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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谈性色变的传统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青爱工程探索了一条与现有体制相契合的艾滋病防治、性健康、心理健康、公益慈善与传统文化教育模式。从2006年启动到现在，青爱小屋（含心联小屋）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影响的人群，逾600万人次，小屋对接了教育、计生、疾控等政府资源，也给家长、媒体提供了接驳口，校友、企业、志愿者的爱心也可以在小屋里得到实现。本刊记者于近日采访了青爱工程创始人之一、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张银俊，她讲述了她与青爱工程的故事。
记者：张主任（张银俊），近年来，艾滋病在我国青少年中蔓延的速度有加快的趋势，具体是怎样的情况，能为我们解读一下么？
张银俊：我们关注得比较多的是学校这一块。全国有60多万所公、私立学校，在校儿童、青少年3亿人，每年进入性成熟期的有2000万人。青爱工程2006年启动的时候，我们就提出：青少年的艾滋病防治，学校是基本面，性教育是主战场。十年来，我国青少年的艾滋病疫情，不幸以巨大的代价印证了以上判断。
2014年全国青少年感染者人数比2013年上升20%，学生这一块的增幅则是60%。也就是说，艾滋病在校园当中的传播速度，要比社会青年中的传播速度高三倍。
国内学生感染艾滋病超过100例的省份，2013年是5个，2014年是10个。2014年1月—10月，全国新发现艾滋病例8.7万例，主要经性传播，比例占91.5%。从全国看，经性传播比例占91.5%，其中异性传播占66%，同性传播占25%。而在学生当中，81.3%的新增感染者是通过男男同性传播的。2014年全国学生感染者的最小年龄是11岁。
除了艾滋病，青少年堕胎现象也极为严重。据权威报道，我国每年人工流产达1300万例，位居世界第一。其中25岁以下女性占50%，大学生为高发人群。
近几年，儿童遭遇性侵事件也频频曝光。2014年，被媒体公开的儿童性侵案件高达503起，平均0.73天就曝光1起。
针对这些社会问题，如果要总结原因，在我们看来，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不为”：中国学校的性教育工作在近几十年中，并无实质进展。一个是“勇为”：由于性教育的短板没有补上，形形色色的性文化主张蓬勃发展。其中，男男同性恋社群当中，奉行“去艾滋化”、“去风险化”策略，认为把艾滋和同性性行为相联，是对后者的“污名化”。于是在意识中，把艾滋病这回事给否定掉了。
记者：您为何会投身慈善事业，您做青爱工程的初衷是什么？
张银俊：我个人参与青爱工程的发起，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我大学毕业后在卫生部新闻处工作，先后参与了《健康大视野》等杂志的创办，以及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的创办。所以对于卫生工作、社会组织工作都不陌生，与政府、媒体打交道的机会也比较多。
从社会大背景来说，社会组织、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大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维度。换句俗话来讲，除了从政、做生意、做研究，中国还有一个新兴领域，个人可以通过做慈善、做社会组织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当中来。青爱工程就是属于这种性质。
青爱工程成立于2006年。2005年，国家通过“两免一补”政策，解决了希望工程所提出的时代课题：让每一个孩子上得起学。我们于2006年发起成立青爱工程，借鉴了希望工程的一些理念。所不同的是，希望工程是没有学校就盖一所学校，青爱工程则是在全国既有的学校当中增加一项功能。
我的初衷，说简单也非常简单。就是想构建一个路径，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学校性教育的问题，二是探索一条中国式的慈善道路。
记者：十多年的探索中，一定有很多艰辛和困难，您觉得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银俊：做这个项目，实话说困难不少。十年后我才发现，我和另一位发起人——李扁，在没有经济基础、没有政府拨款的情况下，两个普通社会青年，凭着一腔热血，搞了这么一个工作，完全是小马拉大车。所以能搞下来，靠得是一种天真、一种大愿，靠得是青爱工程的那个“责”字标。或者也可以说，像一些朋友讲的，靠得是“不知天高地厚”。这个十年，可谓九死一生。当初如果知道会遇到这么多困难，我们或许就不敢做了。因为整个社会对于性教育缺乏常识，也没有形成共识。青爱工程是用慈善手段来推动，但是艾滋病和性教育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容易让人感动，让人有立刻就捐款的冲动。艾滋病和性教育这个话题本身就很沉重、很复杂，指望社会捐款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这项工作真的太重要了，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我们面临着困难，但是也获得了很多支持。民进中央对我们的工作就给予了大力扶持。像教育大家顾明远先生，也始终支持我们。社会上还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很欣慰，越做越有信心。
