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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检视
1.现有研究
对青少年“反向社会化”（文化反哺）的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西方对“反向社会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早期更多的将视线聚焦在“正向社会化”上，涂尔干就是从正向社会化的角度首先提出了社会化的概念。二战后的西方，急速的社会变迁对传统的文化传承方式发起了挑战。在变迁的社会中，面临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亲代逐渐丧失了以往的权威，杰弗里·戈诺注意到由于迁徙到新的环境中去，美国的亲代丧失了欧洲的亲代所具有的权威性，常常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G. Gorer ,1948 ,Chapter l and 2)。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才意识到社会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1968年，贝尔撰写《再释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一文，提出儿童与家长关系的“双向模式”，该文被公认是研究反向社会化问题的开山之作。查尔斯·赖克在《美国的返青》一书中充分肯定了新时代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教化作用，指出：青年用自己的方式对文化断裂中新发生的现象首先作出反应，且形成一种和他们父辈不同的意识，即“第三意识”；并预言，随着第三意识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美国将经历一次普遍的返青（龚界文、胡静．2004）。最著名的研究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著的《文化与承诺》（Culture and Commitment,又译《代沟》）一书。作者通过对二战前后两代人生活环境、文化观念差异的分析比较，阐明了代沟形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划分了三种文化类型（米德，1988:20）：前喻（postfigurative）文化、并喻（cofigurative）文化、后喻（prefigurative）文化。前喻文化类型指“未来重复过去”，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指“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年轻人乃至成年人不是向老一辈人学习，而是向同辈人学习；后喻文化类型是指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通过对三种文化模式尤其是后喻文化模式的深入分析，玛格丽特·米德论证了在急速的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下，新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与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文化变迁相契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反向社会化”，米德的著作译介到国内①，并将第三种文化类型（后喻文化）所呈现的行为称作“文化反哺”（周晓虹，1988）。周晓虹通过对家庭内部亲代和子代之间的质性研究，证实了在一个社会急剧变迁的年代亲子之间文化反哺的广泛存在，对文化反哺的内容和范围、原因、意义进行了研究（周晓虹，2000）。此后，亦有一些实证研究沿着米德的思路证实了我国文化反哺的存在（杨立、郜键，2002；卢晶晶，2006；董凌，2007；王培刚，2007）。
2.理论检视
上述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认为：“代”是一个生物事实，更是社会事实（迪尔凯姆,1995：24），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后总会划分出两代人。玛格丽特·米德认为(米德,1988:73-7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起，“全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前喻文化时代——笔者注）”，虽然老人仍在掌权，但“我们已经越过了航行临界点②”。很明显，在米德眼中：二战原子弹的爆炸宣告了后喻社会已经来临，前喻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研究代沟问题的国内学者经常引用米德著作中的一句话——“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 这种观点的形成与二战后特别是1950、1960年全球性的青少年造反运动有关，似乎子代在经过千年压抑后终于喷发而出向亲代造反了。我国学者周晓虹等人眼中的重大事件为改革开放及其附属事件，认为“文化反哺”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周晓虹，2000）。如今，二战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已历三十多年，距离周晓虹上次的研究亦过去十年，从时间上看早已进入米德意义的“全新时代”。 本文并不否定前人研究的理论前提，但是，今天的中国，后喻文化时代是否真的来到，文化反哺有何新的特征，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另外，以往的研究隐藏着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即社会变迁影响子代，子代反哺亲代。这个分析模型一般地说是合理的，在这里，主要自变量是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导致子代在变化，而变化中的子代促成了文化反哺。然而，这个模型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即社会变迁不仅对子代产生影响，亦对亲代产生影响，文化反哺是双边行为。将亲代作为静态的不变常数或被动的接受者，在研究中只专注于“选择性”地观察子代对亲代的反哺行为，而忽视考察变化中的亲代在接受文化反哺时是否表现出与以往不一致之处，这显然是不完整的。因此，本研究将同时考察社会变迁对亲子二代的影响，将变迁中的亲子二代在沟通中所呈现的新特点作为研究重点。
二、研究思路与资料获得
本文选取当前中国大学生家庭亲子互动中的文化反哺为研究内容，意义有二。一为，当代大学生子代均为85后、90后，生且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其亲代虽不少出生于1976年（“文革”结束）以前，但大多成长于1976年以后，也即亲子二代基本经历着相似的社会变迁，其文化反哺与已有的研究发现（国内已有研究中的亲代几乎都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前）有何异同值得关注。二为，大学生，相对其他同辈群体来说，他们在高校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在未来社会分层中将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不久的将来他们也将组建家庭为人父母，因此亦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有意识地关注“大学生家庭中的文化反哺”始于2007年承担家庭教育类研究课题时。笔者长期在一所高校从事研究与管理工作，又以学生身份分别在南昌和上海两地攻读过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与大学生、学生管理人员、大学生家长等有着较广泛的接触，这些为笔者通过对大学生的日常观察、聊天与深度访谈、焦点团体访谈等获得经验资料提供了较佳的机会。也借2008、2009、2010年寒暑假时机到部分大学生家庭走访与观察，与大学生家长交流。本研究中采用问卷调查的目的，是发现大学生家庭中是否存在文化反哺现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与亲代状况、子代状况的相关性如何。因此，问卷设计中除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外，主要考察了亲子互动的主要内容，亲代（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所在地、家庭教养方式，子代的生活阅历（以年龄、年级为指标）、个性、所学专业等。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笔者指导学生于江西、浙江两地对9户大学生在家庭访谈的基础上设计了“大学生家庭的文化反哺调查问卷（大学生部分）”，以此为测量工具，在南昌6所本科高校的自修室、图书馆、食堂、校园主干道等场所进行了征得学生同意的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350份，收回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62份，其中本科生252份,研究生10份，男生121份，女生141份。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孰优孰劣，是研究者们长期争论的话题。定量研究者指责定性研究缺乏代表性，不能推广；定性研究者则指责定量研究缺乏研究深度，忽略了许多有意义的数据。本研究认为，研究方法是为研究问题服务的，结合使用多元的研究资料、研究者、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同一个问题,可以取得对所研究问题更全面深入的了解。笔者发现，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能够起到互补的作用。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法、参与观察法等，了解大学生家庭中文化反哺的大致情况，为定量研究中编制问卷作好先期的探索性理论准备。由于文化反哺现象和传统的教化方式截然不同，再加上研究对象可能会对文化反哺中的一些问题理解不同，所以对这种社会现象先进行定性分析比不进行定性的探索就直接开展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为主获取的资料可信度更高。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研究假设，对主要概念进行操作化编制出调查问卷，征求专家意见，试测、修订之后选取若干大学进行问卷调查。研究是无止境的，在定量研究中也会发现疑问，又可以在后续的质性研究中进一步留心“追问”，互相求证以达到合理解释。本着研究方法是为研究问题服务的这一原则，在接下来的“研究发现”中将不以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分别呈现，而以“问题”为归类来逐步呈现。
三、研究发现
1.文化反哺是否存在：再度确证
