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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汉计》是由唐大年导演，赵赵编剧，任素汐、李保田、王子川等人主演的现实喜剧电影。该片讲述了一个融合了社会现实与细腻情感的“京味儿”故事。快35岁的女青年王招在与前夫离婚之后发现自己怀孕，她想要留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又迫于单亲生子不能上户口的现实压力（影片背景为2016年伊始），与姥爷一起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寻汉”之旅。
《寻汉计》的剧情设计较为简单。影片将焦点集中在王招和姥爷组成的一个“祖孙”家庭上，在隔代关系下去探索王招这个北京普通女孩的身份建构。她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的变故——离婚、失业、怀孕，社会现实将她逼迫到了生活的夹缝中，无奈之下她也开始算计起了别人，而最后仍旧不失良善。在王招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她以“讨好型人格”的行为方式试图去获得现实的接纳。同时，影片以代际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去建构人物身份，王招与李保田饰演的姥爷生活在一起，互为依靠。姥爷是一个古灵精怪的“老顽童”，他疼爱善良的王招，为了她的“寻汉”之路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朋友杜微。王子川饰演的杜微更像是一个游离在社会边缘的角色，尽管他说着一口“京片子”，身上充满了地道的城市气息，但他始终游离在社会人情之外。影片从姥爷这一角色出发，作为王招与杜微情感的连结点。在这三个人物之间的代际关系与情感叙事下，我们或许可以从新的视角去观察影片的人物身份建构。
一、代际叙事的反向书写
代际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其著作《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文化的研究》[1]一书中解释代际差异产生的必然性，以及为何代际差异是现代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代”的基本涵义入手。“‘代’是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的年龄和类似社会物质的人群。‘代’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自然属性指其年龄特征。社会属性则包含‘代’的本质特征在于价值观和行文范式的选择。”[2]在有关学者的定义中，“代”是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群体，不同的“代”对于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在不同的维度与层面上经历了不同的认知塑造。由此可以联想到社会心理学中一个叫作“自我归类”的概念，即当人们需要与某一群体产生共同联系以获得某种归属感或话语权的时候，群内个体或群体在重要的维度上会放大自身群体与别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并且根据类别成员的共同特征知觉自己或他人，形成刻板性知觉[3]。影视作品在对群体进行代际书写的过程中，习惯以“80后”“90后”等标签划归人物，以呈现人物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差异，无意间放大了代际之间的差异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固化了代际差异的社会意义。
《寻汉计》是一次对传统代际叙事的反向书写。通过塑造同代人王招、杜微与隔代人姥爷这三个人物形象和对三人之间的情感书写，刻画了代际差异中的彼此相倚性，打破了代际差异的刻板印象。虽然带有一定的“都市童话”风格色彩，但表达了影片的审美内核与价值观念，即不同代际人群之间实现情感交流的可能性。姥爷与王招之间的亲情、姥爷与杜微之间的友情、杜微与王招之间的爱情，都是纯粹而真挚的。在这三人身上，真善美的情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影片中，35岁的王招是公关公司的行政人员，在公司是任劳任怨的“小透明”，被辞退了只会诚恳地说“辞了我就没人干活了”。她和姥爷住在一起，母亲改嫁后，有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在王招的生活中，母亲并没有扮演一个港湾的角色，反而是索取者。她和弟弟随意开走王招在公司年会上中奖的车、搬走她屋里的电视，而这一切王招都没有任何怨言。王招与前夫混沌结婚，后者并不爱自己，离婚后为了不让姥爷伤心，王招还与前夫扮演着夫妻角色。纵观王招的人生，她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卑微的位置上去保持自我与他人的连结。姥爷构成了王招人生中唯一的暖色，他会为自己的“大招子”出头，恨铁不成钢，认为她“怎么老是被人欺负”。得知王招离婚并怀了前夫的孩子后，他去前夫的公司以商量的姿态表明自己的诉求，还天真地以为自己成功了。最终姥爷万般无奈，下定决心要给孩子找一个“冤大头”当父亲，在公园的相亲角寻觅未果后，将目光锁定了自己的“老朋友”杜微。观察姥爷的行动轨迹可以发现，影片对其塑造是“去年龄化”的，姥爷做的这些事情，换在父母、朋友身上都没有任何违和感。换言之，代际的差异并没有在这对爷孙之间体现出思维与行动上的区别，反而基本保持着一致性。影片为二人设置了共同的目标——留住孩子，只不过姥爷要找的是“出路”，而王招要在找“出路”的同时找到“自我”。
