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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通过晋人以集体力量提供的有力旁证，尤其更早的班固本人的精彩表演，即在办公室里满口四皓，跑到网上就荣期季夏，使园公绮里季夏和黄公甪里先生的真实形象获得了进一步确认。再接下去就是南朝的陶潜，尽管两人后世的崇拜者多得可以车载斗量，但如渊明先生这样一往情深且身体力行的，依然属于少数。他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大约只有二十岁，并作诗文以志纪念，这就是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在那个似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精彩开头，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概念就是“晋太元中”。太元为东晋孝武帝年号，共二十一年，太元中当在太元十年即公元三八五年前后。以较有影响的宋人王质《栗里谱》计，是年渊明虚龄廿一，潜龙在野，锋刃初试，出手就是名篇，传诵千古，可见文才实非常人可比。至于以“武陵人捕鱼为业”自托，那不过是文人狡狯而已，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还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具体内容方面，无论洞中人“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自述，还是洞外作者“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的描寫，都像是对黄公形象的定身打造。
相比文章，诗里的描写要更为直接明白，依稀《诗经》风格，可见孔子说的诗言志诗无邪是很有道理的，只是到了后人手里才变得隐晦矫饰起来。一上来就是急不可抑的心迹流露：“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揭橥当初贤者隐居的主要原因，即为始皇三十二年篡改历法，以十月为正月一事，天下以此大乱。同时说黄公已过世没见到，并非如传说所云是神仙不坏之身。接着道“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古法俎豆谓秦祭，即祭堇头，豆本作脰，头本作头，以二字形近而有机可乘也。衣服无新制谓非汉晋服饰，秦时入洞而隐，保持原种族服饰不变，《汉书》所谓“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者，与此相合。而“其”为地望，非虚词也，《韵会》的解释是祝其，俗称夹谷。这是古代宁波的强项，大浃小浃都有。更关键的是后面，“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即使这个奇字原本如此，五百年为避秦至今之年数统计，肯定不会有争议。而以晋孝武帝太元中（385）计，倒溯五百年，正当惠帝驾崩不久（卒于前188）。如以太元初（376）计，更是恰为四皓出山作说客之年即高祖十二年（前176年）的五百年整数。由于“淳薄既异源”，宗教信仰不同（杜注左氏传有“淳卤埆，薄之地”之语，埆或作觭），因此“旋复还幽蔽”，谢绝汉室挽留重回山中。结尾两句辞意亦尚明确，不过说自己愿师法前贤而已。
其中诗最后这个契字大有名堂，《说文》“觭，角一俛一仰也。”段玉裁说：《子夏易传》“觭”作“契”。则指的就是周人的老祖宗，即诗《绵》所谓陶腹陶穴，乃契乃龟者也（详前作《诗经里的堇菜》）。因此，这座桃花源当即周人老窝，古公亶父初迁岐下时所建，黄公甪里先生当年所隐，基本可以肯定。陶姓出周人旁支，甪本字角，因战败失国，字因亦残体。复考《晋书孝武帝纪》，此前二年，即太元八年，就是著名的淝水大战，南军取胜。此前一年，即太元九年，“九月辛卯，前锋都督谢玄攻苻坚将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克之。”诗里的“往迹浸复湮”，“一朝敞神界”，说的大约就是当初的时代背景了。浸者，沦没也，复湮者，复得也。仰慕已久的圣迹，因地陷北军，多年来一直神萦梦绕，现在夺回来了，终于可以有机会去见识一下了，于是就有了此行及不朽诗文的产生。上年九月恢复，此年初春成行，亦可见其心情之急不可耐。诗中除了“湮”“鄄”两字稍有点古怪，原因可以理解外，其余的一切，都可说是丝丝入扣，毫厘不爽。绝非凑巧二字可以了得。
理解了这种复杂隐秘的情感背景以后，再来看他生平的作派和价值取向，尤其刻骨铭心的南山情结，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在诗中他似乎利用一切机会来表示对前者的敬仰，甚至还在前人基础上发明了许多个人独创的新的玩法，如“夷皓”，《感士不遇赋序》云：“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又如“二疏”，疏，放也，放即旷达也，其《咏二疏》云：“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可概见当初二老出山定汉返程时欢送场面之盛大。同时代顾恺之又有《二疏图》，见南宋名臣鄞人楼攻媿《跋二疏图》所记，可视为对他别出心裁的发明之响应。又如“鲁二儒”，即鲁二处士也。其诗云：“易代随时，迷变则愚。介介若人，特为贞夫。德不百年，污我诗书。逝然不顾，被褐幽居。”其中“德不百年，污我诗书”两句，是骂汉武帝上台后改祭泰山，辜负自己当初一番苦心的。又如“黄虞”，《读史述九章之夷齐》云：“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又《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正頼古人书。”想必此时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已有较深心得，因有此自负，奇文者，当即祖宗仓颉书也。又如“绮甪”，亦见于此诗，“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绮甪二字分而书之，似断似连，看似随意，实际上也是有用心的，即对班固皇甫谧之流的拨乱反正。
但诗题中的秦川，显然是奉川之伪。东晋是个什么奇葩政权？被人家打得逃过江，比南宋小朝廷还不如，仅仅只是寄身江东一隅，此诗下所云“九域甫已一”，国土只得大禹当年九分之一。尽管已是如此不堪，居然还喜欢制造出无数的伪概念来自慰，即所谓“南徐州”“东扬州”之类的假郡是也。虽难蒙时人，但可欺后世，其为不义也大矣。《晋书》号称义熙十三年太尉刘裕伐秦破长安，送秦主姚弘诣建康受诛。后世研究者果然上了当，如《尔雅翼》就据此发挥，号称“时左将军朱龄石遣长史羊松龄往关中称贺，而靖节作此诗赠之”。考唐颜真卿《吴兴地记》，一名《石柱记》，四库提要称：“吴兴山水清佳，自六朝以来称东南名郡。自唐时刻有《石柱记》，树之杼山，载其山川陵墓、古迹古器甚详。迨传世既久，岁月名字，遂漫漶不可考。欧阳修作《集古录》，以为笔画奇伟，非颜真卿不能书。”而此碑记安吉县所出特产俨然有“姚苌雉尾扇”，很难让人不想起《尚书》经文“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古今注》解释说：“商髙宗有雉雊之征，章服多用翟，故有雉尾扇。”《魏书》载后秦国世系：“羌姚苌，父弋仲，兄襄，子兴，兴子弘。”《晋书》自己也称：“姚苌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弘三世，以安帝义熙十三年而灭，凡三十二年。”这样联系起来一看，文义就连贯了，意思也清楚了，所谓刘裕伐秦破长安，实际上不过带手下兄弟去了趟安吉，顺便把那里的土豪灭了而已。 而安吉古时是什么概念，天目山小县，秦鄣郡，汉故鄣县也。天目山是什么概念，禹贡九州島人形区域西之大山，人形一撇一捺之母体也。比《周易》还古老的王家台秦墓竹简《归藏》残本乾卦首云：“天目朝朝。”则江河所出，入海朝宗之义可知也。而一撇一捺，以古会稽郡地望言之，则撇为连山或赤堇山在南，捺为句余山或鸟道山在北，亦汉人所谓南崤北崤，唐人所谓南戒北戒也。截止本世纪初，宁波老市长陈布衣还在自传里深情地回忆：“1947年5月16日，在车厩乡陶徐冯村背后天目山上的天目寺，继续召开四明工委会议。”（《风雨历程》东方出版社2001年出版）他同时也是首任宁波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不能说完全是门外汉吧。如以为人微言轻，还可请出渊明好友钱塘县老县长刘道真来，想必他也很乐意告诉我们，当年著名的钱唐防海大堤筑成以后，“遏绝潮源，一境蒙利也，县迁治余姚。王莽时县名泉亭，于是改为钱塘。百姓怀德，立碑塘所，至今犹在。”（《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州郡部十六江南道杭州下），而乾隆六十年余姚县的一场赈灾公益大宴，九口热气腾腾的粥锅，同样也要“自吴山庙至水阁，周袤延百里，凡八厂；又益以附郭接待寺一厂，共九厂。”（《余姚捐赈事宜》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可见两地关系之错综复杂。至于车厩是什么概念，我就不解释了，因当下没坐过火车的人恐怕不多了，而《水经渐江篇》车厩正是写作车厢的。上引陶诗又称：“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踰。”此“心目”当为“天目”之讹或伪，以彼时地为姚氏所据，因有关河不可踰之叹。而关者，潼关也，俗称它山堰。潼者，天童也。四年前在余姚双河有虞氏墓砖出土，铭曰“虞氏葬于潼下之山”。书体近篆，年代约在汉晋之间，甬上民间资深学者商略先生曾有考证，并称旧有晋砖“东海朐令虞君之玄宫”，亦出土于此。至于这位虞氏的祖先，则必定为渊明先生内心念念不忘之黄虞也。
