。当被问及在“猎人学校”期间最难忘的事时，何龙想了想说道：“毕业时，原本凶狠、严苛的教官变得像学员们的兄弟一样。有个教官端着满满一杯朗姆酒说：‘你们中国军人很不错，弄得我都想去中国看看了。’那一天，我喝醉了。”
2017年2月，结束了在“猎人学校”的生活，何龙回到云南老家。“父亲到火车站接站却没认出我。我走到跟前，拍了拍父亲，他才认出我来。”何龙说，“我走之前只说去国外留学，没告诉他我去的是‘猎人学校’，怕他担心。父亲知道以后表情很复杂，心疼和骄傲都有吧。”在采访蛟龙突击队的几天里，“兴趣”和“喜欢”是记者最常听到的两个词。“有人把我们这里想象得很浪漫，其实不是。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训练是严格甚至严酷的，生活也比较单调。能留下的人都有一腔热血，愿意把青春献给祖国、献给部队。我们常说，来蛟龙就是心甘情愿地‘自讨苦吃’。”孙浩说道。
“丹心利剑，机智勇敢。这是蛟龙突击队的精神，也是每一位队员的灵魂。”孙浩的这句话，一直萦绕在记者耳旁。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环球人物》
2017年第20期〕
作为海军的一支部队，蛟龙突击队与其他军种的部队有一个显著区别：由于海军的开放性，蛟龙突击队走出国门，执行任务的机会更多。“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很多是只在蛟龙突击队才会有的。”一名蛟龙突击队队员如是说。
孙浩：“我们的淘汰率
都在50%以上”
黝黑的面孔，结实的身材——如果忽略领章上的军衔，单从外表看，很难把蛟龙突击队队长孙浩和他带的兵区分开来。他说，这是常年在南海烈日下高强度训练的标配。
孙浩出身教师家庭，但从小就爱好军事，《舰船知识》《航空知识》《兵器知识》是他小时候常捧在手里的课外书。“1990年，我代表江苏省参加了全国青少年舰船知识比赛。1996年，我又参加了航天知识竞赛，拿了二等奖，奖金5000多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孙浩说，“另外，我老家那边参加过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人很多。我有一个初中同学早早就入伍了，新兵连一结束他就上了云南前线，班里7个人最后牺牲了4个。还有一个同学的哥哥，上个世纪80年代也牺牲在老山前线。身边的人和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很爱听英雄的故事。”2016年，孙浩见到了在1988年南海赤瓜礁海战中负伤立功的杨志亮将军。面对少时的偶像，孙浩说：“首长，您不认识我，但我早就认识您，知道您战斗的故事。”怀着对军营的向往，孙浩中学毕业后就入伍了，后来考上军校，分配在北京工作。蛟龙突击队组建之初，孙浩主动请缨，从北京来到这里。
记者来时正赶上每年的退伍季，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被电话数次打断。“对于很多人来说，两年意味着军旅生涯的结束，但对蛟龙突击队而言，这才刚刚开始。”孙浩说，“我们每年从全国征兵，两年内这些人都只能算是新兵。只有经过两年历练，各方面合格并且自己愿意留下来的人，才算真正开始了在蛟龙的生涯。”除了在新兵中培养，蛟龙突击队还会从其他部队挑选愿意加入的老兵，经过训练、考核后，合格的也能成为蛟龙突击队的一员。“不论是从新兵开始培养，还是从其他部队选拔成熟的兵源，我们的淘汰率都在50%以上。如果说军队是一把尖刀，我们就应该是刀尖。”孙浩形象地比喻道。
磨出刀尖不易，用孙浩的话说，这里的训练是“很折磨人的”。训练量大自不必说，除了常规训练，蛟龙突击队的训练表上高危科目有很多：跳伞、攀岩、爆破、战斗潜水……
