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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碧微堪称二十世纪的奇女子：奇就奇在当时定亲已五年的这位名门小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十八岁时怀着“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情感”，与相识不久的青年画师徐悲鸿私奔日本，在古老守旧的苏、沪两地引发轩然大波;奇就奇在烽火遍地的抗日流亡岁月中，她领着一双儿女辗转南北，奔波于不断迁徙的高校和教育机构之间，谋求自身的经济独立，勉力撑持风雨飘摇中的家;最为奇特的是，她对自己与前夫、著名画家徐悲鸿以及和情人、国民政府高官张道藩半个世纪的情感纠葛，非但没有讳莫如深，而且坚持要在有生之年行诸笔下公之于众，并强调“这部回忆录是一定要由我自己亲手完成”，大有知我罪我、孰是孰非由人评说的慨然气度。著名作家琼瑶曾评价：“碧微女士可以说是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界的传奇人物，敢爱敢恨，特立独行。她与徐悲鸿、张道藩两先生的感情经历，尤可谓曲折动人，透过她的回忆录的记述，亦曾撼动千万读者的心灵。”
《蒋碧微回忆录》全文五十余万字，共分上、下两卷，上卷《我与徐悲鸿》二十多万字，下卷《我与张道藩》三十来万字。全书详尽记述了蒋碧微与徐悲鸿私奔、赴欧留学、结识张道藩，直至同徐悲鸿分居、离婚，其间同张道藩热恋、赴台同居最终又黯然分手，时间跨度六十多年，从豆蔻年华到阅尽沧桑垂垂老矣，人生轨迹遍及世界多地，民国女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情感历程和真切人生如此跌宕起伏，其丰富精彩远胜诸多小说。当事人蒋碧微女士下笔如有神助，洋洋洒洒、汩汩滔滔。全书行云流水，文采飞扬，珠落玉盘，泠泠作响;时而繁弦急管，时而婉转幽咽;紧张处让人揪心，缠绵处使人泪奔，委屈失落处令人低徊，愤怒无告处令人扼腕，诸多的细节刻画细致入微如在目前。读来可谓一路饱览风景无限，且须一气读罢，不容间作顿滞。蒋碧微的文学才华令人折服。
回忆录中的蒋碧微貌似低调自谦，其实很是高调强势：“我一生了无长处，只有祖宗遗传给我的一身傲骨。”她在面对徐悲鸿涕泪交流、重修旧好的恳求时，“怜悯与惋惜的念头同时在我心底升起，可是，我一生不喜欢怜悯两个字，因为我总认为怜悯别人，即自视强过别人，和被怜悯者是无法站在对等地位的。我可能同情弱者，但我不能对可怜人发生情爱。当时我萌生一丝怜意，然而我对他的爱心却在相形地消灭”。而对于当初张道藩一边向她这个朋友之妻主动示爱，一边又与法国女子素珊订婚的举动，蒋碧微非但没有一点微词，居然还自认为这是对方不得已而为之的“牺牲”：“决心用形式上的婚姻，驱除他内心对我的爱慕。是的，在他来说，这是一次牺牲。处在当时的环境，他不得不做這样的牺牲。因为我是悲鸿的妻子，而悲鸿却是他的二哥，他一直都在叫我二嫂的。”蒋碧微的自恋和自以为是，实非常人可比！
对于徐悲鸿的性格人品，自己当年与徐悲鸿的私奔以及其后长达十四五年的离婚拉锯战，蒋氏本人如是述评：
我出身宜兴古城的阀阅世家……因此自小就接受了书香门第、礼教家庭的熏陶，十三岁由父母做主订了亲，十七岁跨出深宅大院，跟父母住在上海，只是仍然独处闺中，根本没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我所能见到的唯一男士，是宜兴同乡徐悲鸿。那时候悲鸿年少英俊，生气蓬勃，并且由于家学渊源，在绘画方面已经崭露头角。以一个未经世故的少女，遇到像这样风度翩翩、前程光明的青年，因而发生倾慕之情，毋宁是极其自然的。于是，当他托人向我示意，约我同去外国时，我会毫不犹豫甘做名教罪人，和他悄悄逃到日本，流浪北京，负笈巴黎，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旧社会里，闹出逃婚出奔的轩然大波。
但是共同生活以后，我对悲鸿才有了深切的了解，我发现他的结婚对象应该是艺术而不是我。他无视任何与艺术无关的人、事或物，而以“应毋庸议”作为他的斋名，把“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集句对联永远挂在座右。如此我从十八岁跟他浪迹天涯海角，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与厄难。