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秘密的笔记作者，生前并不见有人提及，当后人于遗物中所发现并由朋辈助刊。这部书题为《搜神后记》，或许是用来向较他大上两代的海宁人干宝表示致敬的，一种特殊的述史手段，即以托言怪力乱神来保存真相。里面除收有他《桃花源记》的另一个版本（与今通行版本略有不同）外，更有记述此处仙境的宏文多篇，其中一篇笔法与《五柳先生传》同妙，但内容方面更为重要，甚至可视作他下半生的自传，文字伪讹自然是免不了的，因今唯一传世的版本即四库《说郛》本，而无论什么书，只要是经过了他们的手，就不会让你太平，幸而大体不碍，其文云：
“荥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丈余，萧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翩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曾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寻逐径向一山，山有穴，才容一人。其人即入穴，何亦随之入。初甚急，前辄闲旷，便失人，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
所谓武陵渔夫之真相，大约也就如此了。作舞并前引者即刘道真，搜神本渔夫字下有陶氏自注：“渔人姓黄名道真。”黄字伪讹无疑。刘亦时之高士，因所著《钱唐记》里有记龙洞文，称“灵隐山北有穴，傍入行数十步，有清流水丈余。昔有人采钟乳，水际见异迹，或云是龙迹”云云，与《桃花源记》描写及叙事手法相似，而钱唐又以武林著称，历代防守严格，如临大敌，取消它享受古代国家有关文字的优惠政策，即与武陵、武岭、五岭等不能通借。刘禹锡《武陵观火诗》结尾“山木行翦伐，江泥宜堇荼。鲁臣不必葺，何用征越巫”，因此被改作莫名其妙的“江泥宜墐涂”，而林逋也只能被迫扮演动漫片里的巨人奥特曼，脚在奉化，头在杭州。尽管如此，有人还是感到不放心，因此明明是晋人，或许比陶还大上几岁，却不让他入《晋书》，只能入《宋书》，也不让他当钱唐令，把他名字改成刘真道，而以刘道真为另一人，实际上两个都是马甲，真身就是渊明身边也当过所谓紫桑令的刘遗民，真是诡计百出，其心可诛。而托名何姓者当即陶氏本人，这是他的习惯玩法了。考之生平，辟官不就，早年移家，均有诗自记。《九家旧晋书辑本》隐逸篇又有何植，称“何植字元干。常以缚笔织扇为业。以奉供养。”想必织的就是安吉著名的姚苌雉尾扇了。至于所称韶舞，即《尚书》所谓九韶九招，《楚辞》所谓九辩九歌，别名水戏，越地俗称小海歌，发明者即为大禹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夏后启。文中于此描写甚略，稍有遗憾，但也关系不大，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请上文说的夏统先生来指导一下，他那次诣洛市药，曾有过即兴表演，且看以下精彩片段：“统乃操柂正橹，折旋中流，初作鲻鰞跃，后作鯆鳐引，飞鹢首，掇兽尾，夺长梢。以足叩船，引声喉啭，清激慷慨，大风应至，沙尘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包括曹娥的老爸，也是玩这种越地群众文艺的好手，当年可能因动作太激烈一点了，才掉下海去淹死的，跟后来张志和在平望的不幸结局差不多。亦有夜晚围着篝火而歌舞的，刘宾客《武陵书怀五十韵》所谓“照山畬火动，蹋月俚歌喧”是也，今畬民后裔尚集居浙江，即称丽水市景云畬族自治县者也，“击饶吹角，跳舞达旦”，其俗尚存。如果谁想把他们迁到湖南去，想必无论政府和人民都坚决不答应。还有我们奉化本土的大儒任叔实，赵孟頫高级幕僚兼枪手，其《游越天门赋》末云：“客遂鼓枻而歌，余乃敲脚唱小海以和之。客复击节，顺流而归，不知舟中之有明月也。”陶自己后来好像也学会了，《晋书》本传后有史臣总评云“歌小海之曲。则伍胥犹存；固贞石之心，则公闾尤愧。”大约就是刘道真教他的吧。但这种舞蹈的要点在于必须有激烈而夸张的足部动作配合，因此上文中“并舞而来”的并，必为踏字或蹋字之伪，掌控历史者不愿让人知道所谓三代皇家韶乐实出越地之用心，亦昭然若揭矣。
六
唐朝形成了另一个高峰，一上来太宗在李靖死后的诏书里就有明确指示，号称“逰赤松于艾服之年，访黄绮于杖乡之岁。”那相当于是中央文件，号召全国人民要向黄绮同志学习了。由此可知李家必出楚种，楚祖季连，季字去首为李，世为陑门，民即蒸民之民。崇道重于崇佛，是可以肯定的了。后来的玄宗跟叶法善游上清仙境，听霓裳羽衣曲，明州重建四明祠宇观，德宗会昌灭佛，仰慕美女道士李季兰，诏令入宫作客数月，当不为无因。而《幸蜀记》记后唐蜀帝衍朝永陵，居然“自为尖巾，宴怡神亭，嫔妃妾妓，皆衣道服、莲花冠，髽髻为乐。国人皆效之。”可略见其时盛况。包括李靖自号的这个药师，没效刘阮上天台去採过几天药，恐怕也不敢如此张扬。不知邓牧《雪窦游记》里说的那座药师寺，是否为他死后舍宅，暂且存疑。此人唐初宰相，贞观八年即以足疾为托，主动要求退居二线，这一招大概很对皇帝胃口，因有高度评价，认为“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病疾，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公文写得不错，至少比他推倒前人成书亲自动手重写的《晋书》要干净多了。其中杖乡之岁四字颇新，礼记所谓“六十杖于乡”，则退下来时大约还不满花甲。《旧唐书本传》说他“阖门自守，杜絶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隐居读书二十三年才过世。虽不知道住在哪里，既称游赤松，访黄绮，总不会像他弟弟一样住在昆明湖吧？就算住在云南，按任士林《宝麓赋》：“又析鄞而东行兮，有开元之故封。出云南之廿里兮，摘青棂于秋风。”还在四明的范围之内。 紧接着跟上来的是唐朝三位最著名的诗人李杜白，按理说，诗人们对官方文化有天然抵抗情绪，但在这件事上却奇怪得很，不仅一反常规，而且声势更猛，劲头更足，可见黄公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然见贤思慕与精神相通，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就拿李白来说吧，其《送黄钟之鄱阳谒张使君序》开首虽称：“东南之美者，有江夏黄公焉。”也只是敬慕而已，而古今那么多注本，于此下不发一言，原因大约是被东南二字吓住了。按今天地理而言，无论江夏还是鄱阳，都不能算是东南吧，评论因有此缺席，可以理解。另如作于赐金还山后的《东武吟》，其未称：“闲作东武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知巳，吾寻黄绮翁。”下有元人萧士赟注：“此诗乃太白放黜之后，作此以别知己者。抱材于世，始遇而卒，不合见知，而不见用。惓恋不忘之意，悠然见于辞外，亦可慨叹也已。（引见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卷五）如此说可信，则境界方面跟陶氏相比起码要差两个档次。杜甫的情况大概要好一些，其《朝雨》诗称：“黄绮终辞汉，巢由不见尧。草堂樽酒在，幸得过清朝。”又《闻恵二过东溪因诗以送》：“恵子白驹瘦，归溪惟病身。皇天无老眼，空谷滞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叶春。柴门了无事，黄绮未称臣。”俨然以黄绮自比，没有一点底气肯定写不出来。此诗据宋人笔记所言，得之于“唐人杂编时人诗册，今子美集中所无。”则真实性更不容怀疑。白居易胃口也不小，《酬皇甫宾客》“元晏家风黄绮身，深居髙卧养精神”云云，虽为赠人，亦藏己志。但考其一生行迹，则不无遗憾，相当于是当下古体诗中的老干部体吧。倒是《履道西门二首》中之“夷齐黄绮夸芝蕨，比我盘餐恐不如”“亦知轩冕荣堪恋，其奈田园老合归。”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也。