孙浩说：“好多人觉得美国海豹突击队如何如何，但我们的训练标准一点也不比他们低，甚至比他们还高。打个比方，我们游上1万米是常事。”有一次演习，一名战士落水，结果这名战士硬是游到了实战模拟中的“公海”海域，最后从“公海”折回岸边。
蛟龙突击队所承担的任务也不同于常规部队。“常规部队，包括海军陆战队，是以大兵团的方式正面突击，在火力掩护下与敌人作战。我们是采用小规模部队，躲过敌人的侦察监视，隐蔽地渗透到敌人后方执行任务，任务结束后不留任何痕迹地撤回。这是我们和常规部队的一大区别。”孙浩说。
這些年来受影视作品的影响，公众对蛟龙突击队的印象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对此，孙浩认为：“我们讲究内敛，即便你像英雄一样立下赫赫战功，也必须执行完任务后，戴上墨镜默默地离开。如果你太高调，你的身份可能就暴露了，还怎么执行任务？而且蛟龙突击队的成员还要知道，个人的成绩是整个团队支持的结果。所以在平时的训练中，我很注重培养团队意识，《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只能存在于荧屏上。”
如今，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和海军战略的向外延伸，蛟龙突击队走出去的机会越来越多。“亚丁湾护航编队、和平方舟号上都有我们的身影，在海外执行其他任务的人也还有。我梳理了一下，除了南极，我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虽然我们还不能像海豹突击队那样全球部署，但我们往外走的步伐很快。这是我们与陆军、空军同类型部队的一大不同。”孙浩说。
龙茂长：“朱日和
也是狙击手的舞台”
随着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的举行，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逐渐被人熟知。朱日和是大规模军演的绝佳场所，成排的坦克、编队的直升机、齐射的火炮构成了人们对那里的第一印象。潜伏在角落里悄无声息的狙击手，似乎与朱日和的画风有些不搭。然而，龙茂长连长扛着自己心爱的狙击枪，对记者说：“朱日和也是狙击手的舞台，蛟龙突击队曾在那里赢下高规格比武的指令狙击第一名。”
那次比武的项目很多，蛟龙突击队选派了100多人前往参赛。按照平日的特长，龙茂长被分在狙击组。“每支部队的狙击组有6名正式队员，比3种枪型，每种枪型两个人。”龙茂长说，“总共比精确狙击、狩猎狙击、快速狙击、指令狙击和夜间狙击5个项目。”
每支部队都是根据训练需要，自行寻找训练场地。蛟龙突击队相中的训练地点距离营地很远，龙茂长和战友经常当天出去训练，第二天才能回来。由于是徒步前往训练场地，他们会带一些简单的食品，晚上就住在沿途牧民废弃的房子里。有一次行军途中遇到夜雨，龙茂长干脆睡在了牧民废弃的羊圈里。龙茂长说，这些经历对狙击手很重要。“在常人眼中，狙击手最后一枪打准了就行，其实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狙击手经常单独执行任务，对体能、野外生存、伪装、侦察能力要求都很高。要想打好最后那一枪，前期的准备工作很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狙击手打最后一枪之前可能要隐蔽几个小时，趴着纹丝不动是常事。”
