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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出版人，自媒体“做書”创办者。豆瓣上的朋友们叫他“米粒”，他则自称为“手工匠”。在如今的传统出版界，出走的人越来越多，而刘松却反其道而行，让“做書”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同时兼备艺术性和技巧性的匠人之活。
书店四年
2005年，刘松20岁，是一家塑胶厂的质检员。
刘松来自安徽农村。16岁时，他辍学离开家乡南下打工，目的地是东莞的一家塑胶厂。这家塑胶厂是一家黑作坊，在这里，刘松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就是吃饭、睡觉、望着天花板发呆。筋骨劳累之余，他突然发现，自己虽然正值盛年，人生却已然空虚干涸，“一眼望去，能看到明天的明天。”
刘松自觉没有什么文化，心思却细腻而敏锐，他觉得自己需要学习些什么。之后，他将自己的闲暇时光埋首书店，搜寻王朔的小说。再之后，深圳一家书店成为他踏入出版行业的首站。
在书店工作四年，刘松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经济、管理、企业案例，“书店的经历直到现在仍在滋养我。”时至今日，他依然感动那四年。
连高中校门都不曾迈进过的刘松特别羡慕别人的大学四年，交很多朋友，有校园生活和情谊，但在书店工作的这四年却如同他的大学，这四年里，刘松读到了很多有益的书籍，遇见了很多藏大隐于市的人，也熟悉了一本好书要如何卖出去：从店员、店长、再到图书采购、图书发行、营销编辑、数据分析、新媒体运营，从选题、编辑再到终端零售，“图书生产”的每个环节，他一个都没有落下。
“我有底层基础，我知道读者想要买什么样的书。”于是，从出版行业最前端的书店出发，刘松开始进入他其后十年的出版生涯。从深圳到青岛、到北京，一个又一个城市里，都留下他的足迹。
而每一份工作都是创业。数据分析、发行、跑店面……事事亲历，不会有人比他做得更好。即便是后来做了“创始人”，能做的事情，他依然一件也不愿落下。一次活动，他去取易拉宝，有人问他：“你怎么那么操心，志愿者那么多，不需要你自己亲自来做这个事情。”刘松坦然作答：“这是我自己的项目，自己应该尽可能多做。”
沉浸十年，“自觉”成了刘松最大的人生收获。“我不太管别人在做什么，我们不需要谈梦想，我们做具体的事情，校对、活动策划、现场组织……结束后再一起愉快地玩耍，愉快地分享人生快感。”
刘松从不轻言理想，虽然“做书”一直根植于他心。“理想归理想，但理想需要很多方法和手段去实现。”
从业十年后，刘松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方式。
只会做书
2012年，刘松27岁。27岁的刘松，经历过了“图书生产”的每个环节，也经历了从书店到出版社，从传统的地方出版社到新奇特的出版公司，从图书助理到大区总监，从地面到网站再到营销的历程。
经历得越多，无知感越强。这一年，刘松去北京印刷学院继教学院的编辑出版专业进修。但上了一年，他慢慢发现，一周一天的授课根本满足不了自己的学习需求，于是刘松开始在网上搜寻学习材料。
2012年年底，刘松开始做图书营销，更加需要大量的学习，他看的专业图书越来越多，在网络上搜寻的知识也越来越广。最初刘松将这些有用的网络链接大量地放入收藏夹，后来收藏夹的东西越来越多，有时候凭着记忆去找一篇文章，一翻翻几页，却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要重新去搜索，很麻烦。于是，刘松就想着从收藏夹里挑一些特别有用的东西来找个固定的地方存放，一来是自己看着方便，二来也许对友邻有用。刘松自己玩豆瓣，也曾负责做过一个出版方的豆瓣小站，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申请一个豆瓣小站上，这就是随后的豆瓣“做書”。
豆瓣“做書”原本只是刘松堆放学习素材的地方，却因为它的更新频率与示范价值，很快吸引了众多粉丝，半年后便有粉丝三千。有一天刘松和哥们吃饭的时候，哥们问他“做書”有多少粉丝了。刘松回答，还挺多的，三千多吧，完全出乎意料。哥们听了，带点玩笑地说：“这么点，能叫粉丝吗？微信那么火，怎么不开一个微信公众号？”“是啊，怎么不开个微信公众号？想了想，那就试着开一个。” 于是，在短暂的内测期之后，2013年12月15日，“做書”正式推送微信。
刘松将“做書”定位为“为出版从业者及感兴趣者提供有见地、有价值、可以操作的知识和经验的一款App。”
刘松的梦想一直是“做个编辑”。为了这个梦想，他不停地去研究、去学习那些优秀出版人写的东西，比如《读库》主编老六是怎么做的。正缘于此，他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做成了巨大的资料索引库，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无心插柳的“作品”，吸引了大量粉丝。
有人称刘松的这种无心行为为“对梦想的坚持”，刘松摇头：“我就只会做书这件事情。”不过有一点他也承认，“其实一件事或者一个东西，都有它的轨迹，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个梦。”
改变潮流
2015年，刘松30岁。他的“做書”微信公众号，粉丝数超过了10万。
一年半前，当刘松做微信“做書”时，他随手写下了一年目标：总关注数达到2万。谁能想到，这个随口说出的数字，在四个月后就达到了。