现有研究都报道了文化反哺存在的客观性。周晓虹发现，在亲子之间发生的“文化反哺”现象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从价值观的选择、生活态度的认定、社会行为模式的养成，直到对各种新器物的了解和使用，而在文化的表层（行为或器物层面）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即孩子的“话语权利”最突出的表现在对新器物的使用和对新潮流的了解上（周晓虹，2000）。其他人的研究也支持了周晓虹的发现，如杨立、郜键在对网络传播时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的调查中发现，文化反哺的内容涉及知识技能，也涉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杨立、郜键，2002）。卢晶晶把转型期农村家庭文化反哺的具体层面概括为：科学知识与现代观念、婚恋观念、消费行为与休闲娱乐。与周晓虹的发现不同的是，该研究认为转型期农村家庭的文化反哺特征表现为观念先于器物（卢晶晶，2007）。笔者的经验资料也发现，大学生家庭中文化反哺的内容和层面丰富多样，如衣着、饮食、电子产品等的使用与购买、人际关系与家庭纠纷处理、老人与小孩的看护、体育运动、休闲与兴趣爱好、消费观念、人生态度、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等(见表１)。在问卷调查中，100%的家庭存在文化反哺现象，超过六成的家长在电子产品选购、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会征询或参考子女的意见。
文化反哺现象的确证，在质性研究中也一直得到体现。在一次走访一位农村大学生时，他的两位五十多岁的邻居说：“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每次从学校回到家里，总是会给我们介绍很多社会新闻，特别是国家对农村的方针政策之类的。昨天还讲起了什么‘转基因’、‘塔利班’（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另一位女大学生表示：“爸爸得了重病，干不了地里的重活了，家里本来地又少，爸妈就把地租给别人，做起了菜贩子，贩到赣州菜市场去卖，做点小本生意。我今年暑假回去后就跟妈妈到菜场里卖菜。因为我妈妈在农村用惯了那种杆秤，一直不太会用那个电子秤，不是打错价格就是速度太慢，买菜的人老是抱怨，我就不一样，我动作比她快，称得又准，有些熟客直接就说，让你女儿称吧。而且，妈妈不会说普通话，有些顾客听不明白她的意思，影响了生意，后来妈妈干脆就把卖菜的活全交给我了，她只负责打打下手。我想，我只能假期帮帮她，就利用好几个晚上教会了她用电子秤了。妈妈也开始有了自信了（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一些城市大学生回到家里也开始考虑起家庭食谱的营养搭配是否合理，与父母探讨起“房地产、医疗改革”等社会热点问题，他们的观点往往使比自己多吃了二十几年饭的父母“一愣一愣”的，“为自己的子女长大了，比以前更有头脑而内心自豪”,觉得自己在与子女的交流中“受益匪浅”。
周晓虹的研究认为“文化反哺”现象在城市家庭以及居住在城市中的“移民”家庭中更为明显（周晓虹，2000）。这在笔者的问卷调查结果中似乎也得到体现，如“父母是否向你请教电脑方面知识”选项中，选择“会”的比重是：城市高于城镇，城镇又高于农村。但随后的质性研究表明，家庭所在地对文化反哺的程度没有太大影响，只是对于文化反哺的内容有着决定性影响。因为农村的父母一般以务农为业，其接触电脑的可能性不大，甚至大多数农村家庭中未配备电脑。城市家庭中的亲代在生活和工作中接触电脑的机率要高于城镇家庭的亲代，而城镇家庭又远高于农村。相反，如果从农业生产、农业政策、城市文化对亲代的影响为指标来考虑，则农村家庭的文化反哺又要明显高于城镇与城市家庭。
2.文化反哺在全球网络社会中有什么新特征：全球趋同，新技术成为有利条件，广度、深度、时效性都有很大提升
在《文化与承诺》中，玛格丽特·米德探讨发展一种世界性文化的可能，“我们具备与全球所有分散民族联系的手段，我们掌握了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各种理论武器。世界各民族共享一种世界性的、以技术手段传播的文化”（米德,1988:12）。世界范围的快速航空旅行和全球的电视卫星转播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共同体，地球上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马上或同时就能够传到其他地方的人群那里。它使人类的活动突破了时空界限,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吉登斯，1998:23）。米德还认为，世界共同体的出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全世界的青年反抗出现的首要新条件（米德,1988:70）。
今天的大学生处于全球化的信息文化包围之中,他们大多远离父母、远离家乡，但反哺的途径多种多样，种种现象表明，网络社会各种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未成为亲子沟通的障碍，反而成为了亲子交流的有利条件③。大学生除了寒暑假期回家以外，还有如平常电话聊天、手机短信、QQ视频与E-mail等，但传统的书信往来比过去少多了，这与电脑和手机等联络手段日益发展,通讯工具和网络设备不仅普及到了子代而且普及到了亲代有关。不少使用QQ聊天、视频语音聊天与父母沟通的学子认为，“这样比打电话写书信方便多了，电脑键盘上打字比手机键盘上打字快多了，还省了电话费、邮票钱，还能看到对方的样子（相貌），听到对方的声音。”每一个人都属于他的时代，不同时代出生成长的人会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当今，所有的大学生都使用着相同的Internet和Microsoft，他们穿同样的T 恤衫和牛仔裤, 看同样的影片, 在地球上不同的角落为麦克尔·杰克逊、山口百惠而倾倒。“耐克”、“皮尔·卡丹” 等名牌系列为他们所悉知和认同,“可口可乐”、“麦当劳”、 网络游戏为他们所钟情。全球化使他们消费着相同的消费品，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类似的生活方式自然促进了价值观的趋同，世界各地青少年的价值观差异正在缩小（苏颂兴，2000）。这表现在文化反哺上也日益明显，现代社会，大学生文化反哺呈现全球趋同之势。不少家长表示，“如果不是子女，自己根本不会去吃麦当劳、肯德基”。
一位爱好户外运动、热衷“始祖鸟”、“Northface”、“TOREAD”等世界名牌户外运动装备的大一新生给他当大学副校长的父亲写了一份书单。这位大学副校长有些感动地说：“我儿子说，你是21世纪的大学校长，应该看看这些书，我一看，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症候》等等，我看了看，挺感动的。这些书我买来看后确实不错。……其实他的这种在国外很流行的户外运动对我也是一种激励，这种运动一可以磨炼意志，二是培养独立精神，三是掌握生存技能。”（2008年11月田野笔记）
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对于亲代的反哺不仅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拓展，在时效性上也得到很大提升，借助现代化的技术与手段，对父辈的影响不再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内化过程，时空脱域使得亲子传承在短时间甚至即时完成。玛格丽特·米德指出，在没有书面语言和历史文献的情况下，新观念会迅速被旧观念吞没。老年人有对文化进行修改的权力，他们把这种神秘化的、否定变化的文化传给年轻人（米德,1988:36）。网络社会背景下，信息传播不再呈线性模式，而呈“网状”结构，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借助于以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为代表的途径，几乎所有信息都能瞬间传播并弥散，最为流行、时髦、前卫的理念和知识还没有来得及被“遮蔽”或“收编”就已经扩散开来了。
3.文化反哺是否真的让传统远去：传统依然在文化反哺中延续，与传统教化相比，反哺在程度和方式上体现出不对等性
玛格丽特·米德认定二战的原子弹爆炸使后喻社会兴起而前喻社会不再。这种观点的形成可能受二战后特别是1950、1960年代全球性的青少年造反运动有关。一段时间，国内一些媒体感叹“世风日下”，为吸引眼球而对分化社会中的极端事件捕风捉影，然后为80后、90后贴上标签：垮掉的一代。其实，中华民族虽经历了百年巨变，一次次地革命性巨变在集体记忆中打下了深刻烙印，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其中的精髓都处于无意识状态，正是这种叫不上名字的、难以言状的民族文化的前喻方面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因此，全球化和在地化发生了勾连，传统依然在文化反哺中延续。
当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大学生们聚集于天安门广场为死难者悼念后，迟迟不愿离去，声嘶力竭地呐喊：“中国加油！”、“涛哥挺住！”这一场景震撼了电视机前的男女老少。当大学生自发到南昌市八一广场迎接奥运圣火，秩序井然，离去后宽阔的广场未留下一张纸片，辅导员们说：“希望我们的媒体能睁开眼睛看看，然后闭上他们的嘴巴”， “他们是爱国的”，“我们的大学生是可爱的，只是有的时候情绪激动了一点而已”。的确，今天的大学生依然沐浴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感恩、和为贵等思想。农村有种观念就是觉得父母对子女有恩，家长教训小孩的时候经常会一边打一边骂：“我辛辛苦苦把你生下来，把你拉扯大，你竟然恩将仇报，敢不听父母的话了”。这种现象今天也不时可见。不少农村家长对即将上大学的儿女说：“到了城里不能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千万不能忘本”。如果是女生还会特别叮嘱：“不要学坏了，不要乱交男朋友，更不能乱搞两性关系”。包括城市家长在内的父母除了教育子女要学会独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外，不忘教育他们：“考上了大学不等于进了保险箱，要认真学习，读好了书才能有好的前程”。这种教育在子代看来虽有些啰嗦，但给子代的心灵埋下了善良种子。
笔者在上海攻读博士期间时，联系上了一位从1984年就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打工创业已经成为私营业主的亲戚。相约在他一位上海老友家，他老友子女不在家，夫妇在厨房烧菜，我们二人在客厅滔滔不绝于过往经历。突然谈起上海的啃老族，私营业主亲戚用家乡话激动地说：“我非常痛恨上海那些啃老族！你看他家吧（用夹着烟的手指点着厨房，烟灰随着激动的手指掉落在地板上），他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都三十岁上下了，大学毕业都有不错的工作，天天晚上、周末都回到老人家里吃住，一点事也不做，饭菜老人家煮，衣服也让妈妈洗，一年下来也不交给老人家一分钱伙食费，还不时地向老人家要钱，老人家也是的，不仅不教育教育他们，还给他们买房子、车子。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子女可耻，父母可怜。你知道我吧，上次我老爸老妈来上海住了一个月，回去的时候，我用红包包了1000块钱交给我女儿（上海某高职学院学生），让她交到爷爷奶奶手上，让爷爷奶奶买点什么保健品，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我的目的就是教育子女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否则还不如我自己把钱交给他们还要绕个弯做什么呢？我现在每个月都还要寄点钱给老人家呀。”（2009年10月田野笔记）
