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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发展规律表明，开发和利用信息技术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每一个国家实现和维护自己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信息技术作为高技术领域中的佼佼者，也是决定许多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最终向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信息技术催动网络社会兴起
信息技术根植于网络社会，它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信息技术范式与全球经济形成互动的新技术力量。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加州硅谷出现的信息技术革命，包括了数字化的生物科技，并非单由社会所决定，而是由技术本身所引发。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重新构建，已经诱发了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
“网络社会”的到来，使权力或财富的本质正在悄然发生某种改变。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成为竞争能力的标志。社会财富不再仅仅表现为土地、厂房、机器、资本等实物形式，更表现为无形的知识、信息、技术等，后者虽然不是物质财富，却可以转变为物质财富。“信息技术催动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其特点是：战略决策型经济活动全球化；组织形式的全球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以及劳动的个人化；普遍的、互相关联的与多样化的媒体系统建构起来的虚拟文化；还有生活的物质基础——空间与时间，因为流动空间与永恒时间的特性发生变化，成为支配活动与控制精英的表现。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整个世界，一如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孪生敌人——工业国家主义，摇撼制度、转化文化、创造财富和引发贫穷，刺激贪婪、创新以及希望。网络社会不但显示了组织网络的重要性和劳动个人化的趋势，也转化了时间与空间。信息技术所导致全球化、认同的力量(性别、宗教、民族、社会)以及国家制度形成互动的因素。跨国资本的全球迅速流动，流动空间正转化为地方空间，电子多媒体也正把人们分化为‘互动的’和‘被互动的’两种人口，前者主动参与创新，后者则被动接受信息。全球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已经变成网络了，一个开放而多边的网络，在历史的巨变中，转化过程是社会变化的关键。不管这个世界是否美丽，但它的确导致了世界资源的重新整合。”信息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更为深刻。社会发展与这些技术基础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借助技术基础结构，许多行动得以完成，“因为技术是社会，没有技术工具，社会不能够被理解和描述”。社会变迁和技术变迁密切相连。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政治行为。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即国际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国际间的信息交流日益便利、迅捷，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进而使世界各国政治上联系也日益紧密。信息时代的世界一体化是呈加速度进行的，同时又以新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来，这一形式的集中体现就是“数字地球”的出现。在信息时代，对信息及信息技术的掌握，尤其是对网络技术的控制，已成为科技、经济、军事、文化等的核心因素。信息技术催生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网络时代的到来既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推动因素，也是重要的发展标志，它的发展使以地域性为存在前提的民族国家受到日益严重的削弱和冲击。
信息技术助推信息经济的崛起
20世纪90年代后，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最早用于军事领域的信息技术颠覆了全世界的经济。
信息经济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名著《大趋势》一书中对信息经济的核心内容作了论述。他指出，每件产品和每项劳务中都包含着物质和信息两个部分，所占比重各异。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力、资金和资源三者之间的价值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产品中物质比重下降，信息比重逐渐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信息经济崛起的基础。信息经济最核心的内容是依靠知识相关信息生产出物质和能量消耗少、质量好、更先进、更丰富的产品来。在这些产品中，信息比重大大增加，乃至占决定性地位。信息经济中的劳动者再不是一般的劳工和管理人员。对比原有的经济格局，信息经济是其产品和相关劳务中信息知识的比重高于物质比重的经济。人们把信息产品、信息服务、信息产业称为知识和智力密集型的产品、服务和产业。超巨型计算机上一块几十公分见方的标准印刷线路板远比一台几万吨功率的水压机的信息知识含量要大，技术要高，其价值也要大得多。后者基本上是工业经济的产物，而前者则是典型的信息经济产物。而且，信息经济的流通和价格属性除具有物质经济的共性外，还有其特有的一些属性。物质商品在流通中是价值交换，所有权的转移，并在使用过程中被消耗，而信息商品在流通中可多次被交换，多次被使用，不但不会一次消耗殆尽，而且还会在流通中产生可能的增值。信息的价值如不发生增值，则随着传播交流时间的无限延长，其时效大减，价值也就随之慢慢减少，信息产品的价格属性也不同于物质产品，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进行有价交换后，还可能有很多的后继用户免费使用它。信息商品的价格不完全反映它的使用价值。
