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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王朔小说及其它言论的深入探讨，可以认为王朔对知识分子的不遗余力的批判是有多层意蕴的，它不仅指向中国社会几千年知识分子传统所产生的难以消除的痼疾，而且还是王朔的自我批判，同时这种批判还超越知识分子
的局限而指向普遍的人性弱点。
关键词：王朔；知识分子；自我批判；人性弱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05-03
知识分子这个词语本身是个外来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他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超脱国家和各种体制的束缚而成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弗兰克?富里迪曾经将相近的观点阐述的更清晰：“知识分子的创造角色要求他远离任何特定的身份和利益。自现代社会以来，知识分子的权威就来源于他们声称一切言行都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启蒙传统的化身，始终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1］这是西方现代学者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内涵的定义。在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则如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中所言：
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尽管两者之间不尽相同。……“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末曾对中国知识人的这种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们的独有的责任，这是和美国大相径庭的。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人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因此推断，這一定和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有关。［2］这位西方思想家完全猜对了，与萨义德和弗兰克?富里迪的定义相比，显然中国知识分子更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余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说比较简明扼要的阐明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渊源与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既是一种堪称优良的传统，同时也是古往今来中国知识界很多痼疾难以消除的根源之一。
古代“士”的这种精神在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有着最为简明扼要也最广为人知的表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种精神也的确被后人不断实践着，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饱经忧患的一百多年间，更是有无数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兴亡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中尤以五四时期的处于新旧交叉点上的知识分子，因外来思潮和国家危难而产生的启蒙意识，对当时和之后都影响巨大。新中国建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传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到了文革结束不久的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遭受了苦难与束缚的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再一次比较自由的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了，具体到文坛，正如戴厚英所说的：“思考使我痛苦，更使我意识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于是我写起了小说.”［3］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使得“伤痕”、“反思”作家的历史讲述具备了特有的话语立场，他们中的很多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但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中国社会快速的商业化进程。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整个社会都开始从精神的“寺院”中“还俗”，终极价值普遍失落，满足物质欲望的追求全面占据了上风，知识分子在这一状况下再次陷入窘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欲望与社会的普遍欲望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应有”的价值观与“真正实用”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伪善”的确很容易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一部分人“最佳”的选择。正如刘震云在《我把青春献给你》序中所言“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个字：吃人。王朔的小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个字：别装。吃人不可怕，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一个人装没什么，个个装就可怕了。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4］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的冲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在不同时代的知识阶层中是始终存在的，所以，对知识分子的讽刺与批判也并非从王朔始，古已有之。其中距离我们较近也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清代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和现代钱钟书所著《围城》。前者创作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科举时代，这就决定了考中做官是当时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价值追求，而能否官运亨通就是这部分人最大的焦虑了，所以《儒林外史》中很大篇幅讽刺的都是这种心态。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产生了现代知识分子，与古代知识分子相比，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便是可以有多重选择。因此身份革命对知识阶层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心灵解脱。但解脱并不意味着这一阶层问题的减少，《围城》讲述的就是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故事，几乎人类可能有的劣根性都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无论是吴敬梓还是钱钟书都尖锐地讽刺了知识阶层存在的问题，揭示了他们内心灰暗的一面。与这两位作家比起来，王朔的批判显然更为猛烈甚至不乏偏激。
