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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除去历史课本上极少的相关知识 ，我对阿富汗最早的了解是来自卡勒德·胡塞尼的两部小说《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这两部书都是在世界范围内畅销并且广受好评的作品，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上个世纪后期兵连祸结的阿富汗，几个主人公出生于和平年代，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随着战争的降临变得不再平静。主人公们的经历贯穿了抗苏战争、军阀混战、塔利班执政、美国出兵等重大的历史事件，本文将两个故事的背景抽离出来，拼凑出1979年至2001年间阿富汗的历史框架，让读者在读卡勒德的小说时，对背后的史实有更真切的了解。
《追風筝的人》主人公阿米尔，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家风良好，父亲也是受邻里爱戴的正直之人，自己又有一个最忠诚的玩伴——小仆人哈桑，他的童年在飞舞的风筝群中欢快流连，《灿烂千阳》两个女主人公玛丽雅姆和莱拉虽然没享受到富足的生活，但是童年伊始也都是纯真烂漫，仿佛一切都能够在这种安详的气氛中度过。
首先打破这份平静的是苏联的炮火。苏联入侵之前，阿富汗政权正积极推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引起了伊斯兰反对派的不满，并开展了抵抗运动。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来看，苏联不可能平静地接受在自己的南翼丢失社会主义的阿富汗这样一个现实。[1]因此1979年，苏联的坦克开进了阿富汗境内，从此开始了对阿富汗长达十年的军事占领，轰轰烈烈的反苏战争也从此掀开了帷幕。
阿富汗在长达9年多的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数以十万计的圣战者为国捐躯，而截至1988年中平民死亡人数达到124万。[2]莱拉的两个哥哥，作为反苏圣战组织的成员，就是死于这场战争。为了躲避战争，阿米尔和他父亲在1981年逃往邻国巴基斯坦，阿米尔放弃了熟悉的故乡，放弃了有趣的风筝，放弃了已经出走的哈桑，背负沉重的愧疚，挥别童年，离开那片焦土。那个时候，玛丽雅姆已经嫁做人妇，终日忍受着暴力丈夫的拳脚，而战争的打响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作为底层民众，玛丽雅姆并没有出国躲避战争的条件，只能在硝烟中战战兢兢的度日。莱拉的父母是在反苏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形势下才决定搬家的，可惜还是没有躲过飞弹，死于非命，幸存的莱拉只能寄人篱下，并无奈地和玛丽雅姆共侍一夫。
在反苏武装的打击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各抵抗组织度过了一个短暂的蜜月，但好景不长，各派开始了争权斗争，至1994年，阿有一万多人死亡，数万人受伤。[3]就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有一个组织异军突起——塔利班。塔利班在短期内就成为一支领人生畏的武装力量，横扫阿富汗内战群雄，1996年夺去了喀布尔，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不久控制了阿富汗近90%的领土。[4]
对于塔利班的出现，玛丽雅姆和莱拉的丈夫拉希德表现出了无限的崇敬。玛丽雅姆刚结婚时，拉希德就要求她穿戴布卡（一种伊斯兰女性从头蒙到脚的大罩衫），并对穿着时装的女性表现出了鄙夷的态度，拉希德这种保守的男权主义思想正好与塔利班严苛的女性政策不谋而合。塔利班在喀布尔立足未到24小时，就立即颁布了严厉的伊斯兰教法，其苛刻程度举世罕见。根据规定，所有妇女都不得参加工作。实际上，当时喀布尔四分之一的服务产业都掌握在妇女手中，而基础教育产业更是女性劳工的天下。此外，医疗服务从业者也以女性居多。所有女子学校全部遭到关停，7万多名女学生被遣散回家。此外，女性都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衣禁令，从头到脚必须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都马虎不得。在喀布尔，有2.5万个家庭失去了男主人，生计完全系于妇女外出工作挣来的辛苦钱，有时还需要联合国的资助才能勉强糊口。塔利班的禁令一出，这些家庭顿时面临着困以待毙的境地。苛刻的法条每天都在增加。[5]正是在这种极端的政策下，拉希德一家的生活举步维艰，为了生存，莱拉的女儿被送往孤儿院。每隔一段时间，拉希德会陪莱拉去孤儿院看望女儿，那是因为塔利班不允许女性在没有男性陪伴下出门。塔利班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女性的安全，然而，当拉希德不再愿意前往孤儿院，莱拉冒险一个人出门时，路上巡逻的宗教警察还是会毫不留情的对她拳打脚踢，完全看不到对女性的任何尊重。