而蒋碧微心目中的张道藩则近乎是一个完人：“富正义感，嫉恶如仇，一颗无比忠贞热烈的爱国心，一份艰苦卓绝永不动摇的斗志，这便是道藩，我唯一的平生知己！”其实这些优点徐悲鸿也都有，差别只是一以艺术家的方式，一以政治家的方式而已，否则，徐悲鸿日后何以能蜚声中外？何况他义卖画作支持抗日的爱国壮举有目共睹。不过，在蒋碧微眼里，徐、张两人真正的区别在于“悲鸿爱的是艺术和他自己，对于家人一向冷漠疏阔，因此谁也无法和他亲近。道藩却由于爱我的缘故，对我周围的每一个人，莫不关怀备至，所以我家的人，对他也就自然而然觉得亲切欢喜。见微知著，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他们两人基本性格的迥异”。从中法友谊会干事、复旦大学法文教授到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编辑，蒋碧微的每项工作都是仰赖张道藩的大力关照。事无巨细，只要关乎蒋碧微，张道藩都亲力亲为，“道藩对于我的所有的亲友，永远是以爱屋及乌的精神，热心诚挚地去关切照料”，这应该才是蒋碧微扬张贬徐的主要理由。
平心而论，二十来年的婚姻里，徐悲鸿带给蒋碧微的并非如她所言只是“无穷的痛苦与厄难”。难道不是身为著名画家、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夫人的身份，才能让她拥有长期而多次的欧洲之旅，才能享有南京“恢弘的新屋，美丽的庭园，得力的佣人和舒适的环境”，以及社交界的无限风光？何况在日本教她习书法，在欧洲教她学法语，“想起我渴望冷饮，曾经在腊月里满街为我找冰淇淋”……即使两人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但徐太太的头衔总能让蒋氏获得诸方照拂。在《我与徐悲鸿》一卷中，附有徐悲鸿以蒋氏为模特的诸如《蜜月》、《持扇女像》、《熟睡中的蒋碧微》、《箫声》等多幅画作，不也证明了两人当初曾经的甜蜜？
再说，张道藩也并非如蒋碧微强调的那么忠贞完美。蒋氏回忆录中曾说张道藩感情上“肆应长才”，他的多情曾引来魏小姐的爱恋，而他拒魏的理由居然是“我一生中不可能只爱一个女人”。1926年，他初次写信给蒋氏求爱，同时他又与素珊订婚;1949年，赴台后为了与蒋同居，他又将妻子、女儿送居澳大利亚长达十年。张道藩的多情和薄幸，于此清晰可见。丈夫徐悲鸿与其学生孙多慈的婚外恋，令身为妻子的蒋碧微深恶痛绝，视孙如仇雠，终身不能释怀，但对张道藩同样性质的行为，她就可以理解并予以谅解。其实，蒋碧微之于张妻素珊，不就是孙多慈之于徐妻她蒋碧微吗？ 罗敷有夫的蒋碧微还要一意表明她与孙多慈绝非同类，她自认为对张妻素珊无比体谅，尊重有加，事实上蒋、张为了在台同居，对素珊母女造成了怎样的身心巨创？“十年后，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室团圆”。仿佛因此，她就摇身变成一个圣洁的牺牲者，“唯一可以使我自慰的，是我始终保有我的原则。无论情况怎样演变，事态如何发展，我绝对不做影响他（指张道藩）事业和家庭的事。而今回顾，这一点上我总算已经做到了”。聪慧要强如蒋碧微，自我美化一竟至此，也着实令人吃惊。
徐悲鸿移情别恋后又率性离家出走，他有错在先，这一事实有目共睹;战乱年代蒋碧微独自带着两个儿女勉力撑持，其艰难也自不用说;当年的悔婚私奔让蒋家付出巨大代价，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蒋碧微的不依不饶，特别是在与张道藩确立了情人关系后，罔顾徐悲鸿重修旧好的愿望和行动，一意要求离婚，最后并提出“赡养费一百万元，另外要他一百幅画”的离婚条件，这也是铁的事实。笔者无意对双方做道德评判，只是依据蒋氏本人回忆录提供的资料来厘清一些事实。譬如1937年11月初，蒋碧微已在重庆安顿下来，“悲鸿的突然出现在重庆，而且想在我的家里留下，确曾引起我莫大的憎嫌和反感”。丈夫此时的归来，已被蒋碧微视为生活中“闪进”的“一片阴霾”，她跟情人表白：“你该知道此生此世，我的精神、身体都是属于你的了，我希望你留的印是永远地封固着，等待你的来临。我一想到有人将以权利来逼迫我，我是何等的愤恨，一身而无自主之权，岂非莫大的耻辱？尽管你不会责备我，可是我却忍受不了。”张也回信呼应：“你的信里曾经写着：‘此生此世，我的精神身体都是属于你的了，我希望你留的印是永远地封固着，等待你的来临。’心爱的雪，当我读了这几句话时，我是何等的安慰啊！几年来深心向往你对我说的话，你总算说了，我真自负极了！我的雪，只要你的精神身体全属于我，我还敢希望什么？”据此判断，蒋、张处于燃激岁月，从精神到肉体都已“浓得化不开”了。
