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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收藏、研究的
“三栖动物”
叶星生出生在四川，成长在西藏。他的继父是藏族，6岁时他就随继父吃糌粑、喝奶茶、说藏语。藏民族的文化生活熏陶了这位汉族少年的成长之路。13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了被称为西藏文化摇篮的山南地区。1962年，他成为当时西藏的最高学府——拉萨中学的第一位汉族学生，并跟随原十世班禅的画师西洛老人学习藏画，成为他的首位汉族弟子。西藏的文化艺术就这样慢慢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开花、结果。
13岁那年秋天的一天，叶星生在西藏昌珠寺临摹壁画，一位云游高僧看他饿了，就送给他一只装着水果的绿釉陶罐，等叶星生吃完，僧人也不见了。叶星生把陶罐拿回家洗干净，摆在案头插笔、插花。这件陶罐可能是明代后期或清代的，成为他收藏生涯中的第一件藏品。
叶星生的第二次难忘的收藏，是1965年到社教工作组，他住进一位以放牧为生的孤寡老人波查色家，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和老人相依为命，同吃同住同劳动近两年之久，临别时老人将家中唯一的奢侈品——件刻有“寿”字纹的薄陶花瓶送给他留作纪念。后来他才知道，花瓶是17世纪西藏墨竹工卡官窑烧制的御制瓷，是珍贵的二级文物。老人早已去世，但这件花瓶陪伴叶星生至今。
有了这两件藏品后，他渐渐开始喜欢和关注这些东西了。而“文革”“破四旧”中的经历使他受到强烈震撼，从此他的收藏才成为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1966年秋，叶星生被借调到位于大昭寺二楼大经堂的“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工作，展厅里从各寺院和各地搜罗来的“四旧”堆积如山。看到这些美的物件被毁弃，他如坐针毡，便乘人不备，将一些经版、唐卡、版画、小佛像和饰件偷偷藏起。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他“偷”来的东西多数被没收，并被戴上“迷恋封资修”的罪名，从轻处理，遣返原单位，后来又被送进“牛鬼蛇神”的“政治学习班”。
1970年，叶星生调到西藏展览馆搞美术创作，这个职业使他有机会背起画夹去采风，走访西藏的神山圣湖、民居古寺，近距离接触西藏传统文化和大量历史文物。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收藏了不少“宝物”，比如被鉴定为一级文物的萨迦寺陶灯，就是他用一顶皮军帽换来的，在萨迦地区这样的陶灯仅存两件。那时候，大家手里都没几个钱，叶星生的收藏多是“以物易物”，拿塑料布、收音机、电子表等日用工业品来交换。最大的一笔交换是他用自己的相机换来一只古老的木筛子。在城关区工作时，单位半年清一次仓库，仓库里全是遗留下来的“四旧”，两三角钱一个罐子，十多元钱一幅唐卡，还有古法器、大型风马、石刻、铜佛像等等“破烂儿”，叶星生买了不少，人们都说他是“疯子”。他以有限的收入收购、交换了许多民间工艺品，这些东西成了他的精神食粮和感情寄托。痴迷收藏、不修边幅的叶星生在拉萨的大街小巷渐渐闻名。
1985年，叶星生完成了北京人民磊会堂西藏厅的七幅大型壁画，并获得了一笔稿酬。此后，他在西藏的名气越来越大，画作也开始被人收藏。有了额外收入后，叶星生便跑到西藏的农村、牧区去寻找、搜集流散于民间的宝物。叶星生用于收藏的钱都是来源于他的工资、卖画钱、设计费、稿费。为了收藏，他节衣缩食，倾其所有。
1990年9月第十一届亚运会期间，“西藏民间艺术藏品展——西藏著名画家、收藏家叶星生300件藏品首次大螺光”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引起巨大反响，并受到文化部的表彰。1992年6月，由文化部委派赴奥地利参加“中国艺术展”。2001年又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参加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西藏文化周》。其收藏与美术成果，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1992年10月全国第二届民间艺术博览会上，叶星生的“西藏民间文化珍藏系列”获特别珍藏奖。1996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文联在拉萨联合举办了“叶星生西藏民间艺术珍藏展”，展出他在藏30多年所收藏、保护下来的2000多件民间藏品，在国内外引起轰动。1998年，由于抢救、保护西藏民间文化的杰出贡献，叶星生获“美国联邦肯塔基克罗最高荣誉奖”。而一次次轰动的展览，也使他滋生出创办全国第一个藏文化私立博物馆的雄心， “开始不顾一切地疯狂收藏，刹不住了”。