塔利班建立新生活方式的最激进地区基本集中在现代化成就最高的首都喀布尔，以及塔利班同反塔利班联盟军队进行紧张战斗的少数民族居住区。[6]玛丽雅姆和莱拉在计划逃跑时，只能伪装成失去丈夫的寡妇，向身边的路人求助。只是她们高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求助的路人很快将她们出卖，她们很快被遣送回家，等待她们的自然是拉希德的毒打。通过这次的经历，以及拉希德死前对莱拉的毒手尊拳，我们都能够看出阿富汗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丈夫对妻子可以不计后果的施以暴行，但是当玛丽雅姆杀死她恶魔般的丈夫后，只能面对被绞死的命运。
哈扎拉族的哈桑被塔利班杀死了，这在当时的境况中是很普遍的事。长期以来，哈扎拉人忍受着喀布尔统治者的封锁、压迫和歧视政策，在阿富汗众多民族中，哈扎拉人的社会地位一直处于最底层。塔利班组织成员绝大多数是普什图人，对非普什图人有一种天然的仇视。他们实行的是种族清洗政策，当枪口对准哈桑这样的无辜百姓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扣动扳机。
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阿米尔，重回阿富汗这片焦土，寻找哈桑的遗孤。在途中，阿米尔和卡车司机的对话可以向人们揭露社会面貌的一角：随处都是断壁残垣，男性一定要蓄须，遇见塔利班要低头，万不可与他们对视……塔利班所倡导的伊斯兰教法之严厉，在伊斯兰世界里史无前例、实属罕见。[7]辗转找到哈桑的儿子时，那孩子已经沦为塔利班领导人的娈童。这个故事情节和历史也是相符的，尽管塔利班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非常严厉，但上层领导人中还是不乏养男宠的行为。
阿米尔将哈桑的儿子带到了美国，玛丽雅姆为了莱拉从容赴死，莱拉逃脱魔掌开始了新的生活，美国军队赶走了塔利班。《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的故事都是以一个充满希望的画面来结尾。但是现实中的阿富汗依然是满目疮痍，政治混乱，塔利班卷土重来，恐怖组织风起云涌，罂粟种植泛滥成灾，致命地雷遍布山野，阿富汗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已经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注释：
[1]李琼：《苏联、阿富汗、美国：1979—1989年三国四方在阿富汗的博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73页。
[2]黄民兴：《阿富汗问题的历史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223页。
[3]马行汗：《外交官谈阿富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50页。
[4]何明：《塔利班政权的兴衰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页。
[5]艾哈迈德·拉希德：《塔利班：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41页。
[6]C.M.阿基姆别科夫：《阿富汗焦点和中亚安全问题》，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11页。
[7]艾哈迈德·拉希德：《塔利班：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18页。
《追風筝的人》主人公阿米尔，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家风良好，父亲也是受邻里爱戴的正直之人，自己又有一个最忠诚的玩伴——小仆人哈桑，他的童年在飞舞的风筝群中欢快流连，《灿烂千阳》两个女主人公玛丽雅姆和莱拉虽然没享受到富足的生活，但是童年伊始也都是纯真烂漫，仿佛一切都能够在这种安详的气氛中度过。
首先打破这份平静的是苏联的炮火。苏联入侵之前，阿富汗政权正积极推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引起了伊斯兰反对派的不满，并开展了抵抗运动。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来看，苏联不可能平静地接受在自己的南翼丢失社会主义的阿富汗这样一个现实。[1]因此1979年，苏联的坦克开进了阿富汗境内，从此开始了对阿富汗长达十年的军事占领，轰轰烈烈的反苏战争也从此掀开了帷幕。
阿富汗在长达9年多的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数以十万计的圣战者为国捐躯，而截至1988年中平民死亡人数达到124万。[2]莱拉的两个哥哥，作为反苏圣战组织的成员，就是死于这场战争。为了躲避战争，阿米尔和他父亲在1981年逃往邻国巴基斯坦，阿米尔放弃了熟悉的故乡，放弃了有趣的风筝，放弃了已经出走的哈桑，背负沉重的愧疚，挥别童年，离开那片焦土。那个时候，玛丽雅姆已经嫁做人妇，终日忍受着暴力丈夫的拳脚，而战争的打响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作为底层民众，玛丽雅姆并没有出国躲避战争的条件，只能在硝烟中战战兢兢的度日。莱拉的父母是在反苏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形势下才决定搬家的，可惜还是没有躲过飞弹，死于非命，幸存的莱拉只能寄人篱下，并无奈地和玛丽雅姆共侍一夫。