为了完成代际差异反向書写的现实性表达，影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一是对家庭结构的省略。对于王招的父母分别是何人、婚姻状况如何等细节没有给予充分的表述，王招与姥爷这种家庭构成以一种原生家庭式的关系呈现。其二是对群体特征的弱化。影片弱化了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所独有的群体性特征，如青年群体的横向比较思维与老年群体的纵向思维，青年群体的独立意识与老年群体的教化意识等，反而强化了二者之间的共性。在王招与姥爷身上，价值观念与行为范式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也就是姥爷所说的“先给孩子找个爸爸，哪怕以后给他当牛做马”“自尊？还要那玩意干啥啊”，这些看似有些荒诞的表述，却揭露了王招真实而无奈的人生困境。代际隔阂与代际冲突在这种“生不由己”的困境中被填平，也印证了代沟现象特征之一——“社会中不同代之间的代沟现象与个体人格转型中的边际现象相交织”[4]。此处所谓的“人格转型”并不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在主体处理具体事件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感悟与内省。王招其实比姥爷先萌生了找个“替身爸爸”的想法，所以她急忙赴约游戏中的网友杜微，见面后却被拒绝。当姥爷提出相亲的想法后，她也积极参与其中，尽管事实并不如人意。在此过程中，她逐渐对杜微产生了情愫。最后表弟提出，杜微是个不错的人选，姥爷和王招在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后也都默许了，一行四人一同来到京郊游玩。王招在关键时刻选择对杜微摊牌，是内心的道德底线与自我现实处境相权衡之后的决定。姥爷亦是如此，他的紧张与不安非常明显，在事件“败露”后甚至松了口气。在杜微闭门不见数月之后，王招执着地寻求一个道歉的机会，姥爷也主动上门表达自己的歉意。 王招与姥爷这一对代际关系具有明显的彼此相倚性①。他们把互相的价值观念作为自己行为范式的参考系。从他们的行动轨迹反观其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他们既能够参考对方的想法做出相应行动，同时也保有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实现共同的目的。尽管影片结尾童话般的结局更像是主创的美好愿景，因为影片对王招与杜微之间充分的情感表达缺乏说服力，但无疑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和谐共生的代际关系，并通过写实化叙事手法的运用，将其处理得饱满、丰富、温暖。
二、典型人物的“平凡化”折返
姥爷是一个纽带型人物，联系起了王招与杜微这两个影片着力塑造的典型人物。上文已经探讨过王招这一人物形象，她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性格和善甚至有些软弱，与社会产生的联系是相对脆弱的。杜微同样如此，他以开摩的为生，对人情往来保持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看似糊涂，实则清醒，看似难以接近，实则重情重义。影片刻意用一些有趣的细节去刻画杜微，如边打电话边给猪蹄拔毛等。王招与杜微是作为一种“典型”而存在的，但这种典型性又经历了日常琐碎的冲淡，呈现出一种普世化。如何在平凡生活中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以及如何完成典型人物的“平凡化”折返，是影片需要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來看第一个问题，如何在平凡生活中塑造人物的典型性。平凡生活中的人物即小人物，其典型化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小人物）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这些环境和时代环境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人物成为典型人物不是由于他适应了环境的要求，反而可能是由于他违背了环境的要求。”[5]显然，王招的“典型”是由于她想要成为一个未婚生子的单亲妈妈，而在当时的政策下，未婚生子不能给孩子上户口①。为了孩子的社会身份证明，王招必须快速步入婚姻，结婚变成了一种程序与必要手段，爱情反而无足轻重。有人认为王招的行为是一种对于婚姻与情感的亵渎，在道德层面需要被谴责。而正是这种破格的行为让观众产生了探索王招的欲望，她对杜微坦白的时刻也构成了小人物的人物弧光。
