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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后，无论是鼓吹文学革命，率先用白话文写作，还是倡导整理国故，教育救国，胡适都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己任，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毋庸置疑的一位核心人物。但终其一生，如他自述所言：他的整个思想基本上是杜威的实验主义。这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对胡适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
由于信奉实验主义，胡适不仅把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贯穿于文学改良、整理国故的实践中，更致力于在思想界大力提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社会改造实验。在胡适看来，一切学说的具体内容都包含了学说提出者本人的成长背景、个性，以及当时的特定情势，因而任何学说都只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背景，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具有永久、普遍的有效性；只有长期用于具体问题研究，并获得实验验证的研究方法，才具有客观的独立性，能够长久地显示它们的价值。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整个学术活动，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文学历史的具体研究，都是围绕着他所说的“科学方法”展开的，始终关注的是各种学术思想背后的研究方法、态度与精神，而不是其具体内容本身。由这种理念出发，胡适毕生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胡适：《实验主义》)因为，“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定的真理不可徒说空话，该当考察实际的效果”；“生活是活动的，是变化的，是对付外界的，是适应环境的。我们明白了这两个从科学得来的重要观念，方才可以讲到杜威博士一派的实际主义了”。(胡适：《谈谈实验主义》)
胡适这种对真理看法的实验主义立场，使他既不为共产党接受，也和国民党保有距离。早在与蓝志先、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就反复强调：“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作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胡适《问题与主义》)这种思想与主张，无疑是胡适在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备受争议，又为人们竞相借用的所在，也使他成为影响现代中国文化思想进程的重要人物。
胡适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文学上。1917年7月他回国途中，恰遇张勋复辟。回国后，深感中国当时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的沉寂正是张勋复辟闹剧能够得以上演的政治思想基础。为此，胡适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抱定通过思想启蒙的方式，在思想文艺上为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在他回国的4年里，先后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除一篇《国体与青年》是直接谈论政治的外，其余的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直接奠定了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他的《尝试集》成为第一本以白话文出版的诗集，直接影响了刘半农、沈尹默、朱自清等人，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投入到新诗的创作中，开辟了中国白话诗歌的创作方向，使新诗成为新文学革命嘹亮的先声。在小说研究中，胡适把“历史演进法”运用到明清小说的研究中，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他提出，对于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他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有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后来的文学名著”，把考证研究的方法用于古典小说的研究中。在胡适一生的小说研究中，单考证研究的古典小说就达20多种。最有影响的是在《红楼梦》的研究中，通过对曹雪芹生平家事，以及各种版本的考证，彻底抛弃旧红学的索隐推测研究，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揭开了《红楼梦》研究的新篇章。在诸多新红学研究者中，俞平伯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成为集大成者。俞平伯由于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界高调批判的对象，并直接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由《红楼梦研究》为诱因的对胡适思想的政治批判，使胡适一生倡导和崇尚的思想方法烙上资产阶级的符号。胡适的名字由此在中国大陆成为一种批判和必须厘清的政治符号，胡适的思想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成为研究的禁区。
在史学方面，胡适率先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把他主张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引入到国故的整理研究中，“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解放人心”，“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胡适：《整理国故》)其疑古求证的思想，对后世史学研究影响甚为深远，直接导致了疑古史学派的产生，顾颉刚即是其中重要的一员。顾颉刚所作的《古史辨》正是受胡适这种思想影响的直接产物，成为疑古史学派的开山著作。从此，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思想，使中国的史学研究提升到科学实证的研究轨道。正如顾颉刚所言：“要是不遇到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要是适之、玄同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快速。”(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由于《红楼梦研究》批判导致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使得过去与胡适有所渊源的学界人物不是如俞平伯成为资产阶知识分子饱受清算，就是在一次次的思想运动中为摘清与胡适的关系，主动或被迫地加入到对胡适思想的政治批判中，以求洗刷或自保。成为文化思想界一段不堪的回忆。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推进，胡适才重新回到大陆学者的学术研究视野，胡适研究才从政治批判中分离出来，不再是一个禁区。