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直译被看作与意译相对立的翻译方法， 一直倍受翻译家们的探讨与争论。然而焦菊隐教授却提出：直译是意译的更高阶段，基于此观点以及翻译标准“忠实”的意义，从而引出采用直译不仅是对源语文化的“忠”，而且是对语文化的尊重。并且采用直译法是保证文化健康交流之道。
【关键词】：直译；源语文化；文化交流
一、翻译的本质
美国的思想家库恩 指出，一套语言体系是一双在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巨掌，以自己的隐喻和词语内涵执掌世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本质就是世界存在于语言之中，即“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如果说前者是人类交际工具的“小言”，那么后者则是本体论意义的“大言”。而“小言”则是“大言”的表征（赵彦春，2004）。因此，翻译是两套不同体系的符码之间的转换，更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等深层内容的转换。尽管如此，人类语言的形式—功能体系虽然千差万别，总体上看却是可以相互翻译的，因为这些语言都是表征我们共同的世界，而且所有人类的生物基础基本相同，生存环境和认知对象也相同，因此无论是语言还是语言所负载的文化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共同之处和共通之处，也正是这些共同之处和共通之处使翻译成为可能。
雅克布森将人类思维分为两大基本方式：隐喻与换喻。所谓隐喻，指的是选择与替换；所谓的换喻指的是联系与创造。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视为隐喻的过程，即一种语言中的字词、语法结构、文化标记、文字形式等为另一中语言中的相应成分所代替。也就是说：译语语篇是源语语篇在译语文化中的再现，翻译是源于语篇在目的语语篇中的投射（赵彦春，2004）。
二、翻译的标准 —“忠实”的意义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翻译中“忠”的问题，是中西译论的核心议题。从翻译诞生开始以及在以后两千年左右的漫长翻译实践中，“忠实”问题就一直相伴中西翻译家。他们的“忠实”观在翻译历史长河中对人们的翻译实践起到了不可磨灭、无以替代的作用。中国翻译史上的翻译家从古代的支谦、玄奘， 近代的严复，现代的鲁迅、陈西滢，到当代的傅雷、钱钟书、王左良，以及西方翻译史上的翻译家，他们大都有过大量的翻译经验（即便是像奈达这样翻译实践较少的理论家也参照《圣经》翻译的实践过程进行研究的），他们的翻译理论的侧重点主要放在翻译方法和技巧的研究上，例如，支谦所谓“因循本质，不加文饰”，说的就是“忠”的方法，玄奘的所谓“五不翻”，则更是谈论忠实于原文的问题。就连一代译论宗师严复，他的著名三字原则“信、达、雅”也是谈“忠”的问题。钱钟书则提出了“化境说”，就像原作“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的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
三、直译是意译的更高阶段
直译与意译作为翻译的方法一直倍受翻译家与学者们的关注、探讨、与争论。很多程度上我们所谓的“直译”是与“意译”相对的一种译法。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直译”就是只表现原文的的形式与内容，不对其进行意义的转换，容易产生偏差，容易拘泥原文，造成译文的晦涩和生硬。因此要求达到意译的层次。而我国50年代的翻译家焦菊隐则提出：直译是意译的更高阶段。
在他所提出的“思想过程”的问题中，他认为：意译就是能做到把原作的思想与情感化为译者自己的。然后用译者的“说法”，译者自己的态度、表现方法、文字形象的组织法和自己的笔调，把那个思想和感情重新写出来。也就是说，只做到意念联立和整体的传达，而放弃形象的联立和意念的重心。因此，译者的笔调、态度、和表现方法，往往因为和原著的精神不合，很难不因形象而歪曲了它的内容。而“直译”则是让意念联立关系之表现，服从与原文作者的思想过程，和所以产生这个思想过程的民族、地区、意识形态、立场、态度、精神、重点和风格等等。作者的思想的出发点、重心和情感的分寸，原来是用怎样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必须在译文里尽量予以保存。总之，直译是以原作的思想与情感的整体以及其活动与发展过程为中心的，这是必须直接传达出来的，至于服从于这个中心之下的个别句子、个别字与片语，却可以自由意译，但在中心的要求必须是直译的条件下尽量直译（陈福康，2002）。
同时，从“价值相等”的角度他也对直译和意译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当你译孤立的句子的时候，你要辨清原文句子里字或字群的相对价值，用价值相等的中文去翻译。等到你把全篇句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深深抓住原文的主题，思想与情绪，根据你所消化了的意念联立关系的“整体”精神，去修正每一句的译法和句群的译法，使每一句，每一句群，都能为这个思想与情感的“整体”服务。做到这个程度，便是意译。进一步掌握原作者的思想过程，领悟他的意识形态，立场，态度，精神，民族与地方的特征的色彩，情感的波动，和他人的特殊表现方法及其重心，然后使意念的联立关系，即每一句每一字的译法，都服务于这思想的过程上，那便是直译（陈福康，2002）。
因此，我们可以说直译是对源语意义的深刻的，完整的转述。有些人认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便于符合译语文化及语言特点，我们应该采用意译。但是，从翻译作为一门“二度创造的艺术”来说，我们需要给读者的是以一种新知识、新文化、新视野，就算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也是要看到新内容，看到异国的、与本国不同的风情、艺术等。
四、直译是对源语文化的“忠”