到了正式比武的那天，晚上8点，龙茂长背着30多公斤重的装备从营地出发，开始了15公里的夜间徒步隐蔽渗透。一路上，“敌人”在各个关口巡逻，一旦暴露就要在总成绩里扣分。经过3个多小时的隐蔽渗透，龙茂长到达指定地点，开始构工伪装。第二天清晨6点，龙茂长和战友依次前往5个射击地点，完成比赛。参赛队伍是来自全军的十几支部队，5个项目竞争都很激烈，龙茂长最终拿下了指令狙击的第一名。“指令狙击就是两个狙击手瞄准一个目标，同时开枪命中目标。真正执行狙击任务必须一枪毙命，为了防止一个人失手，需要两个狙击手同时向一个目标射击，这就是‘双保险’。”龙茂长说。当被问及比武时自己和搭档同步率有多高时，龙茂长自信地说，只有用超高慢镜头回放录像时才能看到两把枪的子弹出膛稍有快慢，听声音就像是只发出了一发子弹。 回忆起在朱日和比武的那段日子，龙茂长觉得最难的不是比赛本身，而是新型狙击枪带来的不确定性。龙茂长说：“比武时我用的枪型是当年新装配部队的，大家都不熟悉。比武结束前，参赛队伍之间也不会相互交流。我们觉得自己在训练中研究得很好，但不知道别的部队是不是更好。这种感觉让人压力很大。”比武结束后，参赛的队员终于能放松心情，交流各自的心得。龙茂长发现，蛟龙突击队之所以能在新枪型上领先一步，是因为细节做得更到位。“这把枪的有效射程是600米，我们从100米开始练，一直练到800米，每隔25米都会记录一组数据——在特定的距离上，温度、风速、风向、海拔对枪支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更到位，所以成绩更好。”
如今，龙茂长已是一名成熟的狙击手，但他每周仍会坚持至少一次的实弹训练。“朱日和的成功只能说明过去、未来的路还长。你知道我现在最遗憾的是什么吗？当了连长以后，管队伍、带训练的任务重了，能出去执行任务的机会少了。每次看到执行护航之类任务的战友离开和回来时，我都很羡慕他们。所以技术训练不能松，等到哪天要我上的时候随时能上。”
龚凯峰：“海盗的枪口
离我不到1米”
在一心想执行实战任务的龙茂长眼中，龚凯峰一定是幸运的。2017年4月，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时，龚凯峰登上了被海盗劫持的图瓦卢籍OS35货轮，救下了船员，并与荷枪实弹的海盗近距离对峙。
2016年12月17日，蛟龙突击队的排长龚凯峰跟随中国海军第25批护航编队，从广东湛江出发，踏上了前往亚丁湾的旅程。“我一直想出护航任务，但是出发前心情还是挺平静的。毕竟我们在亚丁湾的护航早已常态化，之前每批编队里都有蛟龙的人，不是什么新鲜事。”龚凯峰告诉记者。
护航的前4个月，就像龚凯峰所预料到的那样：很是平静。龚凯峰说：“这些年，各国在亚丁湾护航的军舰很多，对海盗的震慑力不小，海盗基本看到军舰就逃了。有的海盗还会把枪扔进海里，或者用根绳子拴在船底，谎称自己是渔民。说实在话，我从国内出发前也没想到自己能遇见海盗。”
然而，2017年4月情况突然有了变化。4月7日，护航编队做了日常的海上训练。那天很平静，没有意外情况发生，但龚凯峰训练时还是和战友说：“好好练，别看这么久没事，说不定哪天事就来了。”结果，第二天就有事发生。“4月8日下午5点，我们接到通报，一艘中国香港货轮被七八艘海盗船追击。我就和另一名战友驾驶着直升机，赶去驱离海盗。”龚凯峰回忆道。海盗见了武装直升机，掉头就散了，货轮安全离开。龚凯峰回到舰上，刚下飞机就听到一个更大的消息：图瓦卢籍OS35货轮被海盗劫持了，距他们只有100多海里。部队立刻进行一级反海盗部署，准备武装营救。
龚凯峰精神更足了：“终于有活干了！”
午夜12点左右，中国军舰来到了离被劫货轮3海里的海域，附近还有闻讯赶来的美国、意大利、印度等国军舰。由于离被劫货轮最近，中国军舰向其他国家的军舰发出了“即将执行任务，请回避”的通告。“海盗在船上纵了火，我们离很远都能看到火光。OS35的船员躲进了安全舱，把自己锁了起来，防止海盗进来。我们收到了船员的求救消息，但他们也不清楚船上到底什么情况。考虑到船员暂时没有危险，我们决定等天微亮之后再登船，以确保安全。”龚凯峰说道。