无论是小说还是一些访谈随笔中，我们随处可见王朔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或明或暗的批判与讽刺，“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5］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王朔批判知识分子的最初心理动因：不管有过多少痞子式的“表白”，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决定了王朔对自己“不混同于老百姓”的定位，当他从部队复员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最终走上创作道路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知识分子群体较多的认可，而是倍受一些知识分子的指责与“歧视”，面对这种状况，王朔当然要奋起“反抗”。在一篇本与知识分子没什么关系的侦探小说中，王朔还不忘见缝插针的讽刺几句“有文化的人有几个不是笑里藏刀、口蜜腹剑，脸上一盆火，脚下使绊子”。诸如此类的言辞在其作品中可谓不胜枚举，像《一点儿正经没有》更是用大半个篇幅来专门讽刺作家，认为作家只是“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的人。所以，在王朔遭到的众多非议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反知识分子化倾向，不少论者都认为是文艺批评界、学术界、教育界一些人士对王朔作品的非议使王朔对他们恨之入骨，从而与这些知识分子‘结下梁子’。结合王朔成名后的遭遇来看这个说法的确很有道理，但事实恐怕并非王朔自己表白的那么简单。 从屈原《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开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习惯于社会批判者的位置，王朔却要“颠倒乾坤”去批判知识分子“鲁迅一百个正确，伪君子假道学种种愚昧麻木中国人的劣根性骂得都对，若还有遗珠之憾，就是把自己落下了。……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可以，说众人皆浊我独清，这个恐怕只有刚出生的婴儿才配。依我之见，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了.”［6］而知识分子正是最常见的那个经常看到并要指出“别人黑”的群体。如前所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历来是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这种传统本身无可厚非，但不少知识分子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是惟独放过自己，缺少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的习惯。“这些年揭出了很多文坛上的陈年旧恶，在那个不道德的年代和更早之前，那些说起来近乎纪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后做了丑恶表演……以至使我有一个偏激的想法：老作家，都没有资格谈‘人格’二字”.［7］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人之间的争斗应该说还基本出于革命的激情，建国初期一直到文革期间文人间的矛盾恐怕很多就是为了争权夺利和明哲保身了，也就是王朔所谓的“丑恶表演”。而任何一个稍微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文坛的状况折射出的正是那些时代的特点。2000年在意大利的一次会上，王朔发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所感受到的，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从表面上看他将这个问题的根源又一次归咎于知识分子“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源在知识分子。……信仰与利益，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自处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伪善便成了普遍的选择.”［8］王朔小说中很多有关知识分子的对话都揭露了这种虚伪性，如《顽主》中的作家宝康明明是掏钱请别人为自己颁奖却说“我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我对名利其實是很淡泊的，我只希望我的劳动得到某种承认，随便什么奖都可以”。再如《一点儿正经没有》里当“我”准备当作家时对妻子说“我是铁了心要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叫他们都别管自个积德行善这辈子倒霉下辈子享福。要不号召大家奉献，让自个甘吃亏蔚然成风，我怎么占便宜”。这些在当时颇有些惊世骇俗因而饱受批判的观点，几年之后却得到了曾经作为王朔对立面的“人文精神失落”论者的认可“对许多人而言，他这样讲或那样讲，都仅仅是一种说话，一种‘学问”,一种谋生的方式，而跟他的真实的精神信念和道德践履无关……”。［9］
偏激很多时候都会导致一种深刻，王朔的批判可以说揭露了许多原本被遮掩的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问题。
批判者最珍贵的品质是自我批判。
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你所抨击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按性别分的，好像都是男性知识分子啊？”王朔的回答是“你不认为我是在自嘲吗？知识分子要是都不能嘲笑，那还能嘲笑谁？我们总不能表现的像官员一样吧！”［10］显然，王朔的回答已经认可了自己在长期从事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王朔作品中对知识分子毫不留情的批判，如他自己所言，不妨可以看作是作者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剖析”，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进入写作提供了我太多的自省机会，使我无法背对自己。……和别人的丑恶比，我自己的丑恶形象更触目惊心。如果我还有起码的真诚，首先应该面对自己才是.”［10］虽然这段话是2000年说的，但任何观念的产生都必然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以此来印证王朔知识分子批判中确实存在的“自我剖析”成份。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王朔是以“自嘲”的方式，在批判知识分子群体的同时也进行了自我批判。
