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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应当立足于社会和人的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利益催生的“经济人”倾向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在创造“和谐社会”的今天，消解“物化”已是迫在眉睫的重任。高等教育能否在价值观教育上有所作为，关系到能否向社会输送合格的现代人才，此乃意义重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和谐社会”的构建依靠德才兼备的新生代，大学必须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实质上决定了培养什么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原则是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核心问题。
一、主导性与宽容性的统一
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念都是一个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并有多层面价值观与之相结合的结构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情形表现得尤为突出。全球化使个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造成了个人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因此，在新世纪中国主导价值观的建构中，一方面要努力吸取各种价值观的合理因素，确立一种主导价值观，使功利价值与超功利价值、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义与利、理与欲等之间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又要承认其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对各种价值观采取宽容的态度。避免用主导价值观去代替一切，将主导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
主导价值观即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处于主导、支配地位，体现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方向，统摄其他价值观念，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内在要求和趋势以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规范行为，稳定秩序，提供精神动力支持的核心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
价值本身具有“主体性”性质。主体存在的多元是现实生活中价值多元的基础，这种多元化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主体性的差别决定了价值认同的多元化及价值认同的层次上的差异。所谓多元价值观的整合，实际上就是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由对立走向和解，达到相互平衡。价值观教育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化和层次上的差异，因为价值理解的分歧不是真理和谬误的对立，每一种理解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应该以一种理解否定另一种理解。一味地坚持自己的价值理解，而排斥其他价值理解，结果只能是越来越深的价值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定是以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价值观，而对于其他的价值观念应当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我们应当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价值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和保守主义，呼唤一种符合当前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
二、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晰地论述过“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关系。《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主义“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
社会和个人是相互同一又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和个人在不同具体场合，都可能分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都可能分别有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二者互为基础，表明各自的发展是以对方为前提的；但是二者又经常相互排斥，因为二者的利益经常互相冲突。作为一个步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处理这二者的关系，最好的结果是“双赢”。
三、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
价值按其本质来说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而这种超越性和理想性又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在现实价值和理想价值的关系上，现实价值是理想价值的基础，离开了现实价值，理想价值就成为空中楼阁；理想价值引导着现实价值，现实价值离开了理想价值的引导，就会陷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必须体现现实关切与理想追求、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的统一。
倡导理想价值观不能否定现实多层次价值观的合理性。在价值观教育中明确理想价值观是现实价值观的必然方向。共产主义价值观是我们理想的方向，但是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原则是现阶段价值观的表现，如效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竞争原则等，这些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理想价值观相统一。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应充分地把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结合起来，而不能是庸俗的功利价值观或不切实际的口号式价值观。
一个制度正义的现代社会，可以通过制度引导人们把理想价值目标作为有意识的追求方向，很好地将现实价值目标与理想价值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在今天，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价值的引导下，通过对现实价值的不断超越而实现对人自身的提高。
四、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
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旧体制中忽视个人物质利益、淡漠金钱的偏颇，造成人们思想上矫枉过正，即过分甚至无限度追求物质利益和金钱，人们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转瞬间被淹没了，人们的价值取向逐步倾向趋利化，且这种趋利性有转化为利己的倾向。
人的需要按其社会功能来说可以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价值对象按主体需要来分，可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注重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物质价值是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人的精神价值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从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人类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应当是一种协调发展的关系。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表明，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必须经过更大的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经济借助于资源配置这种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把不同地域的人们通过商品交换关系连接起来。市场经济的价值是双重的：一方面使人的物质世界变得丰富起来，物质生活的领域和手段拓展开来，另一方面却弄得精神世界变得苍白起来，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精神过程还原为物质的过程和物质产品，并且基本以可计算的形式存在。“在货币交易范围内人人在价值上平等，不是因为每个人有价值，而是因为除了金钱没有人有价值。”[3]人类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一旦把物质价值当作最主要或者是唯一的目的，其结果就是出现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背离，人为物欲所困必将退回到动物的本形上去。价值观教育应充分阐析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相互关系，引导人们从单纯的物质需要提升到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从只关注物质价值提升到追求精神价值，从而摆脱沉溺于物欲而忽略精神生活的困境，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保持平衡发展。
五、人类理想与民族特殊性需要的统一