短短时间便有如此成果，在出版圈亦属口碑和粉丝量双赢的翘楚，即便是放在自媒体圈，也是不错的成绩。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看它，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它提供的内容适合它的用户。
刘松选择内容的标准只有一点：一定是用心写的，是真心想要和别人分享的好东西。一篇文章在推送之前，首先要刘松认同。这么坚持下来并不容易，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刘松从未退缩。刘松崇拜老六，所以愿意跟随老六的步伐。老六做《读库》，一直坚持“三有三不”：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刘松是较真的，较真于内容的选择，也较真那些同行见怪不怪的“细枝末节”。2014年，“做書”的一篇经过作者授权的稿件被一个粉丝量不小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拿走，刘松怒了，执意要求对方标明转载来源。他承认这种个人行为改变不了行业内肆意的“直接拿来主义”潜规则，却依然固执而为。
除了内容，刘松还设置了一个特别的栏目“入行指南”，专门针对那些对出版有兴趣的外行人士和在校学生。同时，考虑到出版业的业内人士一直活在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刘松还增加了一个栏目叫“转行案例”。他只想展示一个不粉饰、不掩饰的出版业现状。
做得越多，影响力越广，烦恼也自然而然会更多。当“做書”被越来越多人知道是两个人业余在运营之后，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怎么盈利？
刘松很厌恶这个问题。单吐槽无用，被问得多了，刘松也有经验了。再有人问起的时候，他就会笑眯眯地反问：“为什么不问我们提供的是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我们提供的东西没有价值，那就不存在‘怎么盈利’这个问题;如果有价值，‘怎么盈利’这个问题更是不存在了。有价值就有价格。你说你有价值，但是免费的哦！你让用户怎么信你？”
于是，有人将刘松高高地捧在了类似“青年领袖”的神坛上，刘松一下脸红了：“我就是想做编辑没有做成，才做了这个，我也只会做书。”但在某些时刻，说到情绪高昂的时候，他也会忍不住说上一句这样的话：“30岁之后，我想要改变潮流的方向。”
总要有人选择相信理想，就如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将自己刻画成《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会做豆腐》的模样。这个日本小老头同样单薄、干瘦，却把每一部电影拍得都像极了一段人生，刘松的人生同样值得期待。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陈陟 [email protected]
书店四年
2005年，刘松20岁，是一家塑胶厂的质检员。
刘松来自安徽农村。16岁时，他辍学离开家乡南下打工，目的地是东莞的一家塑胶厂。这家塑胶厂是一家黑作坊，在这里，刘松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就是吃饭、睡觉、望着天花板发呆。筋骨劳累之余，他突然发现，自己虽然正值盛年，人生却已然空虚干涸，“一眼望去，能看到明天的明天。”
刘松自觉没有什么文化，心思却细腻而敏锐，他觉得自己需要学习些什么。之后，他将自己的闲暇时光埋首书店，搜寻王朔的小说。再之后，深圳一家书店成为他踏入出版行业的首站。
在书店工作四年，刘松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经济、管理、企业案例，“书店的经历直到现在仍在滋养我。”时至今日，他依然感动那四年。
连高中校门都不曾迈进过的刘松特别羡慕别人的大学四年，交很多朋友，有校园生活和情谊，但在书店工作的这四年却如同他的大学，这四年里，刘松读到了很多有益的书籍，遇见了很多藏大隐于市的人，也熟悉了一本好书要如何卖出去：从店员、店长、再到图书采购、图书发行、营销编辑、数据分析、新媒体运营，从选题、编辑再到终端零售，“图书生产”的每个环节，他一个都没有落下。
“我有底层基础，我知道读者想要买什么样的书。”于是，从出版行业最前端的书店出发，刘松开始进入他其后十年的出版生涯。从深圳到青岛、到北京，一个又一个城市里，都留下他的足迹。
而每一份工作都是创业。数据分析、发行、跑店面……事事亲历，不会有人比他做得更好。即便是后来做了“创始人”，能做的事情，他依然一件也不愿落下。一次活动，他去取易拉宝，有人问他：“你怎么那么操心，志愿者那么多，不需要你自己亲自来做这个事情。”刘松坦然作答：“这是我自己的项目，自己应该尽可能多做。”
沉浸十年，“自觉”成了刘松最大的人生收获。“我不太管别人在做什么，我们不需要谈梦想，我们做具体的事情，校对、活动策划、现场组织……结束后再一起愉快地玩耍，愉快地分享人生快感。”
刘松从不轻言理想，虽然“做书”一直根植于他心。“理想归理想，但理想需要很多方法和手段去实现。”
从业十年后，刘松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方式。
只会做书
2012年，刘松27岁。27岁的刘松，经历过了“图书生产”的每个环节，也经历了从书店到出版社，从传统的地方出版社到新奇特的出版公司，从图书助理到大区总监，从地面到网站再到营销的历程。
经历得越多，无知感越强。这一年，刘松去北京印刷学院继教学院的编辑出版专业进修。但上了一年，他慢慢发现，一周一天的授课根本满足不了自己的学习需求，于是刘松开始在网上搜寻学习材料。