其实，此时仍属蒋、徐婚姻的存续期，尽管徐悲鸿一直维持家庭开销，但蒋碧微断然拒绝了他的归家要求。为此，徐悲鸿曾向他们共同的朋友吐槽：“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布置了好好的家，不让我住！就算我是个朋友吧，她也应该招待的呀！何况她用的还是我的钱。”到了1938年9月，在与朋友郭子杰协商离婚一事时，徐悲鸿更是无限悲愤：“弟因国难之故，回心转意，尽量卑鄙，以冀修复旧好，侍候月余，不特毫无影响，且变本加厉，借题发挥，以是知人心已变，不能挽回。况寄人篱下，全无辞色，胡能腼颜久留（其实完全用我的钱）。故最后之努力，弟已亲身试验，完全无效。所以兄不必多此一举，弟良心不泯，她虽对我如此，我总不忍抛弃，故甘愿担任其生活所需，亦因弟之收入较之为多，否则一受辱被逐之我，宁来供养逐我之人？……总而言之，‘光第’生活，弟决不再试，弟愿多保持些碧微好的感想，至于末世。……”
蔣碧微有蒋碧微的痛苦，徐悲鸿有徐悲鸿的无奈，张道藩则有张道藩的打算。蒋碧微还一意表明，夫妻感情破裂以及她的婚外情，并未对子女产生负面影响，证据就是时年十七岁的女儿丽丽对张道藩感情深挚：“作为一个母亲，我是多么深切的感动，那封长信里，可以看出丽丽对道藩的仰慕是如何的热烈，而道藩对丽丽的爱护更是何等的亲挚，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像蔚蓝的苍穹，像清澄的湖水，像如茵的碧草，更像是中天的皓月，流露出自然的、纯洁的、天籁般美妙的旋律。”一连串排比句式迸发出的强烈抒情，反倒令人费解乃至生疑：一个将届成年的女儿，何以会对母亲的情夫如此亲近？蒋碧微自然还强调自己行事做派，如何兼顾丈夫和情人之间多年友谊：“我必须立刻写信通知道藩，以免他继续寄信，引起悲鸿的疑惑，损伤他们之间十多年的亲密友谊。”试问，徐、张两人曾经的亲密友谊，此情此景下还能如何维持？蒋碧微所谓的苦心孤诣近乎痴人说梦！事实上，儿子徐伯阳、女儿徐丽丽1949年都选择留在大陆，而未追随这位母亲奔赴台湾。
时隔六十一年后，年届七十八岁的徐伯阳曾解释过自己当年为何不告而别参加远征军：“我由于自己长期生活在破碎家庭中，得不到父爱，得不到母爱……我对自己在一个破碎家庭中长大的滋味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得不到双亲的关爱，我活着也是受罪，还不如走向战场，打日本鬼子，真的牺牲了，那也是为国捐躯。所以张伯伯在电话中虽然一再劝说，但我毫不心动。”夫妻失和，儿女最无辜，最受伤。
身为母亲的蒋碧微，对此其实并非一无所察：“诚然，别人的儿子可以去当兵打仗，我有什么理由阻止自己的儿子从军报国？不过，午夜扪心，我不能不自疚与惭愧，由于我的性格比较严峻，生平最不善于表露感情，更不会以温言细语去对待人，加以十多年来遭受家庭变故，心理上一直悲哀沉重，而且为了独立谋生，又常把孩子寄居学校，因此对于孩子的抚育照料，难免有所欠缺。孩子们处在这样残破不全的家庭里面，当然是得不着多少温暖的，因此我不讳言，伯阳的从军，与其说是由于一时的冲动，不如说这是家庭环境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圣经·旧约》中记载夏娃在蛇蛊惑下偷吃的禁果，也给亚当吃了，所以亚当被上帝诅咒：“因为你轻信你的妻子，吃了不让你吃的果子，我要发出诅咒，让土地只长荆棘和蒺藜，你只能以野菜为食，你还必须终年劳动，终生为维持温饱而忙碌，一直到你死时归土为止。”从此以后，男人终身得为生计、为家庭妻儿老小而四处奔波，这可谓男人的原罪。
所以，《蒋碧微回忆录》的总体基调虽是控诉徐悲鸿的见异思迁，赞美张道藩的忠贞热诚，着力彰显传主的高洁品性和过人才华，但是，换一个视角，也令读者充分见证了徐悲鸿、张道藩两个男人如何为情所累，被原罪所困，“执着如冤鬼，纠缠如毒蛇”，被爱情和婚姻折磨得死去活来。徐悲鸿的困境来自最初对蒋碧薇的爱慕，后来因此负累终身，至死难脱。如蒋氏本人所言，先是“靠徐先生一个人的留学费用，我们在欧洲撑过了六年光阴”，后因“费用不继”，两人“日处愁城”，徐悲鸿只身一人远赴南洋替人画像挣钱，安顿蒋碧微一人巴黎独处;徐挣得的可观收入，大半用于购买金石、书画;蒋氏常常抱怨前夫带给她“无穷的痛苦与厄难”，这都是其中之缘由。声誉日隆的徐悲鸿为蒋碧微带来的种种待遇和享受，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否则便是罪不容赦;一旦因为物价飞涨、工资拖欠，家庭月供有所减少，她可以理直气壮前去质问，他只能无言以对失声痛哭。