全球一体化的出现表明人类发展到今天，人类意识凸现出来了，人们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去认识共同价值问题。“人类今天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需要去促进关于我们相互依存的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上的自我意识，以及去缓和妨碍这种共识达成的强硬态度。”[4]这就是说，全球化必然带来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并倡导一种为人类所共同接受的普遍价值作为主导价值观，即一种普遍的、或超越了具体主体的以及具体个人等界限的共同价值。建构主导价值观当然不能不关注这一共同价值。比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发展的核心内涵是人的自身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在国际社会已取得共识。”[5]
全球化是一个事实，也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趋势，所以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共同指归的一种体现。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人类共同价值只存在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自觉选择时，而绝不能是某些强权政治强加在其他国家或民族头上的。现在确实有一些国家打着“国际主义”或普遍人权的旗号，试图将自己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标准推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其实质就是为谋取一国之利而扩展强权，这并不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如美国的强权政治。真正的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还应该通过本国人民为利益主体取向来确定自己的主导价值观去实现。
这里所说的“民族特殊性需要”实际上就是民族价值观。“民族价值观是民族文化长期熏陶和培育的结果，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凝聚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6]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特殊的价值需要，因此它就要用主导价值导向引导其成员去建构合乎这个需要的价值目标。这个价值目标是与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在强调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民族的价值观；同样，在强调民族价值观的时候，不能置人类共同价值不顾。两者的统一是达到理想价值目标的重要原则。
六、价值观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统一
在价值观教育中，价值观理论教育与价值观的社会实践活动二者是紧密结合的：理论教育在于从理性层面去提高人们对科学价值观的认知和理解，为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做好理论准备；社会实践活动是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层面，让人们亲历事实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中进行建构价值观的体验。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就不能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就不可能用理性去认识价值观的本质和规律。价值观的建立，根本上还在于有科学的理论作为基础。人们从价值认同到价值判断，到价值选择，再到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这一切必定有一种基本的思想贯彻其中，这个思想就是由理论构筑的基础平台。实践本身需要理论的指导，价值观念的变化必须有理论的指导。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就是力图使科学理论最终成为人们建立自己价值观的武器。
从实践的角度看，人们的任何思想观念都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得来的，价值观念当然离不开社会实践。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认识价值，又在社会实践中检验自己的认识准确与否，如此往复，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离开无比生动的生活现实，价值观念也只是些抽象枯燥的概念。
价值观教育一定要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指导人们站在科学的高度思考，投身社会实践体验，最终用理性的智慧确立自己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7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49.
[3]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22.
[4]保罗·库尔兹.21世纪的人道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408.
[5]王雅林.人类生活方式的前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2.
[6]王千克，吴宗英.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和谐社会”的构建依靠德才兼备的新生代，大学必须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实质上决定了培养什么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原则是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核心问题。
一、主导性与宽容性的统一
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念都是一个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并有多层面价值观与之相结合的结构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情形表现得尤为突出。全球化使个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造成了个人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因此，在新世纪中国主导价值观的建构中，一方面要努力吸取各种价值观的合理因素，确立一种主导价值观，使功利价值与超功利价值、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义与利、理与欲等之间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又要承认其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对各种价值观采取宽容的态度。避免用主导价值观去代替一切，将主导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
主导价值观即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处于主导、支配地位，体现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方向，统摄其他价值观念，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内在要求和趋势以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规范行为，稳定秩序，提供精神动力支持的核心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
价值本身具有“主体性”性质。主体存在的多元是现实生活中价值多元的基础，这种多元化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主体性的差别决定了价值认同的多元化及价值认同的层次上的差异。所谓多元价值观的整合，实际上就是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由对立走向和解，达到相互平衡。价值观教育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化和层次上的差异，因为价值理解的分歧不是真理和谬误的对立，每一种理解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应该以一种理解否定另一种理解。一味地坚持自己的价值理解，而排斥其他价值理解，结果只能是越来越深的价值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定是以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价值观，而对于其他的价值观念应当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我们应当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价值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和保守主义，呼唤一种符合当前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
二、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晰地论述过“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关系。《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主义“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
社会和个人是相互同一又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和个人在不同具体场合，都可能分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都可能分别有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二者互为基础，表明各自的发展是以对方为前提的；但是二者又经常相互排斥，因为二者的利益经常互相冲突。作为一个步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处理这二者的关系，最好的结果是“双赢”。
三、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