作为受到过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群体猛烈攻击的非学院派作家，王朔在情绪上与这一群体的疏离甚至对抗，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还应该注意他的那段话：“打别人咱也不敢，重了有大狱，轻了半残，打他们（知识分子——本文作者注）是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捏”，［11］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颇有些“愤世嫉俗”的王朔要想比较“安全”的进行社会批判也只有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王朔笔下的“知识分子”这个词当作一个符号。正像鲁迅主要从农民和小市民身上去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国民劣根性，王朔要从一贯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去揭露和批判这种劣根性，更多的时候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学界的）只不过是个载体。不容否定，王朔对知识分子“伪善”、“堕落”、“自私”以及“追名逐利”的劣根品性和传统心理的挖苦和戏弄，确实有助于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自我警醒和自我批判，但我们从他对知识分子的“攻击”中还应该看到更宽泛的内涵“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我相信这是一种人性弱点，就像有几个钱会使人堕落掌握了知识也会使人存心欺世”，［12］而且他也“一直偏激地认为创作乃指对人性发现而非对人性的肯定，人情温暖是孩子的情感”。［13］以此观之，王朔的确是在自己能够接触到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身上，获得了对人性的发现，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他更锐利的锋芒所向是普遍的人性弱点：总想利用自己掌握的某种东西——无论是知识还是别的什么去“存心”欺世。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王朔对知识分子的不遗余力的批判是有多层意蕴的，它不仅指向中国社会几千年知识分子传统所产生的难以消除的痼疾，而且还是王朔的一种自我批判和对知识分子身上集中表现出来的普遍人性弱点的批判。
参考文献：
［1］南帆.小资产阶级：压抑、膨胀和分裂［J］.文艺理论研究,2006,(5)：9.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6.
［3］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07.
［4］刘震云.我把青春献给你?序［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
［5］［11］王朔.王朔自白［A］.葛红兵,朱立东.王朔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7,16.
［6］王朔.随笔集?我看鲁迅［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27.
［7］王朔.无知者无畏?我看老舍［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70.
［8］王朔.无知者无畏?我的文学动机［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41,142.
［9］王晓明.思想与文学之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42.
［10］葛红兵,王朔.放下读者，看见文体［A］.葛红兵,朱立东.王朔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6).
［12］王朔.无知者无畏?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王朔自选集》自序［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09.
［13］王朔.无知者无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37.
的局限而指向普遍的人性弱点。
关键词：王朔；知识分子；自我批判；人性弱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05-03
知识分子这个词语本身是个外来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他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超脱国家和各种体制的束缚而成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弗兰克?富里迪曾经将相近的观点阐述的更清晰：“知识分子的创造角色要求他远离任何特定的身份和利益。自现代社会以来，知识分子的权威就来源于他们声称一切言行都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启蒙传统的化身，始终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1］这是西方现代学者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内涵的定义。在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则如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中所言：
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尽管两者之间不尽相同。……“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末曾对中国知识人的这种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们的独有的责任，这是和美国大相径庭的。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人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因此推断，這一定和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有关。［2］这位西方思想家完全猜对了，与萨义德和弗兰克?富里迪的定义相比，显然中国知识分子更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余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说比较简明扼要的阐明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渊源与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既是一种堪称优良的传统，同时也是古往今来中国知识界很多痼疾难以消除的根源之一。