说得刻薄一点，与张道藩1959年分居后，蒋碧微余生二十年间，仍赖墓木已拱的徐悲鸿为生：“从此我以离婚时徐先生所给我的画换钱为生，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也不曾用任何人一分钱。”蒋氏自我感觉极好，至此居然还以强者自居，超然事外横加断言：“时至今日，我敢于说：如果不是这次恋爱事件，所造成的一连串恶果，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可能会更辉煌，说不定他还不至于五十九岁便百病丛生地死于北京。”事实上，1953年徐悲鸿五十八岁就英年早逝，与赶着交付蒋碧微“百幅画作”的离婚索价导致身心交瘁过劳成疾干系重大。 张道藩也陷入对蒋碧薇的狂热爱恋不能自拔，因着这份“迟来的爱”甘愿受其驱遣，因而耗尽心神吃足苦头。首先，他要为蒋氏安排令其满意的工作。平心而論，蒋碧微并无高校任职的硬通货如大学文凭之类，她能在复旦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编译馆、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等机构任教任职，乃至蒋父蒋梅笙在重庆大学的教职，都来自张道藩的苦心运作和周至擘画。不仅如此，蒋氏亡弟蒋丹麟遗稿的保存和出版，蒋梅笙诗集的编印出版，张道藩都亲自出马，甚至从封面纸型纸色、字体、文中句读、装订式样都一一亲为检视、审定;“亲任筹印校对之职，前后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才在印刷条件相当困难的大后方，出版了父亲的《理斋近十年诗词》”。张道藩需要劳碌的还远不止这些，如应蒋碧微要求，为蒋父争取养老金一事;为她同乡好友入住精神病院以及身故后的布展;为她的外甥催查向教育部申请的外汇证书;为她的亲友长辈寿辰题款;甚至都得为她从重庆代购纸墨、笔砚……当然，所有的前提就是张道藩处理好日常公务、安抚停当自家后院，然后再为实现蒋氏的“光荣”与“梦想”，想方设法殚精竭虑。
所以，这两个男人的困境都是荷尔蒙惹的祸，都是在雄性荷尔蒙的驱动之下，为情所困不能自拔，都是原罪导致的结果。谁叫男人爱上女人呢？但是，爱上女人当真就是男人的错，就成了男人的原罪？换言之，因为有了男人爱她，女人就拥有了折磨男人的天赋权利，男人就该提供和满足她所想要的一切？要命的是，这个问题在男女双方都认为不是问题，都觉得理所当然。原因何在？男人认可两性关系的这个铁则，这才是男人受苦的根源，才是男人的宿命，才是男人的原罪。
这就涉及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男权社会苦累了谁？
答案其实不言自明。男权社会一方面的确将男性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社会角色定位又将男性彻底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那就是无论能力高下强弱，对每一个男人来说，养家糊口都属天经地义、责无旁贷。给妻子提供粗茶淡饭只是起步价，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则是最高理想。男、女两性角色定位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尽管当代社会许多男性其实已经不堪重负疲于奔命了。放眼四望，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的当下中国，那些手中有点权与钱的男人，常常是挺胸凸肚脑满肠肥，花园别墅宝马香车，养“小蜜”，“包二奶”，甚至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在家庭中，则毫不客气地把一个两难情境摊在妻子面前：若要分享他优越的物质生活，就必须容忍他的种种劣迹;若要维护你自身的尊严，对不起，卷铺盖走人。而女人则有女人的心愿。她的男人既要权钱在握，让她坐享富贵荣华，所到之处风光无限;又要对她用情专一，心无旁骛，时时哄着、捧着、宠着，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稍不如意，则胡搅蛮缠，要死要活，闹得你永世不得安宁。
