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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他的八卷本的《佛罗伦萨史》是体现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思想的优秀代表，其所反映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对宗教神权史观的否定，使其成为近现代史学史发展的转折点，同时，该书摒弃了传统的以排列史实为主要方式的编纂手法，将人的活动作为叙述历史发展的主线，开拓了史学写作方法的新领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的卓越代表。
[关键词] 马基雅维利 佛罗伦萨史 人文主义 史学创新
马基雅弗利(公元1469-1527年)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历史学家。出身于佛罗伦萨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法学家。1496年开始担任共和国政府官员，1498年—1512年担任佛罗伦萨十人委员会秘书，主管外交及军事事务，另外负责起草政府文件等，他先后出访过法国、瑞士、德意志和意大利各城邦二十多次。在此期间，他曾参加推翻美第奇家族的起义和佛罗伦萨对比萨的战争。公元1512年，因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马基雅弗利去职。后因涉嫌参加反美第奇阴谋，被捕入狱，受到刑讯。获释后离开佛罗伦萨，在城郊自己的圣卡申诺庄园开始隐居生活。
在隐居期间，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他的著作生涯。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君主论》，其后还有《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也译《李维史论》）、喜剧《罗陀罗华》、《兵法七卷》（也译《兵法》，台湾译为《战争艺术》）等，而《佛罗伦萨史》则是马基雅弗利的最后一部著作，成书于1525年。
全书共八卷，主要从公元四世纪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写起，一直到佛罗伦萨从建城之日始到公元1492年“豪华者”洛伦佐去世为止。讨论意大利政局整体变化的关系，寻求解决分裂局势的方法，其重点在近代当代历史。《佛罗伦萨史》因其所体现的人文主义和史学创新成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思想的优秀代表。
一、否定神本史观，展现人文主义
马克思曾指出，16世纪许多思想家“已经用人的眼光观察国家，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神意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1]马基雅维利则是其中最早最优秀的代表，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他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神本史观，对神权提出质疑，并展开了以人的活动为中心来描述和思考历史的写作实践。书中所体现的人文主义思想成为其史学的一大特色。
中世纪的欧洲，在神学思想的影响下，一切归咎于神意。人们习惯于以神学眼光看待国家。凡俗世界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天命与神意是社会生活各种问题的诠释。深受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马基雅维利，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根据时势的新变化，突破基督教神本史学“神性重又降临凡世，神人同形同性地卷入人类的事务”[2]的限制，将人的行为与思想从神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并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大量地运用直接议论或假借别人演说词而间接议论的史学手法，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摈弃虚伪的中世纪教会道德，从“人性恶”的角度研究权术。他认为，人的本性基本上是恶的，是自私自利的，人不会在蒙受你恩泽的时候，忘记你曾给的怨屈，一有可能就会对你实行报复;也会在你需要之时，实现你施恩于他们时许下的诺言。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自己在任何情况下的安全，保住已有的财产和获得更多的东西。财产对他们来说比父母重要。人对权力和财物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权力和财物总是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欲望总是大于得到的能力，所以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和与战争.而君主要实现意大利的统一，维持稳定，必须善于运用权术对付邪恶的人们。
这种“人性恶”的写作角度虽然不够客观与理性，但它却是与基督教神学所说一切权利来自神的说教背道而驰，不受其限制，打破了上帝支配着人类历史，主宰人类命运的传统观念，大胆的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基督教的传播给意大利带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加快了意大利的瓦解。其壮大会使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同时他对对教皇进行了批判，认为教皇是制造分裂、阻碍统一的罪魁祸首，指出教皇本应是神职人员，而神职人员本该是圣洁的，他专门替教徒祈祷赎罪，应以传播福音为己任，而不应该迷恋世俗的权钱色，只热衷于个人私利。正如他对教皇西斯克特四世的评价一样，认为他是一个邪恶的人，“他不是牧羊人，而是一只狼”[5]（p418）。正如马克思所说：“马基雅维利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指出教皇的统治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3]同时，马基雅维利十分注重人性和人的心理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品质和行为进行了剖析，强调伟人君主的活动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在文中，他用大量的词句和事件描写了美第齐家族的科斯莫和洛伦佐，科斯莫成为了一位在拥有财富和权威的同时，又有具有慷慨豁达、精明审慎等品质的优秀领导人物，多次提及他对事态发展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二、摈弃排列史实，提倡史学创新
《佛罗伦萨史》的另一特色在于马基雅维利能够摈弃以往以排列史实为主要方法的编年手法，将人的以往活动作为历史的主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马基雅维里在《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的序言中宣称他要开辟“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就是要从人类活动的形形色色的现象背后探求其共同的动机,从而找出一条普遍的规律来。他在撰写《佛罗伦萨史》时也是尽量把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国内外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叙述。如他在叙述雅典公爵时,就对1342年作为一个暴君统治佛罗伦萨,并在次年被赶下台的前前后后作了详细阐述。布克哈特指出:“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到1492年为止)中把他的出生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4](P80—81)