教育学把文化反哺看作是广义的教育活动，是因为它和传统的、狭义的教育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的教育活动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大学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但他们在文化反哺中，并没有完整的方法构架、途径设计、手段选择、固定的组织形式。大多体现在日常的沟通与交流，对话与互动，活动中的相互借鉴与影响。从前文也可看出，大学生的文化反哺，其内容主要集中于现代文化。大学生家庭中的文化反哺在方式上和程度上与传统教化相比仍然体现出不对等性。
“羊羔跪乳，乌鸦反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传说。然而，一位家庭教育专家（其子也为大学生）甚至不能接受“文化反哺”这一概念：“‘反哺’这个词用的太重了，太夸张了。‘乌鸦反哺’是因为长辈年老体衰，不能觅食或者双目失明飞不动的时候，它的子女才去反哺。而我们的亲代还没有悲惨到这个地步，大多数人都能跟上时代，不比子代差，甚至不少地方，子代仍然需要亲代的教育和帮助。子代对亲代的影响并非压倒性的。”最后，他总结性地说“子代和亲代，究竟谁‘哺’谁，关键是看谁的文化更先进。”（2010年3月田野笔记）
不少大学生向笔者报告这样的经历：放假回家前，我喜欢买一些特色小吃回家给父母尝尝。父母一面嘴角带笑地说着“花去了钱”，一会儿向邻居说着“子女长大了，心里会想着父母了”。也有不少人将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的大部分或小部分通过买衣物、食物或现金来孝敬父母。笔者的参与观察中，不少农村籍大学生回家后便脱下校服换上农家衣服，有的陪父母聊聊天，有的下地干活。吃饭时，长辈坐首席，祖父母没上桌子女就不动筷子，沿袭着古老的习俗。还有学生报告，看到父母捡起掉在饭桌上的饭粒吃掉时，心里感触良多。学生本人除了复习功课外，日常家务和劳动听从父母安排，外出走亲访友向父母请示，城里的父母还不忘叮嘱：“晚上十点前要回家”。父母比子女毕竟年长得多，相对而言经历的世面要多，见识的人面要广。面临实习或就业时，父母的人脉便派上了用场。没有人脉的父母往往教育子女：“我们没本事，你要自己去闯”。面对子女口口声声谈到“公平、正义、民主、平等”等现代观念，成熟的父母往往劝诫子女要到社会第一线去摸爬滚打。一些大学毕业生报告：“以前常常与父母格格不入，觉得他们落伍了，现在想来，他们很多经验、办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至于家庭中的大事决定权，得视“大事”与子女的关联程度而定。如家庭中的人情消费、请客送礼，“这是大人的事情，不会让他们知晓”，对于购房、耐用消费品的添置，则由父母把关，照顾多边（祖、亲、子代等）关系，而对于小孩入学、学习用的电脑购置等会更多参考子女意见。
霞：我们家一共六个人，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们都读了大学。谁说话最管用？我爸爸。我虽是老大，学历也最高，但在家的时间比较少。大事的话，我们家很多事都是一起商量的。我爸很多事会问我。我大弟弟很有主见啊，他的主意也经常被采纳。
我：什么算是大事？决定权在谁手里？
霞：比如说，我小弟弟高中毕业，是留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还是出国留学这个问题，就是大事。像这样的大事，决定权当然在我父母啦，主要是我爸爸。
我：你小弟弟现在是海外学子？
霞：不是，后来我大弟弟的意见更符合父亲的胃口，被采纳了。留在国内上大学。我和妹妹倾向于让他去日本。结果没去成，主要是父亲考虑到小弟弟还不成熟，在外面怕他照顾不好自己。小弟弟自己也不是很坚定要出去。然后父亲跟我说，等我毕业了，看到时候再让我小弟弟去。因为出国很复杂，需要一大笔钱，这笔钱我们家有。但是同时还需要银行里存更大一笔，或者是有什么抵押。等我工作了，我的工作单位可以作为一个担保。
（2010年5月QQ聊天记录。访谈对象为与笔者联系较多的一名学生）
这个案例涉及与子女高度相关的家庭大事，在“小弟弟不是很坚定”的情况下，“符合父亲胃口”的意见被最终采纳。案例中可以看到，父亲是把关人，权威依旧，只是封建式家长制的绝对权威被动摇了，增加了民主的成分。
4.在亲子共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反哺有什么新特征：非对抗性代替激烈冲突，民主意识增强
玛格丽特·米德描述过：前喻社会中不一定那么平静。在某些社会中，每一代都有造反的可能，蔑视老人所表达的愿望，从上一代手中夺权（米德,1988:34）。青年毛泽东曾在家庭冲突中对父亲以死威胁，最终使得生活在乡土社会的父亲反省自身。《生育制度》中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旧文化交锋引发的亲子两代激烈冲突（费孝通, 1981:117）。那时的亲子互动似乎总表现为一种“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地位争夺。以往的研究往往有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即社会变迁影响子代，子代反哺亲代。笔者发现，当今的社会变迁不仅影响子代，也影响亲代，亲代并不希望自己成为他人包括子代眼中的“老古董”，他们也玩弄起了电脑、手机，即使爷爷辈的人对于自己的孙辈自由恋爱，在未经家长同意带BF或GF回家也并不表示反对。改变以后的亲代也更能够接受子代的文化反哺。正如涂尔干看到了在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工业化过程中，代沟问题也潜藏着社会进步的意义，“要孕育社会生活的新事物,仅让年轻一代获得出生的权力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能够不过多地重蹈前人之覆辙”(Durkheim,1933)。
呵，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1980年，高中毕业，刚刚打开国门呀！好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进来了。那个时候，我在街上烫了个大波浪头，上面穿着花衬衣，下面穿着喇叭裤。在回家的十几里路上，乡亲们一起围过来，一路上盯着，像看一只猴子在演把戏一样的。我舅舅还说，你看看他，这不是流氓是什么，这不是阿飞是什么？天哪，你也知道，口水都会淹死人哪。那个时候只有十六七岁，哪里受得了这个气。所以，现在看到小孩子有些什么奇怪的想法和举动呢，要理解他们，有什么好的东西，也可以跟着玩玩。（2009年10月田野笔记，访谈对象是一位两名大学生的父亲）
前面谈到的那位大学副校长也表示：“我做过二十几年的大学生管理工作，以前的思路是：学生是要管的，他们还没有长大，不知道自己将来需要什么。如果他们不听话，我可以用强制力。后来，随着自己小孩年纪越长越大，发现不对劲了，很听话的小孩开始不听我的了，好几次还狠狠地摔书本，扔手机，还跑出去早恋。这下我们急了。自己的小孩朝夕相处，用强制手段是管不住了，我和他妈妈就耐着性子和他沟通，做了一定的妥协。嘿，别说，还挺管用，他开始又听我们的话了，还知道体贴我们，说，爸爸，这道菜不错，你尝尝，（插话：他以前不叫你们吃菜吗？）以前理也不理你，只顾埋头苦吃。后来，他的一些见闻和想法也开始和我们主动交流了。比如，户外运动、流行音乐、街舞……”（2008年11月田野笔记）
改革开放后，虽然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入WTO等事件，但这些事件仍然是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是“经济时代”的事件。当代大学生从小在民主、平等的环境中成长，善于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冲突、问题；而且，今天的大学生父母，他们的青少年生活在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之初，相对而言，他们与今天的大学生生长的时代背景相差并不太大，他们虽然在青春年华里曾经和自己的父母激烈地“对抗”过，但现在又和自己的子女一起亲密接触全球化和现代生活。现代社会的亲代相较于自己的长辈更能与时俱进，更能体会子代的处境，也更能意识到青年的积极作用④，遇到亲子冲突时也会反省自己。当前大学生子代与亲代的互动中，解决冲突时，采取激烈的、对抗的、敌对的方式非常之少，而代之温和的、理性的和非对抗的方式⑤。父母认为：“都是一家人，血总浓于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子女认为：“父母养育我们也不容易，他们一下子不懂，也不能太急，得慢慢来。”在与父母观点有冲突，觉得父母不对时，往往也会给父母保留面子，以让父母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5.大学生作为特殊子代对文化反哺有何影响：身份和专业训练带来文化反哺优势
在问卷调查中，有一道题为：“和入学前比，父母是否更能接受你的意见？”162人（超过60%）选择“比以前更能接受”选项，选择“和以前一样”的不足四成。访谈发现，一般家庭气氛较和谐、民主的家庭，父母向来能听取子女的合理建议，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差别。选择“父母比以前更不能接受我的意见”的几个特例中有的属于家庭气氛一直不太民主，有些家长把子女永远当作“小孩子”，“长不大”，有的担心“宝贝”女儿远离家庭后会“变坏”。湖南长沙市一位央企提前退休女职工，丈夫依然每天忙于工作，一直在身边的独生儿子前往上海攻读硕士研究生。这位只有高中文凭和只有炒股这一唯一业余爱好的“空巢”妈妈每天关注儿子所在大学的网站新闻，总是比儿子更先知道儿子大学英语四六级的考试成绩，一面为自己的儿子有出息感到自豪，一面又担心儿子在外不会照顾自己，常常通过打电话或发短信或QQ聊天等形式告诉儿子学校有什么新动向了，要注意这要注意那，甚至学会了帮儿子填写出国留学申请表。这位同学虽不堪其扰但也只得表示理解并“顺着她”。
虽然不能排除随着年龄的增长（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大学生所在年级/年龄与文化反哺相关性不显著），子代的社会阅历和认知能力提升也会导致文化反哺能力的增强，但访谈中，大部分家长比以前更能接受子女的意见，更直接的原因是子女身份地位的改变。在很多人眼里，在同辈群体中，大学生具有相对较高的身份地位。对于学生来说，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是忐忑不安的，从邮差手里接过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一人类学意义的“仪式”似乎标志着自己进入了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阶层，农村学生意味着可以“洗脚上岸”了，城里学生标志着将来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了，长辈们觉得子女有出息了，家庭有“光”了。父母面对地位陡升的子女，比以前更愿意“高看一眼”，尤其是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不高的父母更是认为“大学生肯定看得比我们更远，知道的东西更多”。
