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回避“真实”与“虚构”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这个行业的本质就是一个谎言！
　　这一次张大春不顽劣了，他只想诚诚恳恳地讲好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张家几代人的故事。《聆听父亲》是这个“家族史”的首部，是需要我们调动情感、动用知识储备方能进入叙述情境的时代书写，但它更是一段绵长而悠远的乡愁。
　　“我一直没有大志向，到现在都没有，都是事情来了找上我。我们一家只有三口，父亲有很稳定的收入，他曾对我讲过：‘你将来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在家，我养你也把你养到老。’维持一个简单甚至是简陋的普通生活，对我来说一点都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一直到将近40岁，还是向父母拿零用钱过日子。”张大春说。
　　一切，随着张大春父亲76岁那年重重跌的一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再也没有站起来，而我得自己去处理很多事情，在这之前，我连税都不报的。”
　　父亲的跌倒让张大春恍然想起应该给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写一个“他”所认识的父亲以及父亲口中爷爷的故事。于是，这个写下点什么的念头像一个被“囚锁过久”的灵魂，“有些禁不住地蠢动起来”。凭着对“一整个废墟的家族的好奇”，念头渐渐萌芽，让张大春“一点一滴、片纸只字地搜罗、探问、记录、编织而发出声响，有了形状，甚至还酝酿出新鲜的气息”。
　　关于张家的故事得从“六大爷”张同京说起，那是一纸从“文革”灰烬中抢留下来的“回忆”：张大春祖家山东济南张家“懋德堂”，这是一个有五个大院落、几百口人丁的显赫家族。在一把辗转于族人间的祖传的胡琴声中，张氏家族的生命和历史有了荣与枯——儿子，父亲；这一代，上一代；离乡，还乡；宅院内，宅院外；两岸的血缘、情结与现实恩怨、纷争……
　　2003年，身在台湾的大陆作家莫言在一篇题为“八匹马拉不开”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看到的台北有一种浓厚的怀乡情结，它的怀乡的情结跟当年许多大陆人流落到台湾有密切关系，他们流落到台湾岛，与家乡隔断四五十年，怀乡的感情一定会产生。他们的后代对故乡的记忆是记忆的记忆。台湾年轻作家像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他们的乡愁是一种梦幻，是一种传说，他们的乡愁是建立在父辈的乡愁之上。”
　　这一点，对张大春也不例外。但就是关于这段“记忆的记忆”，他的父亲却是这般说道：“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父亲对摔坏了的肉身并不担心，但却对一段怎样也无法忆起的过往充满了懊恼。这使得张大春写下这些“聆听”时，只能编织一段他并不曾经历过的“记忆的记忆”，让诸多零散的、细枝末节的事物蕴含丰富多重的意义。
　　笔者：《聆听父亲》里谐谑、调侃的“张大春”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悲伤、流泪的“张大春”。您怎样看待自己的转变？
　　张大春：有人说读过《聆听父亲》后，觉得我好像变真诚了。这让我觉得他们好像在说，张大春50岁以前不太真诚。（笑）在台湾，很多批评家说我写小说喜欢“炫技”，我不能说自己没有“炫技”，我很真诚地炫了好多年的技，大概也炫得不太好，因为最后大家只说你“炫技”。
　　《聆听父亲》肯定有“炫技”的成分，看不出来表示我稍微进步点。为什么有“炫技”的成分呢？因为有腔调——明明给不存在的人说故事，还说得声泪俱下。如果这个小说是写给已经出世的孩子，肯定很肉麻。但是很不幸，1998年底，我的孩子比《聆听父亲》先出世了，整整四年里我没法子写作。当我每天面对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时，无法假装他是不存在的。等到我的第二个孩子也出世了，我想自己一定要完成这个作品。于是，我把所有要对孩子叙述的小情节都先省下，最后再补。用这个方法我把所有不该“撒谎”的地方都事后补了起来，这样小说终于完成了。
　　笔者：您的早期小说写作中运用了魔幻写实、意识流、黑色幽默、后现代等各种写法。但是在《聆听父亲》里，您写的是张家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故事。这是一次“回归”的书写吗？
　　张大春：首先，我们先不将“东方西方”对立了看。然后，我得说的是，早年我是带着一颗中国人的脑袋阅读西方的理论，这使得直到今天我都还不能确定我是不是误读了这些西方理论，我对那些西方原典的理解有问题也说不定。尽管我写过一些相关的小文章，但这不说明我真正贯通了这些理论，小文章不算是学问。
　　《将军碑》、《最后的无知》和《病变》大概是我模仿加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