叶星生的藏品主要分为民俗文化、宗教艺术两大系列，包括民俗文化、藏汉关系、生产用具、草原艺术、服饰文化、餐饮文化、传统家具、木雕艺术、宗教用品、佛像艺术，唐卡艺术等类别，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出古老、神秘、博大、精深的西藏传统文化。藏品年代主要为明、清、民国时期，其中唐、宋、元及史前的文物占有一定分量。不仅有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经济价值的金银器物，还有许多藏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如服饰、家具、劳动工具等。他说：“我是一个画家，从艺术家的审美眼光来看，只要是美的东西我就留下来，因此收藏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的东西。随着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东西都不可能再有了。不要小看这些民间民俗文化，它们是西藏的母亲文化，没有这些民间民俗文化的滋养，就没有西藏的文化艺术。”
唐卡是西藏传统工艺品中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藏族传统文化的典范，在所有收藏中，叶星生对唐卡最为看重。他收藏的唐卡品种繁多，内容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明代唐卡《宗喀巴大师传》，表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诞生、出家和在卫减地区弘扬佛法的传记故事，以朱砂和红珊瑚等珍贵材质为底，以金粉绘制，画面璀璨辉煌，可谓唐卡艺术的“圣品”，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主办的“全国第二次赛宝大会”上荣获金奖。而在2006年的“首届赛宝大会”上，叶星生所收藏的11世纪“释迦牟尼及八大菩萨”经书护板获得金奖。
从收藏人手，叶星生开始了藏学的研究，成为藏族民间文化的研究者、创新者、传播者。他编著的《西藏概况》《西藏壁画艺术》两本大型画集，在全国九省区书展上获二等奖；《西藏面具艺术》是全国第一本有关西藏面具的图文并茂的专集，被学术界认为是“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空白”；《西藏民间艺术珍藏》大型画集是全国第一本专题反映西藏民间收藏的画册。他还在海内外发表《西藏壁画艺术历史沿革及艺术特色》等多篇学术沦文，成为知名的藏学专家。
作为画家，叶星生对美的事物有着天性的灵智。如果说收藏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爱好的话，绘画就是支撑他在西藏艰苦生活环境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绘画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与乐趣，艺术创作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84年，他主创并绘制了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的大型壁画《扎西德勒图》，被美术界称为西藏绘画新生代和西藏壁画的里程碑。此后，他的艺术创作犹如雨后 春笋般发展起来。他创作的《赛牦牛》《藏风》《极地》《高原之歌》《后藏的传说》《神秘阿里》《雪域之歌》等一大批美术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出并获奖，有多幅作品被国外博物作为西藏艺术的绘画代表作而收藏。他被许多画家称之为西藏绘画艺术的领军人物。在他的绘画作品里渗透着对藏民族的挚爱和对藏民族文化的崇尚之情，每一块色彩、造型、笔触中都折射出藏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他的作品不是对西藏文化浮光掠影的猎奇，而是与这个民族血浓于水的情感交融。用叶星生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集绘画、收藏、研究于一身的‘三栖动物’。我用画家的眼光来进行收藏，再用藏品来进行研究，而研究的成果又提升了我的绘画。”这三者使他扎根于西藏这块雪域高原之巅，从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精髓中汲取营养，最终成就了自己的艺术事业和藏学研究成果，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珍藏西藏”的“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
捐赠之举在于弘扬民族文化
1995年，叶星生回到成都看望老母亲，母亲劝他结婚生子，他终于萌生了退却之意。回到西藏后，他开始办内调手续，并拿出部分藏品举办告别展览。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参观展览时说：“叶星生几十年坚持不懈，毅力非凡，所做的这项工作不仅是他个人的事业，而且属于整个民族，就财力、精力而言不是他个人能力所能完成的，希望大家给予关心、帮助和支持。”一席话说得叶星生热泪盈眶。一个80多岁的藏族老奶奶牵着她的孙女来看这个展览，边看边对小孙女说，这是我爷爷他们用的，我奶奶她们那一代用的，这是我们以前耕地的，这是我们以前装粮食的。叶星生一下感觉到，他们才是真正的血脉相承，他们是真正的亲生父母。