清晨6点23分，龚凯峰和战友登船。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船员安全，登船后先到安全舱接到了船员，然后开始搜索船上是否还有海盗。龚凯峰就是搜索队的成员之一。在船员的带领下，龚凯峰搜索了各个舱室、通风管等处，均未发现海盗。龚凯峰说：“最后到了货轮上的救生艇。救生艇的门是一个自然垂下的帘子，我踢开帘子的瞬间看到里面有人，而且端着枪正对着门外，离我不到1米。”龚凯峰下意识地向后跳了一步，帘子也落了下去。“Hands up！No harms！（举起手来！缴枪不杀！）”龚凯峰喊道。同时，他迅速故意退下了已经上膛的子弹，又另外上了一颗子弹，目的是让海盗听见子弹上膛的声音。
一时间，船上寂静无声。“对峙的时间其实不长，可能也就一分钟，但感觉过了很久。”龚凯峰回忆道。过了一会，门帘开了，从里面扔出了3支上了膛的AK-47冲锋枪，然后3个海盗双手上举走了出来。龚凯峰和战友们一拥而上，将海盗按在地上，用扎带绑上了他们的手。经过询问和后续的搜索，确认留在船上的海盗只有这3人，船只已经安全。这是迄今中国海军在亚丁湾护航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抓獲海盗。
OS35货轮的19名船员都是叙利亚人，得知自己获救之后非常激动。一切安顿妥当之后，中国护航军舰靠近货船，准备将海盗押上军舰。正在这时，船员的一个举动让龚凯峰终生难忘：他们找来一面中国国旗拿在手里，当海盗被押走时，他们站在船头用并不熟练的英语喊了一句“谢谢你，中国”，有人眼里泛起了泪花。
“回想起来，当时海盗情绪肯定很紧张，手就放在扳机上，万一开了枪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果。不过，那会儿什么也顾不上想了，就是死盯着救生艇的门。”龚凯峰笑着说。
何龙：“整个课程
淘汰率高达87%"
2002年，随着电影《冲出亚马逊》走红，位于委内瑞拉的特种兵训练中心——“猎人学校”被国人熟知。当时，何龙还是一名中学生，看过电影后便对那所万里之外的学校充满向往。在热情的驱使下，何龙从军校毕业后推掉了上潜艇、做技术的机会，写了一份报告，一心想去蛟龙突击队。最终，他如愿以偿。
作为和外军交流的桥梁，解放军每年会选拔优秀人才，送到“猎人学校”学习。何龙听了从“猎人学校”归来的战友讲的故事，不仅没被近乎虐待的恐怖课程吓倒，反而更觉兴奋。2015年，他的机会来了。当年3月，部队选派干部前往“猎人学校”的通知下来后，何龙第一个交了申请。经过一年的选拔和语言学习，2016年3月，何龙到了“猎人学校”，圆了多年的梦想。
刚到校门口，严苛的教官便令何龙印象深刻：全副武装，脸上涂着迷彩，目光里透着凶狠。教官一上来就把学员带的箱子踢翻，检查一番后，行李扔了一地，限一分钟收拾好。何龙说，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经此情形心里还是“很不爽”。 入学以后，首先等待何龙的魔鬼训练是63天的“地狱周”。“先练体能，量上得很快。中国军人平时训练量就大，这倒无所谓。主要是教官想着法子折磨你。”何龙说。比如，日常项目浇凉水：每天午夜，结束了一天高强度训练的学员被拉到飞机跑道的风口，教官用冰凉的山泉水把每个学员浇透，任由午夜的冷风吹干。如果教官心情好，待水風干后学员可以回去睡一两个小时，凌晨4点起床升旗，开始第二天的课程。
学校的早饭就是一小块玉米饼，外加一杯兑了水的柠檬汁，偶尔有点卷心菜叶子。上课期间，如果教官觉得有人困了，就会把全体学员赶进一间小屋子吸瓦斯，醒醒神。何龙说：“吸瓦斯的时间是5分钟，普通人闻到那个味5秒钟就受不了了。”作为海军，平时练过长时间闭气，何龙本以为能好过些。但有一次，教官戴着防毒面具进到瓦斯室，一拳打在正闭气的何龙肚子上。“挨了这一拳，我猛吸了一口气。那一瞬间真是生不如死的感觉，呼不出气也吸不进气。”