尽管唐人对黄绮的推崇总体上深度不够，但从规模上说，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吸引了全社会的介入，自有其特色和价值在。如咸通二年薛迈榜进士王棨，生平存文仅一卷十来篇，首篇就是《四皓从汉太子赋》，“将谋废嫡以立庶，欲易黄裳而元吉。”可以看出此事背后实为宗祀之争，因此，“问安之位克定，肥遁之心共还。”“其来也，鹤集丹陛；其去也，云归故山。”一手四六写得相当入品。还有《唐语林》所记楚公，高卧丘山，屡征不起，“卫公题诗云：昔日征黄绮，余惭在鳯池。今来招隐逸，恨不见琼枝。庄周围十余里，四方竒花异草与松石靡不置，其后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后为人取去。”则其址即支公当年剡中故宅也。《剧谈录》又称卫公为李德裕，楚公为韋楚老，则访贤不遇，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者，会昌晚期任东都留守时事也。又《金华子》记楚公“常跨驴策杖，经市中过，布袍貌古，群稚随而笑之，即以杖指画，厉声曰：上不属天，下不属地，中不累人，可畏韦楚老。引郡儿令笑，因吟咏而去。”典型的契此玩法，就差手里拎个布袋了。如让他上台去演《大唐雪窦长汀子传奇》，根本用不到化装。
说起和尚，在唐代的黄绮粉丝团里还真有不少是出家人，好像他们都不知道圈公黄公二位是道统领袖，彼此行业不同，这是最让人感到奇怪的。如我家乡的名僧皎然，在那个时代也算是释界的精英人士了。一生留下的作品里有不少潜在赠送对象都是此人。如《览史》“黄绮皆皓发，秦时隐商山。嘉谋匡帝道，髙步游天关”、《荅郑方回》“特达珪璋性，通隐嘉黄绮。髙儒重荀孟，世污我未起”之类。甚至在作《唐杭州华严寺大律师塔铭》时都不肯放过，要加上一句“出秉伊说之钧，处蹑黄绮之躅。亦躬珪之与和璞，隐显之殊乎”才算过瘾。另如著名佛典《广弘明集》，其《东驰杂赋》“毎至鹤关旦启，黄绮之俦朝集；鱼灯夕朗，陈吴之徒晚侍。皆仰禀神规，躬承睿旨，爰锡嘉名，谓之联璧。”从引文看，好像和尚们天天都在以此主题开研讨会似的，实在是有趣极了。
七
进入宋代以后，奇怪了，风向好像开始有些不对，仔细想想也能理解，黄公还是那个黄公，朝代已不是那个朝代。尽管仰慕者依然有，但跟前朝相比，生意显然清冷多了。甚至包括那些僧侣，也开始转向，其中有个名头甚响的就是赞宁，也是湖州人，他的《宋高僧传》，出家人没有不知道的。内有《唐钱塘天竺寺法诜传》，记的是唐朝的事，说的已是宋朝的话。称墓主“十五辞亲从师，依年受具。行学一集，蔚为教宗。卷伊吕立功之致，陋黄绮肆志之适。”意思是要学伊尹吕望为国效力，不学黄公园公洁身自好。但二公当年避世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简单，实在有点侮辱后世各个朝代精英们的智商了。只为个人操守，又何以污名出山？看来当年在他家乡湖州当领导的苏颋《夷齐四皓优劣论》里“弃身以遂志，夷齐之烈矣；爱国以屈身，商皓之行矣”这几句，他老爸忘了拿出来让他学习一下了；而同时代契嵩《公私论》“以公而屈私”的解析；《金史辛愿传》“欲澡其身而伏于厕”的宏论，因两人年纪比他小，又没机会看到，致有此憾。再说他身为吴越家僧，钱氏侫佛，天下皆知，也不必跟他多计较。问题是连陆游这样的放翁也持此观点，就有些不寻常了。其《读苏叔党汝州北山杂诗次其韵十首之三》有云：“结庐非所择，但取便薪水。间亦出从宦，安能慕园绮。”虽然用的是陶氏的事和典，却没有陶氏的心和情，更别说是境界了。等到在官场混不下去，才摇身一变，跟白某一样，俨然以圣贤自许，号称“白云堆里看青山，猿鸟为邻日徃还。黄绮后身应我是，再来依旧一生闲”（《剑南诗稿》卷七十五记闲）。这个时候，他为韩侘胄写的《南园记》和《阅古泉记》，不知墨汁干了没有？
这时候无意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个叫王元之的大人物，即改西湖为放生池的王禹偁，真宗朝参知政事，相当于是宰相，退休后有缘得某名人故址，岩下筑室，园甪兼具，体悟颇深，因而推测园公黄公有可能是同一人。有《翰林毕学士寄示医瘿药方，因题四韵，兼简两制诸知》诗自纪其事云：“预忧囊瘿病龙钟，乞得仙方必有功。纵得项如樗里子，也应头似夏黄公。西晖亭上峰峦碧，南静川中木叶红。尽是贰车堪醉处，春来难放酒罇空。”诗写得曲折隐晦，每一句都是话里藏话，如同禅家偈子，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得懂。其中又以颈联最为人传颂，力主宜合二为一。还有原诗所附之序，更是微言大义：“亭在州之西十里，对群峯，毎日落时有如旁午。川在州之南二三里，平如掌，居人百余家，秋来一川红叶，又有小桃夹水而生，春间此景不恶矣。”貌似平淡，实际上暗示渊明故居时为其所得，只要把那个莫名其妙的“亭”字改回“洞”字，尽可作为《桃花源记》的北宋版来读。毕学士即毕士安，亦任过参知政事，位极人臣。曾拔元之于寒微之中，两人交情自非一般。读诗后告诉他说，绮里季夏四字还以连读为一人好，不宜分割，黄公为另一人，即坚持原来的两人说不变。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本来新时代新文化，大家也就认了，何必冒着风险去触犯时忌。再说南方文人们的脑袋比较灵光，当时基本上也已发明出新玩法，即委曲陶潜先生做中间商，亦西人所谓移情，通过他来假借，就等苏黄等人来发扬光大了。两人这么一来一往，又因地位及门生众多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热点。尤其是那种热衷于做减法，即与猪八戒分西瓜相反的方式，四皓变成二皓，二皓又想变成一皓，明摆着跟正在增补中的某巨著对着干，实在是太胡闹了，自然会有人看不下去。比如大名鼎鼎的黄伯思先生对此就很不以为然，在所著《东观余论》里循循善诱说：“四皓之目，始见于《灋言》及《汉书》王贡传序，相承读之，曰园公曰绮里季曰夏黄公曰甪里先生，前贤未始有异。”（详《跋四皓碑后》）但他的这篇大作，除老头的座位排得不错，符合领导要求外，其他就乏善可陈了。首先这个“灋”字就气味不对，虽为“法”之古字，但扬雄自己也写法不写灋的，自古以来也未见他人有如此玩法，奥妙在哪里？说穿了不稀奇，有关老头的事，班马二位都是抄扬雄的，在他基础上艺术加工，不肯承认也算了，还想让别人感觉是扬雄抄他们。其中班固下手最狠，为达到这一目的，竟让他活到天凤五年，名列《汉书儒林传》最后一个，跟《史记》对付《越绝书》的手段如出一辙。还有四皓之争，其来久矣，花样亦与时俱进，怎么到他这里就成了“前贤未尝有异”呢？再说他这本书是专给别人书论刊误的，《直斋书录解题》说得清清楚楚：“《东观余论》两卷，此书止法帖刋误，及序跋古书画器物，故名余论。”而《宋史》本传却称：“伯思平日议论题跋，为东观余论三卷。”比较一下，当有会心。今传世本依然为两卷，上卷正常，下卷开头两文，一跋华山碑，一跋所谓四皓碑，既不考真伪，也不论字法，专说自己想说的，似与体例不符。前称欧公读书少，连《汉书地理志》都没看过，这倒可能是说对了。后称王毕两位说法都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手里有个新制造的秘密武器，或可称之爆炸性新闻，号称“近岁商于耕夫得汉世石刻数种，有云圏公神坐，绮里季神坐，甪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皆汉人隶书，其号不应误，则与文简之说异矣。当以石刻为正，宜从旧目。”至于什么是神坐神祚，商于又在什么地方，就不管他的事了，因有关部门让他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他的影响力来说服别人，位子即已排好，炸弹也已引爆，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这样一来，高潮又起，颈与首重又分开，连身体也剖成两半恢复到汉代水平。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开心了，因为又有国家重点课题发布了，坊间也有热点可炒了，就是那四只传说中的神祚机，还有四只神坐，加起来就是八件，大可八卦一番。于是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接连问世，有说是汉高帝造的，有说是汉惠帝造的，有说是放在四皓隐处的，有说是陈列在他们墓前的，更有说是放在惠帝墓地，让他们有空去一起喝茶打麻将的。一般而言，这也是古代历史制造者的絕招，只要文字组织没能起到想象中的效果，最后捧出来的就必定是考古大餐。比如一个地方发掘出三千年前的羊骨文，有人怀疑当地为素食者世居地，府志县志里缺乏畜牧纪录，很快就有遗址被挖出来，不仅有羊，还有满满的五锅羊肉汤，用微波炉热一下就能品尝。再比如武宗洞祖，绝世真学，因身世方面不太完整，用不了多久，大约也会有特大墓葬出土，且有记载他生平的木屏之类，刚好弥补这一缺憾。至于埋在烂泥里几千年，有些损坏是难免的，只要关键地方能看清就行了，其质地之坚韧，让宝钢老总感觉很不好意思。而神祚神坐因是皇帝御制，又由给匈奴送美女虽远必诛的刘家出品，吸引力自然就更大了。反正从宋高宗还没当皇帝一直闹到他孙子的孙子理宗当皇帝，势头才稍有减弱，同时也早已安排好另一位大佬出来做总结，而且是有史以来首位专门研究汉隶的专家，恰好又做过宰相，这样自然就更有说服力了。这个人和这部书，就是南宋人洪适在他的《隶释》，他在总结大会上是如何发言的呢，有会场原始记录在此：