1999年，叶星生做了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最为艰难的决定，将自己的2300件藏品捐赠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经鉴定，其中包括一级文物22件、二级文物43件、三级文物100件。人到中年，孑然一身，数十年相伴叶星生左右的只有这些藏品。这些文物的价值是永远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的。西藏人民政府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不仅是一批丰富的文化遗产，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叶星生的高尚行为和对民族文化的突出贡献，将永远载入西藏文化发展的史册。”叶星生说：“捐赠行为虽义无反顾，但在感情上却如生离死别。”当全部藏品装上了两辆军车拉走时，叶星生流泪了，他迎着寒风，神魂颠倒地跟着车子奔跑……之后，叶星生大病一场。
2003年10月，叶星生又做了第二次捐赠，把保护下来的一级文物“马头明王堆绣珍珠唐卡”无偿捐回西藏色拉寺，拉萨七大寺院的480位高僧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迎请这件宝物回归，并授予叶星生“色拉大乘洲·群则”法位，成为西藏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汉族艺术家。这幅唐卡是他在1993年底以65000元分三次付款从一位康区商人手中收购的，视若珍宝，秘不示人。曾有一个北京的房地产老板想以65万元外加一套价值近300万元的别墅来换取这幅唐卡，让经济困难的叶星生心动不已，于是在转让意向书上签了字，并收了2万元定金。可之后接连几天，他夜不能眠，恶梦不断，最终他决定不卖。后来他才知道，自己保住的是色拉寺的镇寺之宝。
薪火相传
1999年，刚刚捐赠了2300件藏品后，叶星生又把政府奖励的130多万元奖金和价值48万元的汽车，以及姐姐从香港寄来的10万美元全部投入到新的收藏当中。2007年11月至12月，《珍藏西藏——叶星生抢救、保护西藏民间文化遗产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展出了1999年之后叶星生新发现和征集的480件藏品，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群众参观了展览。
2003年，为了更好地发挥他在西藏民间文化保护、收藏方面的特长，并筹建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叶星生作为特殊人才调到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开始了人生和事业的新起点。平台更高了，空间更广了，担子也更重了。到北京后不久，叶星生就为藏学研究中心筹划建立了藏族民间文化藏品馆。目前，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也即将竣工，叶星生说：“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也是我多年的梦想。因为西藏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作为博物馆筹备组副组长，他又抢救性地搜集到一大批珍贵的藏族文化艺术藏品，为博物馆的文物征集、调研、保管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前期工作。
目前，叶星生正在承担一项意义深远的“藏族传统工艺调研和有形文化抢救”的研究课题。对藏族传统工艺进行调研和抢救有形文化，这是他在西藏四十年未了的心愿。他认为，长期以来，对藏族传统工艺和有形文化重视不够，保护、研究工作十分薄弱。由于历史原因及对外开放，致使这些重要文化遗产大量流失，一些民间工艺青黄不接、后继无人。随着西藏现代化进程提速，抢救、保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这个项目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科技手段，对传统工艺所用的原材料及其制品进行理化分析，定性、定量地测知其材质、成分、构成、机理和年代，进行科学的识别、鉴定和断代。
2008年6月12日，第三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前夕，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评选活动”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 “藏族文化的守望者”叶星生成为“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之一。
面对这一殊荣，叶星生说：“如果我当初对西藏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只是出于对西藏人民，对西藏文化艺术的热爱的话，那么，现在我在热爱的同时还肩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在保护和抢救藏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如何让她薪火相传，一代代传承下去，因此，我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