除了姥爷之外，王招没有在其他人那里感受过爱或善意。她被亲生母亲冷落、被前夫嫌弃、被同事排挤，她在个体典型环境中对于“婚姻”概念与形式上的背弃同时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击。事实上，王招的内心十分柔软，来自陌生人的微小善意便能让她动容。影片中有一个细节，怀孕的王招在街边孕吐，隔着一条马路烤羊肉串的人以为是烤肉的烟火熏到了她，默默地换了个方向扇风。王招看到后，抑制不住地蹲在路边大哭了起来。她给予得太多，索取得太少，她对于现实婚姻所试图进行的悖离，更加具有小人物的悲剧性。现实喜剧风格下的悲剧人物具有鲜活的典型性与情感力量。
然后来看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完成典型人物的折返，使之能与社会群体产生更加深刻的情感共鸣。影片所做的恰恰是没有美化普通人身上不够光鲜的“暗面”，呈现出那些利己与算计，将其植入到生活的流动场景中，使其被日常的无意识冲淡，从而让受众的敏锐审视变得温和，也让由此所引发的道德层面的审判与对人物所产生的负面情绪揉进喜剧性的叙事处理中去。例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吃早饭情节，普通的豆浆、油条在重复叙事中具有了时间延展性，将观众代入到熟悉的家庭氛围中。再如，影片中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情节：王招在小区的锻炼器械上努力地蹬车。器械是固定的，王招再用力也自然也不会移动分毫。这样的镜头反复出现多次，象征着王招的生活：哪怕再努力，也始终被困在原地。可以看出，叙事者试图借助真实的生活感所带来的包容性来展现人物的复杂面向，对于可能存在的性格缺陷也并不隐藏，从而助推观众反观自己的现实生活与人性弱点。不难理解，王招的“寻汉计”依然会遭受部分观众的道德审判，其中不乏对影片“三观不正”的诟病。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影片对于可供挖掘的核心元素的探索不够深入所导致的。
作为“单亲妈妈”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王招的现实困境本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影片的表达是浅尝辄止的，虽初步呈现了家庭与社会环境对王招的不公待遇，但更多严肃的议题都让位给了嬉笑怒骂的感官知觉和生活经验。王招在相亲过程中所遇到的男性大多对女性有着刻板偏见，听说她在公关公司上班，便认为是“公关小姐”，甚至冒犯地问她“是否平时也穿得这么没有女人味”。可以看出，影片试图在生活场景中呈现出对女性的性别偏见，但却以一个“包袱”作为这场戏的结尾——服务员对王招说，看你经常来，要不要办张卡。类似笑点的设置无疑削弱了影片的现实力量。王招在公司所遭受的职场性骚扰仅是一个片段化的呈现，似乎只是为了表现王招委曲求全的性格，而没有对现实主义影片的社会批判性做进一步尝试。
影片的结尾决定了其在现实主义喜剧风格下，更偏喜剧感而非现实性。正如上文所说，结尾是非常“都市浪漫童话风”的。一方面，因为影片更侧重于表达王招与姥爷的代际关系，而精简了王招与杜微的情感线。这导致受众对于他们的感情并没有产生强烈共鸣，因而导致对待情感一直保有消极态度的杜微突如其来的表白略显突兀。前者是一种男性自我陶醉式的表述，代表着解决女性的困境终究还是要靠男性的“自我牺牲式”的感动，后者甚至有些冒犯。创作者或许想要刻意营造一种浪漫化的情感氛围，遗憾的是，导致该片最终落入了套路化叙事的窠臼。
结语
《寻汉计》是一部小成本电影，人物关系与情节设定都不复杂。此类型影片不乏成功的范例，它们的共同点是在极简的人物关系与人物的现实困境之下，以人物自身的情感转变作为叙事突破口，实现自我救赎，这一点《寻汉计》做得还远远不够。这也决定了该片终究只是一部不错的现实主义喜剧电影，而不能称为一部女性主义佳作。影片对社会痛点的触碰如隔靴搔痒，不够深刻。但不可否认的是，影片在对王招与姥爷的代际关系的表达上，还是较为完整而细腻的。影片通过对代际叙事的反向书写，为现阶段的代际差异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当下社会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未成年、成年与老年之间如何跨越时代的鸿沟，实现彼此生命经验的正向交换，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范例。
参考文献：
[1][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的研究[M].周怡，周晓虹，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葛顺道.代沟还是代差？——相倚性代差论[ J ].青年研究，1994（7）：43.
[3][澳]约翰·特纳等.自我归类论[M].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9-69.