一位大学毕业多年的老师回忆：十多年前（1994年）刚刚拿到某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村子里的老人们凑在一块议论谁家的孩子更有“本事”，经过一番比较，筛选出两个最有“本事”的人，一个是大我五岁初中毕业后开始在广州打工创业八年积累了十万财富的“村中首富”，另一个是我。最后，硬要在剩下的两人中决一雌雄，结果是我——一位尚未谙世事不仅身无分文并急需一笔资金去求学的学生——“高票”当选为“最有本事的人”，理由是“他毕竟是大学生呀”。和长辈、大伙儿一起议论事情时；只要我和他在一起，我的话语权就远远大于他。当我不在场时，他的话语权又要大于其他人。（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
高等教育连年扩招，大学生数量增长了很多，但一些边远农村要出一个大学生依然不容易。一位农村父亲谈起刚刚考取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儿子时说：“算起来，村里有二十多年没有出过正规大学生了，以前有一个，（可）那是工农兵（大学生），我儿子考上了大学，可以说是为我们争了光，为我们家族也争了光哦，（他）以后就有出息了，不再像我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玩泥巴寻食。他是穿皮鞋的人了。”这位大学生认为，其实自己也并没有比高中时懂得太多，甚至认为自己层次太低了（只是个专科生），只是比以前更有信心了，毕竟是个大学生，家里人（也指村里人）会把自己当回事了，再说好歹也给父母挣了点脸面。也有研究表明，不少没有文凭和学历的富翁总是想方设法让子女去读大学以取得“功名”而不要走自己的经商路。（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专业教育和训练在文化反哺中能得到较好体现，在和父母交流、相处时，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2006年，笔者在一所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十多天工作中，发现这些学生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缝制的，并把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亲戚的衣服也一并“承包”了。“自己做衣服便宜，更重要的是可以按自己的意图来设计，家里人很高兴的，他们觉得我们很会搭配，眼光很好，我们做什么他们就穿什么，很有成就感，他们也很骄傲。”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二天中午，虽相处于一市但久未重逢的三名四十多岁的厅级干部相约于南昌某著名餐厅相谈甚欢，不知不觉谈起了子女，其中一位说：“我女儿自从进入师范大学读美术专业后，呵呵，就开始指挥起我来了，每次出门都要安排我穿这个衣服，穿那个裤子，又穿那双鞋子，不过呢，发现还不错，按她的指示办还很得体。”（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
小时候，我挺可怜的。大人老是打我、骂我，好像我老是做错事，他们还说是为我好才打我。进入大学（教育管理专业）后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知道打骂子女是最不应该的，应该以教育为主。儿童也是人。大一暑假时回到家里，发现他们依然用老办法来对付孙子孙女，粗暴得很，不会动脑筋。比如，我那个侄女，刚刚学拿筷子，还不太熟练，有的时候也直接把手伸到菜碗里去抓菜，虽然手是有点脏兮兮的，但也挺可爱。谁知，我父亲拿起筷子就敲她的手指，还说，是哪只手抓的就打哪只手，看你还敢不敢这样了。小朋友哇哇直哭。还是我好言表扬了小朋友几句才止住了泪水，告诉他们（父母）教小朋友要以表扬鼓励为主，表扬他们做对了的事情，忽略他们做错了的事情。我后来，又如法炮制，把几个吃饭不认真，每餐饭要吃一两个小时的侄子侄女也训练成了半个小时内吃完饭。这些小朋友都很听我的话了，成我的小尾巴了。嘿嘿，爸爸妈妈也惊讶我这个连婚都没有结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竟然把那些调皮捣蛋管得服服帖帖。后来，他们管孙辈时也改进了不少。（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
下表是根据调查问卷制作的，可以看出大学生子代所学的专业对父母的帮助程度的比较，其中帮助最多的是法学、农学、艺术等专业，排名靠后的是数理化、工学类专业。问卷只是由少数人设计，虽也经试测和请教专家，发放时虽征得了答卷者同意但没有严格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存在诸多弊端，如有的专业学生数过少，甚至医学、教育学专业学生在无意中没有被纳入，但这个结果也能有所发现，即专业与生活关联度会影响文化反哺。比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一代比一代强，而且法律与生活更贴近，法律知识更加具有应用性，因此，法学专业的学子对父母的帮助程度排在前列；而如数理化等专业，非通讯计算机类的工学专业与日常生活相关性较小，因此排列靠后。访谈中也发现，如果父母所从事职业与子女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话，子女对于父母的帮助也能较好地体现出专业优势。不少水利战线的父母把子女送入笔者工作过的一所水利院校学习，其中不少学生表示，“把在专业课上听老师讲的一些前沿知识卖弄给父母时，往往使父母觉得自己很有学问”。这些“老水利”们也觉得“送儿女去水利院校学习是送对了，我们也可趁机更新一下知识”。
四、结语
关于“代沟”，似乎谁都能发表几句议论，而玛格丽特·米德却在整个人类文化史的考察中指出，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不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归咎于生物学的差异，《文化与承诺》强调的是二战前后文化传递之间的基本差异，也即强调文化传承中的断裂性，其前提预设为“重要事件划分两代人”和“技术决定论”。笔者不否认重要历史事件能够划分出前后两代人，技术的巨大变革如蒸汽机使工业革命一往无前，但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后中国的现实也表明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的扩散、网络共同体的出现并没有使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产生太多障碍，技术的发展反而能够成为双方沟通的利器。这也许是因为改革开放是本研究中亲子二代共同的生活背景所致。子代以一种现代化的、民主的方式尊敬亲代，既表达了自我，也维护了亲代，而不是热衷于夺权。他们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竞争，亲代在经过改革开放之初的不适应之后也投入了时代的潮流，有意无意地从子代那里学习些什么。这种状况的出现也许应了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修订版“作者序”中的那句话：“我对本书的1970年版又细细重读，想搞清哪些论述能准确地表达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东西，哪些论述已经过时；这使我憬然而悟，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而我自己从1968年以来的认识的变化也是如此之大（米德,1988:3）。”
打开国门后的今天，前喻文化独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文化反哺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后喻文化并没有取代传统的正向社会化模式而成为压倒性的主流文化类型。在社会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亲子二代文化传递并未断裂，也并非呈现亲传子或子传亲的线性模式，而是呈现出网状结构，文化和信息的来源以及传递途径多种多样，过去和传统依然以一种“自组织”的形式顽强传承，当今中国处于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并存的时代，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或生态性模式正在呈现。
本文考察的是家庭文化，大学生家庭中的亲子互动，属于非官方的平民文化建设，其指导思想不是来自于经典文献，而是来自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道理。在亲子互动中，相对于文化经典而言，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哲理对家庭文化建设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持久。我们时常能听到：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功利至上，物欲横流，诚信缺失，没有灵魂的技术日益发展，等等。面对诸如此类的抱怨，我们在重建社会主体文化中，也许可以在家庭文化的“无意识”建设中得到些许借鉴，将流传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精髓发扬并传承。诚如，玛格丽特·米德在“憬然而悟”之后写道：“对未来的希望也必须加以平衡，必须植根于过去的回忆。如果没有这种深深的根，那么无论这株植物开的花有多么美丽，它也会在第一次干旱中枯萎”（米德,1988:134）。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参考文献
董凌.农民工家庭文化反哺的行动解析[D],南京航空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 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费孝通.生育制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龚界文，胡静．“反向社会化”与“文化反哺”现象研究述要[J]．青年探索，2004（5）.
[英]吉登斯,安东尼.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卢晶晶.文化反哺：转型期农村家庭中的亲子传承 [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美]玛格丽特·米德.代沟[M].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苏颂兴.当今世界青年研究的若干趋势[J],青年研究,2000 (1).
王培刚.进城农民工家庭中文化反哺的基本内容和社会成因[J],中国青年研究,2007(3).
杨立,郜健.网络传播时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调查与研究[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3):28-30,68．
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青年研究,1988(11):22-26.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0（2）：51-66.