卡斯特认为：在越来越增强的信息推动的世界上，一个大国的竞争力将依赖于它们的“在全球获取和交换信息的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信息经济不再完全相信“国民生产总值增加愈多，意味着经济增长愈快”这一典型的物质经济观念。约翰·奈斯比特主张，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和生产手段取得节约，少消费，获得同等的经济水平，总产值可能变小，但它们是“增长的经济”。他还指出，实现信息经济的两个关键因素是技术创新、适应变化的环境和全面质量控制，而所有这些都要靠信息和信息技术来实现。
因此，信息技术是信息化社会发展动力的最基本因素之一，信息经济则是维系信息化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美国企业家保罗·霍肯在他所著的《下一代经济》一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危机靠传统的经济理论已无法解决。他认为这是“物质经济”衰退所致，而经济发展的新希望则在于正在崛起的“信息经济”。
信息技术改变了社会政治结构
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政治行为。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带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使社会政治结构也发生新的变化。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能够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网络使各国之间联系的渠道增多，各国的相互依赖增强。当然，信息技术并没有把世界政治转变为一个崭新的、完全复合的、相互依赖型的政治。信息网络技术对国际政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种秩序反映了网络世界中的力量分布状况，尤其对网络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更大的挑战。人类在走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金钱面前人人 平等的艰难历程后，将步入一个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的新天地。一旦传统的信息发布金字塔结构让位于信息的交互流通，政治就不再是极少数人的玩偶，而成了人人均可直接参与的社会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如：新华网在2007年中国两会报道中推出的“我有问题问总理”话题，已吸引超过百万网民的热情参与，网民向温总理提出了多达3000多个问题。与此同时，央视国际、中国网以及新浪、搜狐等多家网站相继推出的同类话题，同样吸引了众多网民的参与。这代表了海内外数以亿万计的网民对总理记者招待会的热切期盼。“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的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2006年，温总理也说他登录了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了解网民的意见和建议，他说：“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了大家对政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中国的决策者从网民的意见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共和国的总理与普通群众在互联网上直接交流互动，这是中国的民主政治进步在网络时代的见证。
曾任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赖斯顿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比特，字节和外交》一文，认为“信息技术消除了时间差距和空间差距，因而自由思想能够像微生物一样，借助于电子网络毫无障碍地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分性别、种族和肤色的几百万人在互联网上交谈，这种全球性交谈如同一个村落中的交谈一样容易，其影响是深远巨大的。一个地球村将形成全球性的规范。否定人们的人权和民主自由不再意味着否定他们从未体验到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违背了地球村已经形成的规范”。不仅如此，“全球性交谈对主权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也能够施加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主权政府的政治结果。可见在他看来，互联网的大规模商业化和社会化发展，无疑有助于美国在全世界推广它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基于此种态势，“软权力”的概念得到了战略性的重视。前美国克林顿政府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早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美国权力的本质变化》一书中经典性地指出：“软权力就是在国际事务中通过诱导而非强制来实现期望结果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把它的权力合法地镶嵌于他人的观念之中，并建立鼓励他人引导或限制他们行为的国际机制，那么这个国家也许就不必要花费如此之多的昂贵的传统经济或军事资源。”一言以蔽之，美国要在国际政治中建立其一言九鼎的霸权，不仅要依赖于军事权和经济权等硬权力，而且也要依赖于软权力。美国建立其在互联网上的领导地位，无疑就是建立这样一种软权力。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赖》一文中指出：信息革命大大增加了世界政治中的交流渠道的数目——个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而非以前那样个人被束缚于等级的官僚体制里。可是，信息革命是在现存的政治结构的框架里活动的，……信息并不是在真空里流动，而是在业已存在的政治空间里流动。互联网有助于跨国界的协调行动；低成本的互动有助于新的虚拟社区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也为国际政治开拓了新的空间，国际政治领域已从地缘空间、外层空间扩展到网络空间，从现实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