对胡适的评价也日渐客观，不再简单地以政治划线：以人废文，以文废人。随着学术界对胡适学术思想的充分肯定，近年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一是如季羡林先生认为，胡适不仅在学术上值得肯定，就是在政治上也不是如过去批判所言是一个致力于反对共产党的反动人物；他对共产党的不认同，更多的是出于实验主义者对终极真理的否定，政治上他更多的是一名书生，并非对共产党有很大的政治敌意(季羡林：《台游随笔》，《十月》1999年第4期)。二是如沈卫成先生所言：胡适关于“实验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试金石”的思想，对于我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沈先生特意在《明报月刊》(2009年第1期)发表了《胡适的思想力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思想都与胡适当年倡导的思想有关。无论1978年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还是1992年邓小平提出不要讨论姓“社”姓“资”都与胡适思想有关，体现了胡适思想的现代影响。
这种倾向，无疑是另一种极端，与过去对胡适的全盘否定同属一种人为臆断、政治划线。综观胡适一生，都不是季先生所说的“书生”，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思想主张的历史人物。反对共产主义是胡适的一贯主张，并不完全是受实验主义不承认“终极真理”的影响，而是深受西方思想浸润的结果。在胡适看来，共产党与欧美的政党完全不同，他主张以启蒙和平的渐进方式，在中国建立西方民主宪政体制。沈先生更是把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胡适实验主义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大讨论人为地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非是一篇纯粹的学术研究文章，而是一篇反映了党内高层改革思想的政治理论文章，旨在冲破两个“凡是”的政治束缚。邓小平、胡耀邦等人通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发了围绕“真理标准”的政治大讨论，在理论上为平反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为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扫清了政治障碍，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无论胡福明最初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其后经修改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理论基础和作者的思想立场以及思想渊源都是马克思主义，而非胡适与实验主义，既未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地位，也没否认真理的存在，而是进一步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地位，批判那些以马克思、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为武器，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阻扰改革的假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眼里，胡适就是资产阶级与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是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对胡适思想的彻底批判，还是改革开放后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和学术研究的宽容肯定，都没有改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政治主张和基本核心思想的反对。在胡适眼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不是真理，也是他毕生竭力反对的政治目标。1992年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不要在经济领域抽象地纠缠于姓“社”姓“资”的问题更是与胡适的思想影响毫不沾边。
邓小平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他一是坚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率先确定了中国改革的政治前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在经济改革上坚持灵活的政治策略，为回避党内和政治上的无谓争论，延误改革进程，以其多年的政治智慧，主张在经济领域不要进行无谓的政治争论，“摸着石头过河”。1992年在改革关键时期提出的不要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无谓讨论，是其政治思想的一贯反映。其政治思想，无论思想来源、理论基础、政治主张、实际形成过程，都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与传播，与中国其产党的成长壮大和邓小平几十年革命实践密切相关，与胡适的思想没有任何渊源瓜葛。
胡适关于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试金石的实验主义主张，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杜威实验主义的翻版，是一种哲学思想主张，而非政治主张，因而排斥一切真理的绝对性：无论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在排斥之列。现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主张和改革开放以来与“思想解放”有关的大讨论，都含有一种明确的政治主张，都是在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真理地位的基础上，对建国以来的错误思想、冤假错案、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清算。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实践”，不是胡适与实验主义者关于实验是检验真理唯一的试金石中“实验”的含义(即具有一般哲学抽象意义的社会实验或实践)，而是特定的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凡是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证明能够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发展的就是真理，就应坚持；凡是阻碍或影响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发展的就必须改变，就应放弃。
综上所述，胡适的思想确实深深影响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其思想深深影响了一大批学人，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甚深的重要人物。但是，无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还是邓小平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讲话，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关于真理的主张都分属两个时代、两个阵营、两个范畴，不仅毫无联系，而且两者在思想上始终都是互为排斥的。如果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和学术历史研究中地位的重新肯定，有意无意地添上对胡适政治思想倾向的重新肯定或人为拔高，本质上都是过去以人废文、以文废人的思想作祟；不仅是对历史的误判，也是对胡适思想的误判。