记者：您刚才提到民进对青爱工程给予了大力支持，可否具体谈一下？
张银俊：我是民进会员，深感有组织是不一样的。我为自己属于这个集体而感到幸运。民进作为青爱工程的支持单位，长期以来，十分关注和支持青爱工程的发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原主席许嘉璐，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原常务副主席张怀西都是青爱工程的总顾问。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是青爱工程的首席顾问。
2014年年底，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与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签署框架协议，将民进中央对青爱工程的支持归口到社会服务部具体负责。站在青爱工程的角度看，是民进中央支持、孵化了青爱工程。启动伊始，民进中央的主席、常务副主席就担任总顾问，出席启动仪式，题词、讲话，为这个慈善项目的成长拓展生存空间。后来，随着项目的成长，民进中央把这个支持延续下来，持续十年，随着互动的加深，又从平台和机制建设、参政议政等多个方面给予更加具体的支持，促进项目的成熟、蜕变。
可以说，青爱工程自启动至今，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民进的大力支持。 记者：青爱小屋的“牌房师书课，社影讲家功”十项功能很有特点，是从什么样的出发点去考虑的？
张银俊：表面看是这样定义的：“牌”，是每间青爱小屋都有一块牌子，有唯一的编号，全国统一。实际上，牌是领导支持。“房”，是要有一个房间。根据学校情况，有十几平米的一间小屋，也有六百多平米、十几个房间的小屋。实际上，房是办公用地。“师”，是师资，每所学校安排至少一名专责教师负责青爱小屋的日常工作和活动开展。实际上，师是专业志愿团队。“书”，是图书，每所青爱小屋都配备了供老师、家长、学生阅读和使用的图书，为青爱教育提供专业、科学的基础。实际上，书是专业基础。“课”，即开展课题研究，进行课堂教学，如学科渗透课、专题课和活动课，形成课程体系。实际上，课是主阵地。如此等等。
这十项功能，是为了实施五个方面的教育。为什么设计得比较复杂？因为就性教育而言，不是单因素的事情，必须多因素协同考量。过去有一段时期，大家认为性教育搞不起来，是缺师资、缺教材、缺课时。所以有一段时间，全国掀起一股编性教育教材的风潮。十几个省市都编了，但都没有用起来。为什么？因为没有教师教。性教育涉及的学科不少，传统学科的教师承担不了。比如，学生物的教师教不了其中的心理学、社会学的内容。即使教师能教，但学校不排进课表，不计工作量，也还是无法持续。
因此，必须把有关的种种因素都考虑进来，而且让它们互相生成，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有生命活力、有成长性的机制。
记者：青爱工程实施救助的方式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些青爱工程开展的活动吗？
张银俊：云南省盈江县，地处中缅边境，是一个深受毒品、艾滋病严重侵害的地区，全县艾滋孤儿1000多人。2012年，我们在云南省盈江县建立了青爱工程工作站，这是青爱工程支持当地社会组织成立的一个县级的分支机构。青爱工作站成立以来，当地40所中小学实施青爱小屋项目，按照青爱小屋十项功能的总要求开展了系列活动。
2014年，该县40所青爱小屋学校共对教师志愿者进行青爱小屋知识培训讲座124场，1325人次参与。各学校还成立了青爱教研组。开展班级读书活动217次，借阅书籍32450人次。编印校园禁毒防艾、性健康教育专刊98期。开展400余场性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防艾教育和感恩教育等专题教育活动，培训学生近4万人次。开展社团及户外活动89次，参与学生32310余人次。对家长进行青爱小屋知识宣讲培训37场，参与3250人次。开展学生感恩教育活动231次。走访贫困学生家庭1342次，走访贫困学生1432名。那可是一家一家走访。累计向各方募集资金近340万元，物资折价576万元，这些都及时发放到贫困学生、艾滋致孤家庭、困难及残疾人群手中。
青爱工程还在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的4所学校，设立6个“青爱班”，与县教育局合作，对300名受艾滋病影响的特困儿童进行集中管理，负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还有四川省汶川县第一小学，成立了由13位教师参与的“青爱教研组”，开发出性健康教育课30多节。成都市龙泉驿第七中学，以青爱小屋建设为龙头，引入3位专职教师，后续有80多位教师参与小屋工作。青爱小屋的助力，为学校带来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办学声誉的提高、全国各地学校的观摩交流和媒体的采访报道，并获得政府部门资金支持近30万元。
江苏省江阴市从2013年开始启动青爱工程项目，第一期建了10所青爱小屋，现在达到了40所。在今年2月8日举办的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江阴市政协副主席、教育局局长、青爱工程江阴基地主任陈兴初说，江阴通过青爱工程传递了“爱是教育的灵魂”的理念，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锻炼了一批心理健康教师，打响了品牌，通过青爱工程让十万家长进入到家长课堂。各地做的工作，让我们受到很大鼓舞，这个事情，停不下来。