[4]沈汝发.我国“代际关系”研究述评[ J ].青年研究，2002（2）：46.
[5]江守义.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基于文论史和文学创作的思考[ J ].学术月刊，2018（4）：126.
《寻汉计》的剧情设计较为简单。影片将焦点集中在王招和姥爷组成的一个“祖孙”家庭上，在隔代关系下去探索王招这个北京普通女孩的身份建构。她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的变故——离婚、失业、怀孕，社会现实将她逼迫到了生活的夹缝中，无奈之下她也开始算计起了别人，而最后仍旧不失良善。在王招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她以“讨好型人格”的行为方式试图去获得现实的接纳。同时，影片以代际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去建构人物身份，王招与李保田饰演的姥爷生活在一起，互为依靠。姥爷是一个古灵精怪的“老顽童”，他疼爱善良的王招，为了她的“寻汉”之路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朋友杜微。王子川饰演的杜微更像是一个游离在社会边缘的角色，尽管他说着一口“京片子”，身上充满了地道的城市气息，但他始终游离在社会人情之外。影片从姥爷这一角色出发，作为王招与杜微情感的连结点。在这三个人物之间的代际关系与情感叙事下，我们或许可以从新的视角去观察影片的人物身份建构。
一、代际叙事的反向书写
代际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其著作《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文化的研究》[1]一书中解释代际差异产生的必然性，以及为何代际差异是现代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代”的基本涵义入手。“‘代’是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的年龄和类似社会物质的人群。‘代’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自然属性指其年龄特征。社会属性则包含‘代’的本质特征在于价值观和行文范式的选择。”[2]在有关学者的定义中，“代”是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群体，不同的“代”对于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在不同的维度与层面上经历了不同的认知塑造。由此可以联想到社会心理学中一个叫作“自我归类”的概念，即当人们需要与某一群体产生共同联系以获得某种归属感或话语权的时候，群内个体或群体在重要的维度上会放大自身群体与别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并且根据类别成员的共同特征知觉自己或他人，形成刻板性知觉[3]。影视作品在对群体进行代际书写的过程中，习惯以“80后”“90后”等标签划归人物，以呈现人物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差异，无意间放大了代际之间的差异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固化了代际差异的社会意义。
《寻汉计》是一次对传统代际叙事的反向书写。通过塑造同代人王招、杜微与隔代人姥爷这三个人物形象和对三人之间的情感书写，刻画了代际差异中的彼此相倚性，打破了代际差异的刻板印象。虽然带有一定的“都市童话”风格色彩，但表达了影片的审美内核与价值观念，即不同代际人群之间实现情感交流的可能性。姥爷与王招之间的亲情、姥爷与杜微之间的友情、杜微与王招之间的爱情，都是纯粹而真挚的。在这三人身上，真善美的情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影片中，35岁的王招是公关公司的行政人员，在公司是任劳任怨的“小透明”，被辞退了只会诚恳地说“辞了我就没人干活了”。她和姥爷住在一起，母亲改嫁后，有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在王招的生活中，母亲并没有扮演一个港湾的角色，反而是索取者。她和弟弟随意开走王招在公司年会上中奖的车、搬走她屋里的电视，而这一切王招都没有任何怨言。王招与前夫混沌结婚，后者并不爱自己，离婚后为了不让姥爷伤心，王招还与前夫扮演着夫妻角色。纵观王招的人生，她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卑微的位置上去保持自我与他人的连结。姥爷构成了王招人生中唯一的暖色，他会为自己的“大招子”出头，恨铁不成钢，认为她“怎么老是被人欺负”。得知王招离婚并怀了前夫的孩子后，他去前夫的公司以商量的姿态表明自己的诉求，还天真地以为自己成功了。最终姥爷万般无奈，下定决心要给孩子找一个“冤大头”当父亲，在公园的相亲角寻觅未果后，将目光锁定了自己的“老朋友”杜微。观察姥爷的行动轨迹可以发现，影片对其塑造是“去年龄化”的，姥爷做的这些事情，换在父母、朋友身上都没有任何违和感。换言之，代际的差异并没有在这对爷孙之间体现出思维与行动上的区别，反而基本保持着一致性。影片为二人设置了共同的目标——留住孩子，只不过姥爷要找的是“出路”，而王招要在找“出路”的同时找到“自我”。