总之，信息技术催动了网络社会的兴起，使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信息经济崛起的助推器，信息技术优势正在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
责任编辑 王 栋
信息技术催动网络社会兴起
信息技术根植于网络社会，它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信息技术范式与全球经济形成互动的新技术力量。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加州硅谷出现的信息技术革命，包括了数字化的生物科技，并非单由社会所决定，而是由技术本身所引发。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重新构建，已经诱发了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
“网络社会”的到来，使权力或财富的本质正在悄然发生某种改变。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成为竞争能力的标志。社会财富不再仅仅表现为土地、厂房、机器、资本等实物形式，更表现为无形的知识、信息、技术等，后者虽然不是物质财富，却可以转变为物质财富。“信息技术催动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其特点是：战略决策型经济活动全球化；组织形式的全球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以及劳动的个人化；普遍的、互相关联的与多样化的媒体系统建构起来的虚拟文化；还有生活的物质基础——空间与时间，因为流动空间与永恒时间的特性发生变化，成为支配活动与控制精英的表现。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整个世界，一如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孪生敌人——工业国家主义，摇撼制度、转化文化、创造财富和引发贫穷，刺激贪婪、创新以及希望。网络社会不但显示了组织网络的重要性和劳动个人化的趋势，也转化了时间与空间。信息技术所导致全球化、认同的力量(性别、宗教、民族、社会)以及国家制度形成互动的因素。跨国资本的全球迅速流动，流动空间正转化为地方空间，电子多媒体也正把人们分化为‘互动的’和‘被互动的’两种人口，前者主动参与创新，后者则被动接受信息。全球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已经变成网络了，一个开放而多边的网络，在历史的巨变中，转化过程是社会变化的关键。不管这个世界是否美丽，但它的确导致了世界资源的重新整合。”信息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更为深刻。社会发展与这些技术基础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借助技术基础结构，许多行动得以完成，“因为技术是社会，没有技术工具，社会不能够被理解和描述”。社会变迁和技术变迁密切相连。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政治行为。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即国际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国际间的信息交流日益便利、迅捷，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进而使世界各国政治上联系也日益紧密。信息时代的世界一体化是呈加速度进行的，同时又以新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来，这一形式的集中体现就是“数字地球”的出现。在信息时代，对信息及信息技术的掌握，尤其是对网络技术的控制，已成为科技、经济、军事、文化等的核心因素。信息技术催生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网络时代的到来既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推动因素，也是重要的发展标志，它的发展使以地域性为存在前提的民族国家受到日益严重的削弱和冲击。
信息技术助推信息经济的崛起
20世纪90年代后，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最早用于军事领域的信息技术颠覆了全世界的经济。
信息经济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名著《大趋势》一书中对信息经济的核心内容作了论述。他指出，每件产品和每项劳务中都包含着物质和信息两个部分，所占比重各异。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力、资金和资源三者之间的价值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产品中物质比重下降，信息比重逐渐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信息经济崛起的基础。信息经济最核心的内容是依靠知识相关信息生产出物质和能量消耗少、质量好、更先进、更丰富的产品来。在这些产品中，信息比重大大增加，乃至占决定性地位。信息经济中的劳动者再不是一般的劳工和管理人员。对比原有的经济格局，信息经济是其产品和相关劳务中信息知识的比重高于物质比重的经济。人们把信息产品、信息服务、信息产业称为知识和智力密集型的产品、服务和产业。超巨型计算机上一块几十公分见方的标准印刷线路板远比一台几万吨功率的水压机的信息知识含量要大，技术要高，其价值也要大得多。后者基本上是工业经济的产物，而前者则是典型的信息经济产物。而且，信息经济的流通和价格属性除具有物质经济的共性外，还有其特有的一些属性。物质商品在流通中是价值交换，所有权的转移，并在使用过程中被消耗，而信息商品在流通中可多次被交换，多次被使用，不但不会一次消耗殆尽，而且还会在流通中产生可能的增值。信息的价值如不发生增值，则随着传播交流时间的无限延长，其时效大减，价值也就随之慢慢减少，信息产品的价格属性也不同于物质产品，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进行有价交换后，还可能有很多的后继用户免费使用它。信息商品的价格不完全反映它的使用价值。
卡斯特认为：在越来越增强的信息推动的世界上，一个大国的竞争力将依赖于它们的“在全球获取和交换信息的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信息经济不再完全相信“国民生产总值增加愈多，意味着经济增长愈快”这一典型的物质经济观念。约翰·奈斯比特主张，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和生产手段取得节约，少消费，获得同等的经济水平，总产值可能变小，但它们是“增长的经济”。他还指出，实现信息经济的两个关键因素是技术创新、适应变化的环境和全面质量控制，而所有这些都要靠信息和信息技术来实现。
