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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赵元任的《语言问题》集中反映了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尤其是在语音音位的归纳上。并且还结合中国传统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发展了汉语语音学，为中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赵元任；《语言问题》； 结构主义；音位归纳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86-02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后，终于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营垒里走出来，为语言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有效途径。1916年，他的学生根据听课笔记和他的遗稿编辑整理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也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建立。这时，语言学才成为真正的科学的语言学。西方语言学的巨大成就自然对中国语言学思想的转变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小学终于冲出了经学的藩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利用西方研究印-欧语的框架重铸汉语语法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便一点点渗透到汉语研究之中。
赵元任曾两次留学美国，自然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较大。《语言问题》是赵元任先生1959年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演讲的记录，也是他系统地阐释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的著作。这本书以“一种国际化的姿态展示了中国对于现代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1]有意思的是，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则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语言问题》全书一共十六讲，共计16万字，系统地讲述了语言学以及与语言学有关系的各项基本问题。包括什么是语言、语言的特征、语音、词汇和语法、信号和信号相关的问题。在此只略论语音问题。
索绪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为所研究的语言整理出一个音位系统，即为它所使用的声音绘出个图来。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区别得很清楚的音位。这个系统才是语言学家唯一关心的现实。”[2]索绪尔虽然没有给“音位”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他对音位构成的原理的阐释，却是非常精当的，被后来的语言学家所接受，成为音位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支柱之一。美国描写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论》中也认为一般说话的人总觉得他的语言，“音响上是由为数不多的不同的音构成的，其中每一个差不多正好适用通用字母表里的一个字母，在少数情况下一个音轮流适用两个或更多的字母。”[3]英语由几十个音位按照组合规律构成了上千上万个有意义的单词。赵元任谈论语言的特征时认为，语言的特征之一就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由较少的音类组成的有系统的结构。汉字成千上万，其普通话读音不过由38个韵母、21个声母和4种声调组成。
赵元任谈论语音音位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北京话的“安”[an]，起头的音是[a]； “肮”[]，起头的音是[]；虽然[a]和[]不同，但这两个音没有辨别字的功用；但在苏州话里不辨别[a]和[]，就有可能发生误解。因此，苏州话里的[a]和[]有辨别字的功能。在北京话里，可以将[a]和[]视为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而在苏州话里要把他们视为两个不同的音位，所以，赵元任认为音位就是语音应用在语言上，“有什么功能而言的”。[4]所谓“有什么功能”指的就是辨字的功能。音位学理论的奠基者——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特鲁别茨柯依提出：能分辨意义的两个音形成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区别了词的意义，使两个音位成为两个不同的语音单位。当然，一个系统中能辨义的两个音并不一定在其他语言中也起到辨义的功能。比如上文提到的北京话和苏州话的[a]和[]。因此，赵元任认为：“音位论对语音研究最大的好处，是在能够把须得辨别的声音都辨别出来，不管它多么微细，而把无须辨别的声音故意混为一谈，不管它在声音上差得多远。”[5]辨义功能是归纳音位的最重要的依据，在切分音位时，处于同一语音环境的两个音，用一个音替换为另一个音，如果语义发生变化，就表明这是两个不同的音位。
特鲁别茨柯依在其名著《语言学基础》中，为音位的认定附加了一个条件：发音上相关的两个音位，如果不在同一语音环境中出现，就应看作同一音位组合的不同的音（即音位变体）。仍举赵元任引用的例子，北京话“安”[a]和“肮”[]都是舌面、低、不圆唇元音，区别仅在于舌位的前后，[a]舌位靠前，[]舌位后缩。这两个音出现的位置不同，[a] 在舌尖后的浊辅音[n]之前，[]在舌根的浊辅音[]之前，即[a][]不在同一语音环境中出现；而“舌面、高、不圆唇”又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即又具有相似性，所以[a]和[]可以看作同一个音的两个变体。从这里入手，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a]和[]的不同，是舌位的前后不同造成的，这是二者唯一的区别，因此，研究音位又引出“区别特征”的概念。这个区别特征造成了音的不同，也在苏州话里起到了区别意义的作用。两个音的相关性（即相似性）和决不出现在相同的位置（即互补性）是音位归纳的又一个重要原则。
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观点，赵先生在《语言问题》中概括为：（1）在一个音位之下，如果有几个音值（即变体）都应具有相似性。（2）一个音位里的多个声音，它们出现的位置应成对补关系。（3）一套音位最终应该是一个简单整齐的系统。