古代“士”的这种精神在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有着最为简明扼要也最广为人知的表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种精神也的确被后人不断实践着，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饱经忧患的一百多年间，更是有无数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兴亡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中尤以五四时期的处于新旧交叉点上的知识分子，因外来思潮和国家危难而产生的启蒙意识，对当时和之后都影响巨大。新中国建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传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到了文革结束不久的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遭受了苦难与束缚的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再一次比较自由的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了，具体到文坛，正如戴厚英所说的：“思考使我痛苦，更使我意识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于是我写起了小说.”［3］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使得“伤痕”、“反思”作家的历史讲述具备了特有的话语立场，他们中的很多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但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中国社会快速的商业化进程。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整个社会都开始从精神的“寺院”中“还俗”，终极价值普遍失落，满足物质欲望的追求全面占据了上风，知识分子在这一状况下再次陷入窘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欲望与社会的普遍欲望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应有”的价值观与“真正实用”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伪善”的确很容易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一部分人“最佳”的选择。正如刘震云在《我把青春献给你》序中所言“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个字：吃人。王朔的小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个字：别装。吃人不可怕，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一个人装没什么，个个装就可怕了。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4］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的冲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在不同时代的知识阶层中是始终存在的，所以，对知识分子的讽刺与批判也并非从王朔始，古已有之。其中距离我们较近也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清代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和现代钱钟书所著《围城》。前者创作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科举时代，这就决定了考中做官是当时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价值追求，而能否官运亨通就是这部分人最大的焦虑了，所以《儒林外史》中很大篇幅讽刺的都是这种心态。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产生了现代知识分子，与古代知识分子相比，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便是可以有多重选择。因此身份革命对知识阶层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心灵解脱。但解脱并不意味着这一阶层问题的减少，《围城》讲述的就是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故事，几乎人类可能有的劣根性都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无论是吴敬梓还是钱钟书都尖锐地讽刺了知识阶层存在的问题，揭示了他们内心灰暗的一面。与这两位作家比起来，王朔的批判显然更为猛烈甚至不乏偏激。
无论是小说还是一些访谈随笔中，我们随处可见王朔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或明或暗的批判与讽刺，“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5］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王朔批判知识分子的最初心理动因：不管有过多少痞子式的“表白”，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决定了王朔对自己“不混同于老百姓”的定位，当他从部队复员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最终走上创作道路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知识分子群体较多的认可，而是倍受一些知识分子的指责与“歧视”，面对这种状况，王朔当然要奋起“反抗”。在一篇本与知识分子没什么关系的侦探小说中，王朔还不忘见缝插针的讽刺几句“有文化的人有几个不是笑里藏刀、口蜜腹剑，脸上一盆火，脚下使绊子”。诸如此类的言辞在其作品中可谓不胜枚举，像《一点儿正经没有》更是用大半个篇幅来专门讽刺作家，认为作家只是“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的人。所以，在王朔遭到的众多非议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反知识分子化倾向，不少论者都认为是文艺批评界、学术界、教育界一些人士对王朔作品的非议使王朔对他们恨之入骨，从而与这些知识分子‘结下梁子’。结合王朔成名后的遭遇来看这个说法的确很有道理，但事实恐怕并非王朔自己表白的那么简单。 从屈原《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开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习惯于社会批判者的位置，王朔却要“颠倒乾坤”去批判知识分子“鲁迅一百个正确，伪君子假道学种种愚昧麻木中国人的劣根性骂得都对，若还有遗珠之憾，就是把自己落下了。……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可以，说众人皆浊我独清，这个恐怕只有刚出生的婴儿才配。依我之见，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了.”［6］而知识分子正是最常见的那个经常看到并要指出“别人黑”的群体。如前所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历来是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这种传统本身无可厚非，但不少知识分子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是惟独放过自己，缺少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的习惯。“这些年揭出了很多文坛上的陈年旧恶，在那个不道德的年代和更早之前，那些说起来近乎纪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后做了丑恶表演……以至使我有一个偏激的想法：老作家，都没有资格谈‘人格’二字”.［7］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人之间的争斗应该说还基本出于革命的激情，建国初期一直到文革期间文人间的矛盾恐怕很多就是为了争权夺利和明哲保身了，也就是王朔所谓的“丑恶表演”。