Durkheim , E. 193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
Gorer,G.,1948 , the A merican People: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注释
①目前国内有两个体译本：1）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 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代沟[M]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周译本的原著为米德著的1970年版，而曾译本为1977年的修订版，比1970年版增加了四章内容，文字上增加了一倍左右的篇幅。两个译本三种基本文化类型的翻译有差别。广为流传的是周晓虹、周怡译的译法分别被译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而在曾胡译的则被译为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从字面顺序上看正好相反，但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本文主要参考曾译本，但使用核心概念时采用周译本。
②航行临界点指在长途航行时因所带燃料不足以返回原地而必须继续前进的地点。
③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与父母联系频率为60.8%的同学至少一周一次，两周一次的为23.8%，三四周一次的为13%左右，2%左右选择很少联系。
④问卷调查中，对于“父母对你的帮助是否满意”以“你是否乐意教父母”两个问题，肯定回答都在97%。
⑤问卷调查中，86.6%的大学生在“父母发生矛盾时”会主动调和。
1.现有研究
对青少年“反向社会化”（文化反哺）的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西方对“反向社会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早期更多的将视线聚焦在“正向社会化”上，涂尔干就是从正向社会化的角度首先提出了社会化的概念。二战后的西方，急速的社会变迁对传统的文化传承方式发起了挑战。在变迁的社会中，面临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亲代逐渐丧失了以往的权威，杰弗里·戈诺注意到由于迁徙到新的环境中去，美国的亲代丧失了欧洲的亲代所具有的权威性，常常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G. Gorer ,1948 ,Chapter l and 2)。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才意识到社会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1968年，贝尔撰写《再释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一文，提出儿童与家长关系的“双向模式”，该文被公认是研究反向社会化问题的开山之作。查尔斯·赖克在《美国的返青》一书中充分肯定了新时代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教化作用，指出：青年用自己的方式对文化断裂中新发生的现象首先作出反应，且形成一种和他们父辈不同的意识，即“第三意识”；并预言，随着第三意识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美国将经历一次普遍的返青（龚界文、胡静．2004）。最著名的研究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著的《文化与承诺》（Culture and Commitment,又译《代沟》）一书。作者通过对二战前后两代人生活环境、文化观念差异的分析比较，阐明了代沟形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划分了三种文化类型（米德，1988:20）：前喻（postfigurative）文化、并喻（cofigurative）文化、后喻（prefigurative）文化。前喻文化类型指“未来重复过去”，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指“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年轻人乃至成年人不是向老一辈人学习，而是向同辈人学习；后喻文化类型是指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通过对三种文化模式尤其是后喻文化模式的深入分析，玛格丽特·米德论证了在急速的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下，新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与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文化变迁相契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反向社会化”，米德的著作译介到国内①，并将第三种文化类型（后喻文化）所呈现的行为称作“文化反哺”（周晓虹，1988）。周晓虹通过对家庭内部亲代和子代之间的质性研究，证实了在一个社会急剧变迁的年代亲子之间文化反哺的广泛存在，对文化反哺的内容和范围、原因、意义进行了研究（周晓虹，2000）。此后，亦有一些实证研究沿着米德的思路证实了我国文化反哺的存在（杨立、郜键，2002；卢晶晶，2006；董凌，2007；王培刚，2007）。
2.理论检视
上述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认为：“代”是一个生物事实，更是社会事实（迪尔凯姆,1995：24），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后总会划分出两代人。玛格丽特·米德认为(米德,1988:73-7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起，“全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前喻文化时代——笔者注）”，虽然老人仍在掌权，但“我们已经越过了航行临界点②”。很明显，在米德眼中：二战原子弹的爆炸宣告了后喻社会已经来临，前喻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研究代沟问题的国内学者经常引用米德著作中的一句话——“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 这种观点的形成与二战后特别是1950、1960年全球性的青少年造反运动有关，似乎子代在经过千年压抑后终于喷发而出向亲代造反了。我国学者周晓虹等人眼中的重大事件为改革开放及其附属事件，认为“文化反哺”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周晓虹，2000）。如今，二战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已历三十多年，距离周晓虹上次的研究亦过去十年，从时间上看早已进入米德意义的“全新时代”。 本文并不否定前人研究的理论前提，但是，今天的中国，后喻文化时代是否真的来到，文化反哺有何新的特征，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另外，以往的研究隐藏着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即社会变迁影响子代，子代反哺亲代。这个分析模型一般地说是合理的，在这里，主要自变量是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导致子代在变化，而变化中的子代促成了文化反哺。然而，这个模型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即社会变迁不仅对子代产生影响，亦对亲代产生影响，文化反哺是双边行为。将亲代作为静态的不变常数或被动的接受者，在研究中只专注于“选择性”地观察子代对亲代的反哺行为，而忽视考察变化中的亲代在接受文化反哺时是否表现出与以往不一致之处，这显然是不完整的。因此，本研究将同时考察社会变迁对亲子二代的影响，将变迁中的亲子二代在沟通中所呈现的新特点作为研究重点。
二、研究思路与资料获得
本文选取当前中国大学生家庭亲子互动中的文化反哺为研究内容，意义有二。一为，当代大学生子代均为85后、90后，生且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其亲代虽不少出生于1976年（“文革”结束）以前，但大多成长于1976年以后，也即亲子二代基本经历着相似的社会变迁，其文化反哺与已有的研究发现（国内已有研究中的亲代几乎都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前）有何异同值得关注。二为，大学生，相对其他同辈群体来说，他们在高校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在未来社会分层中将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不久的将来他们也将组建家庭为人父母，因此亦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有意识地关注“大学生家庭中的文化反哺”始于2007年承担家庭教育类研究课题时。笔者长期在一所高校从事研究与管理工作，又以学生身份分别在南昌和上海两地攻读过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与大学生、学生管理人员、大学生家长等有着较广泛的接触，这些为笔者通过对大学生的日常观察、聊天与深度访谈、焦点团体访谈等获得经验资料提供了较佳的机会。也借2008、2009、2010年寒暑假时机到部分大学生家庭走访与观察，与大学生家长交流。本研究中采用问卷调查的目的，是发现大学生家庭中是否存在文化反哺现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与亲代状况、子代状况的相关性如何。因此，问卷设计中除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外，主要考察了亲子互动的主要内容，亲代（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所在地、家庭教养方式，子代的生活阅历（以年龄、年级为指标）、个性、所学专业等。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笔者指导学生于江西、浙江两地对9户大学生在家庭访谈的基础上设计了“大学生家庭的文化反哺调查问卷（大学生部分）”，以此为测量工具，在南昌6所本科高校的自修室、图书馆、食堂、校园主干道等场所进行了征得学生同意的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350份，收回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62份，其中本科生252份,研究生10份，男生121份，女生141份。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孰优孰劣，是研究者们长期争论的话题。定量研究者指责定性研究缺乏代表性，不能推广；定性研究者则指责定量研究缺乏研究深度，忽略了许多有意义的数据。本研究认为，研究方法是为研究问题服务的，结合使用多元的研究资料、研究者、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同一个问题,可以取得对所研究问题更全面深入的了解。笔者发现，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能够起到互补的作用。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法、参与观察法等，了解大学生家庭中文化反哺的大致情况，为定量研究中编制问卷作好先期的探索性理论准备。由于文化反哺现象和传统的教化方式截然不同，再加上研究对象可能会对文化反哺中的一些问题理解不同，所以对这种社会现象先进行定性分析比不进行定性的探索就直接开展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为主获取的资料可信度更高。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研究假设，对主要概念进行操作化编制出调查问卷，征求专家意见，试测、修订之后选取若干大学进行问卷调查。研究是无止境的，在定量研究中也会发现疑问，又可以在后续的质性研究中进一步留心“追问”，互相求证以达到合理解释。本着研究方法是为研究问题服务的这一原则，在接下来的“研究发现”中将不以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分别呈现，而以“问题”为归类来逐步呈现。