当今，西方文化交流频繁，众多译者努力使大量外国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作品和著作译介进来，读者对西方文化和西方语言的了解和了解的水平也已大大提高，我们需要更接近原文的特点的译文，更具有原文文法与句法结构特点的译文，哪怕行文看起来不流畅，不优美，不让人一下子习惯，因为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主题和情节有差异，有时候无法直接“直译”，但是它也许可以吧一个更大的思考空间提供给读者，去要求读者主观上更进入作品，更发挥自己的思考能力。另外，从跨文化的角度來讲，在翻译过程中试图拒绝接受“异质他者”是一种徒劳，文化交流的意译在于通过对“异质他者”的了解和借鉴，更好地认识、丰富和发展自身，因此，翻译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基础上，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对话”（邓志辉，2006）。相反，在译文中涂上一层浓厚的译语文化的色彩，就会背离翻译传播异族和异语文化的目的。因此王东风在《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一文中警示，翻译不能得“意”而忘“形”，翻译应尽量保持原作的“陌生化”诗学，保留“洋味”（王东风，2001）。过分地迁就译文读者的文化，就会造成对源语文化的不忠和扭曲，多少有点“张冠李戴”的毛病。因此，只有忠于源语文化，才能保证译语文化受到同样的尊重。翻译只有尊重文化才能走上交流的健康之道。
五、结论
然而，近年来翻译界出现了一种病态，理论观点脱离原作，误译、误读，甚至为了便于传播和被接受，从而客观上助长，甚至是教唆译文质量的下降。因此，译者应该加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及理论各方面的修养，采用更为合适、恰当的翻译方法，最大程度上保持对文化的忠实与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了解各国、各行业真实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语言文化、科技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的、哲学的，价值观的等）文化、企业文化等等。这样文化才能有效的交流，社会才会迅速的进步，翻译的真正意义才会得到体现。
参考文献：
[1]陈新良.论“忠实”作为翻译标准及其意义[J].四川外语学报， 2007（02）：125-9.
[2]邓志辉.跨学科语境中的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6（01）：36
彭正银.“意”译的本质—“变”与“不变”之间[J].四川外语学报， 2005（05）：129-32.
[3]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2004（06）.
[4]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J].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关键词】：直译；源语文化；文化交流
一、翻译的本质
美国的思想家库恩 指出，一套语言体系是一双在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巨掌，以自己的隐喻和词语内涵执掌世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本质就是世界存在于语言之中，即“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如果说前者是人类交际工具的“小言”，那么后者则是本体论意义的“大言”。而“小言”则是“大言”的表征（赵彦春，2004）。因此，翻译是两套不同体系的符码之间的转换，更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等深层内容的转换。尽管如此，人类语言的形式—功能体系虽然千差万别，总体上看却是可以相互翻译的，因为这些语言都是表征我们共同的世界，而且所有人类的生物基础基本相同，生存环境和认知对象也相同，因此无论是语言还是语言所负载的文化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共同之处和共通之处，也正是这些共同之处和共通之处使翻译成为可能。
雅克布森将人类思维分为两大基本方式：隐喻与换喻。所谓隐喻，指的是选择与替换；所谓的换喻指的是联系与创造。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视为隐喻的过程，即一种语言中的字词、语法结构、文化标记、文字形式等为另一中语言中的相应成分所代替。也就是说：译语语篇是源语语篇在译语文化中的再现，翻译是源于语篇在目的语语篇中的投射（赵彦春，2004）。
二、翻译的标准 —“忠实”的意义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翻译中“忠”的问题，是中西译论的核心议题。从翻译诞生开始以及在以后两千年左右的漫长翻译实践中，“忠实”问题就一直相伴中西翻译家。他们的“忠实”观在翻译历史长河中对人们的翻译实践起到了不可磨灭、无以替代的作用。中国翻译史上的翻译家从古代的支谦、玄奘， 近代的严复，现代的鲁迅、陈西滢，到当代的傅雷、钱钟书、王左良，以及西方翻译史上的翻译家，他们大都有过大量的翻译经验（即便是像奈达这样翻译实践较少的理论家也参照《圣经》翻译的实践过程进行研究的），他们的翻译理论的侧重点主要放在翻译方法和技巧的研究上，例如，支谦所谓“因循本质，不加文饰”，说的就是“忠”的方法，玄奘的所谓“五不翻”，则更是谈论忠实于原文的问题。就连一代译论宗师严复，他的著名三字原则“信、达、雅”也是谈“忠”的问题。钱钟书则提出了“化境说”，就像原作“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的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
三、直译是意译的更高阶段