而任何一个稍微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文坛的状况折射出的正是那些时代的特点。2000年在意大利的一次会上，王朔发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所感受到的，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从表面上看他将这个问题的根源又一次归咎于知识分子“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源在知识分子。……信仰与利益，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自处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伪善便成了普遍的选择.”［8］王朔小说中很多有关知识分子的对话都揭露了这种虚伪性，如《顽主》中的作家宝康明明是掏钱请别人为自己颁奖却说“我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我对名利其實是很淡泊的，我只希望我的劳动得到某种承认，随便什么奖都可以”。再如《一点儿正经没有》里当“我”准备当作家时对妻子说“我是铁了心要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叫他们都别管自个积德行善这辈子倒霉下辈子享福。要不号召大家奉献，让自个甘吃亏蔚然成风，我怎么占便宜”。这些在当时颇有些惊世骇俗因而饱受批判的观点，几年之后却得到了曾经作为王朔对立面的“人文精神失落”论者的认可“对许多人而言，他这样讲或那样讲，都仅仅是一种说话，一种‘学问”,一种谋生的方式，而跟他的真实的精神信念和道德践履无关……”。［9］
偏激很多时候都会导致一种深刻，王朔的批判可以说揭露了许多原本被遮掩的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问题。
批判者最珍贵的品质是自我批判。
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你所抨击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按性别分的，好像都是男性知识分子啊？”王朔的回答是“你不认为我是在自嘲吗？知识分子要是都不能嘲笑，那还能嘲笑谁？我们总不能表现的像官员一样吧！”［10］显然，王朔的回答已经认可了自己在长期从事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王朔作品中对知识分子毫不留情的批判，如他自己所言，不妨可以看作是作者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剖析”，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进入写作提供了我太多的自省机会，使我无法背对自己。……和别人的丑恶比，我自己的丑恶形象更触目惊心。如果我还有起码的真诚，首先应该面对自己才是.”［10］虽然这段话是2000年说的，但任何观念的产生都必然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以此来印证王朔知识分子批判中确实存在的“自我剖析”成份。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王朔是以“自嘲”的方式，在批判知识分子群体的同时也进行了自我批判。
作为受到过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群体猛烈攻击的非学院派作家，王朔在情绪上与这一群体的疏离甚至对抗，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还应该注意他的那段话：“打别人咱也不敢，重了有大狱，轻了半残，打他们（知识分子——本文作者注）是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捏”，［11］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颇有些“愤世嫉俗”的王朔要想比较“安全”的进行社会批判也只有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王朔笔下的“知识分子”这个词当作一个符号。正像鲁迅主要从农民和小市民身上去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国民劣根性，王朔要从一贯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去揭露和批判这种劣根性，更多的时候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学界的）只不过是个载体。不容否定，王朔对知识分子“伪善”、“堕落”、“自私”以及“追名逐利”的劣根品性和传统心理的挖苦和戏弄，确实有助于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自我警醒和自我批判，但我们从他对知识分子的“攻击”中还应该看到更宽泛的内涵“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我相信这是一种人性弱点，就像有几个钱会使人堕落掌握了知识也会使人存心欺世”，［12］而且他也“一直偏激地认为创作乃指对人性发现而非对人性的肯定，人情温暖是孩子的情感”。［13］以此观之，王朔的确是在自己能够接触到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身上，获得了对人性的发现，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他更锐利的锋芒所向是普遍的人性弱点：总想利用自己掌握的某种东西——无论是知识还是别的什么去“存心”欺世。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王朔对知识分子的不遗余力的批判是有多层意蕴的，它不仅指向中国社会几千年知识分子传统所产生的难以消除的痼疾，而且还是王朔的一种自我批判和对知识分子身上集中表现出来的普遍人性弱点的批判。
参考文献：
［1］南帆.小资产阶级：压抑、膨胀和分裂［J］.文艺理论研究,2006,(5)：9.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6.
［3］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07.
［4］刘震云.我把青春献给你?序［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
［5］［11］王朔.王朔自白［A］.葛红兵,朱立东.王朔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7,16.
［6］王朔.随笔集?我看鲁迅［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27.
［7］王朔.无知者无畏?我看老舍［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70.
［8］王朔.无知者无畏?我的文学动机［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41,142.
［9］王晓明.思想与文学之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42.
［10］葛红兵,王朔.放下读者，看见文体［A］.葛红兵,朱立东.王朔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6).
［12］王朔.无知者无畏?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王朔自选集》自序［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09.
［13］王朔.无知者无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