大半个世纪前，蒋碧薇一边还以徐悲鸿太太的身份安享一切，一边又与另一个男人张道藩打得火热，而对出轨后再想回头的丈夫横眉冷对毫不留情。男人的原罪，女人的天福，没曾想，绝非寻常之辈的徐悲鸿、张道藩和蒋碧微，依然因循着这一古老铁则。当然，这样的事情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不过变换了一些形式或花样，堪称“终古常见，光景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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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碧微回忆录》全文五十余万字，共分上、下两卷，上卷《我与徐悲鸿》二十多万字，下卷《我与张道藩》三十来万字。全书详尽记述了蒋碧微与徐悲鸿私奔、赴欧留学、结识张道藩，直至同徐悲鸿分居、离婚，其间同张道藩热恋、赴台同居最终又黯然分手，时间跨度六十多年，从豆蔻年华到阅尽沧桑垂垂老矣，人生轨迹遍及世界多地，民国女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情感历程和真切人生如此跌宕起伏，其丰富精彩远胜诸多小说。当事人蒋碧微女士下笔如有神助，洋洋洒洒、汩汩滔滔。全书行云流水，文采飞扬，珠落玉盘，泠泠作响;时而繁弦急管，时而婉转幽咽;紧张处让人揪心，缠绵处使人泪奔，委屈失落处令人低徊，愤怒无告处令人扼腕，诸多的细节刻画细致入微如在目前。读来可谓一路饱览风景无限，且须一气读罢，不容间作顿滞。蒋碧微的文学才华令人折服。
回忆录中的蒋碧微貌似低调自谦，其实很是高调强势：“我一生了无长处，只有祖宗遗传给我的一身傲骨。”她在面对徐悲鸿涕泪交流、重修旧好的恳求时，“怜悯与惋惜的念头同时在我心底升起，可是，我一生不喜欢怜悯两个字，因为我总认为怜悯别人，即自视强过别人，和被怜悯者是无法站在对等地位的。我可能同情弱者，但我不能对可怜人发生情爱。当时我萌生一丝怜意，然而我对他的爱心却在相形地消灭”。而对于当初张道藩一边向她这个朋友之妻主动示爱，一边又与法国女子素珊订婚的举动，蒋碧微非但没有一点微词，居然还自认为这是对方不得已而为之的“牺牲”：“决心用形式上的婚姻，驱除他内心对我的爱慕。是的，在他来说，这是一次牺牲。处在当时的环境，他不得不做這样的牺牲。因为我是悲鸿的妻子，而悲鸿却是他的二哥，他一直都在叫我二嫂的。”蒋碧微的自恋和自以为是，实非常人可比！
对于徐悲鸿的性格人品，自己当年与徐悲鸿的私奔以及其后长达十四五年的离婚拉锯战，蒋氏本人如是述评：
我出身宜兴古城的阀阅世家……因此自小就接受了书香门第、礼教家庭的熏陶，十三岁由父母做主订了亲，十七岁跨出深宅大院，跟父母住在上海，只是仍然独处闺中，根本没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我所能见到的唯一男士，是宜兴同乡徐悲鸿。那时候悲鸿年少英俊，生气蓬勃，并且由于家学渊源，在绘画方面已经崭露头角。以一个未经世故的少女，遇到像这样风度翩翩、前程光明的青年，因而发生倾慕之情，毋宁是极其自然的。于是，当他托人向我示意，约我同去外国时，我会毫不犹豫甘做名教罪人，和他悄悄逃到日本，流浪北京，负笈巴黎，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旧社会里，闹出逃婚出奔的轩然大波。
但是共同生活以后，我对悲鸿才有了深切的了解，我发现他的结婚对象应该是艺术而不是我。他无视任何与艺术无关的人、事或物，而以“应毋庸议”作为他的斋名，把“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集句对联永远挂在座右。如此我从十八岁跟他浪迹天涯海角，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与厄难。
而蒋碧微心目中的张道藩则近乎是一个完人：“富正义感，嫉恶如仇，一颗无比忠贞热烈的爱国心，一份艰苦卓绝永不动摇的斗志，这便是道藩，我唯一的平生知己！”其实这些优点徐悲鸿也都有，差别只是一以艺术家的方式，一以政治家的方式而已，否则，徐悲鸿日后何以能蜚声中外？何况他义卖画作支持抗日的爱国壮举有目共睹。不过，在蒋碧微眼里，徐、张两人真正的区别在于“悲鸿爱的是艺术和他自己，对于家人一向冷漠疏阔，因此谁也无法和他亲近。道藩却由于爱我的缘故，对我周围的每一个人，莫不关怀备至，所以我家的人，对他也就自然而然觉得亲切欢喜。见微知著，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他们两人基本性格的迥异”。