为了完成代际差异反向書写的现实性表达，影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一是对家庭结构的省略。对于王招的父母分别是何人、婚姻状况如何等细节没有给予充分的表述，王招与姥爷这种家庭构成以一种原生家庭式的关系呈现。其二是对群体特征的弱化。影片弱化了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所独有的群体性特征，如青年群体的横向比较思维与老年群体的纵向思维，青年群体的独立意识与老年群体的教化意识等，反而强化了二者之间的共性。在王招与姥爷身上，价值观念与行为范式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也就是姥爷所说的“先给孩子找个爸爸，哪怕以后给他当牛做马”“自尊？还要那玩意干啥啊”，这些看似有些荒诞的表述，却揭露了王招真实而无奈的人生困境。代际隔阂与代际冲突在这种“生不由己”的困境中被填平，也印证了代沟现象特征之一——“社会中不同代之间的代沟现象与个体人格转型中的边际现象相交织”[4]。此处所谓的“人格转型”并不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在主体处理具体事件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感悟与内省。王招其实比姥爷先萌生了找个“替身爸爸”的想法，所以她急忙赴约游戏中的网友杜微，见面后却被拒绝。当姥爷提出相亲的想法后，她也积极参与其中，尽管事实并不如人意。在此过程中，她逐渐对杜微产生了情愫。最后表弟提出，杜微是个不错的人选，姥爷和王招在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后也都默许了，一行四人一同来到京郊游玩。王招在关键时刻选择对杜微摊牌，是内心的道德底线与自我现实处境相权衡之后的决定。姥爷亦是如此，他的紧张与不安非常明显，在事件“败露”后甚至松了口气。在杜微闭门不见数月之后，王招执着地寻求一个道歉的机会，姥爷也主动上门表达自己的歉意。 王招与姥爷这一对代际关系具有明显的彼此相倚性①。他们把互相的价值观念作为自己行为范式的参考系。从他们的行动轨迹反观其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他们既能够参考对方的想法做出相应行动，同时也保有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实现共同的目的。尽管影片结尾童话般的结局更像是主创的美好愿景，因为影片对王招与杜微之间充分的情感表达缺乏说服力，但无疑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和谐共生的代际关系，并通过写实化叙事手法的运用，将其处理得饱满、丰富、温暖。
二、典型人物的“平凡化”折返
姥爷是一个纽带型人物，联系起了王招与杜微这两个影片着力塑造的典型人物。上文已经探讨过王招这一人物形象，她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性格和善甚至有些软弱，与社会产生的联系是相对脆弱的。杜微同样如此，他以开摩的为生，对人情往来保持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看似糊涂，实则清醒，看似难以接近，实则重情重义。影片刻意用一些有趣的细节去刻画杜微，如边打电话边给猪蹄拔毛等。王招与杜微是作为一种“典型”而存在的，但这种典型性又经历了日常琐碎的冲淡，呈现出一种普世化。如何在平凡生活中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以及如何完成典型人物的“平凡化”折返，是影片需要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來看第一个问题，如何在平凡生活中塑造人物的典型性。平凡生活中的人物即小人物，其典型化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小人物）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这些环境和时代环境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人物成为典型人物不是由于他适应了环境的要求，反而可能是由于他违背了环境的要求。”[5]显然，王招的“典型”是由于她想要成为一个未婚生子的单亲妈妈，而在当时的政策下，未婚生子不能给孩子上户口①。为了孩子的社会身份证明，王招必须快速步入婚姻，结婚变成了一种程序与必要手段，爱情反而无足轻重。有人认为王招的行为是一种对于婚姻与情感的亵渎，在道德层面需要被谴责。而正是这种破格的行为让观众产生了探索王招的欲望，她对杜微坦白的时刻也构成了小人物的人物弧光。