四老神坐神胙机，凡四碑。陈留志云：园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隐居夏里，号曰黄公。甪里先生姓周名术，或曰霸上先生。皇甫谧之徒，说又相戾，故颜师古注汉书悉弃不取。……此刻有圏公神坐及神胙机，则圏公盖有所据也。此四人者，神坐及胙机当各有之。今绮季甪里，尚阙其一；而黄公者未见。传者云：数十年前，商于农人，耕地得此。
原来还是颜师古严词斥责过的那些玩意，仗着有黄伯思的新爆料，试图卷土重来。按作者书后自跋：“乾道中（1169前后）书始萌芽，十余年间，拾遗补阙，一再添刻。”而他弟弟洪迈在庆元三年（1197）给嘉兴娄机《汉隶字源》写序时，尚称“忆吾兄文恵公自壮至老，躭癖弗懈。尝区别为五种书，曰释，曰纉，曰韵，曰图，曰续。四者备矣，唯韵书不成，以为蠧竭目力，于摹写至难，觱旦旦而求之，字字而仿之，虽众史堵廧，孙甥鱼贯，不堪替一笔也，功之弗就。使获观是书，且悉循其隶释，次第志之，所底不谒而同，正应慢然起立，兴不得并时之叹。”意思是早知娄是此中高手，我哥拿来借鉴一下不早就成了？现在已来不及，只好让他占先了。洪适死于淳熙十一年（1184），则死后十三年书还没完成，更别说出版了。为了让长兄一生辛苦不致白费，稍后他将书稿求助于另一位嘉兴前辈，即着《猗觉寮杂记》的当地大儒朱翌，后者答应帮忙，在回信中表示“谨当致思以助，成书续奉。闻以隶恐不始于秦，亦不自程邈为之。先录此一段去，未敢以为是也。”随信附寄的这段有关隶书起源的珍贵资料，被洪迈代他哥写入了今本《隶释》卷二十，在讨论隶书起源时他说：“或云，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说，临淄人发古冡，得桐棺，隐起为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余同今隶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这里最关键的倒不是那只棺材和棺盖上隐起的玩意，而是朱翌回信结尾“未敢以为是也”六字，这是证明此论出自朱公发明并原创的最重要的证据。
这里要表扬一下古代管文化的领导，他们的业务水平真的是很高，嗅觉更是灵敏，马上意识到这段话意义重大，而出自一名不见经传的嘉兴老儒之口，实有暴殄天物之憾，因此决定将它塞进《水经注》里，把版权无条件转送给郦道元。然后像大报社论小报转载一样，所有金石类著作，不管在这以前出版还是在这以后出版，都必须加入此资料，同时要注明是从郦大师那里听来，因为除了他这样名列《魏史酷史传》，武功亦正亦邪堪比东方不败的大学者，其他人不可能有如此深刻之卓见。甚至包括《隶释》本身在内，居然也号称引自《水经注》，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由此亦可知无论郦氏的书，洪氏的书，问世时间都不会早于南宋中期。今四库提要断言《隶释》“成于乾道二年丙戌，适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安抚浙东时。明年正月序而刻之。”强行把出版时间提前三十多年，其实自有其苦衷，即让黄伯思说的那些奇葩玩意给害的。因书称发现神坐神祚是在数年前（一作近岁），据他连襟李纲所撰《故秘书省秘书郎黄公墓志铭》，伯思卒于政和二年（1112）二月二十有六日，就算那几个东东是他临终前一刻用最后的力气写进书里，也没法比这更迟。而《隶释》至庆元三年（1197）尚未成书，此时距伯思去世已有八十五年。这个所谓的“数十年前”尽管用字精妙，上下浮动空间很大，但一般都指二三十年，很少有超过五十年的。何况黄的书还是早年所著，而洪的书就算在朱翌帮助下很快完成，因是专业著作，奇文僻字，没几年功夫印不出来，因此，中间的时间缺口有近百年。即使家属服从上级安排，同意将出版日期提前三十多年，也未能将掉下的裤子完全拉上，仅能遮住羞处而已。因乾道为孝宗年号，总共九年。洪适自己明确说了，乾道中才开始萌芽，就是想法是乾道五年左右产生的，而馆臣非要让他在此前二年即乾道三年就把书拿出来出版，相当于新娘还没进门肚里的孩子已经两岁。如果有人不懂什么叫文化暴力，看看这就知道了。 由此带来的一个更大的疑问是，以收罗彼时全国最智慧头脑闻称的四库馆，个个皆经纶满腹，兼辩舌如电，无论移花接木或起死回生，一般都能做到心想事成，很少会出现这样的被动与尴尬，这里头肯定有着某种难为他人所言的苦衷。比较合理且接近真相的推测是：黄伯思书里那篇东东，实际上也享受了郦大师待遇，即后来有人给他塞进去的。“数年前”者，洪适乾道二年任绍兴知府前之数年也。“数十年前”者，其弟洪迈请人相助续成全书出版，以事已在三十余年后，因改其文以合事实也。而商于按正史为秦国地望，即《战国策》所谓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如在其时南宋控制的地盘上现出真身，那就是重大历史事故了。为了保住大的，只能舍弃小的，因此决定让身为北宋人的黄某来爆料，再由洪某转引比较合适。可惜這里还有个技术问题，黄氏生平仅活四十年，如果说数十年前，既不合情理，更将中间的时间缺口拉大，只好被迫又改回数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类似鱼和熊掌的怪圈，上面遮住了，下面露出来；下面遮住了，上面露出来；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保住上面，放弃下面了。至于商于具体在哪里，可以请郦大师来做导游：“丹水自仓野又东历菟和山，又东南径商县南，历少习，出武关，又东南流入臼口，历其戍下，又东南淅水注之，又东南径三户城，又东历于中之北，所谓商于者也。”难得他文才好，能随口编出这么多地名来。这个戍字如果少一点，就是越的本字戊；这个淅字如果偏傍稍异，就是浙江的浙。而张守义注《史记司马相如上林赋》，可能水平没他高，因此表达得比较直白：“丹水东注太湖，在吴县西南。”郭璞注《汉书司马相如上林赋》太湖更简单：“吴县在太湖，尚书所谓震泽也。”谢灵运释《山海经》经文浮玉之山北望具区：“浮玉之山在句余东五里，便是句余县之东山；乃（丹）应入海具区，今在余姚鸟道山西北。”裴骃注《史记》商于：“有商城在于中，故曰商于。”可见这个所谓的商于之地，本义相当朴素，指的就是集贸之地，不妨视作秦会稽郡鄮县的古名可也。《舆地志》虽称“邑人以其海中物产于山下鄮易，因名鄮县。”看来还是藏了一手，没说它原名就是商于，正如精明的商人不会轻易透露底价。至于交易的产品，芋头肯定是主打了，不然名字不会起得这样古怪。做生意有盈有亏，难怪《史记始皇本纪》记海中三神山其一名瀛洲，段注《说文》于字又引毛传云：“亏：于也。”包括后来管开店做掌柜的叫朝奉，实际上也很有文化，朝者，同潮，水朝宗于海也；奉者，奉化，故商于地也；就是饮水不忘掘井人，赚钱不忘古鄮人的意思。可惜胡适尽管出生徽州，又搞了一辈子研究，在晚年自传里居然声称“朝奉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意”，这样的理解水平，真让人不敢恭维，不知道他的《红楼梦考证》是怎样写出来的。
当然，跟黄伯思一样，神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洪景伯同样也不会告诉你。神祚机又是什么玩意，他更不会告诉你，不是故意要卖关子，而是真的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其他那些抄他书的人就更别指望了。再说这些人的用意原本也不在这里，仅仅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效皇甫謐之故伎，再度把两个人的名字强行割裂成四个而已。其中被害得最惨的就是黄公，又说他姓夏，又说他姓崔名广，又说他姓周名术，又说他号霸上先生，最后又说商城里卖的神坐神祚没他份，简直倒霉透了。王国维后来鼓吹的二重证据法，即所谓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不知是否受此启发？如果是的话，那可有些不妙。因为通过这样一番精心设计，表面上看目的好像是达到了，实际上吃力不讨好，根本说服不了人，甚至效果适得相反。因仔细辨析这段夹七缠八的文字，即便相信他说的是事实，可挖出来的神祚机依然只有两只，神坐也只有两把，“今绮季甪里尚阙其一”，恰好证明无论纸上之材料还是地下之新材料，所谓四皓确实只有两个。（未完待续）