青爱工程实施救助的方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助。她提供的不仅仅是“财”或者“物”，还有别的东西。打个比方，对于路上的行人来说，青爱工程不只是给他送一瓶水，或者几块钱，而是指一条路，发一部车。一般的慈善项目和救助是短暂的、一次性的，而青爱工程不是钱用完了就“散伙”，而是给参与者赋能，长期合作。
记者：现在全国的青爱小屋、青爱工程基地、青爱工作站等有多少？下一步还有哪些计划？
张银俊：青爱工程自2006年启动，截至2015年5月31日，已在全国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6个地区的大中小学援建青爱小屋553所，建立7家青爱工程基地，6家工作站，并于2010年资助成都大学开设了性教育辅修专业；建立1家1 1心联行动基地，3家1 1心联行动工作站。
前面做了十年，在20个省市的近600多所学校做了试点，找到了一条路子。青爱工程的总体目标，是“万间小屋，万方福田”。未来要做这么几件事情：
首先，做好每年12月5日的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2014年年底，顾明远等六位教育界和慈善界的“老兵”，向李克强总理递交了《万间小屋，万方福田——请克强总理关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支持青爱工程》的一封信。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很快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将艾滋病防治与性健康教育“合理结合”，指出性健康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要一课”。
今年2月8日，为落实总理批示，民进中央和青爱工程在全国政协礼堂，共同举办了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代表一致建议，每年12月5日定期举办座谈会，建立一个国家级平台。青爱将致力于将这个每年例行的座谈会，做成国家级、公益性、标志性的品牌活动。这是未来五年规划当中的一个重头戏。
其次，我们计划设立“青爱教育学院”项目，进行有组织、成建制的师资培训。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支自己的队伍，就无法实现项目建设的标准化。
此外，我们还计划使用互联网工具进行流程控制和项目管理，建设项目管理网站。大家能从这个网站上直观地了解，青爱小屋怎么做，如何做好，怎样申报。同时，从自身来说，要加强基金会理事会治理、项目管理和团队建设。我想，青爱工程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只有做好团队建设，走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路子，才能够实现青爱工程的使命和愿景。
记者：张主任（张银俊），近年来，艾滋病在我国青少年中蔓延的速度有加快的趋势，具体是怎样的情况，能为我们解读一下么？
张银俊：我们关注得比较多的是学校这一块。全国有60多万所公、私立学校，在校儿童、青少年3亿人，每年进入性成熟期的有2000万人。青爱工程2006年启动的时候，我们就提出：青少年的艾滋病防治，学校是基本面，性教育是主战场。十年来，我国青少年的艾滋病疫情，不幸以巨大的代价印证了以上判断。
2014年全国青少年感染者人数比2013年上升20%，学生这一块的增幅则是60%。也就是说，艾滋病在校园当中的传播速度，要比社会青年中的传播速度高三倍。
国内学生感染艾滋病超过100例的省份，2013年是5个，2014年是10个。2014年1月—10月，全国新发现艾滋病例8.7万例，主要经性传播，比例占91.5%。从全国看，经性传播比例占91.5%，其中异性传播占66%，同性传播占25%。而在学生当中，81.3%的新增感染者是通过男男同性传播的。2014年全国学生感染者的最小年龄是11岁。
除了艾滋病，青少年堕胎现象也极为严重。据权威报道，我国每年人工流产达1300万例，位居世界第一。其中25岁以下女性占50%，大学生为高发人群。
近几年，儿童遭遇性侵事件也频频曝光。2014年，被媒体公开的儿童性侵案件高达503起，平均0.73天就曝光1起。
针对这些社会问题，如果要总结原因，在我们看来，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不为”：中国学校的性教育工作在近几十年中，并无实质进展。一个是“勇为”：由于性教育的短板没有补上，形形色色的性文化主张蓬勃发展。其中，男男同性恋社群当中，奉行“去艾滋化”、“去风险化”策略，认为把艾滋和同性性行为相联，是对后者的“污名化”。于是在意识中，把艾滋病这回事给否定掉了。
记者：您为何会投身慈善事业，您做青爱工程的初衷是什么？
张银俊：我个人参与青爱工程的发起，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我大学毕业后在卫生部新闻处工作，先后参与了《健康大视野》等杂志的创办，以及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的创办。所以对于卫生工作、社会组织工作都不陌生，与政府、媒体打交道的机会也比较多。