从中法友谊会干事、复旦大学法文教授到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编辑，蒋碧微的每项工作都是仰赖张道藩的大力关照。事无巨细，只要关乎蒋碧微，张道藩都亲力亲为，“道藩对于我的所有的亲友，永远是以爱屋及乌的精神，热心诚挚地去关切照料”，这应该才是蒋碧微扬张贬徐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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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二十来年的婚姻里，徐悲鸿带给蒋碧微的并非如她所言只是“无穷的痛苦与厄难”。难道不是身为著名画家、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夫人的身份，才能让她拥有长期而多次的欧洲之旅，才能享有南京“恢弘的新屋，美丽的庭园，得力的佣人和舒适的环境”，以及社交界的无限风光？何况在日本教她习书法，在欧洲教她学法语，“想起我渴望冷饮，曾经在腊月里满街为我找冰淇淋”……即使两人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但徐太太的头衔总能让蒋氏获得诸方照拂。在《我与徐悲鸿》一卷中，附有徐悲鸿以蒋氏为模特的诸如《蜜月》、《持扇女像》、《熟睡中的蒋碧微》、《箫声》等多幅画作，不也证明了两人当初曾经的甜蜜？
再说，张道藩也并非如蒋碧微强调的那么忠贞完美。蒋氏回忆录中曾说张道藩感情上“肆应长才”，他的多情曾引来魏小姐的爱恋，而他拒魏的理由居然是“我一生中不可能只爱一个女人”。1926年，他初次写信给蒋氏求爱，同时他又与素珊订婚;1949年，赴台后为了与蒋同居，他又将妻子、女儿送居澳大利亚长达十年。张道藩的多情和薄幸，于此清晰可见。丈夫徐悲鸿与其学生孙多慈的婚外恋，令身为妻子的蒋碧微深恶痛绝，视孙如仇雠，终身不能释怀，但对张道藩同样性质的行为，她就可以理解并予以谅解。其实，蒋碧微之于张妻素珊，不就是孙多慈之于徐妻她蒋碧微吗？ 罗敷有夫的蒋碧微还要一意表明她与孙多慈绝非同类，她自认为对张妻素珊无比体谅，尊重有加，事实上蒋、张为了在台同居，对素珊母女造成了怎样的身心巨创？“十年后，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室团圆”。仿佛因此，她就摇身变成一个圣洁的牺牲者，“唯一可以使我自慰的，是我始终保有我的原则。无论情况怎样演变，事态如何发展，我绝对不做影响他（指张道藩）事业和家庭的事。而今回顾，这一点上我总算已经做到了”。聪慧要强如蒋碧微，自我美化一竟至此，也着实令人吃惊。
徐悲鸿移情别恋后又率性离家出走，他有错在先，这一事实有目共睹;战乱年代蒋碧微独自带着两个儿女勉力撑持，其艰难也自不用说;当年的悔婚私奔让蒋家付出巨大代价，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蒋碧微的不依不饶，特别是在与张道藩确立了情人关系后，罔顾徐悲鸿重修旧好的愿望和行动，一意要求离婚，最后并提出“赡养费一百万元，另外要他一百幅画”的离婚条件，这也是铁的事实。笔者无意对双方做道德评判，只是依据蒋氏本人回忆录提供的资料来厘清一些事实。譬如1937年11月初，蒋碧微已在重庆安顿下来，“悲鸿的突然出现在重庆，而且想在我的家里留下，确曾引起我莫大的憎嫌和反感”。丈夫此时的归来，已被蒋碧微视为生活中“闪进”的“一片阴霾”，她跟情人表白：“你该知道此生此世，我的精神、身体都是属于你的了，我希望你留的印是永远地封固着，等待你的来临。我一想到有人将以权利来逼迫我，我是何等的愤恨，一身而无自主之权，岂非莫大的耻辱？尽管你不会责备我，可是我却忍受不了。”张也回信呼应：“你的信里曾经写着：‘此生此世，我的精神身体都是属于你的了，我希望你留的印是永远地封固着，等待你的来临。’心爱的雪，当我读了这几句话时，我是何等的安慰啊！几年来深心向往你对我说的话，你总算说了，我真自负极了！我的雪，只要你的精神身体全属于我，我还敢希望什么？”据此判断，蒋、张处于燃激岁月，从精神到肉体都已“浓得化不开”了。