通过晋人以集体力量提供的有力旁证，尤其更早的班固本人的精彩表演，即在办公室里满口四皓，跑到网上就荣期季夏，使园公绮里季夏和黄公甪里先生的真实形象获得了进一步确认。再接下去就是南朝的陶潜，尽管两人后世的崇拜者多得可以车载斗量，但如渊明先生这样一往情深且身体力行的，依然属于少数。他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大约只有二十岁，并作诗文以志纪念，这就是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在那个似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精彩开头，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概念就是“晋太元中”。太元为东晋孝武帝年号，共二十一年，太元中当在太元十年即公元三八五年前后。以较有影响的宋人王质《栗里谱》计，是年渊明虚龄廿一，潜龙在野，锋刃初试，出手就是名篇，传诵千古，可见文才实非常人可比。至于以“武陵人捕鱼为业”自托，那不过是文人狡狯而已，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还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具体内容方面，无论洞中人“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自述，还是洞外作者“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的描寫，都像是对黄公形象的定身打造。
相比文章，诗里的描写要更为直接明白，依稀《诗经》风格，可见孔子说的诗言志诗无邪是很有道理的，只是到了后人手里才变得隐晦矫饰起来。一上来就是急不可抑的心迹流露：“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揭橥当初贤者隐居的主要原因，即为始皇三十二年篡改历法，以十月为正月一事，天下以此大乱。同时说黄公已过世没见到，并非如传说所云是神仙不坏之身。接着道“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古法俎豆谓秦祭，即祭堇头，豆本作脰，头本作头，以二字形近而有机可乘也。衣服无新制谓非汉晋服饰，秦时入洞而隐，保持原种族服饰不变，《汉书》所谓“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者，与此相合。而“其”为地望，非虚词也，《韵会》的解释是祝其，俗称夹谷。这是古代宁波的强项，大浃小浃都有。更关键的是后面，“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即使这个奇字原本如此，五百年为避秦至今之年数统计，肯定不会有争议。而以晋孝武帝太元中（385）计，倒溯五百年，正当惠帝驾崩不久（卒于前188）。如以太元初（376）计，更是恰为四皓出山作说客之年即高祖十二年（前176年）的五百年整数。由于“淳薄既异源”，宗教信仰不同（杜注左氏传有“淳卤埆，薄之地”之语，埆或作觭），因此“旋复还幽蔽”，谢绝汉室挽留重回山中。结尾两句辞意亦尚明确，不过说自己愿师法前贤而已。
其中诗最后这个契字大有名堂，《说文》“觭，角一俛一仰也。”段玉裁说：《子夏易传》“觭”作“契”。则指的就是周人的老祖宗，即诗《绵》所谓陶腹陶穴，乃契乃龟者也（详前作《诗经里的堇菜》）。因此，这座桃花源当即周人老窝，古公亶父初迁岐下时所建，黄公甪里先生当年所隐，基本可以肯定。陶姓出周人旁支，甪本字角，因战败失国，字因亦残体。复考《晋书孝武帝纪》，此前二年，即太元八年，就是著名的淝水大战，南军取胜。此前一年，即太元九年，“九月辛卯，前锋都督谢玄攻苻坚将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克之。”诗里的“往迹浸复湮”，“一朝敞神界”，说的大约就是当初的时代背景了。浸者，沦没也，复湮者，复得也。仰慕已久的圣迹，因地陷北军，多年来一直神萦梦绕，现在夺回来了，终于可以有机会去见识一下了，于是就有了此行及不朽诗文的产生。上年九月恢复，此年初春成行，亦可见其心情之急不可耐。诗中除了“湮”“鄄”两字稍有点古怪，原因可以理解外，其余的一切，都可说是丝丝入扣，毫厘不爽。绝非凑巧二字可以了得。
理解了这种复杂隐秘的情感背景以后，再来看他生平的作派和价值取向，尤其刻骨铭心的南山情结，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在诗中他似乎利用一切机会来表示对前者的敬仰，甚至还在前人基础上发明了许多个人独创的新的玩法，如“夷皓”，《感士不遇赋序》云：“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又如“二疏”，疏，放也，放即旷达也，其《咏二疏》云：“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可概见当初二老出山定汉返程时欢送场面之盛大。同时代顾恺之又有《二疏图》，见南宋名臣鄞人楼攻媿《跋二疏图》所记，可视为对他别出心裁的发明之响应。又如“鲁二儒”，即鲁二处士也。其诗云：“易代随时，迷变则愚。介介若人，特为贞夫。德不百年，污我诗书。逝然不顾，被褐幽居。”其中“德不百年，污我诗书”两句，是骂汉武帝上台后改祭泰山，辜负自己当初一番苦心的。又如“黄虞”，《读史述九章之夷齐》云：“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又《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正頼古人书。”想必此时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已有较深心得，因有此自负，奇文者，当即祖宗仓颉书也。又如“绮甪”，亦见于此诗，“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绮甪二字分而书之，似断似连，看似随意，实际上也是有用心的，即对班固皇甫谧之流的拨乱反正。
但诗题中的秦川，显然是奉川之伪。东晋是个什么奇葩政权？被人家打得逃过江，比南宋小朝廷还不如，仅仅只是寄身江东一隅，此诗下所云“九域甫已一”，国土只得大禹当年九分之一。尽管已是如此不堪，居然还喜欢制造出无数的伪概念来自慰，即所谓“南徐州”“东扬州”之类的假郡是也。虽难蒙时人，但可欺后世，其为不义也大矣。《晋书》号称义熙十三年太尉刘裕伐秦破长安，送秦主姚弘诣建康受诛。后世研究者果然上了当，如《尔雅翼》就据此发挥，号称“时左将军朱龄石遣长史羊松龄往关中称贺，而靖节作此诗赠之”。考唐颜真卿《吴兴地记》，一名《石柱记》，四库提要称：“吴兴山水清佳，自六朝以来称东南名郡。自唐时刻有《石柱记》，树之杼山，载其山川陵墓、古迹古器甚详。迨传世既久，岁月名字，遂漫漶不可考。欧阳修作《集古录》，以为笔画奇伟，非颜真卿不能书。”而此碑记安吉县所出特产俨然有“姚苌雉尾扇”，很难让人不想起《尚书》经文“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古今注》解释说：“商髙宗有雉雊之征，章服多用翟，故有雉尾扇。”《魏书》载后秦国世系：“羌姚苌，父弋仲，兄襄，子兴，兴子弘。”《晋书》自己也称：“姚苌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弘三世，以安帝义熙十三年而灭，凡三十二年。”这样联系起来一看，文义就连贯了，意思也清楚了，所谓刘裕伐秦破长安，实际上不过带手下兄弟去了趟安吉，顺便把那里的土豪灭了而已。 而安吉古时是什么概念，天目山小县，秦鄣郡，汉故鄣县也。天目山是什么概念，禹贡九州島人形区域西之大山，人形一撇一捺之母体也。比《周易》还古老的王家台秦墓竹简《归藏》残本乾卦首云：“天目朝朝。”则江河所出，入海朝宗之义可知也。而一撇一捺，以古会稽郡地望言之，则撇为连山或赤堇山在南，捺为句余山或鸟道山在北，亦汉人所谓南崤北崤，唐人所谓南戒北戒也。截止本世纪初，宁波老市长陈布衣还在自传里深情地回忆：“1947年5月16日，在车厩乡陶徐冯村背后天目山上的天目寺，继续召开四明工委会议。”（《风雨历程》东方出版社2001年出版）他同时也是首任宁波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不能说完全是门外汉吧。如以为人微言轻，还可请出渊明好友钱塘县老县长刘道真来，想必他也很乐意告诉我们，当年著名的钱唐防海大堤筑成以后，“遏绝潮源，一境蒙利也，县迁治余姚。王莽时县名泉亭，于是改为钱塘。百姓怀德，立碑塘所，至今犹在。”（《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州郡部十六江南道杭州下），而乾隆六十年余姚县的一场赈灾公益大宴，九口热气腾腾的粥锅，同样也要“自吴山庙至水阁，周袤延百里，凡八厂；又益以附郭接待寺一厂，共九厂。”（《余姚捐赈事宜》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可见两地关系之错综复杂。至于车厩是什么概念，我就不解释了，因当下没坐过火车的人恐怕不多了，而《水经渐江篇》车厩正是写作车厢的。上引陶诗又称：“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踰。”此“心目”当为“天目”之讹或伪，以彼时地为姚氏所据，因有关河不可踰之叹。而关者，潼关也，俗称它山堰。潼者，天童也。四年前在余姚双河有虞氏墓砖出土，铭曰“虞氏葬于潼下之山”。书体近篆，年代约在汉晋之间，甬上民间资深学者商略先生曾有考证，并称旧有晋砖“东海朐令虞君之玄宫”，亦出土于此。至于这位虞氏的祖先，则必定为渊明先生内心念念不忘之黄虞也。