从社会大背景来说，社会组织、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大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维度。换句俗话来讲，除了从政、做生意、做研究，中国还有一个新兴领域，个人可以通过做慈善、做社会组织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当中来。青爱工程就是属于这种性质。
青爱工程成立于2006年。2005年，国家通过“两免一补”政策，解决了希望工程所提出的时代课题：让每一个孩子上得起学。我们于2006年发起成立青爱工程，借鉴了希望工程的一些理念。所不同的是，希望工程是没有学校就盖一所学校，青爱工程则是在全国既有的学校当中增加一项功能。
我的初衷，说简单也非常简单。就是想构建一个路径，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学校性教育的问题，二是探索一条中国式的慈善道路。
记者：十多年的探索中，一定有很多艰辛和困难，您觉得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银俊：做这个项目，实话说困难不少。十年后我才发现，我和另一位发起人——李扁，在没有经济基础、没有政府拨款的情况下，两个普通社会青年，凭着一腔热血，搞了这么一个工作，完全是小马拉大车。所以能搞下来，靠得是一种天真、一种大愿，靠得是青爱工程的那个“责”字标。或者也可以说，像一些朋友讲的，靠得是“不知天高地厚”。这个十年，可谓九死一生。当初如果知道会遇到这么多困难，我们或许就不敢做了。因为整个社会对于性教育缺乏常识，也没有形成共识。青爱工程是用慈善手段来推动，但是艾滋病和性教育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容易让人感动，让人有立刻就捐款的冲动。艾滋病和性教育这个话题本身就很沉重、很复杂，指望社会捐款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这项工作真的太重要了，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我们面临着困难，但是也获得了很多支持。民进中央对我们的工作就给予了大力扶持。像教育大家顾明远先生，也始终支持我们。社会上还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很欣慰，越做越有信心。
记者：您刚才提到民进对青爱工程给予了大力支持，可否具体谈一下？
张银俊：我是民进会员，深感有组织是不一样的。我为自己属于这个集体而感到幸运。民进作为青爱工程的支持单位，长期以来，十分关注和支持青爱工程的发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原主席许嘉璐，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原常务副主席张怀西都是青爱工程的总顾问。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是青爱工程的首席顾问。
2014年年底，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与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签署框架协议，将民进中央对青爱工程的支持归口到社会服务部具体负责。站在青爱工程的角度看，是民进中央支持、孵化了青爱工程。启动伊始，民进中央的主席、常务副主席就担任总顾问，出席启动仪式，题词、讲话，为这个慈善项目的成长拓展生存空间。后来，随着项目的成长，民进中央把这个支持延续下来，持续十年，随着互动的加深，又从平台和机制建设、参政议政等多个方面给予更加具体的支持，促进项目的成熟、蜕变。
可以说，青爱工程自启动至今，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民进的大力支持。 记者：青爱小屋的“牌房师书课，社影讲家功”十项功能很有特点，是从什么样的出发点去考虑的？
张银俊：表面看是这样定义的：“牌”，是每间青爱小屋都有一块牌子，有唯一的编号，全国统一。实际上，牌是领导支持。“房”，是要有一个房间。根据学校情况，有十几平米的一间小屋，也有六百多平米、十几个房间的小屋。实际上，房是办公用地。“师”，是师资，每所学校安排至少一名专责教师负责青爱小屋的日常工作和活动开展。实际上，师是专业志愿团队。“书”，是图书，每所青爱小屋都配备了供老师、家长、学生阅读和使用的图书，为青爱教育提供专业、科学的基础。实际上，书是专业基础。“课”，即开展课题研究，进行课堂教学，如学科渗透课、专题课和活动课，形成课程体系。实际上，课是主阵地。如此等等。
这十项功能，是为了实施五个方面的教育。为什么设计得比较复杂？因为就性教育而言，不是单因素的事情，必须多因素协同考量。过去有一段时期，大家认为性教育搞不起来，是缺师资、缺教材、缺课时。所以有一段时间，全国掀起一股编性教育教材的风潮。十几个省市都编了，但都没有用起来。为什么？因为没有教师教。性教育涉及的学科不少，传统学科的教师承担不了。比如，学生物的教师教不了其中的心理学、社会学的内容。即使教师能教，但学校不排进课表，不计工作量，也还是无法持续。
因此，必须把有关的种种因素都考虑进来，而且让它们互相生成，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有生命活力、有成长性的机制。
记者：青爱工程实施救助的方式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些青爱工程开展的活动吗？