其实，此时仍属蒋、徐婚姻的存续期，尽管徐悲鸿一直维持家庭开销，但蒋碧微断然拒绝了他的归家要求。为此，徐悲鸿曾向他们共同的朋友吐槽：“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布置了好好的家，不让我住！就算我是个朋友吧，她也应该招待的呀！何况她用的还是我的钱。”到了1938年9月，在与朋友郭子杰协商离婚一事时，徐悲鸿更是无限悲愤：“弟因国难之故，回心转意，尽量卑鄙，以冀修复旧好，侍候月余，不特毫无影响，且变本加厉，借题发挥，以是知人心已变，不能挽回。况寄人篱下，全无辞色，胡能腼颜久留（其实完全用我的钱）。故最后之努力，弟已亲身试验，完全无效。所以兄不必多此一举，弟良心不泯，她虽对我如此，我总不忍抛弃，故甘愿担任其生活所需，亦因弟之收入较之为多，否则一受辱被逐之我，宁来供养逐我之人？……总而言之，‘光第’生活，弟决不再试，弟愿多保持些碧微好的感想，至于末世。……”
蔣碧微有蒋碧微的痛苦，徐悲鸿有徐悲鸿的无奈，张道藩则有张道藩的打算。蒋碧微还一意表明，夫妻感情破裂以及她的婚外情，并未对子女产生负面影响，证据就是时年十七岁的女儿丽丽对张道藩感情深挚：“作为一个母亲，我是多么深切的感动，那封长信里，可以看出丽丽对道藩的仰慕是如何的热烈，而道藩对丽丽的爱护更是何等的亲挚，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像蔚蓝的苍穹，像清澄的湖水，像如茵的碧草，更像是中天的皓月，流露出自然的、纯洁的、天籁般美妙的旋律。”一连串排比句式迸发出的强烈抒情，反倒令人费解乃至生疑：一个将届成年的女儿，何以会对母亲的情夫如此亲近？蒋碧微自然还强调自己行事做派，如何兼顾丈夫和情人之间多年友谊：“我必须立刻写信通知道藩，以免他继续寄信，引起悲鸿的疑惑，损伤他们之间十多年的亲密友谊。”试问，徐、张两人曾经的亲密友谊，此情此景下还能如何维持？蒋碧微所谓的苦心孤诣近乎痴人说梦！事实上，儿子徐伯阳、女儿徐丽丽1949年都选择留在大陆，而未追随这位母亲奔赴台湾。
时隔六十一年后，年届七十八岁的徐伯阳曾解释过自己当年为何不告而别参加远征军：“我由于自己长期生活在破碎家庭中，得不到父爱，得不到母爱……我对自己在一个破碎家庭中长大的滋味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得不到双亲的关爱，我活着也是受罪，还不如走向战场，打日本鬼子，真的牺牲了，那也是为国捐躯。所以张伯伯在电话中虽然一再劝说，但我毫不心动。”夫妻失和，儿女最无辜，最受伤。
身为母亲的蒋碧微，对此其实并非一无所察：“诚然，别人的儿子可以去当兵打仗，我有什么理由阻止自己的儿子从军报国？不过，午夜扪心，我不能不自疚与惭愧，由于我的性格比较严峻，生平最不善于表露感情，更不会以温言细语去对待人，加以十多年来遭受家庭变故，心理上一直悲哀沉重，而且为了独立谋生，又常把孩子寄居学校，因此对于孩子的抚育照料，难免有所欠缺。孩子们处在这样残破不全的家庭里面，当然是得不着多少温暖的，因此我不讳言，伯阳的从军，与其说是由于一时的冲动，不如说这是家庭环境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三
《圣经·旧约》中记载夏娃在蛇蛊惑下偷吃的禁果，也给亚当吃了，所以亚当被上帝诅咒：“因为你轻信你的妻子，吃了不让你吃的果子，我要发出诅咒，让土地只长荆棘和蒺藜，你只能以野菜为食，你还必须终年劳动，终生为维持温饱而忙碌，一直到你死时归土为止。”从此以后，男人终身得为生计、为家庭妻儿老小而四处奔波，这可谓男人的原罪。
所以，《蒋碧微回忆录》的总体基调虽是控诉徐悲鸿的见异思迁，赞美张道藩的忠贞热诚，着力彰显传主的高洁品性和过人才华，但是，换一个视角，也令读者充分见证了徐悲鸿、张道藩两个男人如何为情所累，被原罪所困，“执着如冤鬼，纠缠如毒蛇”，被爱情和婚姻折磨得死去活来。徐悲鸿的困境来自最初对蒋碧薇的爱慕，后来因此负累终身，至死难脱。如蒋氏本人所言，先是“靠徐先生一个人的留学费用，我们在欧洲撑过了六年光阴”，后因“费用不继”，两人“日处愁城”，徐悲鸿只身一人远赴南洋替人画像挣钱，安顿蒋碧微一人巴黎独处;徐挣得的可观收入，大半用于购买金石、书画;蒋氏常常抱怨前夫带给她“无穷的痛苦与厄难”，这都是其中之缘由。声誉日隆的徐悲鸿为蒋碧微带来的种种待遇和享受，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否则便是罪不容赦;一旦因为物价飞涨、工资拖欠，家庭月供有所减少，她可以理直气壮前去质问，他只能无言以对失声痛哭。说得刻薄一点，与张道藩1959年分居后，蒋碧微余生二十年间，仍赖墓木已拱的徐悲鸿为生：“从此我以离婚时徐先生所给我的画换钱为生，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也不曾用任何人一分钱。”