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秘密的笔记作者，生前并不见有人提及，当后人于遗物中所发现并由朋辈助刊。这部书题为《搜神后记》，或许是用来向较他大上两代的海宁人干宝表示致敬的，一种特殊的述史手段，即以托言怪力乱神来保存真相。里面除收有他《桃花源记》的另一个版本（与今通行版本略有不同）外，更有记述此处仙境的宏文多篇，其中一篇笔法与《五柳先生传》同妙，但内容方面更为重要，甚至可视作他下半生的自传，文字伪讹自然是免不了的，因今唯一传世的版本即四库《说郛》本，而无论什么书，只要是经过了他们的手，就不会让你太平，幸而大体不碍，其文云：
“荥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丈余，萧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翩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曾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寻逐径向一山，山有穴，才容一人。其人即入穴，何亦随之入。初甚急，前辄闲旷，便失人，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
所谓武陵渔夫之真相，大约也就如此了。作舞并前引者即刘道真，搜神本渔夫字下有陶氏自注：“渔人姓黄名道真。”黄字伪讹无疑。刘亦时之高士，因所著《钱唐记》里有记龙洞文，称“灵隐山北有穴，傍入行数十步，有清流水丈余。昔有人采钟乳，水际见异迹，或云是龙迹”云云，与《桃花源记》描写及叙事手法相似，而钱唐又以武林著称，历代防守严格，如临大敌，取消它享受古代国家有关文字的优惠政策，即与武陵、武岭、五岭等不能通借。刘禹锡《武陵观火诗》结尾“山木行翦伐，江泥宜堇荼。鲁臣不必葺，何用征越巫”，因此被改作莫名其妙的“江泥宜墐涂”，而林逋也只能被迫扮演动漫片里的巨人奥特曼，脚在奉化，头在杭州。尽管如此，有人还是感到不放心，因此明明是晋人，或许比陶还大上几岁，却不让他入《晋书》，只能入《宋书》，也不让他当钱唐令，把他名字改成刘真道，而以刘道真为另一人，实际上两个都是马甲，真身就是渊明身边也当过所谓紫桑令的刘遗民，真是诡计百出，其心可诛。而托名何姓者当即陶氏本人，这是他的习惯玩法了。考之生平，辟官不就，早年移家，均有诗自记。《九家旧晋书辑本》隐逸篇又有何植，称“何植字元干。常以缚笔织扇为业。以奉供养。”想必织的就是安吉著名的姚苌雉尾扇了。至于所称韶舞，即《尚书》所谓九韶九招，《楚辞》所谓九辩九歌，别名水戏，越地俗称小海歌，发明者即为大禹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夏后启。文中于此描写甚略，稍有遗憾，但也关系不大，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请上文说的夏统先生来指导一下，他那次诣洛市药，曾有过即兴表演，且看以下精彩片段：“统乃操柂正橹，折旋中流，初作鲻鰞跃，后作鯆鳐引，飞鹢首，掇兽尾，夺长梢。以足叩船，引声喉啭，清激慷慨，大风应至，沙尘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包括曹娥的老爸，也是玩这种越地群众文艺的好手，当年可能因动作太激烈一点了，才掉下海去淹死的，跟后来张志和在平望的不幸结局差不多。亦有夜晚围着篝火而歌舞的，刘宾客《武陵书怀五十韵》所谓“照山畬火动，蹋月俚歌喧”是也，今畬民后裔尚集居浙江，即称丽水市景云畬族自治县者也，“击饶吹角，跳舞达旦”，其俗尚存。如果谁想把他们迁到湖南去，想必无论政府和人民都坚决不答应。还有我们奉化本土的大儒任叔实，赵孟頫高级幕僚兼枪手，其《游越天门赋》末云：“客遂鼓枻而歌，余乃敲脚唱小海以和之。客复击节，顺流而归，不知舟中之有明月也。”陶自己后来好像也学会了，《晋书》本传后有史臣总评云“歌小海之曲。则伍胥犹存；固贞石之心，则公闾尤愧。”大约就是刘道真教他的吧。但这种舞蹈的要点在于必须有激烈而夸张的足部动作配合，因此上文中“并舞而来”的并，必为踏字或蹋字之伪，掌控历史者不愿让人知道所谓三代皇家韶乐实出越地之用心，亦昭然若揭矣。
六
唐朝形成了另一个高峰，一上来太宗在李靖死后的诏书里就有明确指示，号称“逰赤松于艾服之年，访黄绮于杖乡之岁。”那相当于是中央文件，号召全国人民要向黄绮同志学习了。由此可知李家必出楚种，楚祖季连，季字去首为李，世为陑门，民即蒸民之民。崇道重于崇佛，是可以肯定的了。后来的玄宗跟叶法善游上清仙境，听霓裳羽衣曲，明州重建四明祠宇观，德宗会昌灭佛，仰慕美女道士李季兰，诏令入宫作客数月，当不为无因。而《幸蜀记》记后唐蜀帝衍朝永陵，居然“自为尖巾，宴怡神亭，嫔妃妾妓，皆衣道服、莲花冠，髽髻为乐。国人皆效之。”可略见其时盛况。包括李靖自号的这个药师，没效刘阮上天台去採过几天药，恐怕也不敢如此张扬。不知邓牧《雪窦游记》里说的那座药师寺，是否为他死后舍宅，暂且存疑。此人唐初宰相，贞观八年即以足疾为托，主动要求退居二线，这一招大概很对皇帝胃口，因有高度评价，认为“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病疾，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公文写得不错，至少比他推倒前人成书亲自动手重写的《晋书》要干净多了。其中杖乡之岁四字颇新，礼记所谓“六十杖于乡”，则退下来时大约还不满花甲。《旧唐书本传》说他“阖门自守，杜絶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隐居读书二十三年才过世。虽不知道住在哪里，既称游赤松，访黄绮，总不会像他弟弟一样住在昆明湖吧？就算住在云南，按任士林《宝麓赋》：“又析鄞而东行兮，有开元之故封。出云南之廿里兮，摘青棂于秋风。”还在四明的范围之内。 紧接着跟上来的是唐朝三位最著名的诗人李杜白，按理说，诗人们对官方文化有天然抵抗情绪，但在这件事上却奇怪得很，不仅一反常规，而且声势更猛，劲头更足，可见黄公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然见贤思慕与精神相通，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就拿李白来说吧，其《送黄钟之鄱阳谒张使君序》开首虽称：“东南之美者，有江夏黄公焉。”也只是敬慕而已，而古今那么多注本，于此下不发一言，原因大约是被东南二字吓住了。按今天地理而言，无论江夏还是鄱阳，都不能算是东南吧，评论因有此缺席，可以理解。另如作于赐金还山后的《东武吟》，其未称：“闲作东武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知巳，吾寻黄绮翁。”下有元人萧士赟注：“此诗乃太白放黜之后，作此以别知己者。抱材于世，始遇而卒，不合见知，而不见用。惓恋不忘之意，悠然见于辞外，亦可慨叹也已。（引见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卷五）如此说可信，则境界方面跟陶氏相比起码要差两个档次。杜甫的情况大概要好一些，其《朝雨》诗称：“黄绮终辞汉，巢由不见尧。草堂樽酒在，幸得过清朝。”又《闻恵二过东溪因诗以送》：“恵子白驹瘦，归溪惟病身。皇天无老眼，空谷滞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叶春。柴门了无事，黄绮未称臣。”俨然以黄绮自比，没有一点底气肯定写不出来。此诗据宋人笔记所言，得之于“唐人杂编时人诗册，今子美集中所无。”则真实性更不容怀疑。白居易胃口也不小，《酬皇甫宾客》“元晏家风黄绮身，深居髙卧养精神”云云，虽为赠人，亦藏己志。但考其一生行迹，则不无遗憾，相当于是当下古体诗中的老干部体吧。倒是《履道西门二首》中之“夷齐黄绮夸芝蕨，比我盘餐恐不如”“亦知轩冕荣堪恋，其奈田园老合归。”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也。
