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的高超　　李　静
　　
　　现代汉语的“幽默”，是林语堂先生以现成的古词，对英文“humour”所作的音译，有“风趣”、“诙谐”等意。古词“幽默”大概最早见于屈原的《九章·怀沙》：“兮杳杳，孔静幽默”，系“寂静无声”之意。屈原创作《怀沙》时，正当“怀抱沙石以自沉”的前夕，那心情是与humour毫不沾边的。但林语堂仍以“幽默”译“humour”，缘由是：“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
　　“humour”的古拉丁语原型humeurs一词，系医学用语，意思是“体液、情绪”。在十六世纪末的欧洲，“体液”一词颇为时髦且语义含混，多强调体液混合物的不稳定和不规则因素。在英国，“humour”则获得了古怪、怪癖、举止乖张之意。琼森是首位把“滑稽”怪癖与“幽默”进行语义联姻的剧作家，创立了“癖性喜剧”。这一幽默与笑的联姻，开辟了“幽默”的新时代。如今我们所领略的幽默，其成分中仍活跃着怪癖、夸张、不规则的意味。而sense of humour作为英国教养所传授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演化为一种折衷的基本条件，英国人的整个生活也因此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二十世纪以来，“幽默”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哲学问题。五四先贤因饱受皇权礼教的窒息，所以十分明了：幽默乃是人类智慧、自由和仁慈皆有余裕的产物，同时它也孵育和反哺它们。一个美妙的双向循环。正因如此，才要输入幽默的空气，以图改变这个民族专制蒙昧的精神结构。林语堂先生说得恳切：幽默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
　　西式的幽默便是这样被作为礼教的敌人而引进国门的。于是现代中国有了鲁迅式的幽默，然而它沉郁有余，轻逸不足；有了老舍式的幽默，然而它失之油滑，不够质朴；有了钱锤书式的幽默，然而它流于尖刻，不见暖意……幽默在中国真正的成熟，是在当代作家王小波身上——他把笑与绝望、智慧与荒谬的对立共存表现得如此酣畅，堪为马克。吐温的精神嫡裔。
　　如果“幽默”能够说话，我猜她宁愿声称自己是一种艺术和人生的态度与趣味。她敏感于世界无可解救的对立、不谐亏荒谬，却超然地报以谑笑与同情的双重感情。幽默家的超然绝非由于他不在此境遇之中，相反，他深陷其中且深味其苦，但却仍能跳出局外，诱使他人发出微笑。这种哲学式的超脱正是幽默的高超之处。她不可被我们指望去直接改变人类的处境，却能够在人类意识的漫长的化学反应中，发生难以觉察的效能，化解愚蠢的暴行。
　　
　　跳出“自我击败”的治理模式　　郑永年
　　
　　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与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很快把人们从奥运会的欢乐中叫醒过来。尽管这些年来，类似的事情频繁发生，但很多人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够成功举办像奥运会那样重大国际事情的大国，却不能整治这样那样的恶性事件并有效控制它们的发生呢。
　　这就要求人们从更深层次来看问题。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治理模式甚至政治模式中所包含的诸多自我击败因素。
　　在这样的恶性事件上，差不多所有自我击败的因素都可以和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的现状连接起来。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体化使得政府“自废武功”，也就是自我击败。很多年来，政府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规制型政府。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来说，规制型政府的前提就是政府要从经济领域撤出来。
　　在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规制只能是左手规制右手，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大部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建设规制型政府。但从实际看很多现象和规制型政府背道而驰。立法部门做一套，行政部门又有自己的一套，互不从属；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情况越来越严重，并且中国的企业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来规制谁呢?
　　这些年最大的进步是开始实行官员问责。但官员来来往往，地方利益是永久的。在不改革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光是问责远远不够。问责制只是一种事后追求责任的办法，要预防事情的发生就需要从改变基本制度人手。
　　如何改革基本制度?这要回到奥运会的成功。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是奥运会成功的主要因素。中国改革所产生的困难就在于改革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而在社会力量被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时，众人就仅仅是被政府和企业管治的对象。也就是说，一个把社会力量排挤在政治之外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向社会负责的内在机制的。即使产生了负责的机制，这个机制也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没有实质性意义。
　　记得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众人之事”。这里的众人不仅仅是被管制的对象，更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过程有机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跳出自我击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