蒋氏自我感觉极好，至此居然还以强者自居，超然事外横加断言：“时至今日，我敢于说：如果不是这次恋爱事件，所造成的一连串恶果，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可能会更辉煌，说不定他还不至于五十九岁便百病丛生地死于北京。”事实上，1953年徐悲鸿五十八岁就英年早逝，与赶着交付蒋碧微“百幅画作”的离婚索价导致身心交瘁过劳成疾干系重大。 张道藩也陷入对蒋碧薇的狂热爱恋不能自拔，因着这份“迟来的爱”甘愿受其驱遣，因而耗尽心神吃足苦头。首先，他要为蒋氏安排令其满意的工作。平心而論，蒋碧微并无高校任职的硬通货如大学文凭之类，她能在复旦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编译馆、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等机构任教任职，乃至蒋父蒋梅笙在重庆大学的教职，都来自张道藩的苦心运作和周至擘画。不仅如此，蒋氏亡弟蒋丹麟遗稿的保存和出版，蒋梅笙诗集的编印出版，张道藩都亲自出马，甚至从封面纸型纸色、字体、文中句读、装订式样都一一亲为检视、审定;“亲任筹印校对之职，前后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才在印刷条件相当困难的大后方，出版了父亲的《理斋近十年诗词》”。张道藩需要劳碌的还远不止这些，如应蒋碧微要求，为蒋父争取养老金一事;为她同乡好友入住精神病院以及身故后的布展;为她的外甥催查向教育部申请的外汇证书;为她的亲友长辈寿辰题款;甚至都得为她从重庆代购纸墨、笔砚……当然，所有的前提就是张道藩处理好日常公务、安抚停当自家后院，然后再为实现蒋氏的“光荣”与“梦想”，想方设法殚精竭虑。
所以，这两个男人的困境都是荷尔蒙惹的祸，都是在雄性荷尔蒙的驱动之下，为情所困不能自拔，都是原罪导致的结果。谁叫男人爱上女人呢？但是，爱上女人当真就是男人的错，就成了男人的原罪？换言之，因为有了男人爱她，女人就拥有了折磨男人的天赋权利，男人就该提供和满足她所想要的一切？要命的是，这个问题在男女双方都认为不是问题，都觉得理所当然。原因何在？男人认可两性关系的这个铁则，这才是男人受苦的根源，才是男人的宿命，才是男人的原罪。
这就涉及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男权社会苦累了谁？
答案其实不言自明。男权社会一方面的确将男性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社会角色定位又将男性彻底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那就是无论能力高下强弱，对每一个男人来说，养家糊口都属天经地义、责无旁贷。给妻子提供粗茶淡饭只是起步价，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则是最高理想。男、女两性角色定位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尽管当代社会许多男性其实已经不堪重负疲于奔命了。放眼四望，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的当下中国，那些手中有点权与钱的男人，常常是挺胸凸肚脑满肠肥，花园别墅宝马香车，养“小蜜”，“包二奶”，甚至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在家庭中，则毫不客气地把一个两难情境摊在妻子面前：若要分享他优越的物质生活，就必须容忍他的种种劣迹;若要维护你自身的尊严，对不起，卷铺盖走人。而女人则有女人的心愿。她的男人既要权钱在握，让她坐享富贵荣华，所到之处风光无限;又要对她用情专一，心无旁骛，时时哄着、捧着、宠着，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稍不如意，则胡搅蛮缠，要死要活，闹得你永世不得安宁。
大半个世纪前，蒋碧薇一边还以徐悲鸿太太的身份安享一切，一边又与另一个男人张道藩打得火热，而对出轨后再想回头的丈夫横眉冷对毫不留情。男人的原罪，女人的天福，没曾想，绝非寻常之辈的徐悲鸿、张道藩和蒋碧微，依然因循着这一古老铁则。当然，这样的事情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不过变换了一些形式或花样，堪称“终古常见，光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