三、研究发现
1.文化反哺是否存在：再度确证
现有研究都报道了文化反哺存在的客观性。周晓虹发现，在亲子之间发生的“文化反哺”现象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从价值观的选择、生活态度的认定、社会行为模式的养成，直到对各种新器物的了解和使用，而在文化的表层（行为或器物层面）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即孩子的“话语权利”最突出的表现在对新器物的使用和对新潮流的了解上（周晓虹，2000）。其他人的研究也支持了周晓虹的发现，如杨立、郜键在对网络传播时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的调查中发现，文化反哺的内容涉及知识技能，也涉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杨立、郜键，2002）。卢晶晶把转型期农村家庭文化反哺的具体层面概括为：科学知识与现代观念、婚恋观念、消费行为与休闲娱乐。与周晓虹的发现不同的是，该研究认为转型期农村家庭的文化反哺特征表现为观念先于器物（卢晶晶，2007）。笔者的经验资料也发现，大学生家庭中文化反哺的内容和层面丰富多样，如衣着、饮食、电子产品等的使用与购买、人际关系与家庭纠纷处理、老人与小孩的看护、体育运动、休闲与兴趣爱好、消费观念、人生态度、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等(见表１)。在问卷调查中，100%的家庭存在文化反哺现象，超过六成的家长在电子产品选购、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会征询或参考子女的意见。
文化反哺现象的确证，在质性研究中也一直得到体现。在一次走访一位农村大学生时，他的两位五十多岁的邻居说：“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每次从学校回到家里，总是会给我们介绍很多社会新闻，特别是国家对农村的方针政策之类的。昨天还讲起了什么‘转基因’、‘塔利班’（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另一位女大学生表示：“爸爸得了重病，干不了地里的重活了，家里本来地又少，爸妈就把地租给别人，做起了菜贩子，贩到赣州菜市场去卖，做点小本生意。我今年暑假回去后就跟妈妈到菜场里卖菜。因为我妈妈在农村用惯了那种杆秤，一直不太会用那个电子秤，不是打错价格就是速度太慢，买菜的人老是抱怨，我就不一样，我动作比她快，称得又准，有些熟客直接就说，让你女儿称吧。而且，妈妈不会说普通话，有些顾客听不明白她的意思，影响了生意，后来妈妈干脆就把卖菜的活全交给我了，她只负责打打下手。我想，我只能假期帮帮她，就利用好几个晚上教会了她用电子秤了。妈妈也开始有了自信了（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一些城市大学生回到家里也开始考虑起家庭食谱的营养搭配是否合理，与父母探讨起“房地产、医疗改革”等社会热点问题，他们的观点往往使比自己多吃了二十几年饭的父母“一愣一愣”的，“为自己的子女长大了，比以前更有头脑而内心自豪”,觉得自己在与子女的交流中“受益匪浅”。
周晓虹的研究认为“文化反哺”现象在城市家庭以及居住在城市中的“移民”家庭中更为明显（周晓虹，2000）。这在笔者的问卷调查结果中似乎也得到体现，如“父母是否向你请教电脑方面知识”选项中，选择“会”的比重是：城市高于城镇，城镇又高于农村。但随后的质性研究表明，家庭所在地对文化反哺的程度没有太大影响，只是对于文化反哺的内容有着决定性影响。因为农村的父母一般以务农为业，其接触电脑的可能性不大，甚至大多数农村家庭中未配备电脑。城市家庭中的亲代在生活和工作中接触电脑的机率要高于城镇家庭的亲代，而城镇家庭又远高于农村。相反，如果从农业生产、农业政策、城市文化对亲代的影响为指标来考虑，则农村家庭的文化反哺又要明显高于城镇与城市家庭。
2.文化反哺在全球网络社会中有什么新特征：全球趋同，新技术成为有利条件，广度、深度、时效性都有很大提升
在《文化与承诺》中，玛格丽特·米德探讨发展一种世界性文化的可能，“我们具备与全球所有分散民族联系的手段，我们掌握了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各种理论武器。世界各民族共享一种世界性的、以技术手段传播的文化”（米德,1988:12）。世界范围的快速航空旅行和全球的电视卫星转播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共同体，地球上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马上或同时就能够传到其他地方的人群那里。它使人类的活动突破了时空界限,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吉登斯，1998:23）。米德还认为，世界共同体的出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全世界的青年反抗出现的首要新条件（米德,1988:70）。
今天的大学生处于全球化的信息文化包围之中,他们大多远离父母、远离家乡，但反哺的途径多种多样，种种现象表明，网络社会各种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未成为亲子沟通的障碍，反而成为了亲子交流的有利条件③。大学生除了寒暑假期回家以外，还有如平常电话聊天、手机短信、QQ视频与E-mail等，但传统的书信往来比过去少多了，这与电脑和手机等联络手段日益发展,通讯工具和网络设备不仅普及到了子代而且普及到了亲代有关。不少使用QQ聊天、视频语音聊天与父母沟通的学子认为，“这样比打电话写书信方便多了，电脑键盘上打字比手机键盘上打字快多了，还省了电话费、邮票钱，还能看到对方的样子（相貌），听到对方的声音。”每一个人都属于他的时代，不同时代出生成长的人会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当今，所有的大学生都使用着相同的Internet和Microsoft，他们穿同样的T 恤衫和牛仔裤, 看同样的影片, 在地球上不同的角落为麦克尔·杰克逊、山口百惠而倾倒。“耐克”、“皮尔·卡丹” 等名牌系列为他们所悉知和认同,“可口可乐”、“麦当劳”、 网络游戏为他们所钟情。全球化使他们消费着相同的消费品，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类似的生活方式自然促进了价值观的趋同，世界各地青少年的价值观差异正在缩小（苏颂兴，2000）。这表现在文化反哺上也日益明显，现代社会，大学生文化反哺呈现全球趋同之势。不少家长表示，“如果不是子女，自己根本不会去吃麦当劳、肯德基”。
一位爱好户外运动、热衷“始祖鸟”、“Northface”、“TOREAD”等世界名牌户外运动装备的大一新生给他当大学副校长的父亲写了一份书单。这位大学副校长有些感动地说：“我儿子说，你是21世纪的大学校长，应该看看这些书，我一看，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症候》等等，我看了看，挺感动的。这些书我买来看后确实不错。……其实他的这种在国外很流行的户外运动对我也是一种激励，这种运动一可以磨炼意志，二是培养独立精神，三是掌握生存技能。”（2008年11月田野笔记）
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对于亲代的反哺不仅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拓展，在时效性上也得到很大提升，借助现代化的技术与手段，对父辈的影响不再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内化过程，时空脱域使得亲子传承在短时间甚至即时完成。玛格丽特·米德指出，在没有书面语言和历史文献的情况下，新观念会迅速被旧观念吞没。老年人有对文化进行修改的权力，他们把这种神秘化的、否定变化的文化传给年轻人（米德,1988:36）。网络社会背景下，信息传播不再呈线性模式，而呈“网状”结构，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借助于以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为代表的途径，几乎所有信息都能瞬间传播并弥散，最为流行、时髦、前卫的理念和知识还没有来得及被“遮蔽”或“收编”就已经扩散开来了。
3.文化反哺是否真的让传统远去：传统依然在文化反哺中延续，与传统教化相比，反哺在程度和方式上体现出不对等性
玛格丽特·米德认定二战的原子弹爆炸使后喻社会兴起而前喻社会不再。这种观点的形成可能受二战后特别是1950、1960年代全球性的青少年造反运动有关。一段时间，国内一些媒体感叹“世风日下”，为吸引眼球而对分化社会中的极端事件捕风捉影，然后为80后、90后贴上标签：垮掉的一代。其实，中华民族虽经历了百年巨变，一次次地革命性巨变在集体记忆中打下了深刻烙印，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其中的精髓都处于无意识状态，正是这种叫不上名字的、难以言状的民族文化的前喻方面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因此，全球化和在地化发生了勾连，传统依然在文化反哺中延续。
当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大学生们聚集于天安门广场为死难者悼念后，迟迟不愿离去，声嘶力竭地呐喊：“中国加油！”、“涛哥挺住！”这一场景震撼了电视机前的男女老少。当大学生自发到南昌市八一广场迎接奥运圣火，秩序井然，离去后宽阔的广场未留下一张纸片，辅导员们说：“希望我们的媒体能睁开眼睛看看，然后闭上他们的嘴巴”， “他们是爱国的”，“我们的大学生是可爱的，只是有的时候情绪激动了一点而已”。的确，今天的大学生依然沐浴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感恩、和为贵等思想。农村有种观念就是觉得父母对子女有恩，家长教训小孩的时候经常会一边打一边骂：“我辛辛苦苦把你生下来，把你拉扯大，你竟然恩将仇报，敢不听父母的话了”。这种现象今天也不时可见。不少农村家长对即将上大学的儿女说：“到了城里不能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千万不能忘本”。如果是女生还会特别叮嘱：“不要学坏了，不要乱交男朋友，更不能乱搞两性关系”。包括城市家长在内的父母除了教育子女要学会独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外，不忘教育他们：“考上了大学不等于进了保险箱，要认真学习，读好了书才能有好的前程”。这种教育在子代看来虽有些啰嗦，但给子代的心灵埋下了善良种子。
笔者在上海攻读博士期间时，联系上了一位从1984年就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打工创业已经成为私营业主的亲戚。相约在他一位上海老友家，他老友子女不在家，夫妇在厨房烧菜，我们二人在客厅滔滔不绝于过往经历。突然谈起上海的啃老族，私营业主亲戚用家乡话激动地说：“我非常痛恨上海那些啃老族！你看他家吧（用夹着烟的手指点着厨房，烟灰随着激动的手指掉落在地板上），他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都三十岁上下了，大学毕业都有不错的工作，天天晚上、周末都回到老人家里吃住，一点事也不做，饭菜老人家煮，衣服也让妈妈洗，一年下来也不交给老人家一分钱伙食费，还不时地向老人家要钱，老人家也是的，不仅不教育教育他们，还给他们买房子、车子。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子女可耻，父母可怜。你知道我吧，上次我老爸老妈来上海住了一个月，回去的时候，我用红包包了1000块钱交给我女儿（上海某高职学院学生），让她交到爷爷奶奶手上，让爷爷奶奶买点什么保健品，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我的目的就是教育子女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否则还不如我自己把钱交给他们还要绕个弯做什么呢？我现在每个月都还要寄点钱给老人家呀。”（2009年10月田野笔记）