赵元任一方面继承了西方的结构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凭借深厚的语言功底在语音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在《语言问题》里归纳音位的时候，认为除了相似性、对补性和系统性三点原则以外，还应该符合三个附属条件：（1）一个音系的音位总数以少为贵，以达到系统简单的目的，（2）符合“土人感”，（3）要与历史吻合。事实上，赵元任的这些认识早在1934年就已经成熟了。1934年，他针对布龙菲尔德过分强调音位标音法的机械和片面的观点，用英文写了一篇名震中外的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阐明从语音材料归纳音位系统的答案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有多种可能方式的答案。这篇文章立论通达，用例恰切，成为音位学理论的经典文献。在赵元任看来，音位的归纳，没有绝对的对错，只能看它是不是符合什么条件或者不符合什么条件；有什么用处或者没有什么用处。赵元任对归纳音位的这些看法，已经成为了归纳音位的不可少的条件。同时，赵元任在《语言问题》里还对结构主义的其它一些观点提出了看法。他不赞成布龙菲尔德研究音位只注重音的分析、专注某种语言的分布跟异同、认为由于个人背景不同因而对于音的本身无法描述的观点。在他看来，只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并具备良好的心理，对于某种语言，最终是可以越来越接近语音本质的，如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丹尼尔•琼斯。另外，在音的书写问题上，赵先生认为在写音位的时候，由于总数要求较少，并且不要求仔细标音，就不一定要用国际音标，所以，可以不取音位里的最相近的国际音标的符号，而取二十六个平常字母里最相近的符号，这样，还能让印刷打字变得方便。这也是赵元任归纳造成音位多种可能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面说到他在归纳音位提出的一个附属条件是：一个音位系统要跟历史的音韵相吻合，因此他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同时，又用传统音韵学来控制方言调查。这个方法对汉语方言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我们仍然沿用这个方法调查方言。可以想象，在西方摒弃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时，“中国的方言调查却是共时描写和历时研究结合得最好的领域。”[5]这是中国的描写语言学不同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结构主义语言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如今已是枝繁叶茂。中国的语言学家们从没有拘泥于书本，而是采取为我所用的务实态度。如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已经融入到中国语言学界，扎根于汉语研究体系当中。它至今仍然是我国语言学界认识、了解、分析和研究语言的重要方法。
参考文献：
[1]任雯.评述赵元任在语音研究方面的成就[J].才智，2009，（22）.
[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爱德华•萨丕尔.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语言论（第2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4]赵元任.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袁毓林.融会古今 中西对流——赵元任早年的语言学研究及其影响[J].汉语学习，1995，（06）.
关键词：赵元任；《语言问题》； 结构主义；音位归纳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86-02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后，终于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营垒里走出来，为语言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有效途径。1916年，他的学生根据听课笔记和他的遗稿编辑整理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也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建立。这时，语言学才成为真正的科学的语言学。西方语言学的巨大成就自然对中国语言学思想的转变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小学终于冲出了经学的藩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利用西方研究印-欧语的框架重铸汉语语法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便一点点渗透到汉语研究之中。
赵元任曾两次留学美国，自然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较大。《语言问题》是赵元任先生1959年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演讲的记录，也是他系统地阐释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的著作。这本书以“一种国际化的姿态展示了中国对于现代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1]有意思的是，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则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语言问题》全书一共十六讲，共计16万字，系统地讲述了语言学以及与语言学有关系的各项基本问题。包括什么是语言、语言的特征、语音、词汇和语法、信号和信号相关的问题。在此只略论语音问题。
索绪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为所研究的语言整理出一个音位系统，即为它所使用的声音绘出个图来。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区别得很清楚的音位。这个系统才是语言学家唯一关心的现实。”[2]索绪尔虽然没有给“音位”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他对音位构成的原理的阐释，却是非常精当的，被后来的语言学家所接受，成为音位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支柱之一。美国描写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论》中也认为一般说话的人总觉得他的语言，“音响上是由为数不多的不同的音构成的，其中每一个差不多正好适用通用字母表里的一个字母，在少数情况下一个音轮流适用两个或更多的字母。”[3]英语由几十个音位按照组合规律构成了上千上万个有意义的单词。赵元任谈论语言的特征时认为，语言的特征之一就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由较少的音类组成的有系统的结构。汉字成千上万，其普通话读音不过由38个韵母、21个声母和4种声调组成。