由于信奉实验主义，胡适不仅把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贯穿于文学改良、整理国故的实践中，更致力于在思想界大力提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社会改造实验。在胡适看来，一切学说的具体内容都包含了学说提出者本人的成长背景、个性，以及当时的特定情势，因而任何学说都只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背景，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具有永久、普遍的有效性；只有长期用于具体问题研究，并获得实验验证的研究方法，才具有客观的独立性，能够长久地显示它们的价值。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整个学术活动，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文学历史的具体研究，都是围绕着他所说的“科学方法”展开的，始终关注的是各种学术思想背后的研究方法、态度与精神，而不是其具体内容本身。由这种理念出发，胡适毕生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胡适：《实验主义》)因为，“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定的真理不可徒说空话，该当考察实际的效果”；“生活是活动的，是变化的，是对付外界的，是适应环境的。我们明白了这两个从科学得来的重要观念，方才可以讲到杜威博士一派的实际主义了”。(胡适：《谈谈实验主义》)
胡适这种对真理看法的实验主义立场，使他既不为共产党接受，也和国民党保有距离。早在与蓝志先、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就反复强调：“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作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胡适《问题与主义》)这种思想与主张，无疑是胡适在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备受争议，又为人们竞相借用的所在，也使他成为影响现代中国文化思想进程的重要人物。
胡适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文学上。1917年7月他回国途中，恰遇张勋复辟。回国后，深感中国当时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的沉寂正是张勋复辟闹剧能够得以上演的政治思想基础。为此，胡适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抱定通过思想启蒙的方式，在思想文艺上为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在他回国的4年里，先后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除一篇《国体与青年》是直接谈论政治的外，其余的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直接奠定了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他的《尝试集》成为第一本以白话文出版的诗集，直接影响了刘半农、沈尹默、朱自清等人，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投入到新诗的创作中，开辟了中国白话诗歌的创作方向，使新诗成为新文学革命嘹亮的先声。在小说研究中，胡适把“历史演进法”运用到明清小说的研究中，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他提出，对于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他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有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后来的文学名著”，把考证研究的方法用于古典小说的研究中。在胡适一生的小说研究中，单考证研究的古典小说就达20多种。最有影响的是在《红楼梦》的研究中，通过对曹雪芹生平家事，以及各种版本的考证，彻底抛弃旧红学的索隐推测研究，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揭开了《红楼梦》研究的新篇章。在诸多新红学研究者中，俞平伯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成为集大成者。俞平伯由于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界高调批判的对象，并直接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由《红楼梦研究》为诱因的对胡适思想的政治批判，使胡适一生倡导和崇尚的思想方法烙上资产阶级的符号。胡适的名字由此在中国大陆成为一种批判和必须厘清的政治符号，胡适的思想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成为研究的禁区。
在史学方面，胡适率先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把他主张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引入到国故的整理研究中，“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解放人心”，“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胡适：《整理国故》)其疑古求证的思想，对后世史学研究影响甚为深远，直接导致了疑古史学派的产生，顾颉刚即是其中重要的一员。顾颉刚所作的《古史辨》正是受胡适这种思想影响的直接产物，成为疑古史学派的开山著作。从此，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思想，使中国的史学研究提升到科学实证的研究轨道。正如顾颉刚所言：“要是不遇到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要是适之、玄同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快速。”(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由于《红楼梦研究》批判导致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使得过去与胡适有所渊源的学界人物不是如俞平伯成为资产阶知识分子饱受清算，就是在一次次的思想运动中为摘清与胡适的关系，主动或被迫地加入到对胡适思想的政治批判中，以求洗刷或自保。成为文化思想界一段不堪的回忆。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推进，胡适才重新回到大陆学者的学术研究视野，胡适研究才从政治批判中分离出来，不再是一个禁区。对胡适的评价也日渐客观，不再简单地以政治划线：以人废文，以文废人。随着学术界对胡适学术思想的充分肯定，近年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一是如季羡林先生认为，胡适不仅在学术上值得肯定，就是在政治上也不是如过去批判所言是一个致力于反对共产党的反动人物；他对共产党的不认同，更多的是出于实验主义者对终极真理的否定，政治上他更多的是一名书生，并非对共产党有很大的政治敌意(季羡林：《台游随笔》，《十月》1999年第4期)。二是如沈卫成先生所言：胡适关于“实验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试金石”的思想，对于我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沈先生特意在《明报月刊》(2009年第1期)发表了《胡适的思想力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思想都与胡适当年倡导的思想有关。无论1978年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还是1992年邓小平提出不要讨论姓“社”姓“资”都与胡适思想有关，体现了胡适思想的现代影响。
