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人究竟是些怎样的人？其智力不及希腊人，其体力不及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其技术不及伊特鲁里亚人，其经济不及迦太基人。但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盐野七生如此问道。
　　或许她提出的这些问题，就能解释为什么一套写罗马历史的书突然成为一些中国商界人士推崇的读物。因为建构一个商业王国所需要的种种条件，也不仅仅是智力、体力、技术和单纯的生意技能所能囊括的。一个真正心怀谦卑的商人很难解释清楚自己究竟为何能够走到今天。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些难以言说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就像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有次对他的一众企业家朋友们所说的，无论是经验、智慧还是对商业的理解，他们都比创业时要好很多，但如果让各位重来一遍，很难保证大家还能做到今天。因此，如同很多商业领袖孜孜以求要从政治家或军事家的作品与传记中汲取智慧一样，他们也难免想要从国家的兴衰中获取公司兴衰的教诲。
　　盐野七生在这套15卷本历史书的第一卷结尾给出了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不能接受的说法是：兴盛源自当事者的精神健全，衰退源于他们的精神堕落。与此相比，我更倾向于兴盛的原因在于当事者建立起来的体系。最容易动摇的是人的内心，你可以努力说服大家改变想法，但，要所有人都如你所愿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大家觉得非改不可的时候，大家的想法才会一致。只有体系是要害之所在。”
　　这些话听起来相当熟悉。在经历过制度学派对制度重要性的普及之后，已经不太会有人否认“体系是要害之所在”。但虽然不太会有人否认这一点，却鲜有人能成功地建立起制度；或者，即使建立起了制度，也难以“说服大家改变想法”，去接受制度；即使人们终于接受了制度，但是，盐野七生自己也说，“最容易动摇的是人心”；再或者，建立起的制度渐渐难以适应组织自身的成长，但却又没有人有能力更新这套制度，而最终导致组织的崩溃。对任何组织都是如此，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公司。
　　罗马建立的地方，是阿诺德·汤因比理想中的文明发源地，自然条件虽不是特别便利，但也没有特别不便利。它既不靠海，也不适合于防御。不便于通商，只能倚仗农业与畜牧业，不适合固守，因此只能眼光向外。
　　汤因比认为文明起源的另外一个条件是，需要有少数具备创造力的人对外部挑战给予回应。罗马的回应正是由那一长串的国王、执政官、护民官和皇帝做出。公元前753年，罗穆路斯建立了罗马。令人羡慕的是，罗马的建国国王罗穆路斯就在制度上领先了一步。他将国家的权力交由三个机构来共同享有：国王、元老院和市民大会。在经过了七任国王统治后，罗马进入了共和时期。制度的变化在于，治理国家者由一位国王变成了两位执政官；国王的任期是终身制，而执政官的任期则只有一年；但无论是国王还是执政官，都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
　　盐野七生认为，这七位国王244年的统治，虽然是中央集权，但却对这个新生的国家有益。因为，“一个国家共同体，在最初阶段，应该说更适用于中央集权制。”在她看来，一个组织如一个人一样，在幼小期，如果没有精心呵护，就会夭折。而呵护的方式，由一个人来做决定，比由一群人做决定更为保险。
　　在国王被推翻之后，推翻了国王的强有力者没有成为新的国王，而是对制度做出了进一步的更新，由两位分享权力任期有限的执政官来取代国王，这也是让人赞叹的地方。它体现出一种对权力欲望的克制。这种克制由何而来，却不得而知。就好像为何华盛顿选择成为总统，而不是国王一样。
　　同期的雅典也有让人赞叹的对权力的克制。那就是著名的“陶片放逐法”。雅典市民可以将自己希望放逐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在市民大会上提交。超过半数，就可以将市民们认为有可能威胁到雅典的市民放逐到国外十年。被放逐者，无一例外，都是深富个人魅力的强人。被放逐者受到的唯一惩罚就是要在雅典之外居住十年才能返回故乡，此外他不会失去宝贵的市民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财产。他之所以被放逐，只是因为超过半数的雅典人认为，他可能建立起威胁到雅典的独裁统治。
　　这一制度的确让人赞叹。但其缺憾却在于雅典本身的封闭性，即雅典市民权不可能被授予生于雅典之外的人。就好像今天世界国力最强盛、福利最好的国家的国籍或者中国大城市的户口一样，不能轻易授予一个外来者。这决定了雅典自身缺乏可拓展性。它可以殖民，但是殖民地的人民必然不会享受到雅典制度的红利，因此也不会认同雅典。这让它难以输出自己的制度与文明。
　　罗马则不同。罗马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在罗马不断向外延伸或扩张的过程中，它从没有吝啬给予战败者权利。它将战败者“罗马化”。《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认为，罗马兴盛的关键正在于“他们采取同化失败者的生活方式”。
　　盐野七生说，罗马后来居上的关键，正在于“他们开放的性格”。开放性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吸引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就这点而言，罗马崛起的过程有点类似于今天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崛起过程。
　　对于罗马而言，开放还有一个好处是建立起了稳固的“罗马联盟”。“他们没有把失败者贬为奴隶，而是让失败者成为‘共同经营者’”。既然被罗马征服的民族自身不但没有受损，反而能从罗马的昌盛中获益，自然而然，他们就成为罗马坚定的同盟者。
　　罗马人对失败的容忍程度也会让今天的我们惊讶。他们对失败的态度与大多数民族都不同。同山岳民族萨谟奈人的战争是罗马遭到的最耻辱的失败之一。他们被迫投降，交给萨谟奈人600名罗马士兵作为人质，其余人则像那个时代的奴隶一样，只穿贴身的白色短衣，穿过两侧的萨谟奈士兵队伍，忍受他们的羞辱、谩骂和枪矛的捅刺。但是，败军之将在归国之后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继续掌握兵权，成为下一次战争中的决策者。这种现象在罗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在罗马人的意识中，个人的胜利只有在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取得胜利后才能实现。因此，在共同体内，肩负重任却惨遭失败的人，内心会因为羞愧而备受煎熬。既然他已经承受了耻辱带给他的惩罚，也就没有必要免除他的职务或向他问罪了。”这样做的后果之一，反而是败军之将因为能够更直接从失败中学习，让自身变得更强大，也让罗马变得更强大。
　　罗马的保守与现实态度也是罗马能够取得国家成功的原因之一。罗马的制度变化从来都不是激烈的。它是缓慢地、一步一步地修补。“罗马人本能的厌恶改革，即使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进展也很缓慢，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他们与希腊人相比，发展的速度也很缓慢，但是一旦开始发展了，又能保持长期的持续发展。”
　　建立起制度与体系，而不是倚仗天才个体；始终保持开放性以补充新鲜血液和建立起利益联盟；对失败者持宽容态度—在失败等同于死亡的古代这点尤其难能可贵；以及通过保守与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制度的改革，而非轻言变化。这可能就是古罗马能够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