“三栖动物”
叶星生出生在四川，成长在西藏。他的继父是藏族，6岁时他就随继父吃糌粑、喝奶茶、说藏语。藏民族的文化生活熏陶了这位汉族少年的成长之路。13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了被称为西藏文化摇篮的山南地区。1962年，他成为当时西藏的最高学府——拉萨中学的第一位汉族学生，并跟随原十世班禅的画师西洛老人学习藏画，成为他的首位汉族弟子。西藏的文化艺术就这样慢慢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开花、结果。
13岁那年秋天的一天，叶星生在西藏昌珠寺临摹壁画，一位云游高僧看他饿了，就送给他一只装着水果的绿釉陶罐，等叶星生吃完，僧人也不见了。叶星生把陶罐拿回家洗干净，摆在案头插笔、插花。这件陶罐可能是明代后期或清代的，成为他收藏生涯中的第一件藏品。
叶星生的第二次难忘的收藏，是1965年到社教工作组，他住进一位以放牧为生的孤寡老人波查色家，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和老人相依为命，同吃同住同劳动近两年之久，临别时老人将家中唯一的奢侈品——件刻有“寿”字纹的薄陶花瓶送给他留作纪念。后来他才知道，花瓶是17世纪西藏墨竹工卡官窑烧制的御制瓷，是珍贵的二级文物。老人早已去世，但这件花瓶陪伴叶星生至今。
有了这两件藏品后，他渐渐开始喜欢和关注这些东西了。而“文革”“破四旧”中的经历使他受到强烈震撼，从此他的收藏才成为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1966年秋，叶星生被借调到位于大昭寺二楼大经堂的“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工作，展厅里从各寺院和各地搜罗来的“四旧”堆积如山。看到这些美的物件被毁弃，他如坐针毡，便乘人不备，将一些经版、唐卡、版画、小佛像和饰件偷偷藏起。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他“偷”来的东西多数被没收，并被戴上“迷恋封资修”的罪名，从轻处理，遣返原单位，后来又被送进“牛鬼蛇神”的“政治学习班”。
1970年，叶星生调到西藏展览馆搞美术创作，这个职业使他有机会背起画夹去采风，走访西藏的神山圣湖、民居古寺，近距离接触西藏传统文化和大量历史文物。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收藏了不少“宝物”，比如被鉴定为一级文物的萨迦寺陶灯，就是他用一顶皮军帽换来的，在萨迦地区这样的陶灯仅存两件。那时候，大家手里都没几个钱，叶星生的收藏多是“以物易物”，拿塑料布、收音机、电子表等日用工业品来交换。最大的一笔交换是他用自己的相机换来一只古老的木筛子。在城关区工作时，单位半年清一次仓库，仓库里全是遗留下来的“四旧”，两三角钱一个罐子，十多元钱一幅唐卡，还有古法器、大型风马、石刻、铜佛像等等“破烂儿”，叶星生买了不少，人们都说他是“疯子”。他以有限的收入收购、交换了许多民间工艺品，这些东西成了他的精神食粮和感情寄托。痴迷收藏、不修边幅的叶星生在拉萨的大街小巷渐渐闻名。
1985年，叶星生完成了北京人民磊会堂西藏厅的七幅大型壁画，并获得了一笔稿酬。此后，他在西藏的名气越来越大，画作也开始被人收藏。有了额外收入后，叶星生便跑到西藏的农村、牧区去寻找、搜集流散于民间的宝物。叶星生用于收藏的钱都是来源于他的工资、卖画钱、设计费、稿费。为了收藏，他节衣缩食，倾其所有。
1990年9月第十一届亚运会期间，“西藏民间艺术藏品展——西藏著名画家、收藏家叶星生300件藏品首次大螺光”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引起巨大反响，并受到文化部的表彰。1992年6月，由文化部委派赴奥地利参加“中国艺术展”。2001年又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参加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西藏文化周》。其收藏与美术成果，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1992年10月全国第二届民间艺术博览会上，叶星生的“西藏民间文化珍藏系列”获特别珍藏奖。1996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文联在拉萨联合举办了“叶星生西藏民间艺术珍藏展”，展出他在藏30多年所收藏、保护下来的2000多件民间藏品，在国内外引起轰动。1998年，由于抢救、保护西藏民间文化的杰出贡献，叶星生获“美国联邦肯塔基克罗最高荣誉奖”。而一次次轰动的展览，也使他滋生出创办全国第一个藏文化私立博物馆的雄心， “开始不顾一切地疯狂收藏，刹不住了”。