尽管唐人对黄绮的推崇总体上深度不够，但从规模上说，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吸引了全社会的介入，自有其特色和价值在。如咸通二年薛迈榜进士王棨，生平存文仅一卷十来篇，首篇就是《四皓从汉太子赋》，“将谋废嫡以立庶，欲易黄裳而元吉。”可以看出此事背后实为宗祀之争，因此，“问安之位克定，肥遁之心共还。”“其来也，鹤集丹陛；其去也，云归故山。”一手四六写得相当入品。还有《唐语林》所记楚公，高卧丘山，屡征不起，“卫公题诗云：昔日征黄绮，余惭在鳯池。今来招隐逸，恨不见琼枝。庄周围十余里，四方竒花异草与松石靡不置，其后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后为人取去。”则其址即支公当年剡中故宅也。《剧谈录》又称卫公为李德裕，楚公为韋楚老，则访贤不遇，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者，会昌晚期任东都留守时事也。又《金华子》记楚公“常跨驴策杖，经市中过，布袍貌古，群稚随而笑之，即以杖指画，厉声曰：上不属天，下不属地，中不累人，可畏韦楚老。引郡儿令笑，因吟咏而去。”典型的契此玩法，就差手里拎个布袋了。如让他上台去演《大唐雪窦长汀子传奇》，根本用不到化装。
说起和尚，在唐代的黄绮粉丝团里还真有不少是出家人，好像他们都不知道圈公黄公二位是道统领袖，彼此行业不同，这是最让人感到奇怪的。如我家乡的名僧皎然，在那个时代也算是释界的精英人士了。一生留下的作品里有不少潜在赠送对象都是此人。如《览史》“黄绮皆皓发，秦时隐商山。嘉谋匡帝道，髙步游天关”、《荅郑方回》“特达珪璋性，通隐嘉黄绮。髙儒重荀孟，世污我未起”之类。甚至在作《唐杭州华严寺大律师塔铭》时都不肯放过，要加上一句“出秉伊说之钧，处蹑黄绮之躅。亦躬珪之与和璞，隐显之殊乎”才算过瘾。另如著名佛典《广弘明集》，其《东驰杂赋》“毎至鹤关旦启，黄绮之俦朝集；鱼灯夕朗，陈吴之徒晚侍。皆仰禀神规，躬承睿旨，爰锡嘉名，谓之联璧。”从引文看，好像和尚们天天都在以此主题开研讨会似的，实在是有趣极了。
七
进入宋代以后，奇怪了，风向好像开始有些不对，仔细想想也能理解，黄公还是那个黄公，朝代已不是那个朝代。尽管仰慕者依然有，但跟前朝相比，生意显然清冷多了。甚至包括那些僧侣，也开始转向，其中有个名头甚响的就是赞宁，也是湖州人，他的《宋高僧传》，出家人没有不知道的。内有《唐钱塘天竺寺法诜传》，记的是唐朝的事，说的已是宋朝的话。称墓主“十五辞亲从师，依年受具。行学一集，蔚为教宗。卷伊吕立功之致，陋黄绮肆志之适。”意思是要学伊尹吕望为国效力，不学黄公园公洁身自好。但二公当年避世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简单，实在有点侮辱后世各个朝代精英们的智商了。只为个人操守，又何以污名出山？看来当年在他家乡湖州当领导的苏颋《夷齐四皓优劣论》里“弃身以遂志，夷齐之烈矣；爱国以屈身，商皓之行矣”这几句，他老爸忘了拿出来让他学习一下了；而同时代契嵩《公私论》“以公而屈私”的解析；《金史辛愿传》“欲澡其身而伏于厕”的宏论，因两人年纪比他小，又没机会看到，致有此憾。再说他身为吴越家僧，钱氏侫佛，天下皆知，也不必跟他多计较。问题是连陆游这样的放翁也持此观点，就有些不寻常了。其《读苏叔党汝州北山杂诗次其韵十首之三》有云：“结庐非所择，但取便薪水。间亦出从宦，安能慕园绮。”虽然用的是陶氏的事和典，却没有陶氏的心和情，更别说是境界了。等到在官场混不下去，才摇身一变，跟白某一样，俨然以圣贤自许，号称“白云堆里看青山，猿鸟为邻日徃还。黄绮后身应我是，再来依旧一生闲”（《剑南诗稿》卷七十五记闲）。这个时候，他为韩侘胄写的《南园记》和《阅古泉记》，不知墨汁干了没有？
这时候无意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个叫王元之的大人物，即改西湖为放生池的王禹偁，真宗朝参知政事，相当于是宰相，退休后有缘得某名人故址，岩下筑室，园甪兼具，体悟颇深，因而推测园公黄公有可能是同一人。有《翰林毕学士寄示医瘿药方，因题四韵，兼简两制诸知》诗自纪其事云：“预忧囊瘿病龙钟，乞得仙方必有功。纵得项如樗里子，也应头似夏黄公。西晖亭上峰峦碧，南静川中木叶红。尽是贰车堪醉处，春来难放酒罇空。”诗写得曲折隐晦，每一句都是话里藏话，如同禅家偈子，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得懂。其中又以颈联最为人传颂，力主宜合二为一。还有原诗所附之序，更是微言大义：“亭在州之西十里，对群峯，毎日落时有如旁午。川在州之南二三里，平如掌，居人百余家，秋来一川红叶，又有小桃夹水而生，春间此景不恶矣。”貌似平淡，实际上暗示渊明故居时为其所得，只要把那个莫名其妙的“亭”字改回“洞”字，尽可作为《桃花源记》的北宋版来读。毕学士即毕士安，亦任过参知政事，位极人臣。曾拔元之于寒微之中，两人交情自非一般。读诗后告诉他说，绮里季夏四字还以连读为一人好，不宜分割，黄公为另一人，即坚持原来的两人说不变。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本来新时代新文化，大家也就认了，何必冒着风险去触犯时忌。再说南方文人们的脑袋比较灵光，当时基本上也已发明出新玩法，即委曲陶潜先生做中间商，亦西人所谓移情，通过他来假借，就等苏黄等人来发扬光大了。两人这么一来一往，又因地位及门生众多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热点。尤其是那种热衷于做减法，即与猪八戒分西瓜相反的方式，四皓变成二皓，二皓又想变成一皓，明摆着跟正在增补中的某巨著对着干，实在是太胡闹了，自然会有人看不下去。比如大名鼎鼎的黄伯思先生对此就很不以为然，在所著《东观余论》里循循善诱说：“四皓之目，始见于《灋言》及《汉书》王贡传序，相承读之，曰园公曰绮里季曰夏黄公曰甪里先生，前贤未始有异。”（详《跋四皓碑后》）但他的这篇大作，除老头的座位排得不错，符合领导要求外，其他就乏善可陈了。首先这个“灋”字就气味不对，虽为“法”之古字，但扬雄自己也写法不写灋的，自古以来也未见他人有如此玩法，奥妙在哪里？说穿了不稀奇，有关老头的事，班马二位都是抄扬雄的，在他基础上艺术加工，不肯承认也算了，还想让别人感觉是扬雄抄他们。其中班固下手最狠，为达到这一目的，竟让他活到天凤五年，名列《汉书儒林传》最后一个，跟《史记》对付《越绝书》的手段如出一辙。还有四皓之争，其来久矣，花样亦与时俱进，怎么到他这里就成了“前贤未尝有异”呢？再说他这本书是专给别人书论刊误的，《直斋书录解题》说得清清楚楚：“《东观余论》两卷，此书止法帖刋误，及序跋古书画器物，故名余论。”而《宋史》本传却称：“伯思平日议论题跋，为东观余论三卷。”比较一下，当有会心。今传世本依然为两卷，上卷正常，下卷开头两文，一跋华山碑，一跋所谓四皓碑，既不考真伪，也不论字法，专说自己想说的，似与体例不符。前称欧公读书少，连《汉书地理志》都没看过，这倒可能是说对了。后称王毕两位说法都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手里有个新制造的秘密武器，或可称之爆炸性新闻，号称“近岁商于耕夫得汉世石刻数种，有云圏公神坐，绮里季神坐，甪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皆汉人隶书，其号不应误，则与文简之说异矣。当以石刻为正，宜从旧目。”至于什么是神坐神祚，商于又在什么地方，就不管他的事了，因有关部门让他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他的影响力来说服别人，位子即已排好，炸弹也已引爆，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这样一来，高潮又起，颈与首重又分开，连身体也剖成两半恢复到汉代水平。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开心了，因为又有国家重点课题发布了，坊间也有热点可炒了，就是那四只传说中的神祚机，还有四只神坐，加起来就是八件，大可八卦一番。于是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接连问世，有说是汉高帝造的，有说是汉惠帝造的，有说是放在四皓隐处的，有说是陈列在他们墓前的，更有说是放在惠帝墓地，让他们有空去一起喝茶打麻将的。一般而言，这也是古代历史制造者的絕招，只要文字组织没能起到想象中的效果，最后捧出来的就必定是考古大餐。比如一个地方发掘出三千年前的羊骨文，有人怀疑当地为素食者世居地，府志县志里缺乏畜牧纪录，很快就有遗址被挖出来，不仅有羊，还有满满的五锅羊肉汤，用微波炉热一下就能品尝。再比如武宗洞祖，绝世真学，因身世方面不太完整，用不了多久，大约也会有特大墓葬出土，且有记载他生平的木屏之类，刚好弥补这一缺憾。至于埋在烂泥里几千年，有些损坏是难免的，只要关键地方能看清就行了，其质地之坚韧，让宝钢老总感觉很不好意思。而神祚神坐因是皇帝御制，又由给匈奴送美女虽远必诛的刘家出品，吸引力自然就更大了。反正从宋高宗还没当皇帝一直闹到他孙子的孙子理宗当皇帝，势头才稍有减弱，同时也早已安排好另一位大佬出来做总结，而且是有史以来首位专门研究汉隶的专家，恰好又做过宰相，这样自然就更有说服力了。这个人和这部书，就是南宋人洪适在他的《隶释》，他在总结大会上是如何发言的呢，有会场原始记录在此：