因此，信息技术是信息化社会发展动力的最基本因素之一，信息经济则是维系信息化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美国企业家保罗·霍肯在他所著的《下一代经济》一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危机靠传统的经济理论已无法解决。他认为这是“物质经济”衰退所致，而经济发展的新希望则在于正在崛起的“信息经济”。
信息技术改变了社会政治结构
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政治行为。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带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使社会政治结构也发生新的变化。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能够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网络使各国之间联系的渠道增多，各国的相互依赖增强。当然，信息技术并没有把世界政治转变为一个崭新的、完全复合的、相互依赖型的政治。信息网络技术对国际政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种秩序反映了网络世界中的力量分布状况，尤其对网络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更大的挑战。人类在走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金钱面前人人 平等的艰难历程后，将步入一个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的新天地。一旦传统的信息发布金字塔结构让位于信息的交互流通，政治就不再是极少数人的玩偶，而成了人人均可直接参与的社会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如：新华网在2007年中国两会报道中推出的“我有问题问总理”话题，已吸引超过百万网民的热情参与，网民向温总理提出了多达3000多个问题。与此同时，央视国际、中国网以及新浪、搜狐等多家网站相继推出的同类话题，同样吸引了众多网民的参与。这代表了海内外数以亿万计的网民对总理记者招待会的热切期盼。“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的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2006年，温总理也说他登录了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了解网民的意见和建议，他说：“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了大家对政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中国的决策者从网民的意见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共和国的总理与普通群众在互联网上直接交流互动，这是中国的民主政治进步在网络时代的见证。
曾任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赖斯顿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比特，字节和外交》一文，认为“信息技术消除了时间差距和空间差距，因而自由思想能够像微生物一样，借助于电子网络毫无障碍地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分性别、种族和肤色的几百万人在互联网上交谈，这种全球性交谈如同一个村落中的交谈一样容易，其影响是深远巨大的。一个地球村将形成全球性的规范。否定人们的人权和民主自由不再意味着否定他们从未体验到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违背了地球村已经形成的规范”。不仅如此，“全球性交谈对主权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也能够施加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主权政府的政治结果。可见在他看来，互联网的大规模商业化和社会化发展，无疑有助于美国在全世界推广它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基于此种态势，“软权力”的概念得到了战略性的重视。前美国克林顿政府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早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美国权力的本质变化》一书中经典性地指出：“软权力就是在国际事务中通过诱导而非强制来实现期望结果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把它的权力合法地镶嵌于他人的观念之中，并建立鼓励他人引导或限制他们行为的国际机制，那么这个国家也许就不必要花费如此之多的昂贵的传统经济或军事资源。”一言以蔽之，美国要在国际政治中建立其一言九鼎的霸权，不仅要依赖于军事权和经济权等硬权力，而且也要依赖于软权力。美国建立其在互联网上的领导地位，无疑就是建立这样一种软权力。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赖》一文中指出：信息革命大大增加了世界政治中的交流渠道的数目——个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而非以前那样个人被束缚于等级的官僚体制里。可是，信息革命是在现存的政治结构的框架里活动的，……信息并不是在真空里流动，而是在业已存在的政治空间里流动。互联网有助于跨国界的协调行动；低成本的互动有助于新的虚拟社区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也为国际政治开拓了新的空间，国际政治领域已从地缘空间、外层空间扩展到网络空间，从现实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
总之，信息技术催动了网络社会的兴起，使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信息经济崛起的助推器，信息技术优势正在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
责任编辑 王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