叶星生的藏品主要分为民俗文化、宗教艺术两大系列，包括民俗文化、藏汉关系、生产用具、草原艺术、服饰文化、餐饮文化、传统家具、木雕艺术、宗教用品、佛像艺术，唐卡艺术等类别，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出古老、神秘、博大、精深的西藏传统文化。藏品年代主要为明、清、民国时期，其中唐、宋、元及史前的文物占有一定分量。不仅有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经济价值的金银器物，还有许多藏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如服饰、家具、劳动工具等。他说：“我是一个画家，从艺术家的审美眼光来看，只要是美的东西我就留下来，因此收藏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的东西。随着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东西都不可能再有了。不要小看这些民间民俗文化，它们是西藏的母亲文化，没有这些民间民俗文化的滋养，就没有西藏的文化艺术。”
唐卡是西藏传统工艺品中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藏族传统文化的典范，在所有收藏中，叶星生对唐卡最为看重。他收藏的唐卡品种繁多，内容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明代唐卡《宗喀巴大师传》，表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诞生、出家和在卫减地区弘扬佛法的传记故事，以朱砂和红珊瑚等珍贵材质为底，以金粉绘制，画面璀璨辉煌，可谓唐卡艺术的“圣品”，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主办的“全国第二次赛宝大会”上荣获金奖。而在2006年的“首届赛宝大会”上，叶星生所收藏的11世纪“释迦牟尼及八大菩萨”经书护板获得金奖。
从收藏人手，叶星生开始了藏学的研究，成为藏族民间文化的研究者、创新者、传播者。他编著的《西藏概况》《西藏壁画艺术》两本大型画集，在全国九省区书展上获二等奖；《西藏面具艺术》是全国第一本有关西藏面具的图文并茂的专集，被学术界认为是“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空白”；《西藏民间艺术珍藏》大型画集是全国第一本专题反映西藏民间收藏的画册。他还在海内外发表《西藏壁画艺术历史沿革及艺术特色》等多篇学术沦文，成为知名的藏学专家。
作为画家，叶星生对美的事物有着天性的灵智。如果说收藏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爱好的话，绘画就是支撑他在西藏艰苦生活环境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绘画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与乐趣，艺术创作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84年，他主创并绘制了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的大型壁画《扎西德勒图》，被美术界称为西藏绘画新生代和西藏壁画的里程碑。此后，他的艺术创作犹如雨后 春笋般发展起来。他创作的《赛牦牛》《藏风》《极地》《高原之歌》《后藏的传说》《神秘阿里》《雪域之歌》等一大批美术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出并获奖，有多幅作品被国外博物作为西藏艺术的绘画代表作而收藏。他被许多画家称之为西藏绘画艺术的领军人物。在他的绘画作品里渗透着对藏民族的挚爱和对藏民族文化的崇尚之情，每一块色彩、造型、笔触中都折射出藏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他的作品不是对西藏文化浮光掠影的猎奇，而是与这个民族血浓于水的情感交融。用叶星生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集绘画、收藏、研究于一身的‘三栖动物’。我用画家的眼光来进行收藏，再用藏品来进行研究，而研究的成果又提升了我的绘画。”这三者使他扎根于西藏这块雪域高原之巅，从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精髓中汲取营养，最终成就了自己的艺术事业和藏学研究成果，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珍藏西藏”的“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
捐赠之举在于弘扬民族文化
1995年，叶星生回到成都看望老母亲，母亲劝他结婚生子，他终于萌生了退却之意。回到西藏后，他开始办内调手续，并拿出部分藏品举办告别展览。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参观展览时说：“叶星生几十年坚持不懈，毅力非凡，所做的这项工作不仅是他个人的事业，而且属于整个民族，就财力、精力而言不是他个人能力所能完成的，希望大家给予关心、帮助和支持。”一席话说得叶星生热泪盈眶。一个80多岁的藏族老奶奶牵着她的孙女来看这个展览，边看边对小孙女说，这是我爷爷他们用的，我奶奶她们那一代用的，这是我们以前耕地的，这是我们以前装粮食的。叶星生一下感觉到，他们才是真正的血脉相承，他们是真正的亲生父母。