2012年年底，刘松开始做图书营销，更加需要大量的学习，他看的专业图书越来越多，在网络上搜寻的知识也越来越广。最初刘松将这些有用的网络链接大量地放入收藏夹，后来收藏夹的东西越来越多，有时候凭着记忆去找一篇文章，一翻翻几页，却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要重新去搜索，很麻烦。于是，刘松就想着从收藏夹里挑一些特别有用的东西来找个固定的地方存放，一来是自己看着方便，二来也许对友邻有用。刘松自己玩豆瓣，也曾负责做过一个出版方的豆瓣小站，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申请一个豆瓣小站上，这就是随后的豆瓣“做書”。
豆瓣“做書”原本只是刘松堆放学习素材的地方，却因为它的更新频率与示范价值，很快吸引了众多粉丝，半年后便有粉丝三千。有一天刘松和哥们吃饭的时候，哥们问他“做書”有多少粉丝了。刘松回答，还挺多的，三千多吧，完全出乎意料。哥们听了，带点玩笑地说：“这么点，能叫粉丝吗？微信那么火，怎么不开一个微信公众号？”“是啊，怎么不开个微信公众号？想了想，那就试着开一个。” 于是，在短暂的内测期之后，2013年12月15日，“做書”正式推送微信。
刘松将“做書”定位为“为出版从业者及感兴趣者提供有见地、有价值、可以操作的知识和经验的一款App。”
刘松的梦想一直是“做个编辑”。为了这个梦想，他不停地去研究、去学习那些优秀出版人写的东西，比如《读库》主编老六是怎么做的。正缘于此，他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做成了巨大的资料索引库，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无心插柳的“作品”，吸引了大量粉丝。
有人称刘松的这种无心行为为“对梦想的坚持”，刘松摇头：“我就只会做书这件事情。”不过有一点他也承认，“其实一件事或者一个东西，都有它的轨迹，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个梦。”
改变潮流
2015年，刘松30岁。他的“做書”微信公众号，粉丝数超过了10万。
一年半前，当刘松做微信“做書”时，他随手写下了一年目标：总关注数达到2万。谁能想到，这个随口说出的数字，在四个月后就达到了。
短短时间便有如此成果，在出版圈亦属口碑和粉丝量双赢的翘楚，即便是放在自媒体圈，也是不错的成绩。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看它，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它提供的内容适合它的用户。
刘松选择内容的标准只有一点：一定是用心写的，是真心想要和别人分享的好东西。一篇文章在推送之前，首先要刘松认同。这么坚持下来并不容易，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刘松从未退缩。刘松崇拜老六，所以愿意跟随老六的步伐。老六做《读库》，一直坚持“三有三不”：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刘松是较真的，较真于内容的选择，也较真那些同行见怪不怪的“细枝末节”。2014年，“做書”的一篇经过作者授权的稿件被一个粉丝量不小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拿走，刘松怒了，执意要求对方标明转载来源。他承认这种个人行为改变不了行业内肆意的“直接拿来主义”潜规则，却依然固执而为。
除了内容，刘松还设置了一个特别的栏目“入行指南”，专门针对那些对出版有兴趣的外行人士和在校学生。同时，考虑到出版业的业内人士一直活在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刘松还增加了一个栏目叫“转行案例”。他只想展示一个不粉饰、不掩饰的出版业现状。
做得越多，影响力越广，烦恼也自然而然会更多。当“做書”被越来越多人知道是两个人业余在运营之后，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怎么盈利？
刘松很厌恶这个问题。单吐槽无用，被问得多了，刘松也有经验了。再有人问起的时候，他就会笑眯眯地反问：“为什么不问我们提供的是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我们提供的东西没有价值，那就不存在‘怎么盈利’这个问题;如果有价值，‘怎么盈利’这个问题更是不存在了。有价值就有价格。你说你有价值，但是免费的哦！你让用户怎么信你？”
于是，有人将刘松高高地捧在了类似“青年领袖”的神坛上，刘松一下脸红了：“我就是想做编辑没有做成，才做了这个，我也只会做书。”但在某些时刻，说到情绪高昂的时候，他也会忍不住说上一句这样的话：“30岁之后，我想要改变潮流的方向。”
总要有人选择相信理想，就如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将自己刻画成《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会做豆腐》的模样。这个日本小老头同样单薄、干瘦，却把每一部电影拍得都像极了一段人生，刘松的人生同样值得期待。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陈陟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