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木棉落下了
　　四五月是雨水丰沛的时候。每一次铺天盖地的降水都是木棉花的灾难，它们和着雨一朵又一朵沉沉地砸下，裹着雨珠和汁液在水泥地上一呼一吸。很快，枝头没有灼艳的点缀了，连最后一朵红棉也凌空而下。我的文章还是没有见报。
　　一个月前红棉正盛时，我用文字记录下了那一树的绚烂，并带着和红棉一样火红且热烈的期盼投给了本市的报纸。以往的经验告诉我，这家报纸的编辑喜欢带有生活色彩和时效性的文章，但刊用与否都不予回复。因此从投稿的那天起，我迫切又小心地打开每天的报纸，却总是循环往复地从期待跌到失落，再燃起新的期待，像极了刮彩票。而当红棉最终落尽，稿子沉入大海，我的热情也消散了。
　　每一次没有结果的等待，每一篇杳无音讯的作品，每一句暂不录用的答复，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名状的苦涩。既然如此，倒不如就此搁笔，回到繁杂恼人的生活里，反正我还忙着考研、实习、写论文……
　　直至后来我读到阿德勒的心理学，才发现所谓的数不清的事情，不过是我为了逃避退稿的沮丧而扯出的“不能做的理由”。所以我还是忍不住想写点什么，在这个暴雨即将来临，木棉絮漫天纷飞的下午。
　　纸飞机
　　真正从八百字方格纸中跳脱出来，开始“我手写我心”是在高三的时候。我越被单调沉郁的学习任务压得密不透风，便越觉得生活的其他细枝末节竟如此灵动有趣。没有什么是黯然失色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写的，就算是发呆时扑面而来的一阵透凉的风，说不定也携着某些隐秘的挂念。
　　这时有一只天蓝色的纸飞机从记忆的边缘摇摇晃晃地飞过来，一如它曾经飘过两张课桌的距离，划过深绿色的校服，轻轻擦过我的肩膀，最后落在课本上。我把它摊开，抚平，看见上面写了一首清秀的小诗：“昨夜的风轻轻地/把窗外彻夜零落的雨/卷起/打湿窗前的纸船/留下的水痕/成为铸刻在船上的永恒的记忆。”
　　写诗的是我的好朋友，她是一个和我一样天马行空的人。闲暇时我们总是互相分享故事和灵感，甚至是一些古怪诡谲的多彩梦境。然而由于学业紧迫，它们中的大多数只停留在脑海中，只有少数被我炼成文字，诞生在晚自习结束后回家的公交车上。而这其中的极少数才被编辑相中，刊发在报纸、杂志上，成为庸常生活里些许的亮光。
　　“精彩极了”
　　美国作家舒尔伯格的《“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让我记忆犹新。面对孩子写的第一首诗，他的母亲夸张地赞叹，父亲则冷静严厉地进行批评。我的父母无疑属于前者，他们把我的旧作品复印整理好，小心翼翼地按顺序夹进文件袋里收藏，并且永远期待新的作品。他们亦与我分享奇思妙想，在一番淋漓尽致的抒发后，还不忘问我一句“你觉得我这个故事怎么样”。
　　当然，为了避免过度的虚荣心扰乱写作的动机，我必须衍生出一种“糟糕透了”的警示力量。某天当我在数字报上看见自己的文章时，努力遏制住狂喜，尝试着平静地把好消息告诉父母。母亲凑过来，把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眼里亮晶晶的。父亲则马上放下手里的活，穿着拖鞋奔下楼去买报纸。可惜附近的报刊亭都关门了，便利店里的晚報也售罄了。然而第二天我还是收到了报纸，还是五份！据说是父亲特地拜托报刊亭的老伯帮忙进的货。
　　不老的想象力
　　考上中文系后，我才发现对文学创作怀有更热烈的赤诚之心的大有人在。他们可以为了追逐灵感和兴致从深夜一直写到天亮，可以忍受寂寞用四年时间写一本武侠小说，可以完全不在意投稿而写一些只属于自己的文字。他们时刻提醒着我，写作的本心是有事想说，有人想写，对生活的好奇与思考是不老想象力的来源。
　　《伦敦生活》的编剧菲比·沃勒-布里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写作，是为了品尝生活两次。”我们能通过写作重现或再构生活：也许我们能还原昔人的音容笑貌，记起校园里的紫荆花蕊有甜腻腻的汁液，哼起陌生旅人在米兰火车站里弹过的一首不知名的钢琴曲，甚至为不圆满的生活编一个圆满的结局。
　　前年的南国书香节，我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蒋方舟的新书发布会。人群中的她穿了一条鲜红的蓬松连衣裙，知性而敏锐，专注而安静。我也想成为这样一个理想的写作者，好似筑起一座岛屿，迎接无数过往的船只，同时又能保持自在和独立。
　　黄熙童，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发表作品四十余篇。人如蝼蚁，载浮载沉，想用笔尖和时间赛跑，用爱和创造力书写一个世界。在《中学生百科》发表了《看见味道的少女》《如果你也喜欢做梦》等文章。
　　编辑/胡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