张银俊：云南省盈江县，地处中缅边境，是一个深受毒品、艾滋病严重侵害的地区，全县艾滋孤儿1000多人。2012年，我们在云南省盈江县建立了青爱工程工作站，这是青爱工程支持当地社会组织成立的一个县级的分支机构。青爱工作站成立以来，当地40所中小学实施青爱小屋项目，按照青爱小屋十项功能的总要求开展了系列活动。
2014年，该县40所青爱小屋学校共对教师志愿者进行青爱小屋知识培训讲座124场，1325人次参与。各学校还成立了青爱教研组。开展班级读书活动217次，借阅书籍32450人次。编印校园禁毒防艾、性健康教育专刊98期。开展400余场性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防艾教育和感恩教育等专题教育活动，培训学生近4万人次。开展社团及户外活动89次，参与学生32310余人次。对家长进行青爱小屋知识宣讲培训37场，参与3250人次。开展学生感恩教育活动231次。走访贫困学生家庭1342次，走访贫困学生1432名。那可是一家一家走访。累计向各方募集资金近340万元，物资折价576万元，这些都及时发放到贫困学生、艾滋致孤家庭、困难及残疾人群手中。
青爱工程还在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的4所学校，设立6个“青爱班”，与县教育局合作，对300名受艾滋病影响的特困儿童进行集中管理，负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还有四川省汶川县第一小学，成立了由13位教师参与的“青爱教研组”，开发出性健康教育课30多节。成都市龙泉驿第七中学，以青爱小屋建设为龙头，引入3位专职教师，后续有80多位教师参与小屋工作。青爱小屋的助力，为学校带来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办学声誉的提高、全国各地学校的观摩交流和媒体的采访报道，并获得政府部门资金支持近30万元。
江苏省江阴市从2013年开始启动青爱工程项目，第一期建了10所青爱小屋，现在达到了40所。在今年2月8日举办的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江阴市政协副主席、教育局局长、青爱工程江阴基地主任陈兴初说，江阴通过青爱工程传递了“爱是教育的灵魂”的理念，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锻炼了一批心理健康教师，打响了品牌，通过青爱工程让十万家长进入到家长课堂。各地做的工作，让我们受到很大鼓舞，这个事情，停不下来。
青爱工程实施救助的方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助。她提供的不仅仅是“财”或者“物”，还有别的东西。打个比方，对于路上的行人来说，青爱工程不只是给他送一瓶水，或者几块钱，而是指一条路，发一部车。一般的慈善项目和救助是短暂的、一次性的，而青爱工程不是钱用完了就“散伙”，而是给参与者赋能，长期合作。
记者：现在全国的青爱小屋、青爱工程基地、青爱工作站等有多少？下一步还有哪些计划？
张银俊：青爱工程自2006年启动，截至2015年5月31日，已在全国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6个地区的大中小学援建青爱小屋553所，建立7家青爱工程基地，6家工作站，并于2010年资助成都大学开设了性教育辅修专业；建立1家1 1心联行动基地，3家1 1心联行动工作站。
前面做了十年，在20个省市的近600多所学校做了试点，找到了一条路子。青爱工程的总体目标，是“万间小屋，万方福田”。未来要做这么几件事情：
首先，做好每年12月5日的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2014年年底，顾明远等六位教育界和慈善界的“老兵”，向李克强总理递交了《万间小屋，万方福田——请克强总理关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支持青爱工程》的一封信。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很快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将艾滋病防治与性健康教育“合理结合”，指出性健康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要一课”。
今年2月8日，为落实总理批示，民进中央和青爱工程在全国政协礼堂，共同举办了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代表一致建议，每年12月5日定期举办座谈会，建立一个国家级平台。青爱将致力于将这个每年例行的座谈会，做成国家级、公益性、标志性的品牌活动。这是未来五年规划当中的一个重头戏。
其次，我们计划设立“青爱教育学院”项目，进行有组织、成建制的师资培训。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支自己的队伍，就无法实现项目建设的标准化。
此外，我们还计划使用互联网工具进行流程控制和项目管理，建设项目管理网站。大家能从这个网站上直观地了解，青爱小屋怎么做，如何做好，怎样申报。同时，从自身来说，要加强基金会理事会治理、项目管理和团队建设。我想，青爱工程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只有做好团队建设，走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路子，才能够实现青爱工程的使命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