在反苏武装的打击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各抵抗组织度过了一个短暂的蜜月，但好景不长，各派开始了争权斗争，至1994年，阿有一万多人死亡，数万人受伤。[3]就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有一个组织异军突起——塔利班。塔利班在短期内就成为一支领人生畏的武装力量，横扫阿富汗内战群雄，1996年夺去了喀布尔，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不久控制了阿富汗近90%的领土。[4]
对于塔利班的出现，玛丽雅姆和莱拉的丈夫拉希德表现出了无限的崇敬。玛丽雅姆刚结婚时，拉希德就要求她穿戴布卡（一种伊斯兰女性从头蒙到脚的大罩衫），并对穿着时装的女性表现出了鄙夷的态度，拉希德这种保守的男权主义思想正好与塔利班严苛的女性政策不谋而合。塔利班在喀布尔立足未到24小时，就立即颁布了严厉的伊斯兰教法，其苛刻程度举世罕见。根据规定，所有妇女都不得参加工作。实际上，当时喀布尔四分之一的服务产业都掌握在妇女手中，而基础教育产业更是女性劳工的天下。此外，医疗服务从业者也以女性居多。所有女子学校全部遭到关停，7万多名女学生被遣散回家。此外，女性都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衣禁令，从头到脚必须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都马虎不得。在喀布尔，有2.5万个家庭失去了男主人，生计完全系于妇女外出工作挣来的辛苦钱，有时还需要联合国的资助才能勉强糊口。塔利班的禁令一出，这些家庭顿时面临着困以待毙的境地。苛刻的法条每天都在增加。[5]正是在这种极端的政策下，拉希德一家的生活举步维艰，为了生存，莱拉的女儿被送往孤儿院。每隔一段时间，拉希德会陪莱拉去孤儿院看望女儿，那是因为塔利班不允许女性在没有男性陪伴下出门。塔利班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女性的安全，然而，当拉希德不再愿意前往孤儿院，莱拉冒险一个人出门时，路上巡逻的宗教警察还是会毫不留情的对她拳打脚踢，完全看不到对女性的任何尊重。
塔利班建立新生活方式的最激进地区基本集中在现代化成就最高的首都喀布尔，以及塔利班同反塔利班联盟军队进行紧张战斗的少数民族居住区。[6]玛丽雅姆和莱拉在计划逃跑时，只能伪装成失去丈夫的寡妇，向身边的路人求助。只是她们高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求助的路人很快将她们出卖，她们很快被遣送回家，等待她们的自然是拉希德的毒打。通过这次的经历，以及拉希德死前对莱拉的毒手尊拳，我们都能够看出阿富汗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丈夫对妻子可以不计后果的施以暴行，但是当玛丽雅姆杀死她恶魔般的丈夫后，只能面对被绞死的命运。
哈扎拉族的哈桑被塔利班杀死了，这在当时的境况中是很普遍的事。长期以来，哈扎拉人忍受着喀布尔统治者的封锁、压迫和歧视政策，在阿富汗众多民族中，哈扎拉人的社会地位一直处于最底层。塔利班组织成员绝大多数是普什图人，对非普什图人有一种天然的仇视。他们实行的是种族清洗政策，当枪口对准哈桑这样的无辜百姓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扣动扳机。
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阿米尔，重回阿富汗这片焦土，寻找哈桑的遗孤。在途中，阿米尔和卡车司机的对话可以向人们揭露社会面貌的一角：随处都是断壁残垣，男性一定要蓄须，遇见塔利班要低头，万不可与他们对视……塔利班所倡导的伊斯兰教法之严厉，在伊斯兰世界里史无前例、实属罕见。[7]辗转找到哈桑的儿子时，那孩子已经沦为塔利班领导人的娈童。这个故事情节和历史也是相符的，尽管塔利班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非常严厉，但上层领导人中还是不乏养男宠的行为。
阿米尔将哈桑的儿子带到了美国，玛丽雅姆为了莱拉从容赴死，莱拉逃脱魔掌开始了新的生活，美国军队赶走了塔利班。《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的故事都是以一个充满希望的画面来结尾。但是现实中的阿富汗依然是满目疮痍，政治混乱，塔利班卷土重来，恐怖组织风起云涌，罂粟种植泛滥成灾，致命地雷遍布山野，阿富汗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已经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注释：
[1]李琼：《苏联、阿富汗、美国：1979—1989年三国四方在阿富汗的博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73页。
[2]黄民兴：《阿富汗问题的历史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223页。
[3]马行汗：《外交官谈阿富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50页。
[4]何明：《塔利班政权的兴衰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页。
[5]艾哈迈德·拉希德：《塔利班：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41页。
[6]C.M.阿基姆别科夫：《阿富汗焦点和中亚安全问题》，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11页。
[7]艾哈迈德·拉希德：《塔利班：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