四老神坐神胙机，凡四碑。陈留志云：园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隐居夏里，号曰黄公。甪里先生姓周名术，或曰霸上先生。皇甫谧之徒，说又相戾，故颜师古注汉书悉弃不取。……此刻有圏公神坐及神胙机，则圏公盖有所据也。此四人者，神坐及胙机当各有之。今绮季甪里，尚阙其一；而黄公者未见。传者云：数十年前，商于农人，耕地得此。
原来还是颜师古严词斥责过的那些玩意，仗着有黄伯思的新爆料，试图卷土重来。按作者书后自跋：“乾道中（1169前后）书始萌芽，十余年间，拾遗补阙，一再添刻。”而他弟弟洪迈在庆元三年（1197）给嘉兴娄机《汉隶字源》写序时，尚称“忆吾兄文恵公自壮至老，躭癖弗懈。尝区别为五种书，曰释，曰纉，曰韵，曰图，曰续。四者备矣，唯韵书不成，以为蠧竭目力，于摹写至难，觱旦旦而求之，字字而仿之，虽众史堵廧，孙甥鱼贯，不堪替一笔也，功之弗就。使获观是书，且悉循其隶释，次第志之，所底不谒而同，正应慢然起立，兴不得并时之叹。”意思是早知娄是此中高手，我哥拿来借鉴一下不早就成了？现在已来不及，只好让他占先了。洪适死于淳熙十一年（1184），则死后十三年书还没完成，更别说出版了。为了让长兄一生辛苦不致白费，稍后他将书稿求助于另一位嘉兴前辈，即着《猗觉寮杂记》的当地大儒朱翌，后者答应帮忙，在回信中表示“谨当致思以助，成书续奉。闻以隶恐不始于秦，亦不自程邈为之。先录此一段去，未敢以为是也。”随信附寄的这段有关隶书起源的珍贵资料，被洪迈代他哥写入了今本《隶释》卷二十，在讨论隶书起源时他说：“或云，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说，临淄人发古冡，得桐棺，隐起为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余同今隶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这里最关键的倒不是那只棺材和棺盖上隐起的玩意，而是朱翌回信结尾“未敢以为是也”六字，这是证明此论出自朱公发明并原创的最重要的证据。
这里要表扬一下古代管文化的领导，他们的业务水平真的是很高，嗅觉更是灵敏，马上意识到这段话意义重大，而出自一名不见经传的嘉兴老儒之口，实有暴殄天物之憾，因此决定将它塞进《水经注》里，把版权无条件转送给郦道元。然后像大报社论小报转载一样，所有金石类著作，不管在这以前出版还是在这以后出版，都必须加入此资料，同时要注明是从郦大师那里听来，因为除了他这样名列《魏史酷史传》，武功亦正亦邪堪比东方不败的大学者，其他人不可能有如此深刻之卓见。甚至包括《隶释》本身在内，居然也号称引自《水经注》，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由此亦可知无论郦氏的书，洪氏的书，问世时间都不会早于南宋中期。今四库提要断言《隶释》“成于乾道二年丙戌，适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安抚浙东时。明年正月序而刻之。”强行把出版时间提前三十多年，其实自有其苦衷，即让黄伯思说的那些奇葩玩意给害的。因书称发现神坐神祚是在数年前（一作近岁），据他连襟李纲所撰《故秘书省秘书郎黄公墓志铭》，伯思卒于政和二年（1112）二月二十有六日，就算那几个东东是他临终前一刻用最后的力气写进书里，也没法比这更迟。而《隶释》至庆元三年（1197）尚未成书，此时距伯思去世已有八十五年。这个所谓的“数十年前”尽管用字精妙，上下浮动空间很大，但一般都指二三十年，很少有超过五十年的。何况黄的书还是早年所著，而洪的书就算在朱翌帮助下很快完成，因是专业著作，奇文僻字，没几年功夫印不出来，因此，中间的时间缺口有近百年。即使家属服从上级安排，同意将出版日期提前三十多年，也未能将掉下的裤子完全拉上，仅能遮住羞处而已。因乾道为孝宗年号，总共九年。洪适自己明确说了，乾道中才开始萌芽，就是想法是乾道五年左右产生的，而馆臣非要让他在此前二年即乾道三年就把书拿出来出版，相当于新娘还没进门肚里的孩子已经两岁。如果有人不懂什么叫文化暴力，看看这就知道了。 由此带来的一个更大的疑问是，以收罗彼时全国最智慧头脑闻称的四库馆，个个皆经纶满腹，兼辩舌如电，无论移花接木或起死回生，一般都能做到心想事成，很少会出现这样的被动与尴尬，这里头肯定有着某种难为他人所言的苦衷。比较合理且接近真相的推测是：黄伯思书里那篇东东，实际上也享受了郦大师待遇，即后来有人给他塞进去的。“数年前”者，洪适乾道二年任绍兴知府前之数年也。“数十年前”者，其弟洪迈请人相助续成全书出版，以事已在三十余年后，因改其文以合事实也。而商于按正史为秦国地望，即《战国策》所谓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如在其时南宋控制的地盘上现出真身，那就是重大历史事故了。为了保住大的，只能舍弃小的，因此决定让身为北宋人的黄某来爆料，再由洪某转引比较合适。可惜這里还有个技术问题，黄氏生平仅活四十年，如果说数十年前，既不合情理，更将中间的时间缺口拉大，只好被迫又改回数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类似鱼和熊掌的怪圈，上面遮住了，下面露出来；下面遮住了，上面露出来；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保住上面，放弃下面了。至于商于具体在哪里，可以请郦大师来做导游：“丹水自仓野又东历菟和山，又东南径商县南，历少习，出武关，又东南流入臼口，历其戍下，又东南淅水注之，又东南径三户城，又东历于中之北，所谓商于者也。”难得他文才好，能随口编出这么多地名来。这个戍字如果少一点，就是越的本字戊；这个淅字如果偏傍稍异，就是浙江的浙。而张守义注《史记司马相如上林赋》，可能水平没他高，因此表达得比较直白：“丹水东注太湖，在吴县西南。”郭璞注《汉书司马相如上林赋》太湖更简单：“吴县在太湖，尚书所谓震泽也。”谢灵运释《山海经》经文浮玉之山北望具区：“浮玉之山在句余东五里，便是句余县之东山；乃（丹）应入海具区，今在余姚鸟道山西北。”裴骃注《史记》商于：“有商城在于中，故曰商于。”可见这个所谓的商于之地，本义相当朴素，指的就是集贸之地，不妨视作秦会稽郡鄮县的古名可也。《舆地志》虽称“邑人以其海中物产于山下鄮易，因名鄮县。”看来还是藏了一手，没说它原名就是商于，正如精明的商人不会轻易透露底价。至于交易的产品，芋头肯定是主打了，不然名字不会起得这样古怪。做生意有盈有亏，难怪《史记始皇本纪》记海中三神山其一名瀛洲，段注《说文》于字又引毛传云：“亏：于也。”包括后来管开店做掌柜的叫朝奉，实际上也很有文化，朝者，同潮，水朝宗于海也；奉者，奉化，故商于地也；就是饮水不忘掘井人，赚钱不忘古鄮人的意思。可惜胡适尽管出生徽州，又搞了一辈子研究，在晚年自传里居然声称“朝奉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意”，这样的理解水平，真让人不敢恭维，不知道他的《红楼梦考证》是怎样写出来的。
当然，跟黄伯思一样，神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洪景伯同样也不会告诉你。神祚机又是什么玩意，他更不会告诉你，不是故意要卖关子，而是真的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其他那些抄他书的人就更别指望了。再说这些人的用意原本也不在这里，仅仅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效皇甫謐之故伎，再度把两个人的名字强行割裂成四个而已。其中被害得最惨的就是黄公，又说他姓夏，又说他姓崔名广，又说他姓周名术，又说他号霸上先生，最后又说商城里卖的神坐神祚没他份，简直倒霉透了。王国维后来鼓吹的二重证据法，即所谓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不知是否受此启发？如果是的话，那可有些不妙。因为通过这样一番精心设计，表面上看目的好像是达到了，实际上吃力不讨好，根本说服不了人，甚至效果适得相反。因仔细辨析这段夹七缠八的文字，即便相信他说的是事实，可挖出来的神祚机依然只有两只，神坐也只有两把，“今绮季甪里尚阙其一”，恰好证明无论纸上之材料还是地下之新材料，所谓四皓确实只有两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