文艺复兴时代仿古风气盛行，马基雅维利模仿古典史家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在书中用文情并茂的演说词将论述衬托的更具有说服力。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多次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发表的演说词来增添作品的丰富性。认为历史学家应当以一种扣人心弦的修辞风格,用雄辩的语言、绚丽的文采、优美的情节记述打动读者。用鲜活的文字表达作者对过去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现世问题的思考，让读者能够更易、更深的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马基雅维里以他最擅长的警句和对偶式的手法写成出的《佛罗伦萨史》,便以优美的的文辞形式表达了他写作的主题。布克哈特说:“他的活泼有力的思想,他的明确而简洁的表达方式,使他所使用的语言具有除‘十四世纪意大利作家’的优点而外的任何优点。”[4](P374—375)如在《佛罗伦萨史》第5卷里,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RinaldodegliAlbiZZi)企图谋求米兰公爵的帮助,反对美第奇家族日益增长的势力,因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纵论德行、弊病和爱国主义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他把个人忠诚奉献给“对它的公民一视同仁”的城邦,而不是给那种“只支持一小撮人,却把大批子孙抛弃”的城邦。[5](P243)马基雅维里是近代政治学领域用人的眼光去观察国家,在历史学领域用人的活动去解释历史发展变化的第一人。
综上，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是一部以人为本的史学名著，它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史观的束缚，突出人本身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所体现的是人的行动史，其所反映出来的史学思想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以来盛行的神学历史观，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史学思想成为近代史学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书中所运用的新的编纂方法，突破了以排列史实为主的编年手法的局限，为史学的写作方法开拓了新的领域。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马基雅维里并没有能够完全突破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思想的囹圄，在书中仍能看到循环史观的束缚，同时，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上层人物的描写，对广大的平民阶级仍抱有偏见，并不能客观、公正的看待平民阶级。但相对于该时代其他史学著作而言，《佛罗伦萨史》堪称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的卓越代表。
参 考 文 献
[1]转引刘颂书：<佛罗伦萨史>与马基雅维里史学[J].湖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贝耐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商务印书馆，1982
[3]转引朱广祥、江洁：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史学思想及其评价[J].蒙自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
[4]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商务印书馆，1979
[5]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M].商务印书馆，1982
[关键词] 马基雅维利 佛罗伦萨史 人文主义 史学创新
马基雅弗利(公元1469-1527年)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历史学家。出身于佛罗伦萨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法学家。1496年开始担任共和国政府官员，1498年—1512年担任佛罗伦萨十人委员会秘书，主管外交及军事事务，另外负责起草政府文件等，他先后出访过法国、瑞士、德意志和意大利各城邦二十多次。在此期间，他曾参加推翻美第奇家族的起义和佛罗伦萨对比萨的战争。公元1512年，因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马基雅弗利去职。后因涉嫌参加反美第奇阴谋，被捕入狱，受到刑讯。获释后离开佛罗伦萨，在城郊自己的圣卡申诺庄园开始隐居生活。
在隐居期间，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他的著作生涯。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君主论》，其后还有《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也译《李维史论》）、喜剧《罗陀罗华》、《兵法七卷》（也译《兵法》，台湾译为《战争艺术》）等，而《佛罗伦萨史》则是马基雅弗利的最后一部著作，成书于1525年。
全书共八卷，主要从公元四世纪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写起，一直到佛罗伦萨从建城之日始到公元1492年“豪华者”洛伦佐去世为止。讨论意大利政局整体变化的关系，寻求解决分裂局势的方法，其重点在近代当代历史。《佛罗伦萨史》因其所体现的人文主义和史学创新成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思想的优秀代表。
一、否定神本史观，展现人文主义
马克思曾指出，16世纪许多思想家“已经用人的眼光观察国家，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神意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1]马基雅维利则是其中最早最优秀的代表，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他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神本史观，对神权提出质疑，并展开了以人的活动为中心来描述和思考历史的写作实践。书中所体现的人文主义思想成为其史学的一大特色。
中世纪的欧洲，在神学思想的影响下，一切归咎于神意。人们习惯于以神学眼光看待国家。凡俗世界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天命与神意是社会生活各种问题的诠释。深受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马基雅维利，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根据时势的新变化，突破基督教神本史学“神性重又降临凡世，神人同形同性地卷入人类的事务”[2]的限制，将人的行为与思想从神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并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大量地运用直接议论或假借别人演说词而间接议论的史学手法，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摈弃虚伪的中世纪教会道德，从“人性恶”的角度研究权术。他认为，人的本性基本上是恶的，是自私自利的，人不会在蒙受你恩泽的时候，忘记你曾给的怨屈，一有可能就会对你实行报复;也会在你需要之时，实现你施恩于他们时许下的诺言。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自己在任何情况下的安全，保住已有的财产和获得更多的东西。财产对他们来说比父母重要。人对权力和财物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权力和财物总是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欲望总是大于得到的能力，所以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和与战争.而君主要实现意大利的统一，维持稳定，必须善于运用权术对付邪恶的人们。