直译与意译作为翻译的方法一直倍受翻译家与学者们的关注、探讨、与争论。很多程度上我们所谓的“直译”是与“意译”相对的一种译法。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直译”就是只表现原文的的形式与内容，不对其进行意义的转换，容易产生偏差，容易拘泥原文，造成译文的晦涩和生硬。因此要求达到意译的层次。而我国50年代的翻译家焦菊隐则提出：直译是意译的更高阶段。
在他所提出的“思想过程”的问题中，他认为：意译就是能做到把原作的思想与情感化为译者自己的。然后用译者的“说法”，译者自己的态度、表现方法、文字形象的组织法和自己的笔调，把那个思想和感情重新写出来。也就是说，只做到意念联立和整体的传达，而放弃形象的联立和意念的重心。因此，译者的笔调、态度、和表现方法，往往因为和原著的精神不合，很难不因形象而歪曲了它的内容。而“直译”则是让意念联立关系之表现，服从与原文作者的思想过程，和所以产生这个思想过程的民族、地区、意识形态、立场、态度、精神、重点和风格等等。作者的思想的出发点、重心和情感的分寸，原来是用怎样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必须在译文里尽量予以保存。总之，直译是以原作的思想与情感的整体以及其活动与发展过程为中心的，这是必须直接传达出来的，至于服从于这个中心之下的个别句子、个别字与片语，却可以自由意译，但在中心的要求必须是直译的条件下尽量直译（陈福康，2002）。
同时，从“价值相等”的角度他也对直译和意译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当你译孤立的句子的时候，你要辨清原文句子里字或字群的相对价值，用价值相等的中文去翻译。等到你把全篇句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深深抓住原文的主题，思想与情绪，根据你所消化了的意念联立关系的“整体”精神，去修正每一句的译法和句群的译法，使每一句，每一句群，都能为这个思想与情感的“整体”服务。做到这个程度，便是意译。进一步掌握原作者的思想过程，领悟他的意识形态，立场，态度，精神，民族与地方的特征的色彩，情感的波动，和他人的特殊表现方法及其重心，然后使意念的联立关系，即每一句每一字的译法，都服务于这思想的过程上，那便是直译（陈福康，2002）。
因此，我们可以说直译是对源语意义的深刻的，完整的转述。有些人认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便于符合译语文化及语言特点，我们应该采用意译。但是，从翻译作为一门“二度创造的艺术”来说，我们需要给读者的是以一种新知识、新文化、新视野，就算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也是要看到新内容，看到异国的、与本国不同的风情、艺术等。
四、直译是对源语文化的“忠”
当今，西方文化交流频繁，众多译者努力使大量外国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作品和著作译介进来，读者对西方文化和西方语言的了解和了解的水平也已大大提高，我们需要更接近原文的特点的译文，更具有原文文法与句法结构特点的译文，哪怕行文看起来不流畅，不优美，不让人一下子习惯，因为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主题和情节有差异，有时候无法直接“直译”，但是它也许可以吧一个更大的思考空间提供给读者，去要求读者主观上更进入作品，更发挥自己的思考能力。另外，从跨文化的角度來讲，在翻译过程中试图拒绝接受“异质他者”是一种徒劳，文化交流的意译在于通过对“异质他者”的了解和借鉴，更好地认识、丰富和发展自身，因此，翻译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基础上，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对话”（邓志辉，2006）。相反，在译文中涂上一层浓厚的译语文化的色彩，就会背离翻译传播异族和异语文化的目的。因此王东风在《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一文中警示，翻译不能得“意”而忘“形”，翻译应尽量保持原作的“陌生化”诗学，保留“洋味”（王东风，2001）。过分地迁就译文读者的文化，就会造成对源语文化的不忠和扭曲，多少有点“张冠李戴”的毛病。因此，只有忠于源语文化，才能保证译语文化受到同样的尊重。翻译只有尊重文化才能走上交流的健康之道。
五、结论
然而，近年来翻译界出现了一种病态，理论观点脱离原作，误译、误读，甚至为了便于传播和被接受，从而客观上助长，甚至是教唆译文质量的下降。因此，译者应该加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及理论各方面的修养，采用更为合适、恰当的翻译方法，最大程度上保持对文化的忠实与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了解各国、各行业真实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语言文化、科技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的、哲学的，价值观的等）文化、企业文化等等。这样文化才能有效的交流，社会才会迅速的进步，翻译的真正意义才会得到体现。
参考文献：
[1]陈新良.论“忠实”作为翻译标准及其意义[J].四川外语学报， 2007（02）：125-9.
[2]邓志辉.跨学科语境中的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6（01）：36
彭正银.“意”译的本质—“变”与“不变”之间[J].四川外语学报， 2005（05）：129-32.
[3]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2004（06）.
[4]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J].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