价值按其本质来说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而这种超越性和理想性又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在现实价值和理想价值的关系上，现实价值是理想价值的基础，离开了现实价值，理想价值就成为空中楼阁；理想价值引导着现实价值，现实价值离开了理想价值的引导，就会陷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必须体现现实关切与理想追求、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的统一。
倡导理想价值观不能否定现实多层次价值观的合理性。在价值观教育中明确理想价值观是现实价值观的必然方向。共产主义价值观是我们理想的方向，但是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原则是现阶段价值观的表现，如效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竞争原则等，这些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理想价值观相统一。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应充分地把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结合起来，而不能是庸俗的功利价值观或不切实际的口号式价值观。
一个制度正义的现代社会，可以通过制度引导人们把理想价值目标作为有意识的追求方向，很好地将现实价值目标与理想价值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在今天，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价值的引导下，通过对现实价值的不断超越而实现对人自身的提高。
四、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
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旧体制中忽视个人物质利益、淡漠金钱的偏颇，造成人们思想上矫枉过正，即过分甚至无限度追求物质利益和金钱，人们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转瞬间被淹没了，人们的价值取向逐步倾向趋利化，且这种趋利性有转化为利己的倾向。
人的需要按其社会功能来说可以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价值对象按主体需要来分，可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注重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物质价值是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人的精神价值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从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人类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应当是一种协调发展的关系。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表明，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必须经过更大的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经济借助于资源配置这种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把不同地域的人们通过商品交换关系连接起来。市场经济的价值是双重的：一方面使人的物质世界变得丰富起来，物质生活的领域和手段拓展开来，另一方面却弄得精神世界变得苍白起来，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精神过程还原为物质的过程和物质产品，并且基本以可计算的形式存在。“在货币交易范围内人人在价值上平等，不是因为每个人有价值，而是因为除了金钱没有人有价值。”[3]人类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一旦把物质价值当作最主要或者是唯一的目的，其结果就是出现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背离，人为物欲所困必将退回到动物的本形上去。价值观教育应充分阐析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相互关系，引导人们从单纯的物质需要提升到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从只关注物质价值提升到追求精神价值，从而摆脱沉溺于物欲而忽略精神生活的困境，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保持平衡发展。
五、人类理想与民族特殊性需要的统一
全球一体化的出现表明人类发展到今天，人类意识凸现出来了，人们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去认识共同价值问题。“人类今天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需要去促进关于我们相互依存的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上的自我意识，以及去缓和妨碍这种共识达成的强硬态度。”[4]这就是说，全球化必然带来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并倡导一种为人类所共同接受的普遍价值作为主导价值观，即一种普遍的、或超越了具体主体的以及具体个人等界限的共同价值。建构主导价值观当然不能不关注这一共同价值。比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发展的核心内涵是人的自身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在国际社会已取得共识。”[5]
全球化是一个事实，也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趋势，所以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共同指归的一种体现。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人类共同价值只存在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自觉选择时，而绝不能是某些强权政治强加在其他国家或民族头上的。现在确实有一些国家打着“国际主义”或普遍人权的旗号，试图将自己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标准推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其实质就是为谋取一国之利而扩展强权，这并不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如美国的强权政治。真正的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还应该通过本国人民为利益主体取向来确定自己的主导价值观去实现。
这里所说的“民族特殊性需要”实际上就是民族价值观。“民族价值观是民族文化长期熏陶和培育的结果，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凝聚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6]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特殊的价值需要，因此它就要用主导价值导向引导其成员去建构合乎这个需要的价值目标。这个价值目标是与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在强调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民族的价值观；同样，在强调民族价值观的时候，不能置人类共同价值不顾。两者的统一是达到理想价值目标的重要原则。
六、价值观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统一
在价值观教育中，价值观理论教育与价值观的社会实践活动二者是紧密结合的：理论教育在于从理性层面去提高人们对科学价值观的认知和理解，为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做好理论准备；社会实践活动是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层面，让人们亲历事实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中进行建构价值观的体验。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就不能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就不可能用理性去认识价值观的本质和规律。价值观的建立，根本上还在于有科学的理论作为基础。人们从价值认同到价值判断，到价值选择，再到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这一切必定有一种基本的思想贯彻其中，这个思想就是由理论构筑的基础平台。实践本身需要理论的指导，价值观念的变化必须有理论的指导。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就是力图使科学理论最终成为人们建立自己价值观的武器。
从实践的角度看，人们的任何思想观念都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得来的，价值观念当然离不开社会实践。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认识价值，又在社会实践中检验自己的认识准确与否，如此往复，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离开无比生动的生活现实，价值观念也只是些抽象枯燥的概念。
价值观教育一定要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指导人们站在科学的高度思考，投身社会实践体验，最终用理性的智慧确立自己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7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49.
[3]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22.
[4]保罗·库尔兹.21世纪的人道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408.
[5]王雅林.人类生活方式的前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2.
[6]王千克，吴宗英.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