赵元任谈论语音音位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北京话的“安”[an]，起头的音是[a]； “肮”[]，起头的音是[]；虽然[a]和[]不同，但这两个音没有辨别字的功用；但在苏州话里不辨别[a]和[]，就有可能发生误解。因此，苏州话里的[a]和[]有辨别字的功能。在北京话里，可以将[a]和[]视为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而在苏州话里要把他们视为两个不同的音位，所以，赵元任认为音位就是语音应用在语言上，“有什么功能而言的”。[4]所谓“有什么功能”指的就是辨字的功能。音位学理论的奠基者——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特鲁别茨柯依提出：能分辨意义的两个音形成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区别了词的意义，使两个音位成为两个不同的语音单位。当然，一个系统中能辨义的两个音并不一定在其他语言中也起到辨义的功能。比如上文提到的北京话和苏州话的[a]和[]。因此，赵元任认为：“音位论对语音研究最大的好处，是在能够把须得辨别的声音都辨别出来，不管它多么微细，而把无须辨别的声音故意混为一谈，不管它在声音上差得多远。”[5]辨义功能是归纳音位的最重要的依据，在切分音位时，处于同一语音环境的两个音，用一个音替换为另一个音，如果语义发生变化，就表明这是两个不同的音位。
特鲁别茨柯依在其名著《语言学基础》中，为音位的认定附加了一个条件：发音上相关的两个音位，如果不在同一语音环境中出现，就应看作同一音位组合的不同的音（即音位变体）。仍举赵元任引用的例子，北京话“安”[a]和“肮”[]都是舌面、低、不圆唇元音，区别仅在于舌位的前后，[a]舌位靠前，[]舌位后缩。这两个音出现的位置不同，[a] 在舌尖后的浊辅音[n]之前，[]在舌根的浊辅音[]之前，即[a][]不在同一语音环境中出现；而“舌面、高、不圆唇”又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即又具有相似性，所以[a]和[]可以看作同一个音的两个变体。从这里入手，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a]和[]的不同，是舌位的前后不同造成的，这是二者唯一的区别，因此，研究音位又引出“区别特征”的概念。这个区别特征造成了音的不同，也在苏州话里起到了区别意义的作用。两个音的相关性（即相似性）和决不出现在相同的位置（即互补性）是音位归纳的又一个重要原则。
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观点，赵先生在《语言问题》中概括为：（1）在一个音位之下，如果有几个音值（即变体）都应具有相似性。（2）一个音位里的多个声音，它们出现的位置应成对补关系。（3）一套音位最终应该是一个简单整齐的系统。
赵元任一方面继承了西方的结构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凭借深厚的语言功底在语音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在《语言问题》里归纳音位的时候，认为除了相似性、对补性和系统性三点原则以外，还应该符合三个附属条件：（1）一个音系的音位总数以少为贵，以达到系统简单的目的，（2）符合“土人感”，（3）要与历史吻合。事实上，赵元任的这些认识早在1934年就已经成熟了。1934年，他针对布龙菲尔德过分强调音位标音法的机械和片面的观点，用英文写了一篇名震中外的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阐明从语音材料归纳音位系统的答案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有多种可能方式的答案。这篇文章立论通达，用例恰切，成为音位学理论的经典文献。在赵元任看来，音位的归纳，没有绝对的对错，只能看它是不是符合什么条件或者不符合什么条件；有什么用处或者没有什么用处。赵元任对归纳音位的这些看法，已经成为了归纳音位的不可少的条件。同时，赵元任在《语言问题》里还对结构主义的其它一些观点提出了看法。他不赞成布龙菲尔德研究音位只注重音的分析、专注某种语言的分布跟异同、认为由于个人背景不同因而对于音的本身无法描述的观点。在他看来，只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并具备良好的心理，对于某种语言，最终是可以越来越接近语音本质的，如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丹尼尔•琼斯。另外，在音的书写问题上，赵先生认为在写音位的时候，由于总数要求较少，并且不要求仔细标音，就不一定要用国际音标，所以，可以不取音位里的最相近的国际音标的符号，而取二十六个平常字母里最相近的符号，这样，还能让印刷打字变得方便。这也是赵元任归纳造成音位多种可能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面说到他在归纳音位提出的一个附属条件是：一个音位系统要跟历史的音韵相吻合，因此他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同时，又用传统音韵学来控制方言调查。这个方法对汉语方言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我们仍然沿用这个方法调查方言。可以想象，在西方摒弃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时，“中国的方言调查却是共时描写和历时研究结合得最好的领域。”[5]这是中国的描写语言学不同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结构主义语言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如今已是枝繁叶茂。中国的语言学家们从没有拘泥于书本，而是采取为我所用的务实态度。如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已经融入到中国语言学界，扎根于汉语研究体系当中。它至今仍然是我国语言学界认识、了解、分析和研究语言的重要方法。
参考文献：
[1]任雯.评述赵元任在语音研究方面的成就[J].才智，2009，（22）.
[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爱德华•萨丕尔.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语言论（第2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4]赵元任.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袁毓林.融会古今 中西对流——赵元任早年的语言学研究及其影响[J].汉语学习，199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