教育学把文化反哺看作是广义的教育活动，是因为它和传统的、狭义的教育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的教育活动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大学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但他们在文化反哺中，并没有完整的方法构架、途径设计、手段选择、固定的组织形式。大多体现在日常的沟通与交流，对话与互动，活动中的相互借鉴与影响。从前文也可看出，大学生的文化反哺，其内容主要集中于现代文化。大学生家庭中的文化反哺在方式上和程度上与传统教化相比仍然体现出不对等性。
“羊羔跪乳，乌鸦反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传说。然而，一位家庭教育专家（其子也为大学生）甚至不能接受“文化反哺”这一概念：“‘反哺’这个词用的太重了，太夸张了。‘乌鸦反哺’是因为长辈年老体衰，不能觅食或者双目失明飞不动的时候，它的子女才去反哺。而我们的亲代还没有悲惨到这个地步，大多数人都能跟上时代，不比子代差，甚至不少地方，子代仍然需要亲代的教育和帮助。子代对亲代的影响并非压倒性的。”最后，他总结性地说“子代和亲代，究竟谁‘哺’谁，关键是看谁的文化更先进。”（2010年3月田野笔记）
不少大学生向笔者报告这样的经历：放假回家前，我喜欢买一些特色小吃回家给父母尝尝。父母一面嘴角带笑地说着“花去了钱”，一会儿向邻居说着“子女长大了，心里会想着父母了”。也有不少人将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的大部分或小部分通过买衣物、食物或现金来孝敬父母。笔者的参与观察中，不少农村籍大学生回家后便脱下校服换上农家衣服，有的陪父母聊聊天，有的下地干活。吃饭时，长辈坐首席，祖父母没上桌子女就不动筷子，沿袭着古老的习俗。还有学生报告，看到父母捡起掉在饭桌上的饭粒吃掉时，心里感触良多。学生本人除了复习功课外，日常家务和劳动听从父母安排，外出走亲访友向父母请示，城里的父母还不忘叮嘱：“晚上十点前要回家”。父母比子女毕竟年长得多，相对而言经历的世面要多，见识的人面要广。面临实习或就业时，父母的人脉便派上了用场。没有人脉的父母往往教育子女：“我们没本事，你要自己去闯”。面对子女口口声声谈到“公平、正义、民主、平等”等现代观念，成熟的父母往往劝诫子女要到社会第一线去摸爬滚打。一些大学毕业生报告：“以前常常与父母格格不入，觉得他们落伍了，现在想来，他们很多经验、办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至于家庭中的大事决定权，得视“大事”与子女的关联程度而定。如家庭中的人情消费、请客送礼，“这是大人的事情，不会让他们知晓”，对于购房、耐用消费品的添置，则由父母把关，照顾多边（祖、亲、子代等）关系，而对于小孩入学、学习用的电脑购置等会更多参考子女意见。
霞：我们家一共六个人，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们都读了大学。谁说话最管用？我爸爸。我虽是老大，学历也最高，但在家的时间比较少。大事的话，我们家很多事都是一起商量的。我爸很多事会问我。我大弟弟很有主见啊，他的主意也经常被采纳。
我：什么算是大事？决定权在谁手里？
霞：比如说，我小弟弟高中毕业，是留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还是出国留学这个问题，就是大事。像这样的大事，决定权当然在我父母啦，主要是我爸爸。
我：你小弟弟现在是海外学子？
霞：不是，后来我大弟弟的意见更符合父亲的胃口，被采纳了。留在国内上大学。我和妹妹倾向于让他去日本。结果没去成，主要是父亲考虑到小弟弟还不成熟，在外面怕他照顾不好自己。小弟弟自己也不是很坚定要出去。然后父亲跟我说，等我毕业了，看到时候再让我小弟弟去。因为出国很复杂，需要一大笔钱，这笔钱我们家有。但是同时还需要银行里存更大一笔，或者是有什么抵押。等我工作了，我的工作单位可以作为一个担保。
（2010年5月QQ聊天记录。访谈对象为与笔者联系较多的一名学生）
这个案例涉及与子女高度相关的家庭大事，在“小弟弟不是很坚定”的情况下，“符合父亲胃口”的意见被最终采纳。案例中可以看到，父亲是把关人，权威依旧，只是封建式家长制的绝对权威被动摇了，增加了民主的成分。
4.在亲子共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反哺有什么新特征：非对抗性代替激烈冲突，民主意识增强
玛格丽特·米德描述过：前喻社会中不一定那么平静。在某些社会中，每一代都有造反的可能，蔑视老人所表达的愿望，从上一代手中夺权（米德,1988:34）。青年毛泽东曾在家庭冲突中对父亲以死威胁，最终使得生活在乡土社会的父亲反省自身。《生育制度》中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旧文化交锋引发的亲子两代激烈冲突（费孝通, 1981:117）。那时的亲子互动似乎总表现为一种“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地位争夺。以往的研究往往有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即社会变迁影响子代，子代反哺亲代。笔者发现，当今的社会变迁不仅影响子代，也影响亲代，亲代并不希望自己成为他人包括子代眼中的“老古董”，他们也玩弄起了电脑、手机，即使爷爷辈的人对于自己的孙辈自由恋爱，在未经家长同意带BF或GF回家也并不表示反对。改变以后的亲代也更能够接受子代的文化反哺。正如涂尔干看到了在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工业化过程中，代沟问题也潜藏着社会进步的意义，“要孕育社会生活的新事物,仅让年轻一代获得出生的权力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能够不过多地重蹈前人之覆辙”(Durkheim,1933)。
呵，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1980年，高中毕业，刚刚打开国门呀！好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进来了。那个时候，我在街上烫了个大波浪头，上面穿着花衬衣，下面穿着喇叭裤。在回家的十几里路上，乡亲们一起围过来，一路上盯着，像看一只猴子在演把戏一样的。我舅舅还说，你看看他，这不是流氓是什么，这不是阿飞是什么？天哪，你也知道，口水都会淹死人哪。那个时候只有十六七岁，哪里受得了这个气。所以，现在看到小孩子有些什么奇怪的想法和举动呢，要理解他们，有什么好的东西，也可以跟着玩玩。（2009年10月田野笔记，访谈对象是一位两名大学生的父亲）
前面谈到的那位大学副校长也表示：“我做过二十几年的大学生管理工作，以前的思路是：学生是要管的，他们还没有长大，不知道自己将来需要什么。如果他们不听话，我可以用强制力。后来，随着自己小孩年纪越长越大，发现不对劲了，很听话的小孩开始不听我的了，好几次还狠狠地摔书本，扔手机，还跑出去早恋。这下我们急了。自己的小孩朝夕相处，用强制手段是管不住了，我和他妈妈就耐着性子和他沟通，做了一定的妥协。嘿，别说，还挺管用，他开始又听我们的话了，还知道体贴我们，说，爸爸，这道菜不错，你尝尝，（插话：他以前不叫你们吃菜吗？）以前理也不理你，只顾埋头苦吃。后来，他的一些见闻和想法也开始和我们主动交流了。比如，户外运动、流行音乐、街舞……”（2008年11月田野笔记）
改革开放后，虽然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入WTO等事件，但这些事件仍然是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是“经济时代”的事件。当代大学生从小在民主、平等的环境中成长，善于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冲突、问题；而且，今天的大学生父母，他们的青少年生活在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之初，相对而言，他们与今天的大学生生长的时代背景相差并不太大，他们虽然在青春年华里曾经和自己的父母激烈地“对抗”过，但现在又和自己的子女一起亲密接触全球化和现代生活。现代社会的亲代相较于自己的长辈更能与时俱进，更能体会子代的处境，也更能意识到青年的积极作用④，遇到亲子冲突时也会反省自己。当前大学生子代与亲代的互动中，解决冲突时，采取激烈的、对抗的、敌对的方式非常之少，而代之温和的、理性的和非对抗的方式⑤。父母认为：“都是一家人，血总浓于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子女认为：“父母养育我们也不容易，他们一下子不懂，也不能太急，得慢慢来。”在与父母观点有冲突，觉得父母不对时，往往也会给父母保留面子，以让父母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5.大学生作为特殊子代对文化反哺有何影响：身份和专业训练带来文化反哺优势
在问卷调查中，有一道题为：“和入学前比，父母是否更能接受你的意见？”162人（超过60%）选择“比以前更能接受”选项，选择“和以前一样”的不足四成。访谈发现，一般家庭气氛较和谐、民主的家庭，父母向来能听取子女的合理建议，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差别。选择“父母比以前更不能接受我的意见”的几个特例中有的属于家庭气氛一直不太民主，有些家长把子女永远当作“小孩子”，“长不大”，有的担心“宝贝”女儿远离家庭后会“变坏”。湖南长沙市一位央企提前退休女职工，丈夫依然每天忙于工作，一直在身边的独生儿子前往上海攻读硕士研究生。这位只有高中文凭和只有炒股这一唯一业余爱好的“空巢”妈妈每天关注儿子所在大学的网站新闻，总是比儿子更先知道儿子大学英语四六级的考试成绩，一面为自己的儿子有出息感到自豪，一面又担心儿子在外不会照顾自己，常常通过打电话或发短信或QQ聊天等形式告诉儿子学校有什么新动向了，要注意这要注意那，甚至学会了帮儿子填写出国留学申请表。这位同学虽不堪其扰但也只得表示理解并“顺着她”。
虽然不能排除随着年龄的增长（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大学生所在年级/年龄与文化反哺相关性不显著），子代的社会阅历和认知能力提升也会导致文化反哺能力的增强，但访谈中，大部分家长比以前更能接受子女的意见，更直接的原因是子女身份地位的改变。在很多人眼里，在同辈群体中，大学生具有相对较高的身份地位。对于学生来说，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是忐忑不安的，从邮差手里接过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一人类学意义的“仪式”似乎标志着自己进入了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阶层，农村学生意味着可以“洗脚上岸”了，城里学生标志着将来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了，长辈们觉得子女有出息了，家庭有“光”了。父母面对地位陡升的子女，比以前更愿意“高看一眼”，尤其是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不高的父母更是认为“大学生肯定看得比我们更远，知道的东西更多”。
一位大学毕业多年的老师回忆：十多年前（1994年）刚刚拿到某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村子里的老人们凑在一块议论谁家的孩子更有“本事”，经过一番比较，筛选出两个最有“本事”的人，一个是大我五岁初中毕业后开始在广州打工创业八年积累了十万财富的“村中首富”，另一个是我。最后，硬要在剩下的两人中决一雌雄，结果是我——一位尚未谙世事不仅身无分文并急需一笔资金去求学的学生——“高票”当选为“最有本事的人”，理由是“他毕竟是大学生呀”。和长辈、大伙儿一起议论事情时；只要我和他在一起，我的话语权就远远大于他。当我不在场时，他的话语权又要大于其他人。（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