这种倾向，无疑是另一种极端，与过去对胡适的全盘否定同属一种人为臆断、政治划线。综观胡适一生，都不是季先生所说的“书生”，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思想主张的历史人物。反对共产主义是胡适的一贯主张，并不完全是受实验主义不承认“终极真理”的影响，而是深受西方思想浸润的结果。在胡适看来，共产党与欧美的政党完全不同，他主张以启蒙和平的渐进方式，在中国建立西方民主宪政体制。沈先生更是把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胡适实验主义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大讨论人为地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非是一篇纯粹的学术研究文章，而是一篇反映了党内高层改革思想的政治理论文章，旨在冲破两个“凡是”的政治束缚。邓小平、胡耀邦等人通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发了围绕“真理标准”的政治大讨论，在理论上为平反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为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扫清了政治障碍，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无论胡福明最初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其后经修改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理论基础和作者的思想立场以及思想渊源都是马克思主义，而非胡适与实验主义，既未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地位，也没否认真理的存在，而是进一步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地位，批判那些以马克思、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为武器，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阻扰改革的假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眼里，胡适就是资产阶级与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是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对胡适思想的彻底批判，还是改革开放后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和学术研究的宽容肯定，都没有改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政治主张和基本核心思想的反对。在胡适眼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不是真理，也是他毕生竭力反对的政治目标。1992年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不要在经济领域抽象地纠缠于姓“社”姓“资”的问题更是与胡适的思想影响毫不沾边。
邓小平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他一是坚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率先确定了中国改革的政治前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在经济改革上坚持灵活的政治策略，为回避党内和政治上的无谓争论，延误改革进程，以其多年的政治智慧，主张在经济领域不要进行无谓的政治争论，“摸着石头过河”。1992年在改革关键时期提出的不要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无谓讨论，是其政治思想的一贯反映。其政治思想，无论思想来源、理论基础、政治主张、实际形成过程，都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与传播，与中国其产党的成长壮大和邓小平几十年革命实践密切相关，与胡适的思想没有任何渊源瓜葛。
胡适关于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试金石的实验主义主张，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杜威实验主义的翻版，是一种哲学思想主张，而非政治主张，因而排斥一切真理的绝对性：无论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在排斥之列。现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主张和改革开放以来与“思想解放”有关的大讨论，都含有一种明确的政治主张，都是在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真理地位的基础上，对建国以来的错误思想、冤假错案、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清算。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实践”，不是胡适与实验主义者关于实验是检验真理唯一的试金石中“实验”的含义(即具有一般哲学抽象意义的社会实验或实践)，而是特定的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凡是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证明能够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发展的就是真理，就应坚持；凡是阻碍或影响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发展的就必须改变，就应放弃。
综上所述，胡适的思想确实深深影响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其思想深深影响了一大批学人，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甚深的重要人物。但是，无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还是邓小平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讲话，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关于真理的主张都分属两个时代、两个阵营、两个范畴，不仅毫无联系，而且两者在思想上始终都是互为排斥的。如果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和学术历史研究中地位的重新肯定，有意无意地添上对胡适政治思想倾向的重新肯定或人为拔高，本质上都是过去以人废文、以文废人的思想作祟；不仅是对历史的误判，也是对胡适思想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