除了姥爷之外，王招没有在其他人那里感受过爱或善意。她被亲生母亲冷落、被前夫嫌弃、被同事排挤，她在个体典型环境中对于“婚姻”概念与形式上的背弃同时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击。事实上，王招的内心十分柔软，来自陌生人的微小善意便能让她动容。影片中有一个细节，怀孕的王招在街边孕吐，隔着一条马路烤羊肉串的人以为是烤肉的烟火熏到了她，默默地换了个方向扇风。王招看到后，抑制不住地蹲在路边大哭了起来。她给予得太多，索取得太少，她对于现实婚姻所试图进行的悖离，更加具有小人物的悲剧性。现实喜剧风格下的悲剧人物具有鲜活的典型性与情感力量。
然后来看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完成典型人物的折返，使之能与社会群体产生更加深刻的情感共鸣。影片所做的恰恰是没有美化普通人身上不够光鲜的“暗面”，呈现出那些利己与算计，将其植入到生活的流动场景中，使其被日常的无意识冲淡，从而让受众的敏锐审视变得温和，也让由此所引发的道德层面的审判与对人物所产生的负面情绪揉进喜剧性的叙事处理中去。例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吃早饭情节，普通的豆浆、油条在重复叙事中具有了时间延展性，将观众代入到熟悉的家庭氛围中。再如，影片中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情节：王招在小区的锻炼器械上努力地蹬车。器械是固定的，王招再用力也自然也不会移动分毫。这样的镜头反复出现多次，象征着王招的生活：哪怕再努力，也始终被困在原地。可以看出，叙事者试图借助真实的生活感所带来的包容性来展现人物的复杂面向，对于可能存在的性格缺陷也并不隐藏，从而助推观众反观自己的现实生活与人性弱点。不难理解，王招的“寻汉计”依然会遭受部分观众的道德审判，其中不乏对影片“三观不正”的诟病。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影片对于可供挖掘的核心元素的探索不够深入所导致的。
作为“单亲妈妈”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王招的现实困境本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影片的表达是浅尝辄止的，虽初步呈现了家庭与社会环境对王招的不公待遇，但更多严肃的议题都让位给了嬉笑怒骂的感官知觉和生活经验。王招在相亲过程中所遇到的男性大多对女性有着刻板偏见，听说她在公关公司上班，便认为是“公关小姐”，甚至冒犯地问她“是否平时也穿得这么没有女人味”。可以看出，影片试图在生活场景中呈现出对女性的性别偏见，但却以一个“包袱”作为这场戏的结尾——服务员对王招说，看你经常来，要不要办张卡。类似笑点的设置无疑削弱了影片的现实力量。王招在公司所遭受的职场性骚扰仅是一个片段化的呈现，似乎只是为了表现王招委曲求全的性格，而没有对现实主义影片的社会批判性做进一步尝试。
影片的结尾决定了其在现实主义喜剧风格下，更偏喜剧感而非现实性。正如上文所说，结尾是非常“都市浪漫童话风”的。一方面，因为影片更侧重于表达王招与姥爷的代际关系，而精简了王招与杜微的情感线。这导致受众对于他们的感情并没有产生强烈共鸣，因而导致对待情感一直保有消极态度的杜微突如其来的表白略显突兀。前者是一种男性自我陶醉式的表述，代表着解决女性的困境终究还是要靠男性的“自我牺牲式”的感动，后者甚至有些冒犯。创作者或许想要刻意营造一种浪漫化的情感氛围，遗憾的是，导致该片最终落入了套路化叙事的窠臼。
结语
《寻汉计》是一部小成本电影，人物关系与情节设定都不复杂。此类型影片不乏成功的范例，它们的共同点是在极简的人物关系与人物的现实困境之下，以人物自身的情感转变作为叙事突破口，实现自我救赎，这一点《寻汉计》做得还远远不够。这也决定了该片终究只是一部不错的现实主义喜剧电影，而不能称为一部女性主义佳作。影片对社会痛点的触碰如隔靴搔痒，不够深刻。但不可否认的是，影片在对王招与姥爷的代际关系的表达上，还是较为完整而细腻的。影片通过对代际叙事的反向书写，为现阶段的代际差异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当下社会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未成年、成年与老年之间如何跨越时代的鸿沟，实现彼此生命经验的正向交换，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范例。
参考文献：
[1][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的研究[M].周怡，周晓虹，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葛顺道.代沟还是代差？——相倚性代差论[ J ].青年研究，1994（7）：43.
[3][澳]约翰·特纳等.自我归类论[M].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9-69.
[4]沈汝发.我国“代际关系”研究述评[ J ].青年研究，2002（2）：46.
[5]江守义.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基于文论史和文学创作的思考[ J ].学术月刊，2018（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