高等教育连年扩招，大学生数量增长了很多，但一些边远农村要出一个大学生依然不容易。一位农村父亲谈起刚刚考取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儿子时说：“算起来，村里有二十多年没有出过正规大学生了，以前有一个，（可）那是工农兵（大学生），我儿子考上了大学，可以说是为我们争了光，为我们家族也争了光哦，（他）以后就有出息了，不再像我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玩泥巴寻食。他是穿皮鞋的人了。”这位大学生认为，其实自己也并没有比高中时懂得太多，甚至认为自己层次太低了（只是个专科生），只是比以前更有信心了，毕竟是个大学生，家里人（也指村里人）会把自己当回事了，再说好歹也给父母挣了点脸面。也有研究表明，不少没有文凭和学历的富翁总是想方设法让子女去读大学以取得“功名”而不要走自己的经商路。（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专业教育和训练在文化反哺中能得到较好体现，在和父母交流、相处时，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2006年，笔者在一所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十多天工作中，发现这些学生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缝制的，并把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亲戚的衣服也一并“承包”了。“自己做衣服便宜，更重要的是可以按自己的意图来设计，家里人很高兴的，他们觉得我们很会搭配，眼光很好，我们做什么他们就穿什么，很有成就感，他们也很骄傲。”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二天中午，虽相处于一市但久未重逢的三名四十多岁的厅级干部相约于南昌某著名餐厅相谈甚欢，不知不觉谈起了子女，其中一位说：“我女儿自从进入师范大学读美术专业后，呵呵，就开始指挥起我来了，每次出门都要安排我穿这个衣服，穿那个裤子，又穿那双鞋子，不过呢，发现还不错，按她的指示办还很得体。”（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
小时候，我挺可怜的。大人老是打我、骂我，好像我老是做错事，他们还说是为我好才打我。进入大学（教育管理专业）后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知道打骂子女是最不应该的，应该以教育为主。儿童也是人。大一暑假时回到家里，发现他们依然用老办法来对付孙子孙女，粗暴得很，不会动脑筋。比如，我那个侄女，刚刚学拿筷子，还不太熟练，有的时候也直接把手伸到菜碗里去抓菜，虽然手是有点脏兮兮的，但也挺可爱。谁知，我父亲拿起筷子就敲她的手指，还说，是哪只手抓的就打哪只手，看你还敢不敢这样了。小朋友哇哇直哭。还是我好言表扬了小朋友几句才止住了泪水，告诉他们（父母）教小朋友要以表扬鼓励为主，表扬他们做对了的事情，忽略他们做错了的事情。我后来，又如法炮制，把几个吃饭不认真，每餐饭要吃一两个小时的侄子侄女也训练成了半个小时内吃完饭。这些小朋友都很听我的话了，成我的小尾巴了。嘿嘿，爸爸妈妈也惊讶我这个连婚都没有结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竟然把那些调皮捣蛋管得服服帖帖。后来，他们管孙辈时也改进了不少。（2008年暑假田野笔记）
下表是根据调查问卷制作的，可以看出大学生子代所学的专业对父母的帮助程度的比较，其中帮助最多的是法学、农学、艺术等专业，排名靠后的是数理化、工学类专业。问卷只是由少数人设计，虽也经试测和请教专家，发放时虽征得了答卷者同意但没有严格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存在诸多弊端，如有的专业学生数过少，甚至医学、教育学专业学生在无意中没有被纳入，但这个结果也能有所发现，即专业与生活关联度会影响文化反哺。比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一代比一代强，而且法律与生活更贴近，法律知识更加具有应用性，因此，法学专业的学子对父母的帮助程度排在前列；而如数理化等专业，非通讯计算机类的工学专业与日常生活相关性较小，因此排列靠后。访谈中也发现，如果父母所从事职业与子女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话，子女对于父母的帮助也能较好地体现出专业优势。不少水利战线的父母把子女送入笔者工作过的一所水利院校学习，其中不少学生表示，“把在专业课上听老师讲的一些前沿知识卖弄给父母时，往往使父母觉得自己很有学问”。这些“老水利”们也觉得“送儿女去水利院校学习是送对了，我们也可趁机更新一下知识”。
四、结语
关于“代沟”，似乎谁都能发表几句议论，而玛格丽特·米德却在整个人类文化史的考察中指出，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不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归咎于生物学的差异，《文化与承诺》强调的是二战前后文化传递之间的基本差异，也即强调文化传承中的断裂性，其前提预设为“重要事件划分两代人”和“技术决定论”。笔者不否认重要历史事件能够划分出前后两代人，技术的巨大变革如蒸汽机使工业革命一往无前，但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后中国的现实也表明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的扩散、网络共同体的出现并没有使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产生太多障碍，技术的发展反而能够成为双方沟通的利器。这也许是因为改革开放是本研究中亲子二代共同的生活背景所致。子代以一种现代化的、民主的方式尊敬亲代，既表达了自我，也维护了亲代，而不是热衷于夺权。他们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竞争，亲代在经过改革开放之初的不适应之后也投入了时代的潮流，有意无意地从子代那里学习些什么。这种状况的出现也许应了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修订版“作者序”中的那句话：“我对本书的1970年版又细细重读，想搞清哪些论述能准确地表达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东西，哪些论述已经过时；这使我憬然而悟，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而我自己从1968年以来的认识的变化也是如此之大（米德,1988:3）。”
打开国门后的今天，前喻文化独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文化反哺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后喻文化并没有取代传统的正向社会化模式而成为压倒性的主流文化类型。在社会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亲子二代文化传递并未断裂，也并非呈现亲传子或子传亲的线性模式，而是呈现出网状结构，文化和信息的来源以及传递途径多种多样，过去和传统依然以一种“自组织”的形式顽强传承，当今中国处于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并存的时代，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或生态性模式正在呈现。
本文考察的是家庭文化，大学生家庭中的亲子互动，属于非官方的平民文化建设，其指导思想不是来自于经典文献，而是来自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道理。在亲子互动中，相对于文化经典而言，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哲理对家庭文化建设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持久。我们时常能听到：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功利至上，物欲横流，诚信缺失，没有灵魂的技术日益发展，等等。面对诸如此类的抱怨，我们在重建社会主体文化中，也许可以在家庭文化的“无意识”建设中得到些许借鉴，将流传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精髓发扬并传承。诚如，玛格丽特·米德在“憬然而悟”之后写道：“对未来的希望也必须加以平衡，必须植根于过去的回忆。如果没有这种深深的根，那么无论这株植物开的花有多么美丽，它也会在第一次干旱中枯萎”（米德,1988:134）。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参考文献
董凌.农民工家庭文化反哺的行动解析[D],南京航空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 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费孝通.生育制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龚界文，胡静．“反向社会化”与“文化反哺”现象研究述要[J]．青年探索，2004（5）.
[英]吉登斯,安东尼.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卢晶晶.文化反哺：转型期农村家庭中的亲子传承 [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美]玛格丽特·米德.代沟[M].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苏颂兴.当今世界青年研究的若干趋势[J],青年研究,2000 (1).
王培刚.进城农民工家庭中文化反哺的基本内容和社会成因[J],中国青年研究,2007(3).
杨立,郜健.网络传播时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调查与研究[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3):28-30,68．
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青年研究,1988(11):22-26.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0（2）：51-66.
Durkheim , E. 193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
Gorer,G.,1948 , the A merican People: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注释
①目前国内有两个体译本：1）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 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代沟[M]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周译本的原著为米德著的1970年版，而曾译本为1977年的修订版，比1970年版增加了四章内容，文字上增加了一倍左右的篇幅。两个译本三种基本文化类型的翻译有差别。广为流传的是周晓虹、周怡译的译法分别被译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而在曾胡译的则被译为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从字面顺序上看正好相反，但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本文主要参考曾译本，但使用核心概念时采用周译本。
②航行临界点指在长途航行时因所带燃料不足以返回原地而必须继续前进的地点。
③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与父母联系频率为60.8%的同学至少一周一次，两周一次的为23.8%，三四周一次的为13%左右，2%左右选择很少联系。
④问卷调查中，对于“父母对你的帮助是否满意”以“你是否乐意教父母”两个问题，肯定回答都在97%。
⑤问卷调查中，86.6%的大学生在“父母发生矛盾时”会主动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