“地狱周”期间，何龙经历了一场五天四夜的野外生存训练，用他的话说，“是这辈子最难受的日子”。学员7人一组，被扔在一座水库中的小岛上，岛上热带雨林密布。学员身上只有一把砍刀、几根火柴、一个鱼钩，连腰带和鞋带都被收走。何龙本以为热带雨林动物很多，可到了岛上连一只鸟的影子都看不到。“岛的周围都是水葫芦，大鱼游不过来，配发的鱼钩偏偏很大，小鱼很难钓上。实在饿得受不了，我们就抓蚂蚁吃，吃了不知道多少只，但肚子里依然空空的。一天晚上，有个战友突然大叫了一声‘有蛇’。我听到之后兴奋地冲了过去，心想终于有吃的了。只见一条红黑黄三色相间的小毒蛇，我们拿树枝按住，一刀砍了，烤着吃。因为蛇太小，一不留神就烤焦了。”何龙说道，“那几天，7个人总共吃了两条小蛇，几条小鱼，还有数不清的蚂蚁。”由于水库的水质太差，喝水也成问题，遇到下雨，何龙就用衣服接雨水。“接到衣服里的水很混，看了喝不下去。到了晚上渴得受不了，又用衣服接了雨水。眼不见为净，趁天黑看不到，一口喝了。”
“地狱周”期间，大约有1/3的人选择了放弃。但放弃的念头从来没出现在何龙的脑子里。实在难受时，他就抽自己耳光，咬自己，心里不停地默念“冷静、坚持”。“入‘猎人学校’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入学之前，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武官给我们开动员会，让每个人说说想法。我当时说：‘即使死在那里，我也绝不放弃。’”在“猎人学校”期间，何龙发现“死”字绝非嘴上说说而已。训练期间，有两名委内瑞拉学员因为饿得受不了，就去丛林找了生木薯吃，结果食物中毒身亡。还有一名委内瑞拉学员长时间睡眠不足，精神恍惚，在山间行军时径直掉下了悬崖。后来，这名学员被发现时只剩下一堆白骨，当地人说是被野兽吃了。何龙那一期学员里有15名中国军人、48名委内瑞拉军人。3人死亡意味着死亡率达到了4.76%。
“地狱周”过后，学员稍微好过一点，但课程本身的压力随之而来。“潜水、狙击、反恐……各门课程按时间依次安排，学完一科就要考核。150多个科目，中途有任何一科不合格，立刻就会失去毕业的机会，没有补考。”何龙说道。2017年初，所有课程结束，只有6名中国军人和2名委内瑞拉军人顺利毕业——整个课程淘汰率高达87%。
作为中国军人里唯一的优秀学员，何龙获得了委内瑞拉军方颁发的“猎人勋章”。勋章后面是一根针，教官直接拍在毕业学员的胸口上，扎进肉里，被视为“带血的荣誉”。当被问及在“猎人学校”期间最难忘的事时，何龙想了想说道：“毕业时，原本凶狠、严苛的教官变得像学员们的兄弟一样。有个教官端着满满一杯朗姆酒说：‘你们中国军人很不错，弄得我都想去中国看看了。’那一天，我喝醉了。”
2017年2月，结束了在“猎人学校”的生活，何龙回到云南老家。“父亲到火车站接站却没认出我。我走到跟前，拍了拍父亲，他才认出我来。”何龙说，“我走之前只说去国外留学，没告诉他我去的是‘猎人学校’，怕他担心。父亲知道以后表情很复杂，心疼和骄傲都有吧。”在采访蛟龙突击队的几天里，“兴趣”和“喜欢”是记者最常听到的两个词。“有人把我们这里想象得很浪漫，其实不是。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训练是严格甚至严酷的，生活也比较单调。能留下的人都有一腔热血，愿意把青春献给祖国、献给部队。我们常说，来蛟龙就是心甘情愿地‘自讨苦吃’。”孙浩说道。
“丹心利剑，机智勇敢。这是蛟龙突击队的精神，也是每一位队员的灵魂。”孙浩的这句话，一直萦绕在记者耳旁。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环球人物》
2017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