1999年，叶星生做了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最为艰难的决定，将自己的2300件藏品捐赠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经鉴定，其中包括一级文物22件、二级文物43件、三级文物100件。人到中年，孑然一身，数十年相伴叶星生左右的只有这些藏品。这些文物的价值是永远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的。西藏人民政府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不仅是一批丰富的文化遗产，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叶星生的高尚行为和对民族文化的突出贡献，将永远载入西藏文化发展的史册。”叶星生说：“捐赠行为虽义无反顾，但在感情上却如生离死别。”当全部藏品装上了两辆军车拉走时，叶星生流泪了，他迎着寒风，神魂颠倒地跟着车子奔跑……之后，叶星生大病一场。
2003年10月，叶星生又做了第二次捐赠，把保护下来的一级文物“马头明王堆绣珍珠唐卡”无偿捐回西藏色拉寺，拉萨七大寺院的480位高僧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迎请这件宝物回归，并授予叶星生“色拉大乘洲·群则”法位，成为西藏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汉族艺术家。这幅唐卡是他在1993年底以65000元分三次付款从一位康区商人手中收购的，视若珍宝，秘不示人。曾有一个北京的房地产老板想以65万元外加一套价值近300万元的别墅来换取这幅唐卡，让经济困难的叶星生心动不已，于是在转让意向书上签了字，并收了2万元定金。可之后接连几天，他夜不能眠，恶梦不断，最终他决定不卖。后来他才知道，自己保住的是色拉寺的镇寺之宝。
薪火相传
1999年，刚刚捐赠了2300件藏品后，叶星生又把政府奖励的130多万元奖金和价值48万元的汽车，以及姐姐从香港寄来的10万美元全部投入到新的收藏当中。2007年11月至12月，《珍藏西藏——叶星生抢救、保护西藏民间文化遗产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展出了1999年之后叶星生新发现和征集的480件藏品，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群众参观了展览。
2003年，为了更好地发挥他在西藏民间文化保护、收藏方面的特长，并筹建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叶星生作为特殊人才调到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开始了人生和事业的新起点。平台更高了，空间更广了，担子也更重了。到北京后不久，叶星生就为藏学研究中心筹划建立了藏族民间文化藏品馆。目前，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也即将竣工，叶星生说：“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也是我多年的梦想。因为西藏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作为博物馆筹备组副组长，他又抢救性地搜集到一大批珍贵的藏族文化艺术藏品，为博物馆的文物征集、调研、保管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前期工作。
目前，叶星生正在承担一项意义深远的“藏族传统工艺调研和有形文化抢救”的研究课题。对藏族传统工艺进行调研和抢救有形文化，这是他在西藏四十年未了的心愿。他认为，长期以来，对藏族传统工艺和有形文化重视不够，保护、研究工作十分薄弱。由于历史原因及对外开放，致使这些重要文化遗产大量流失，一些民间工艺青黄不接、后继无人。随着西藏现代化进程提速，抢救、保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这个项目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科技手段，对传统工艺所用的原材料及其制品进行理化分析，定性、定量地测知其材质、成分、构成、机理和年代，进行科学的识别、鉴定和断代。
2008年6月12日，第三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前夕，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评选活动”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 “藏族文化的守望者”叶星生成为“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之一。
面对这一殊荣，叶星生说：“如果我当初对西藏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只是出于对西藏人民，对西藏文化艺术的热爱的话，那么，现在我在热爱的同时还肩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在保护和抢救藏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如何让她薪火相传，一代代传承下去，因此，我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