这种“人性恶”的写作角度虽然不够客观与理性，但它却是与基督教神学所说一切权利来自神的说教背道而驰，不受其限制，打破了上帝支配着人类历史，主宰人类命运的传统观念，大胆的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基督教的传播给意大利带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加快了意大利的瓦解。其壮大会使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同时他对对教皇进行了批判，认为教皇是制造分裂、阻碍统一的罪魁祸首，指出教皇本应是神职人员，而神职人员本该是圣洁的，他专门替教徒祈祷赎罪，应以传播福音为己任，而不应该迷恋世俗的权钱色，只热衷于个人私利。正如他对教皇西斯克特四世的评价一样，认为他是一个邪恶的人，“他不是牧羊人，而是一只狼”[5]（p418）。正如马克思所说：“马基雅维利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指出教皇的统治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3]同时，马基雅维利十分注重人性和人的心理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品质和行为进行了剖析，强调伟人君主的活动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在文中，他用大量的词句和事件描写了美第齐家族的科斯莫和洛伦佐，科斯莫成为了一位在拥有财富和权威的同时，又有具有慷慨豁达、精明审慎等品质的优秀领导人物，多次提及他对事态发展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二、摈弃排列史实，提倡史学创新
《佛罗伦萨史》的另一特色在于马基雅维利能够摈弃以往以排列史实为主要方法的编年手法，将人的以往活动作为历史的主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马基雅维里在《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的序言中宣称他要开辟“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就是要从人类活动的形形色色的现象背后探求其共同的动机,从而找出一条普遍的规律来。他在撰写《佛罗伦萨史》时也是尽量把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国内外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叙述。如他在叙述雅典公爵时,就对1342年作为一个暴君统治佛罗伦萨,并在次年被赶下台的前前后后作了详细阐述。布克哈特指出:“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到1492年为止)中把他的出生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4](P80—81)
文艺复兴时代仿古风气盛行，马基雅维利模仿古典史家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在书中用文情并茂的演说词将论述衬托的更具有说服力。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多次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发表的演说词来增添作品的丰富性。认为历史学家应当以一种扣人心弦的修辞风格,用雄辩的语言、绚丽的文采、优美的情节记述打动读者。用鲜活的文字表达作者对过去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现世问题的思考，让读者能够更易、更深的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马基雅维里以他最擅长的警句和对偶式的手法写成出的《佛罗伦萨史》,便以优美的的文辞形式表达了他写作的主题。布克哈特说:“他的活泼有力的思想,他的明确而简洁的表达方式,使他所使用的语言具有除‘十四世纪意大利作家’的优点而外的任何优点。”[4](P374—375)如在《佛罗伦萨史》第5卷里,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RinaldodegliAlbiZZi)企图谋求米兰公爵的帮助,反对美第奇家族日益增长的势力,因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纵论德行、弊病和爱国主义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他把个人忠诚奉献给“对它的公民一视同仁”的城邦,而不是给那种“只支持一小撮人,却把大批子孙抛弃”的城邦。[5](P243)马基雅维里是近代政治学领域用人的眼光去观察国家,在历史学领域用人的活动去解释历史发展变化的第一人。
综上，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是一部以人为本的史学名著，它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史观的束缚，突出人本身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所体现的是人的行动史，其所反映出来的史学思想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以来盛行的神学历史观，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史学思想成为近代史学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书中所运用的新的编纂方法，突破了以排列史实为主的编年手法的局限，为史学的写作方法开拓了新的领域。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马基雅维里并没有能够完全突破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思想的囹圄，在书中仍能看到循环史观的束缚，同时，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上层人物的描写，对广大的平民阶级仍抱有偏见，并不能客观、公正的看待平民阶级。但相对于该时代其他史学著作而言，《佛罗伦萨史》堪称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的卓越代表。
参 考 文 献
[1]转引刘颂书：<佛罗伦萨史>与马基雅维里史学[J].湖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贝耐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商务印书馆，1982
[3]转引朱广祥、江洁：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史学思想及其评价[J].蒙自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
[4]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商务印书馆，1979
[5]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M].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